辽代妇女婚姻特点及女性社会群体研究

辽代妇女的结婚年龄大多在十二至二十一岁之间，辽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即齐天后，“年十二，美而才，选入掖庭”^[1]。《陈□妻曹氏墓志（甲）》（咸雍六年）载：“（曹氏）二十有一岁而归于陈公。”^[2]辽代妇女婚姻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是辽代婚姻的特点。通过对辽代妇女婚姻的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三个特点：门当户对，民族融合，在辽代中后期离婚和再嫁自由转向保守。

一、门当户对

辽代王族惟与后族通婚体现了门当户对的特点。契丹族本没有姓氏，而是用所居地名作为称呼，婚嫁不论远近，“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没里，以汉语译之，谓之耶律氏。复赐后族姓萧氏”^[3]。从此，契丹族有了真正的姓氏，终辽一代，契丹族也只有耶律和萧两姓。

辽代的皇族表^[4]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耶律姓都是皇族，辽代的皇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范围。如辽初的二院皇族到圣宗时期已基本退出了皇族的范围。同样，并不是所有的萧姓都是后族，辽代的后族也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

辽代的后族，即有世预皇后资格的家族。“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己。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己、述律三族皆为萧姓。拔里两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己两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部。三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国舅帐为一，与别部为二。此辽外戚之始末也”^[5]。

在辽代，“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体现出皇族和后族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通过《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的记载看，辽代的皇后除了辽世宗的皇后甄氏是后唐宫人以外，其他皇后都出自后族萧氏。太祖皇后述律平其先回鹘人糯思，太祖朝赐姓萧氏；太宗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萧温是太祖皇后述律平的弟弟萧室鲁之女，第二位皇后萧氏是辽兴军节度使萧延思之女；世宗的第一位皇后甄氏是后唐宫人，第二位皇后萧撒葛只是太祖皇后述律平的弟弟阿古只之女；穆宗皇后萧氏是内供奉翰林承旨萧知璠之女；景宗皇后萧绰是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圣宗三后，第一位皇后萧氏出身不详，第二位皇后萧菩萨哥是景宗皇后萧绰的弟弟隗因之女，第三位皇后萧耨斤是辽太祖皇后述律平的弟弟阿古只五世孙；兴宗两后，第一位皇后萧三姐是驸马都尉匹里之女，第二位皇后萧挞里是圣宗皇后萧耨斤的弟弟孝穆之长女；道宗两后，第一位皇后萧观音是圣宗皇后萧耨斤的弟弟枢密使萧惠之女，第二位皇后萧坦思是驸马都尉萧霞抹之妹；天祚皇后萧夺里懒是宰相萧继先五世孙。所以，大多数皇后都出身于后族名门之秀。通过《辽史·公主表》中的记载，发现辽代皇后所生的公主，所嫁驸马皆为后族萧姓子弟，进一步体现了王族与后族通婚的固定性。辽圣宗在开泰八年（1019年）十月，“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6]。此时，横帐三房即是辽代皇族的核心，辽圣宗规定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说明辽代皇族婚姻门当户对的特点在圣宗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辽代，士大夫阶层的婚姻也体现着门当户对的特点。世家大族韩知古家族，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家族成员的娶嫁大多以后族萧氏为主，韩匡嗣之妻为萧氏，其一女嫁给景宗皇后萧绰的弟弟萧猥恩（萧道宁），即后来圣宗皇后萧菩萨哥的父母亲；另一女嫁给太祖皇后述律平的弟弟室鲁的后代萧罕。韩匡美三娶均为萧氏，韩德威的前后夫人皆为萧氏，韩元佐先娶枢密使萧孝穆女，后娶北宰相萧善宁女。韩瑜始娶和继室均为萧氏。大安九年《张匡正墓志》记载，张匡正“娶于本郡江夏郡黄氏，而生五男三女：长男小字小哥，次伴叔，皆不幸早逝。次文纪，娶长沙郡秦氏，充州衙孔目院前行。次文震，娶太原郡王氏。次文藻，娶武威郡贾氏。长女适在州彭城郡刘文保，次适河内郡常文翰，次适武定军陇西郡李奇，皆豪族富戚，为之枝叶，蔚蔚然根本之所资助也”^[7]，道出了辽代婚姻中门当户对的实质和目的。

二、民族通婚

（一）辽太祖时期拉开了民族间通婚的序幕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攻略活动，唐天复二年（902年），耶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今山西北部），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8]。唐天佑二年（905年），耶律阿保机进兵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9]。在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对外扩张的数量和规模更趋扩大。耶律阿保机称帝的第九年（915年），曾有“幽州（今北京）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10]。神册四年（919年），“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11]。神册六年（921年），辽太祖“分兵略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12]。天赞元年（922年）四月，“攻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一月，“命皇子尧骨（太宗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13]。天赞二年（923年）闰四月，“庚辰，尧骨抵镇州。壬午，拔曲阳。丙戌，下北平”^[14]。天赞三年（924年）正月，“遣兵略地燕南”，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15]。战争使得其他民族的人民进入辽境，为了增加人口，政府实施一系列的婚姻政策，互为婚配，自此，拉开了各民族间通婚的序幕。

随着辽对中原及东北地区的扩张和兼并，大量的汉族人或被俘，或流亡，或归降，涌入辽境。在对待这些汉人问题上，辽太祖在建国之前就采纳了谋臣韩延徽的建议，依照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16]。说明在辽建立之初，为汉人“定配偶”，只在汉族内部进行。

辽政府在对待奚族的问题上，因奚族与契丹同出于东部鲜卑宇文部，历史上称他们“异种同类”，所以耶律阿保机以武力和招抚并用的手段兼并了奚族。由于奚族与契丹族患难与共的兄弟关系，辽太祖对奚王之众采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的民族政策。^[17]《辽史》中认为，这是辽太祖有帝王之度的表现之一。将奚王之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族，奚王府由奚人担任大王，并允许奚族“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婚，因附姓述律氏中”^[18]。辽圣宗十女十哥（白氏生）就嫁给奚王萧高九，这种对奚族的特殊政策，使奚族享有与后族同样的待遇。所以辽在建国初期，境内的汉人只和汉人进行通婚，辽代民族间通婚只限于契丹和奚族之间，但是已经拉开了各民族通婚的序幕。

（二）辽太宗时规定契丹授汉官者可与汉人通婚(www.xing528.com)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遣使“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19]。随着辽政府取得对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后，所授汉官人数增加，遂于会同三年（940年）十二月，“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20]。说明在辽建立政权后不久，已经开始了契丹族和汉族的通婚，但是只允许授汉官的契丹官员才可以与汉人通婚。

（三）辽兴宗时期允许四姓通婚

辽建国后，除奚族“世与辽人为婚”以外，契丹族与渤海族间也开始在统治阶级上层之间进行通婚，东丹王耶律倍妃大氏，景宗有一渤海妃，圣宗一妃大氏，所生的公主又嫁给了渤海人大力秋。契丹族和汉族之间的婚姻除了辽太宗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外，辽景宗四女淑哥（渤海妃生）嫁给汉人卢俊，辽圣宗九女八哥（白氏生）和十一女擘失（白氏生）分别嫁给世家大族河间刘氏的刘三嘏和刘四端兄弟，说明契丹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也开始在统治阶级上层之间进行。因此，辽代除了契丹族和奚族之间在辽建国后就进行广泛的民族通婚外，契丹族和渤海族、契丹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只在统治阶级上层之间进行，辽代各民族之间广泛的通婚就更谈不上了。各民族之间互不通婚的现象在辽代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据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记载：“契丹人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据其窟穴，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衣服饮食言语，各从其俗。凡四姓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所谓“四姓”，专指契丹、奚、汉、渤海四族，也泛指辽朝境内的各民族。韩绍芳，兴宗朝谋臣，重熙间参知政事，加兼侍中。^[21]说明直到辽兴宗时期，政府才允许和鼓励四姓通婚，这一政策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

三、离婚再嫁从自由趋向保守

辽建立于唐朝灭亡后不久，北宋政权建立后与辽形成南北对峙，研究辽代妇女的离婚再嫁和贞节观问题，我们先看看唐代和宋代妇女的离婚和再嫁及贞节观。朱熹认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22]。陈东原也认为唐代妇女的贞节观念淡薄。“贞节观念，唐时尚不甚注重，故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三嫁者四人，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肃宗女一（俱详《新唐书·公主传》）。公主再嫁，还可以说是挟其势位，不足为怪。韩愈的女儿，先适李氏，后嫁樊宗懿，足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至于杨志坚妻之请离，则更表示社会有离婚改嫁的习俗了”^[23]。宋代社会对妇女离婚再嫁的态度，陈东原认为：“贞节观念虽经程朱的奖劝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24]

在辽代前期，社会对妇女的离婚再嫁是普遍认可的，政府也没有对妇女的离婚和再嫁做出限制，《辽史·公主表》记载的第一个离婚和再嫁的公主是辽景宗第四女淑哥，“乾亨二年下嫁卢俊。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离婚，改适萧神奴”^[25]。所以在辽代中前期，妇女可以自己提出离婚和再嫁，这是辽代妇女在婚姻上自由的体现。

辽代中期，辽圣宗对命妇寡居给予奖励和对命妇再嫁进行禁止。统和元年（983年）四月，“诏赐物命妇寡居者”。辽圣宗后又在开泰六年（1017年）四月“禁命妇再蘸”。命妇，《通典·职官典注》载：“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26]辽代的命妇之制也分为内命妇和外命妇。内命妇之制始于太祖朝，基本仿效唐制，妃嫔有贵妃、惠妃、德妃、元妃、文妃、丽仪、淑仪、昭仪、顺仪、芳仪、和仪等封号，女官有尚寝、尚服、尚功、尚仪等职位。外命妇制度也始于太祖朝。太祖即位第五年，皇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等欲谋反，安端的妻子粘睦姑知道后告密于太祖，使这次谋反没有造成伤害。事后，太祖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27]唐代的外命妇之制，封赠公主以下至五品以上高官母、妻及本人有特殊功业或地位者。所以，这可以看作是太祖仿唐制，将告密有功的粘睦姑封为晋国夫人。辽代的外命妇之制在太宗朝得到完善，与唐制几乎完全相同，有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及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一类的封号。

辽圣宗虽然颁布了“禁命妇再蘸”，但是辽代皇族公主离婚和再嫁依然频繁发生，圣宗次女岩母堇，离过三次婚，结四次婚，每次离婚基本上因为夫妻关系不和谐，公主开始“下嫁萧啜不，改适萧海里，不谐，离之。又适萧胡覩，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萧惠”^[28]。圣宗八女长寿，“封临海郡主，进封公主。下嫁大力秋。驸马都尉大力秋坐大延琳事伏诛，改适萧慥古”^[29]。后来的辽兴宗长女跋芹，“封魏国公主，重熙末，徙封晋国，加长公主。下嫁萧撒八。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清宁初，改适萧阿速。以妇道不修，徙中京，又嫁萧窝匿”^[30]。到辽朝后期，道宗三女特里，“封越国公主，乾统初，进封秦晋国大长公主。徙封梁宋国大长公主。下嫁萧酬斡。大康八年，以驸马都尉萧酬斡得罪，离之。大安初，改适萧特末”^[31]。辽代皇族中的公主，在辽圣宗颁布“禁命妇再蘸”后，离婚和再嫁之风依然盛行，是辽代社会妇女在婚姻上比较自由的表现。

辽圣宗颁布的“禁命妇再蘸”，只是禁止命妇再嫁，并没有禁止其他妇女再嫁。即便是命妇，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宋人文惟简在《虏廷事实》记载：“虏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归宗，则兄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32]辽圣宗在秦晋国妃萧氏的丈夫耶律隆庆去世后，逼耶律隆庆的儿子耶律宗政娶其继母，但耶律宗政“辞以违卜，不即奉诏”^[33]。秦晋国妃后嫁刘二玄。^[34]在辽天祚帝天庆二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铭》中记载，张馆的妹妹“先适閤门祇候左班殿直韩秉信，早逝”，后“再适守卫尉少卿”^[35]。说明辽代妇女的离婚或再嫁还是相对自由的。

辽圣宗颁布的“禁命妇再蘸”，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禁止命妇的再嫁，但是对辽代中后期妇女的婚姻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的妇女在丈夫死后，有的秉着“夫妇之道，如阴阳表里。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里无所附”的理念直接追随而去。《辽史·列女传》所记的耶律术者妻萧氏和耶律中妻萧氏即是其中的代表。耶律术者妻萧氏在丈夫死后“自刃而卒”。耶律中妻萧氏，在丈夫以死报国后，“挼兰（即耶律中妻）悲戚不形于外，人怪之。俄跃马突出，至中死所自杀”^[36]。有的自愿守节，如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大安三年秋七月，王（耶律弘世）薨，归附于庆陵之善地。妃既违偕老，以哀恳闻上，请庐于王之窆所，是其愿也”^[37]。当时的道宗皇帝对她的这种行为也是肯定的。萧德恭妻耶律氏在丈夫死后“坚持素节”，终未再嫁，于乾统十年五月十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38]。有的由于对丈夫的死哀伤过度，导致寝疾，也相继去世。辽圣宗太平七年耶律遂正薨，夫人曰：“生则异室，死则同穴。存则与子偕老，没则携手同归。”并且于当年七月二十一日薨。^[39]可见，辽代中后期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大多都遵守妇道，矢志守节。

纵观辽代妇女的婚姻，门当户对是辽代婚姻不变的准则；各民族之间通婚范围的扩大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在辽代中前期，妇女离婚和再嫁的频繁发生，是辽代妇女在婚姻上自由的表现。辽圣宗颁布“禁命妇再蘸”后，虽然并没有能够完全禁止命妇的再嫁，但是对辽代中后期妇女的贞节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代妇女的婚姻观从离婚和再嫁自由趋向保守。

辽政府对淫乱者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刑法规定“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40]。辽穆宗应历末年，宁王只没“与宫人私通，上闻，怒，榜掠数百，刺一目而宫之，系狱，将弃市”^[41]，景宗即位后才得以释放。世宗和穆宗是堂兄弟，只没是世宗皇帝的儿子，他和宫女私通的后果就是被拷打了数百下，刺瞎一目后又处以宫刑，对于皇族的人淫乱的处罚尚且如此严厉，可以想见，对于平民百姓淫乱的处罚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辽圣宗时，“有讼宰相刘慎行与子妇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42]。辽代对淫乱的严惩，体现了辽政府对合法婚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