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妇女的妇道教育研究成果

一、辽政府对妇道的倡导

辽朝刚建立时，虽然太祖确定了尊儒的文化政策，但由于国内外局势动荡，连年用兵，故礼文尚疏。“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31]，随后太宗克晋后，才稍用汉礼，但此时辽朝的礼文之制依然尚未完善。到辽穆宗时，“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32]，继承太宗的政策，明确用汉族的礼文制度。因此《辽史》评价曰：“太祖、太宗经理疆土，擐甲之士岁无宁居，威克厥受，理势使然也。子孙相继，其法互有轻重，中间能审权宜，终之以礼者，以景、圣二宗为优耳。”^[33]

到圣宗时，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随着辽代国内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在辽代中后期，政府开始在上层妇女中提倡妇道，注重妇女自身的道德修养。辽圣宗在统和元年（983年）四月“诏赐物命妇寡居者”^[34]，鼓励命妇守节。开泰六年（1017年）四月又颁布“禁命妇再蘸”^[35]，明确规定命妇必须守节，禁止再嫁。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5年）“定公主行妇礼于舅姑仪”^[36]，公主是上层妇女的代表，她们的言行直接影响其他上层妇女，甚至整个辽代的妇女，所以有必要规范公主的言行。后来的事实表明，虽然辽代并没有完全禁止住命妇再嫁，但是对于不守妇道的命妇还是给予了处罚，公主也不例外。兴宗长女跋芹因为不守妇道，就受到了惩罚，她先“下嫁萧撒八，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清宁初，改适萧阿速。以妇道不修，徙中京”^[37]。辽代还专门设置机构主管皇族的政教，辽太祖时设置大剔隐司，“掌皇族之政教”^[38]。重熙二十一年（1053年），“耶律义先拜惕隐，戒族人曰：‘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见中表，必具礼服。义先以身率先，国族化之”^[39]。政府在礼仪方面的规定和对贵族妇女守节的要求，加强了整个辽代妇女的妇道意识。

二、家庭对妇女的妇道教育

辽代妇女的妇道教育除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外，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至中后期，妇道教育在妇女家庭教育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贵族家庭妇女的妇道教育有的直接来自于其姆，即女师。贵族女子在未出嫁前大都要接受姆教，以显示其良好的出身。耶律琮的夫人“爱日闺门，专承姆教”^[40]。《秦国太妃墓志》（重熙十四年）记载：秦国太妃的女儿“德备言容，禀良箴于姆传”^[41]。姆教的主要内容是女子的礼仪规范和道德教育以及女工等家务劳动。《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统和十一年）明确记载：“夫人淑善之道，遐迩咸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备矣。”^[42]可见，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是一位女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妇德，其核心内容即是守妇道。具备了此四者的女子才能赢得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这也是家庭中姆教的方向。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请女师来教育女子，大部分女子的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的影响。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备矣的优秀女子，故其诸女“仪标婉娈，性禀柔闲。克扬邦媛之风，允得家人之美”^[43]。

无论是姆教还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其主要目的都是把女子培养成在室孝于父母，出嫁内助其夫，柔顺事舅姑，圣善训诸子，恪守妇道的贤良女子。

三、妇道教育对辽代妇女的影响

由于辽代儒家文化的传播，政府对妇道的倡导和家庭对妇女妇道的教育，在辽代中后期，社会上注重用妇道来要求和评价妇女。在《辽史·列女传》中共记载了五位妇女，虽然《辽史》评介她们是贤女二、列女三，但是从各自的传中可以看出，她们都无一例外地遵从妇道，是辽代妇女的楷模。邢简妻陈氏，“论者谓贞静柔顺，妇道母仪始终无慊云”^[44]。耶律常哥“自洁不嫁，居闺阃之内而不忘忠其君”^[45]。耶律奴之妻萧意辛，当丈夫受诬陷要被流放乌古部时，皇上认为她是公主之女，想让她离婚免于流放，萧意辛拒绝道：“陛下以妾妄葭莩之亲，使免流窜，实天地之恩。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妾自笄年从奴，一旦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幸陛下哀怜，与奴俱行，妾即死无恨！”^[46]萧意新认为她若是在丈夫有难时弃他而去是违背纲常之道的。纲常之道正是儒家禁锢妇女的理论基础。耶律术者妻萧讹里本，在丈夫既葬时说：“夫妇之道，如阴阳表里。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里无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岁登朝，有才不寿。天祸妾身，罹此酷罚，复何依恃。傥死者可见，则从；不可见，则当与俱。”^[47]耶律中妻萧挼兰，在丈夫为国捐躯后，“至中死所自杀”^[48]。可见，妇女遵从妇道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位列女中，除陈氏是汉族女子外，其他四位都是契丹族女子，她们遵从妇道，显示出辽代妇道教育对契丹族乃至其他民族的妇女影响极大。

我们还可以从辽代墓志铭中看到辽代妇道教育对妇女的影响。由于辽代妇女的墓志铭较多，这里仅举两例说明：韩匡嗣的夫人“淑善之道，遐迩咸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备矣”。韩匡嗣先夫人而薨，夫人“义重无穷，礼遵昼哭。亲营丧事，恒极送终之哀；志愿同归，每抱歼良之恨。进封秦国太夫人，旌轨范也”^[49]。

《萧乌卢本娘子墓志》（大安七年）：“初，娘子为女时，事父母以孝闻。友兄姊，睦弟妹以悌闻，其淑性有如此也。为妇时，尊宗祖，奉翁姑。每及时祭，则终夜不寝。监庖视膳，殷勤亲馈。虽隆暑冴寒，而无怠色，其诚敬有如此也。为母时，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正颜色训诸女妇。”^[50]诸如此类的赞词出现在多数关于妇女的墓志铭中。所以，无论是汉族女子还是契丹等其他民族的女子，在辽代中后期都开始受到妇道教育的影响。

综上所述，辽代妇女教育的发展演变无疑受到辽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虽然《辽史·后妃传》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骑射，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51]说明当时辽代契丹族妇女以武见长。但是在辽代统治者尊儒的文化政策影响下，尤其是辽太宗会同元年，辽取得燕云十六州后，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辽代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当时的南京（今北京）“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马，耐劳苦”^[52]，同时也标志着辽代妇女弃武从文的转型。特别是在辽代中后期，由于儒家文化对妇女的影响，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妇女。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和辽代国内封建化的加深，至中后期，辽政府开始注重妇女的妇道教育，极大地影响了其后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

【注释】

[1]《辽史》卷72《宗室传》，第1209页。

[2]《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3页。

[3]《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5页。

[4]《辽史》卷12《圣宗纪三》，第134页。

[5]《辽史》卷13《圣宗纪四》，第145页。

[6]《辽史》卷13《圣宗纪四》，第147页。

[7]《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6页。

[8]《辽史》卷64《皇子表》，第968—969页。

[9]《辽史》卷72《宗室传》，第1209页。

[10]《辽史》卷103《文学上》，第1445页。

[11]《辽史》卷103《文学上》，第1450页。

[12]《辽史》卷15《圣宗纪六》，第171页。

[13]《辽史》卷74《韩延徽传》，第1231页。

[14]《辽史》卷79《室昉传》，第1271页。

[15]《契丹国志》卷23《试士科制》，第226—227页。

[16]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7]《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1页。

[18]《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1—1472页。

[19]《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第193—194页。(www.xing528.com)

[20]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21]《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5页。

[22]向南：《辽史公主表补正》，《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23]《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6页。

[24]《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第217页。

[25]（辽）王鼎：《焚椒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509页。

[26]《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6页。

[27]《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1页。

[28]《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89页。

[2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30]《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27页。

[31]《辽史》卷103《文学上》，第1445页。

[32]《辽史》卷6《穆宗纪上》，第69页。

[33]《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935页。

[34]《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09页。

[35]《辽史》卷15《圣宗纪六》，第179页。

[36]《辽史》卷20《兴宗纪三》，第237页。

[37]《辽史》卷65《公主表》，第1007页。

[38]《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94页。

[39]《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94页。

[40]《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43页。

[41]《辽代石刻文续编》，第91页。

[42]《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1页。

[43]《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2页。

[44]《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2页。

[45]《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4页。

[46]《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3页。

[47]《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4页。

[48]《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4页。

[49]《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1页。

[50]《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05—206页。

[51]《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7页。

[52]《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