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妇女文化教育成果揭示

一、辽代皇帝尊儒政策

辽代皇帝尊儒的文化政策首先表现在兴建学校和学习儒家文化上。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政权之初，召集群臣商议，“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群臣皆以佛对，但是辽太祖认为“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建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听后非常高兴，“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2]。神册四年（919年）八月，辽太祖“谒孔子庙”，而“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3]。辽太祖亲自拜祭孔子庙，不仅说明他对儒家文化非常重视，最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有辽一代尊儒的先河。

在中央官学建设方面，辽政府在上京和中京设置国子监，监下设国子学。辽太宗时，在南京设太学，即“南京学”，辽道宗清宁五年（1060年），在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合称“五京学”。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政府在黄龙府、兴中府等地设置了府学，还分别设置了州学和县学。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宋进士挈家来归者十七人，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4]。宋朝归降的这些进士全部授官，除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外，对于本国的儒学传播亦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发布《论举拔人才诏》，宣布“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5]。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特赐水碾庄一区”^[6]。说明辽圣宗不仅重用儒生为官，而且重视地方学校的发展。

辽代统治者自己也学习儒家文化。据《辽史》和《契丹国志》记载，辽太祖擅长说汉语，太宗通晓汉文，世宗钦慕“中华风俗”，其后继位者景宗、圣宗、兴宗、道宗等帝，由于他们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帝王，继续推行太祖、太宗时的文教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

辽太祖在积极提倡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还重视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先后令制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大字成，诏颁行之”^[7]。天显元年（926年），“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刺（太祖的弟弟）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8]。耶律迭刺从回鹘人那里学习，制定了契丹小字，堪称契丹小字的创始人。契丹文字产生后，统治者将儒家典籍翻译成契丹文字，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辽境内的传播。太子耶律倍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氛围，而成为一位“工辽、汉文章”的人才。^[9]辽兴宗时的萧韩家奴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10]他的文学造诣体现在翻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汉家典籍劝诫皇上，目的是“欲帝知古今成败”^[11]。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辽朝廷赐给铁骊《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12]这说明当时辽朝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已经明显高于周边的铁骊，并且希望铁骊也能学习汉族的儒家文化，辽朝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可见一斑。

辽代皇帝尊儒政策还体现为重用文人儒士和实行科举取士。辽太祖时就重用汉族的儒士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史载，太祖任命韩延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13]。辽太宗在刚刚吞并燕云十六州后，就开始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会同初年，“（室）昉登进士第”，并得到辽太宗的重用，“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后来，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14]。但是此时的科举制还是时断时续，并没有成为定制，直到统和六年（988年），辽圣宗“诏开贡举”，辽代科举制才步入正式轨道。辽代的科举考试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即乡荐、府解、及第三道程序。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和程序，从会同初至统和年间都无定期，在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以后才“三岁一试进士”。考试科目为诗赋和经义两科。^[15]辽代在科举考试时以儒家文化作为考查的内容，足以说明儒家文化在辽代传播的广泛性。

因此，辽代政府设立学校，重用各族文人儒士，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不仅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且为辽代社会培养了大批精通儒家文化的人才，提高了辽代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对辽代的家庭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辽代的家庭受统治者尊儒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对其子女的文化教育也较多地偏向儒家文化。

二、家庭对妇女的文化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家庭教育是社会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作用”^[16]。在辽代，由于学校不承担妇女的文化教育，所以辽代妇女的文化教育主要来自于其家庭。因此家庭出身对于辽代妇女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其基本上决定着妇女能受什么样的教育。同其他朝代的妇女一样，受教育是贵族女性的特权。从关于辽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辽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妇女大多出身于贵族和士大夫家庭。

据《辽史·列女传》所载，刑简妻陈氏，父亲“五代时累官司徒”，所以“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17]。一位精通经义、能于吟咏的女性，确实堪称女秀才。另一位才女耶律常哥，“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18]。她是太师耶律适鲁的妹妹，亦出身贵族。耶律隆庆（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之妻秦晋国妃也是一位“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的才女^[19]。她是公主之女，显赫的家庭背景加上自身的才华，使得她的作品在辽朝广为传颂。辽景宗的第三子齐国王耶律隆裕的孙女永清公主也是一位“善属文章，尤精书笔”的女子。^[20](www.xing528.com)

辽代后妃中也不乏才女，被辽道宗誉为女中才子的皇后萧观音“工诗，善谈论”^[21]。她出身于“一门生三后，四世出十王”的圣宗钦哀后家族，父亲是钦哀后的弟弟萧孝惠，母亲是圣宗次女岩母堇公主。^[22]天祚帝文妃萧瑟瑟是“国舅大父房之女”，“善歌诗”。^[23]由于辽代“王族惟与后族通婚”，国舅族的女子极有可能成为后妃，所以文化是这些女子所要接受的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

虽然不能断言她们的文化教育直接来自于其父兄，但是不可否认，良好的家庭背景，给予这些妇女更多的学习机会。但是由于史料匮乏，还无从考证她们所受家庭教育的形式。

三、儒学传播对辽代妇女的影响

由于受政府尊儒的文化政策和家庭文化的双重影响，在辽代中晚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妇女，当时的南京（今北京）“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马，耐劳苦”^[24]。在燕京长大成人的承天后萧绰不能不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学习并积累了中原统治者丰富的治国经验，并在摄政后实践之，其结果大大加速了辽代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自己也因此成为一代“明后”。辽政府对儒学的重视促进了妇女文化的发展，标志着辽代契丹族妇女弃武从文的转型。

在文学方面，所有女性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萧观音（1040—1075》 ，辽代女作家，父亲是辽兴宗母亲钦哀太后的弟弟萧孝惠。她爱好音乐，善琵琶，工诗，能自制歌词。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被已经晋封为燕赵国王的耶律洪基纳为妃，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立为皇后，尊号懿德皇后。萧观音的作品代表了辽代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全辽文》收有《谏猎疏》一篇，《伏虎林应制》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首，《回心院》十首，《怀古》一首，《绝命词》一首，这些作品均录自《焚椒录》。^[25]其《伏虎》诗云：“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如此的气魄，丝毫不逊于男子。道宗读后“大喜”，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道宗皇帝沉迷于畋猎，荒于朝政，萧后甚为忧虑，曾向道宗上《谏猎疏》云：“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炎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头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鸣之晨而纳之。”引经据典地劝诫，虽然没有引起道宗的重视，但反映了萧观音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卓越的文学成就。

天祚帝文妃萧瑟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才女。辽朝末期，皇帝不理朝政，政治黑暗，社会动乱，为了国家、民族，文妃挺身而出。《后妃传》载“女直作乱，日见侵破”而天祚帝仍“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遂作歌讽谏，即《讽谏诗》和《咏史诗》。《讽谏诗》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26]这首诗指出了辽王朝所面临的危难局面，力劝天祚帝“勿磋、勿伤”，更不要“畏夷人”。应该振作起来，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任用忠良，摒塞奸怪，这样方能重振朝纲，永镇漠北，表现了她颇具见识和勇气的一面。

辽代的女性，除道宗宣懿皇后和天祚帝文妃外，在文学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还有秦晋国妃、邢简妻陈氏、耶律常哥、永清公主等，前文已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辽代妇女在经义和史学方面，也颇有研究。如邢简妻陈氏“涉通经义”，^[27]萧兴言的次夫人，“董家夫人，亦善文学，专史记”^[28]。

辽代还有不少女画家，著名的有耶律隆庆之妻秦晋国妃，系公主之女，嫁给其亲舅舅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其《墓志铭》说她“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29]。

在书法方面，辽代妇女亦有不凡的成就，永清公主即是其中代表之一。她不仅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更是辽代妇女在书法方面的代表，其墓志记载，她“善属文章，尤精书笔”^[30]。可见，永清公主在书法方面的成就高于其文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