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25章　李渊的历史地位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90年之久，是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明显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由于这一步的幅度很大，从而使唐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显得格外醒目。所以，研究唐代历史的人在中国不少，而且还成立了中国唐史学会，同时，在国外也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唐史的学者，美国、日本还有这方面的学术团体。由此可见，唐代历史的重要地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是以人类的活动为内容的，唐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意味着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李渊是唐朝的建立者，他建立唐朝、统一全国的活动，是唐代历史的丰富内容的开端。所以，认识李渊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内容。

智勇兼备的政治家军事家

李渊建立唐朝，绝不是偶然的。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与统治阶级内的割据势力遍布各地。最初，李渊只不过是这些割据势力中的一支，但他能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别人；最后，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各个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不可否认，他有超过别人的智慧和能力。换句话说，由于李渊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所以才能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样一来，如果弄清李渊取得胜利的原因，自然也就认识了唐朝建立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了。

一

李渊的政治才能是表现在多方面的，隋炀帝即位以后，骄奢淫逸，拒谏饰非，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急剧激化。但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危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在统治集团内部猜忌别人，打击异己。凡有不利于隋炀帝的所作所为者，都有遭受迫害甚至身首异处的可能，所以，大业年间的政府官员，大都心怀疑惧，惶恐不安。甚至赞扬隋文帝的人也被猜忌，惨遭杀害。例如，隋文帝时的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颇有盛名，后又相继出任襄州总管，番州刺史，隋炀帝即位，又召他到京，欲用为秘书监。薛道衡见了隋炀帝，呈上《高祖文皇帝颂》一文。隋炀帝一看，大为不满，认为颂扬隋文帝就是嘲讽他自已。于是，妄加罪名，令薛道衡自尽。薛道衡自以为无罪，不愿自杀，隋炀帝又派人缢而杀之。当时都认为这是很大的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统治集团中成员的李渊，当然也不例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怎样对付隋炀帝对他的猜忌与迫害。

李渊在这方面的应变能力，正是他的政治手段的一种反映。当隋炀帝诏征李渊赴行在所时，李渊因病未往，因而引起隋炀帝的猜疑，遂对李渊的外甥破口大骂道：你舅死了吗？李渊获悉，遂“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实际上这是李渊狡猾地向隋炀帝表示他没有政治野心。

当李渊为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郡太守的时候，有骏马数匹。他的妻子窦氏劝他道：“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臣子们必须向隋炀帝投其所好的事实。不久，窦氏死去。李渊认为妻子的意见应当重视，遂“数求鹰犬以进之，俄而擢拜将军”。于是，他对诸子道：“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不难看出，李渊是千方百计地运用政治手段在与隋炀帝的斗争中保存自己，发展力量。

为了取得隋炀帝的信任，李渊还在获知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消息后，立即向隋炀帝告密。大业九年（613），正当隋炀帝第二次进攻高丽时，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省浚县）起兵南下，进攻洛阳。杨玄感的弟弟杨玄纵正随隋炀帝进攻高丽，当杨玄纵知其兄起兵时，私自离队南逃，欲参加其兄的反隋队伍。

当时，李渊正在怀远镇（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督运军粮，他“知杨玄纵兄弟？（逃）还，密表闻奏，炀帝始知玄感起逆，乃班师。于是慰劳高祖（李渊），论以亲亲之意”。同时，又立即重用李渊。由于杨玄感与尚书兵曹郎斛斯政颇有交情，斛斯政在进攻高丽时因杨玄纵逃走而怕受牵连，遂投奔高丽（后被高丽送回处死）。于是，与斛斯政有亲戚关系的元弘嗣也受到株连。当时，元弘嗣任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留守。隋炀帝命李渊去执元弘嗣，代其为弘化留守，并且兼知关右诸军事。关右，即函谷关以西广大地区。要李渊兼管关西京师周围的军事，当然是隋炀帝对李渊的极大信任。

在对待农民起义军方面，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也显示出他高瞻远瞩，颇有政治眼光。大业十一年（615）十二月，隋炀帝命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镇压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起义军。樊子盖畏起义军强大，他只是深沟高垒不敢出战。但是，他残酷毒辣，烧毁汾水以北的村坞，对放下武器者不问多少，全部坑杀。于是，起义军反抗隋朝的怒火更加高涨了。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命令李渊代替樊子盖。李渊一面不放弃武力镇压，一面又从政治上发动攻势，诱骗起义军投降。凡是投降者，李渊都“引置左右，推赤心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这样就对起义军起了瓦解作用。在封建社会里，个体小生产者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苛，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疏，远意坦如也。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首，前后至者数万。”剩下的起义群众也军心不稳，只好转移他郡了。显而易见，政治攻势要比单纯的军事镇压对统治集团更为有利。这说明李渊在统治集团中确是高人一筹的。

二

李渊在政治上的特点是深谋远虑而不锋芒毕露，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以及根据自己的认识所采取的行动，都说明他的这些特点是非常突出的。在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崩离析，很多地方官吏趁机割据一方，称王称帝。李渊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他虽野心勃勃，欲取隋炀帝而代之，但却不露声色，表面还坚持与隋炀帝保持君臣关系。他不像薛举、李轨那样，割据一方，称王称帝；也不像刘武周、梁师都那样，依靠突厥，屡次举兵南下，以攻为守，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农民起义军比较，既不像窦建德那样，仅占据河北一带，不再进取，发展力量；也不像瓦岗军那样，与隋军激战于中原，强攻东都，最后与隋军两败俱伤。他避开强大农民军的锋芒，运用以战求和的手段，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不让突厥大军南下，以免使自己受制于突厥，不便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他认为长安是隋的都城，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关中的农民起义也较分散，而且力量不强，隋军在关中的力量也较薄弱。因此，他从太原起兵，长驱南下，直到长安。在进军途中，他妥善地处理了和李密的关系。例如李密杀了翟让以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要李渊尊他为盟主，共同推翻隋朝。李渊抓住了李密的弱点，用“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阴谋手段，麻痹李密，松懈其斗志，使其牵制东都的隋军，以便自己顺利向长安进军，以收渔人之利。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正说明他起兵以后的行动是以其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

李渊到了长安，立隋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实际上这是李渊要做皇帝的准备过程。

在李渊准备做皇帝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他颇有政治见解。武德元年（618）三月，隋代王侑以李渊“功德日懋，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群僚们也劝他顺水推舟，接受帝位。但他却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他对群僚们道：“魏氏以来，革命不少，鸿儒硕学，世有名臣。佐命兴皇，皆行禅代。不量功业之本，推存揖让之容，上下相蒙，遂为故实。宁有汤、武接于夏、殷，不宪章于尧、舜……是知非尧不能让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拨乱反正之功，顺天行诛，逆取顺守，咸以至诚兼济，无隐神），三五帝王，称兹四圣，英声茂实，飞腾万古。尧舜不及于子，让德而称帝；汤武不私于后胤，力取而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优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时。”在李渊看来，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尧、舜让位固然是美德，但汤、武称帝也有拨乱反正之功。只有尧、舜时代才能出现禅让。因此，后来有人“拥兵窃命，托云辅政……专权任己，逼令让位。虽欲己同于舜，不觉禅者非尧，贬德于唐、虞，见过于汤、武，岂不悖哉！魏、晋、宋、齐，为惑已甚，论言之士，须知得失。”这就是说，李渊认为魏、晋、宋、齐的禅让，根本不同于尧舜的禅让，也区别于汤、武以功而取得王位。这种无功无德的勾当他是不干的。这说明李渊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不能用古代的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群僚们认为他的见解高明，所以私相谓曰：“相王（李渊）格论，绝后光前，发明典谟，申理誓诰，可谓君子一言，定八代之荣辱矣。”这又说明李渊不同于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

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谋杀以后，裴寂等2000人又一次上疏劝进曰：“臣闻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有，圣人达节，与万物而推移。故五运递兴，百王更代，春兰秋菊，无绝终古。”言外之意，当然是要李渊取代王侑而代之，但李渊还认为时机不到，故而“退所奏表”，同时又说：“吾知如是。”以下再无别的表示了。接着，裴寂等再次进谏道：“臣等唐之将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伏愿深思，容臣等有地。”李渊笑道：“裴公何相逼之深，当为审思。”虽然李渊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但他仍未明确表示要即皇帝位。在裴寂等“言之甚切”，再次劝进的时候，李渊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说：“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祖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这是李渊内心世界的公开暴露。他之所以再三推辞者，并非不愿做皇帝，而是顾虑拥他登皇帝位的臣僚们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在弄清了裴寂等人的真正心意以后，才表示他和刘邦一样，同样是乐意做皇帝的，但他必须在条件成熟以后才公开表态。他所谓的条件成熟，一是指隋炀帝已经被杀，篡弑之罪已由宇文化及承担；二是取得了臣子们的真正支持。由此可见，李渊确有政治远见。他不像李轨、王世充那样，甘做一隅之主，而是名正言顺地要做全国的皇帝。因此，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丝毫不露声色，把自己打扮成隋朝的忠臣。例如，当他刚打算从太原起兵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当裴寂等人建议他“废皇帝而立代王”时，他虽然也认识到这是“掩耳盗钟”，但他还是说：“虽失意于后主（炀帝），幸未负于先帝。”这就是说，即使背叛隋炀帝，也不失是个忠臣。进兵长安后，他立代王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实际上是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但是，他自己还不做皇帝，一直待隋炀帝被杀，他痛哭流涕地为隋炀帝举哀以后，又细致地考察了臣僚们对他是否真正的拥护，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样一来，他不像宇文化及那样落个篡权弑君的罪名，也不同于杨玄感、李密，被视为背君之逆臣，而是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只有政治眼光远大的人才能如此。

贞观年间，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说过：“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这就是说，隋末起兵者很多，但真正有争夺天下之意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其实，认为争夺天下的人不多是对的，但估计有十数人倒是言过其实了。如前所述，力量较大，占有一定地盘的李轨、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萧铣以及农民军领袖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都没有根据可以说明他们有统一全国，建立全国政权的主张，更看不出他们有这方面的实际行动。只有李渊，在隋炀帝进攻高丽时就曾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如果说那时候还只是有所预谋而不敢明言想做皇帝的话，那么，他不满足于太原一隅之地，而起兵进军长安，继又统一全国的行动，就已经宣告了他的预谋了。尽管起兵时还打着尊隋的旗号，但他要做皇帝的阴谋已是暴露无遗了。他从太原起兵以后，就对建成、世民两个儿子说：“天下神器，圣人大宝，非符命所属，大功济世，不可妄居。所以纳揆试艰，虞登帝位；栉风沐雨，夏会诸侯；自时厥后，膺图甚众。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李渊要求两个儿子，一定要艰苦奋斗。他们是贵族家庭出身，懂得吃喝玩乐，没有经过“饥寒贱役”，“险阻艰难”，所以，他要求两个儿子要亲经战阵，知道创业的艰难与“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显而易见，李渊要艰苦创业，因功而为帝王。这种事在人为的思想，比梁师都、刘武周依靠突厥而称帝，比宇文化及穷途末路而称帝，比王世充逼死越王侗而称帝，比李轨偏安西北，靠优越的地理条件而称帝，当然是显得更有远见。他有野心而不急于求成，而是胸有成竹地逐步去实现自已的计划。由此可见，真正有资格取代隋炀帝而为全国皇帝的只有李渊一人。

三

李渊的军事才能，既表现为他的武艺超群，也表现为卓越的指挥才能。

李渊是因其武艺超群娶妻窦氏的。窦氏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她的父亲窦毅为了给女儿选择佳婿，“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李渊）后至，两发各中一目。”窦毅欣喜万分，遂将女儿嫁给李渊。不难看出，李渊在青年时期即已武艺超群了。

大业十一年（615），李渊奉命镇压毋端儿领导的起义军，当他兵至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的时候，毋端儿率众数千人迫近城下，李渊“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起义军败退。这说明李渊不仅武艺超群，而且也颇为勇敢。在战场上，勇敢是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缺乏勇气的军人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义宁元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这时，太原以南的历山飞起义军已经相当强大，南攻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大破隋将军慕容、罗侯之军，北袭太原，又斩了隋将军潘长文。李渊为了巩固太原的地盘，在北方对突厥虚张声势，以战求和；自己却亲率主力，南攻历山飞起义军。“巧于攻城，勇于力战”的起义军，在西河郡的雀鼠谷（今山西省介休县至霍县之间）与李渊军相遇。起义军有二万余人，李渊六七千人，双方力量悬殊很大。李渊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斗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于是，他把所有部队分为两阵：一阵曰大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一阵曰小阵，“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大家都不理解李渊的用意，“莫识所为”。开战后，李渊遣副留守“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起义军遥望，误以为李渊在此，精锐之师竞向前进，看见辎重驮，都去争取。王威惧而落马，幸被人救去，未曾被俘。李渊乘此机会，引小阵军突然出击，起义军毫无准备，招致大败。起义军人多势众，但缺乏严格的训练，组织性纪律性较差，李渊不正面决战，避开起义军的优势，抓住起义军的弱点，采取诱骗、突袭的战术，出奇制胜，可见李渊的指挥作战艺术是颇为成熟的。至于他在太原运用空城计的办法智退突厥，更是胆识过人。此事我在《李渊建唐史略》中已有概述，不再赘叙。

四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李渊还很注意治军。在进攻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县）时，他对两个儿子建成、世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二人共同表示：“如或有违，请先军法。”于是，他们二人在进军途中，“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非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卒同甘共苦，当然能鼓舞士气；行军途中，军队纪律良好，不骚扰百姓，可以取得群众的支持。事实也确实收到了这种效果。当他兵至西河城下时，“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当地人民看到李渊军队纪律良好，军容严整，纷纷参加李渊的队伍。西河唾手而得，郡丞高德儒束手就擒，与此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善于治军不仅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影响，不断扩大其队伍。这也是军事家必备的条件之一。

五

进攻霍邑（今山西省霍县）之战，更显示了李渊与隋正规军作战的本领。

李渊率军长驱南下，西京留守代王侑颇感惶恐，遂派骁将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据霍邑以阻李渊。另派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数万之众据守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同时，还命“临汾以东诸郡，所在军民城守，并随便受老生、屈突等征发”。可见宋老生所部与历山飞的农民起义军不同。历山飞起义军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个体农民，缺乏训练，装备简陋，更没有巩固的后方与辎重的来源。而宋老生则完全不同，所部是经过训练的正规军，既有坚固的城池可守，也有广大地盘可供其物资的来源。面临这样的敌人，李渊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义宁元年（617）七月初，李渊兵行至霍邑西北五十余里的贾胡堡。他认真分析了宋老生的情况后认为：宋老生多次打败农民军队伍，“自许堪当敌。无识之徒，因相谄附。谓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缓以待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二月间，并当擒之”。这种认识，颇有见地。于是，他以“秋霖未止，道路泥深”为由，派人赴太原运粮，“以待开霁”。八月初，雨停天气好转，太原的粮食也已运到，李渊遂向霍邑进军。李渊认为，宋老生不能主动进军贾胡堡，即是无所作为的人。但又顾虑其闭门固守，增加取胜的困难，于是，他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诱骗宋老生出城。

李渊等率轻骑数百到霍邑城东五六里处，以待步兵。同时，派建成、世民带数十骑逼近城下，行视战地，并激怒宋老生。又将所部分为十数队，从东南向西南巡行，似若安营攻城的架势，另派殷开山率马步军远远而来，宋老生从城上望见李渊的阵势，欲乘李渊立足未稳，出奇制胜，遂率众三万余人从东门、南门出城。李渊为了使宋老生离城远些，以便消灭，故意又使所部稍向后退，伪若避让。宋老生果然中了圈套，引军向前，到离城一里余处布阵。这时，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急驰城下，分别占领东门、南门之外要地，断绝宋老生回城之路。同时于军中传言：“已斩宋老生”。于是，隋军溃乱，宋老生于夺路回城时被杀。经过激战，“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相枕”。接着，李渊下令攻城，“时无攻具，肉搏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

宋老生所部是隋军一支劲旅，该部曾多次对农民军作战，取得胜利，但却被李渊打得落花流水。由此可见，霍邑之战，李渊并非轻易取胜，而是在棋逢敌手、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以智慧与勇敢取得胜利的。这次胜利，充分显示了李渊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

霍邑战后，他对善后问题的处理，也抓住了要害，效果很好。当他下令“其破霍邑，攻战人等有勋者，并依格赏受”时，有人疑惑徒隶等身份地位很低的人是否可与一般军士同样对待。李渊告诫他们道：“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在封建社会里，敢于对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人进行同样的奖励，无疑体现了李渊的创新精神。这样当然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对宋老生的部下也采取了适当的对策。他告诫宋老生的部下道：“老生之外，孤无所咎。纵卿不诚于孤，亦当以赤心相仰。”同时，还“节级授官，与元从人齐等。其丁壮胜兵者，即遣从军，配左右领军大都督，还取其同色同党自相统处之，不为疑异。俘降之徒，不胜喜跃，欣若再生”。关中人欲还乡者，授五品散官放还。这样一来，“内外咸悦，咸思报效”。归附李渊者愈来愈多，李渊的队伍更加扩大了。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李渊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原则，而且也有丰富的战术内容，同时还有严整的治军方法以及从政治上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有效手段。这几个方面，都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李渊向长安进军的节节胜利，与此密切相关。六李渊做了皇帝以后，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但他不像在从太原向长安进军途中那样，亲自率军打仗，对每个战役与具体的战术都作周密的安排，只是对统一全国的战争做战略上的原则部署。因此，衡量李渊这一阶段的军事才能，决不能忽视这种历史条件的变化。正因为有人忽视了历史条件的变化，所以只看到李世民平定薛仁果与李轨，消灭刘武周，攻破洛阳，打败窦建德等的赫赫战功，而看不到李渊为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当李世民平东都，获窦建德以后，李渊赐李世民的手诏中说：“闻获建德，竟如汝所料，画策者虽吾，平定者汝也。”显然，这既是李渊的自谦之词，也是对李世民的表彰。李渊在自谦之词中认为自己于统一战争中只是起了出谋划策的作用，从而可知李世民等各个战场的指挥作战者，只是整个统一战争的一个方面的具体执行者。弄清这种关系，就不会只看见李世民等能征善战的将军才能，看不见李渊统一部署全国战争的统帅本领了。其实，唐太宗自己也承认：“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两人的口气完全一致，都认为李渊是统一战争的全面部署者，李世民是几个战役的具体指挥者。父子们的历史功绩，体现着全体与局部的辩证法。

义宁元年（617）十二月，李渊进兵长安。这时他虽然还未正式做皇帝，但已开始进行统一的事业，为做统一国家的皇帝做准备了。

十二月，薛仁果兵围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欲东进长安，李渊遂派李世民率军西向，迎击薛仁果军。同时，又派姜、窦轨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安抚陇右（今甘肃省六盘山以西），还派李孝恭招抚山南（秦岭以南，嘉陵江以东，伏牛山以西，长江以北），李孝恭自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县）出巴、蜀，“檄书所至，降服者三十余州。”另外，还曾派张道源招慰山东（函谷关以东）。武德元年（618）正月，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十余万人进军东都。二月，遣太常卿郑元＆出兵商洛（今陕西商县东南）、南阳（今河南省邓县），另遣左领军司马马元规徇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及荆（今湖北省江陵县）、襄（今湖北省襄樊市）。四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依靠突厥，割据五原郡（今陕西省定边县）的张长逊归附。五月，李渊做了皇帝。六月，又遣太仆卿宇文明也招慰山东。十月，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副使，山东诸军并受其节度。这时，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尚未展开，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与割据势力仍在各占一方，称王称帝。也就是说，李渊还没有被认为是全国的皇帝，直到武德三年（620）八月，王世充还认为“唐帝关中，郑帝河南”，唐军不应当东进。武德四年（621）三月，唐军已兵临东都的时候，窦建德还要求李世民“退军潼关，返郑侵地”，这都充分说明武德初年李渊的帝位还未得到全国各地的承认。

为了取得统治全国的权力，李渊刚到长安，就派人四处进行招抚活动。招抚活动是与统一战争相辅进行的。李孝恭安抚巴、蜀，是为沿江东下，进攻萧铣做准备的，李孝恭就是因献平萧铣之策而受李渊器重的；郑元＆、马元规分别向南阳、安陆、荆襄一带发展势力，是要在萧铣与王世充两大割据势力之间扩大自己的影响。李神通等人进兵山东，也并非是为了武力统一中原与河北广大地区。这是因为：其一是所率兵力不足，如与宇文化及残余势力在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县东北）作战失利，与窦建德农民军作战又全军溃败；其二是关中尚未巩固，李渊尚不能派大军增援，建成、世民率军东进又迅速撤回就是这种原因。因此，李神通东进的真正目的是宣扬唐军的声威，在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集团之间发展势力，为武力统一山东创造条件。在长安立足未稳的时候，李渊的这些安排，无疑反映了他远大的战略眼光。

对统一战争的全面部署以及按照这种部署所取得的胜利，更充分地说明了李渊的军事思想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李渊所面临的统一任务，是西易东难。不过，西方的对手虽然力量不强但却虎视眈眈，时刻准备进兵长安。义宁元年（617）十二月，薛仁果号称三十万人，欲东犯长安，在扶风被李世民打败。武德元年（618）八月，薛举又欲乘唐军受挫之机再犯长安，但由于薛举因病而死未能行动。这时，东方的瓦岗军正与王世充进行殊死的战斗，他们都不可能考虑西进的问题，刘武周还在太原以北，构不成对关中的威胁，窦建德更无远图关中的打算。因此，李渊开始先易后难、先西后东的统一战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平薛仁果，武德二年（619）五月平河西，执李轨，东进的后顾之忧完全解除。本来，应该东进中原，但武德二年初，刘武周勾结突厥屡次南下，威胁太原。九月，李元吉弃太原而逃，刘武周长驱南下，威胁关中。李渊又不得不于武德二年十一月命李世民率军渡河，回击刘武周。这也是以王世充没有西图关中的打算为前提的。

武德三年（620）四月，平刘武周，燃眉之急的问题都已解决。于是，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中原了。面临唐军压境，王世充还是采取被动的守势。这又说明李渊先西后东的战略部署是以对当时的形势做正确的分析为基础的。

在整个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主持了平薛仁果、刘武周，取东都，镇压窦建德起义军的三大战役，也参与了镇压刘黑闼起义的战役。尽管如此，他也只是全部统一战争中的局部指挥者与组织者。武德元年（618）十月，正当李世民向西进攻薛仁果时，抚慰使马元规与邓州刺史吕子臧也正在进击朱粲。朱粲是一支土匪军的首领，曾称楚帝于冠军（今河南省邓县北），最盛时有二十万之众，“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每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更惨无人道的是在无食物时还杀害妇女儿童为食。消灭这支土匪武装，当然是有利于统一的。但在邓州之战中，因马元规未能与吕子臧很好的配合，均被朱粲军所杀了。如果说他们都是为统一战争贡献了生命，也是不算过分的。

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刚刚击败薛仁果回到长安。十二月，又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但他并未离京，到武德二年（619）正月，又被任命出镇长春宫（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旧朝邑县境内）。五月，李世民除了原来的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大行台的头衔未变之外，又加上了右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职务，一直到十一月去征刘武周前的一年时间里，他未出征。就在这时，太常卿郑元＆于武德元年十二月大破朱粲于商州（今陕西省商县），李神通于武德二年正月进击宇文化及于魏县（今河北省大名县西），迫使宇文化及退走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县东北）。武德二年四月，李渊又遣大理卿朗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郎楚之于十月和窦建德作战被俘，后又被释；夏侯端到黎阳（今河南省滑县北）得到李世帮助，“传檄州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皆遣使来降”。八月，萧铣遣其将杨道生攻峡州（今湖北省宜昌市），被州刺史许绍所败。武德三年（620）十二月，正当李世民进逼洛阳时，许绍又攻取了萧铣的荆门镇（今湖北省荆门县）。这时，许绍南与萧铣，北与王世充常有战争。萧铣与王世充俘获唐军士卒皆加杀害，而许绍俘虏萧铣与王世充士卒则“皆资给遣之”。采用这种政治上的瓦解手段，削弱萧铣、王世充两军的士气，使许绍的地盘逐渐稳定下来，在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势力之间有李神通、郎楚之、夏侯端等唐军的活动，在王世充与萧铣两大势力之间又有许绍的唐军活动。李渊这种见缝插针，乘虚而入的政策，正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它必然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减少障碍，提供方便。

进攻萧铣，统一长江中游的准备是从武德二年开始的。武德四年（621）九月，唐军在李孝恭、李靖统率下沿江东下，到武德五年（622）十月，全部统一长江中游与岭南。武德六年（623）八月，李孝恭、李靖等又沿江东下，镇压了辅公，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与东南一带。

以上情况，说明李渊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已经不是具体战役的指挥者，而是全盘考虑统一战争的战略部署者。明确这一点，就会弄清李渊与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的不同作用，不至于把他们相提并论了。正因为有人在这方面没有对他们进行区别，所以，往往只看到李世民在具体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忽视李渊对全部统一战争战略部署的作用，从而认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这种局部与全体的关系，正是李世民与李渊在统一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差别。如果说李渊不采取先西后东的战略，而是先战王世充、李密，继战窦建德，那么，薛举东下长安，刘武周南进关中都是可能实现的。这样一来，李世民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总之，战略上的成功，是战役上取得胜利的保证和前提。李渊从太原进军长安的胜利，既说明他在具体战役的指挥上以及治军政策上有卓越的才能，也反映了他避开强大农民军与割据势力的锋芒，而乘关中空虚攻取长安的战略成功。

综上所述，李渊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他不愿割据一方，称王称帝，而要做全国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所以，当时只有他能够实行改朝换代，再建统一王朝。他的军事思想是以其政治目的为前提的。因而，他做了皇帝以后，千方百计地采用军事征服、政治瓦解、见缝插针、各个击破等手段，消灭政敌，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统一全国。由此可见，认为李渊是智勇兼备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实事求是的。

开创历史新阶段的代表人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既然不是平坦大道，当然会出现高潮，也会出现低潮。胡如雷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上一共出现过三次高潮，即秦朝和西汉，隋朝和唐朝前期，明朝和清朝前期。隋唐两代是古代重要的盛世，不但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光辉夺目，而且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外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占重要地位。”这种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隋唐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中国自秦统一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的进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自西晋以后，中国又陷入分裂局面，经济和文化也受到政治上分裂的影响，逐渐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不同，在和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制度接触以后，必然和中原封建制度发生不同的互相影响。这样，就必然产生北方地区内的各个地区之间小的不平衡。这就是说，在南北大的不平衡中还有小的不平衡。当然，社会发展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平衡的，这里所谓的不平衡只是和秦汉时期相对而言。

从西晋灭亡到隋统一的270多年里，南方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北方经济在遭战争破坏以后又逐步恢复与发展起来，而且最后又超过南方，从而奠定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基础。在政治方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汉化，从政权的组织机构到各种典章制度，也都逐步相互接近，趋向一致。在文化方面，从语言、文学、信仰到社会生活，也都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逐步统一起来。隋朝的统一，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前进的要求。到唐朝初年，人们的观念也大大改变了。南北朝时期，人们互相歧视，敌对观念甚强。到了唐代，人们就认为这种互相歧视是极不正常的了。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就是为了改变以往史书中“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情况而修撰《南史》与《北史》的。只有站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才能发现这种民族歧视的观念应该改变。

简述以上各种情况，主要是说明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二个高潮，李渊是唐朝的创建者，他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代北周称帝到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共24年的时间。在这24年中，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职官制度、选拔人才的制度，政权组织机构、兵制、刑法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革与发展。这些改革与发展，当然是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富强的。但是，自隋炀帝即位以后，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正在发展、完备的各种制度又遭破坏了。隋炀帝开运河、修长城、建东都、进攻高丽等等，使兵制、田制、赋役制等均遭破坏；农民起义的迅速爆发，摧毁了整个国家机器，终止了各种制度的发展，更谈不上再继续完备了。李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隋到唐前期是中国古代史的第二个高潮，那么，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就是中断了这个高潮，李渊建唐，正是恢复发展第二个高潮的开始。因此，如果说李渊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倒是合情合理的。

李渊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社会繁荣；他又“拨乱反正”，纠正了隋的错误，要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但在旧的史籍中称颂李世民“拨乱反正”者不少，而赞扬李渊“拨乱反正”者却是凤毛麟角。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李渊的历史地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诚然，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的枷锁，但是，人们是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的，所以，恢复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这正是隋炀帝与李渊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的关键所在。

二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政权都是建立在通过赋役手段剥削奴役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这种剥削和奴役能够局限在劳动者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历史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反之，如果像隋炀帝那样，随心所欲，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社会的发展就会中断。因此，制定赋役制度，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的。

武德二年（619），李渊即“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在规定的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就是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这正是对隋炀帝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剥削和奴役的否定，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掌置相当数量的土地。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迫使广大农民背乡离井，离开土地；残酷的镇压农民起义，更造成广大劳动者的伤亡。这样一来，唐朝政府必然可以掌握相当数量的土地。于是，武德七年（624），李渊正式颁布实行均田的办法：“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余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同时，又详细地规定了赋役的全部内容：“每丁岁入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年间所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隋朝均田制和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继续”，内容已很清楚，勿须赘述；所谓“发展”，是因历史前进的要求出现了新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多的。

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80亩，妇人40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20亩，夫妇共受田140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一倍于单丁。《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这就是说，单丁受田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140亩的一半赋税。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许多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正是由于“未娶者输半床租调”的结果。李渊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另外，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明确取消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大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走通过奴婢与牛受田的老路，反之，唐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事实。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私有是生产资料的基本所有制形式。实行均田制时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土地，只能是特定条件下的一定时期内的现象。国家掌握的土地向私人手中集中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均田制的破坏，正是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愈来愈有所发展，唐代均田制的有关内容也体现了这一规律。北魏时，永业田的买卖只限于卖出有余或买进不足部分，齐、隋时稍有放松，到了唐初，不仅各种永业田只要经过一定的手续都可以买卖，而且口分田在迁居、卖作园宅、碾、邸店时，也都允许买卖。买卖尺度的放宽，势必加剧国家掌握的土地向私人手中集中。李渊的均田措施，正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于力役制度，也有改进。隋朝规定：每岁每丁服役20天。开皇十年（590）五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输庸停防”，就是50岁到60岁的人可以不再直接戍防，纳绢代役。唐朝则扩大了以绢代役的范围。一般力役，都可以日纳三尺绢或三尺七寸五分布而不直接服役。这样，必然有利于广大农民灵活地安排生产，提高其生产积极性。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在唐朝又实行了一百多年，可见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李渊恢复发展这种制度，是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的。

与租庸调制同时并存的另一种税收——地税，也是从武德年间开始的。地税就是义仓或社仓税。武德元年（618）九月四日，李渊下令：“置社仓”。社仓是为了遇到水旱灾荒时救灾而设置的，义仓税的征收对象是“私有田地和均田令所授田地在内的垦田”，亩税二升。这项税收，名义上是赈荒济贫，实际上则是国家的正式赋税。在征收以丁为对象的租庸调时，另征收以田地为对象的义仓税，显然在占有大量私有土地者和劳动者之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劳动者的负担相对的合理一些。例如，玄宗时的王府之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仓，当然比依赖租调的负担面要更宽一些。

唐代的户税，可以追溯到北齐。张泽咸同志认为：“北齐时的九等户制，是我国历史上户等制的最早记载之一，按户等高低，分别交纳不同数量的钱币，可以视为唐代户税的真正渊源。因为唐代的户税，正是按户等分别高低征收钱币的。”《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载：武德六年（623）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武德九年（626）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杜佑既然把这些内容写在《赋税》中，足证它与户税密切相关。否则，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认嘱，求居下等”呢！因此我们认为，唐代的户税也开始于武德年间。

唐初的地税与户税，经过发展与演变，到了唐代后期，成为两税法的核心。由此可见，李渊开始推行的社仓制与按户等收税的制度，在唐代历史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三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中占主要地位。大业末年，各种制度均遭破坏，货币流通也极混乱。在使用的五铢钱中，有大量的劣币，必须加以整顿。《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李渊于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的意思。在这个名称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过去的秦半两钱，汉五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着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也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谓“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这又是李渊为开创历史的新阶段所增加的新的内容。(www.xing528.com)

四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它在古代法制史上承上启下，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法律；一方面又对五代宋元明清的法律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唐律》，也是从武德年间开始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〇《刑八》载：“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武德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进一步修定为500条12卷的《唐律》。毋庸置疑，《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形成的。唐高宗也承认：“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这更进一步说明，《武德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李渊为《唐律》的形成起了相当作用。

五

唐代的官制也是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的。《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政府机关，最初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后来虽有变化，但三省在政权机构中的作用很大，所以地位非常重要。其中尚书省因系执行政策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中央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秘书省是国家图书机关，殿中省为皇帝的衣食住行服务，内侍省管理宦官，都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太常、光禄等九寺与将作监等监，是分别管理中央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部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虽然后来也屡有变动，但中央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也是从武德年间开始又逐步完善起来的。《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复，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方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如果说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是从李渊即位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确实是实事求是的。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的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所以，李渊恢复发展这种制度的作用，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六

府兵制度，自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李渊建唐后又恢复发展起来了。《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礼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李渊初置军府，就是以关中为重点的。所以杜佑认为：“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唐太宗继承了这方面传统，于关中置二百六十一府，比重之大，居全国第一。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府兵以关中为重点，可见唐朝中央掌握绝对的军事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李渊恢复发展起来的府兵制，对加强唐朝中央集权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综上所述，唐朝的各种经济、政治制度，都是在武德年间恢复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制等，都是继承北朝而来，在唐朝前期得到充分发展而寿终正寝的。在其充分发展过程中为唐帝国的富强起了积极作用。另有些制度，如科举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千三百年之久，不仅是中国古代、近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美国前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说：“西方所有政治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因为如此，1570年到1870年的三百年间，西欧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达百种之多。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有世界意义的。

“贞观之治”的奠基者

“贞观之治”是封建史家津津乐道的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贞观年间也确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较高，从而使历史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在建国以后的史学界也对“贞观之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不管是各种教材，还是有关专著，凡谈到“贞观之治”的有关内容，都不外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纳谏求贤，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等方面。其实，这几个方面，都不是从贞观年间开始的，都是在武德年间已见端倪，到贞观年间又有发展的。如果说武德年间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倒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一

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找寻借鉴。西周统治者就认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刘邦即位以后，听了陆贾总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经验，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陆贾为他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被刘邦大加称赞的《新语》，就是这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张释之也是因为“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而使汉文帝非常满意的。这种传统，到了唐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唐人所撰的史籍中，不再像《汉书》、《三国志》那样，宣扬皇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而是重视从统治者本身去寻找兴亡盛衰的原因（详见拙作《魏徵的史学地位》载《史学月刊》1988年2期），以便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贞观政要》以及《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贞观君臣论治》，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李渊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事实很多，他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围绕着怎样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问题从历史上寻找借鉴。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类同之处很多，所以，他特别重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武德元年（618），在谈到秦亡汉兴时，李渊认为：“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在武德二年（619）谈到隋亡唐兴时，他认为：“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他把最高统治者不能纳谏作为亡国的原因，显然是从实际出发的。他之所以要妥善地用人，虚心听取臣下意见，正是针对隋末“上不闻过，下不尽忠”，以至隋炀帝身首异处所采取的措施。既然隋亡的教训促使他面对现实，可见他已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了。他的《罢贡异物诏》更能说明问题。该诏开头就说：“逸游损德，昔贤贻训；玩物丧志，前典格言；西旅献獒，召公于是作诫；东齐馈乐，尼父所以离心；隋末无道，肆极奢靡，内骋倡优之乐，外崇耳目之娱，冠盖相望，征求不息，公私扰遽，徭费无穷。”显然，这都是总结过去。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他又针锋相对地道：“朕受命君临，志在俭约，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委宜停断。”这更清楚地说明李渊的现实措施是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前提的。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还非常重视史籍的修撰。唐初杰出的史学家令狐德向李渊建议道：“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既然“文史不存”就不能“贻鉴今古”，可见史书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于是，李渊下诏道：“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由于这种需要，他命萧，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叙达、令狐德、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肖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齐史》，窦/、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并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次修史虽未成功，但为贞观三年（629）继续修撰这几种史书做了准备，提供了条件，致使贞观十年（636）顺利修成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因为唐高祖重视史家的意见，为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而修撰史书，所以，“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始也”的记载，是反映了事实真相的。

唐代的史学相当发达，贞观年间不仅正式建立史馆，开始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从而出现了不少史著，而且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还更充分地论证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借鉴的重要意义。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前提。由于统治者针对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而采取各种政治、经济的措施，所以，唐太宗政权暂不可能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反而使国家呈现出富强的景象。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正确认识历史的发展，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必要条件。李渊正是在这方面为“贞观之治”开创了先河。唐太宗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这比唐高祖总结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历史显然更有普遍意义，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后者对前者有继承发展的关系。先有具体的论述，后有抽象的概括，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统治者政治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

二

李渊由于认识到秦二世、隋炀帝饰非拒谏所导致的恶果，所以，他是颇为重视臣子们的进谏的。这个问题，在《李渊建唐史略》中已略有所述，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武德元年（618），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为了使唐高祖不忘隋亡唐兴的历史，特意讲了一套应重视纳谏的道理，他说：“臣闻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故也，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人人乐业，谁能摇动者乎？”同时，他还提了一些防止奢侈腐化的建议。唐高祖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接受了孙伏伽的建议。后来，唐军平定王世充，镇压了窦建德起义军以后，唐高祖“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与，并令配迁”。孙伏伽认为这是失信于人。于是，他批评道：“臣闻王言无戏，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言之出口，不可不慎……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窦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他认为胁从是无辜的，不应该再加追究。同时，“又上表请置谏官，高祖皆纳焉。”不难看出，唐高祖既能够听取应该重视纳谏的道理，同时也确曾采纳了不少臣子们的正当意见，他还曾下《令陈直言诏》，尖锐地批评那些“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玉，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总之，反对那些不反映事实真相的表疏。

在一般人看来，纳谏属于政治范畴。是否重视纳谏是评论政治家的重要内容。李渊在政治方面的纳谏已有不少事例为人们所熟知，但在军事方面的纳谏却还鲜为人知，故再举例加以说明。

武德元年（618）正月，李渊还未做皇帝，他以唐王的身份命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十余万人进军东都，四月，又主动撤军。撤军的理由，李世民说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但“根本未固”的含义是什么呢？只有从韦云起的上表中才能知其大概。

韦云起针对唐军东进上表道：“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未蒙安养，频年不熟，关内阻饥。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01、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北有师都，连结胡寇，斯乃国家腹心之疾也。舍此不图，而窥兵函、洛，若师出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将不小。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悬绝，无能为害，待有余力，方可讨之。今内难未弭，且宜弘于度外，如臣愚见，请暂戢兵，务穑劝农，安人和众，关中小盗，自然宁息。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非常清楚，关中的生产尚未恢复，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因而长安周围铤而走险的劳动者还很多，甚至“京城之内，每夜盗发”。而且还有梁师都勾结突厥的骚扰。这就是关中还不巩固的原因所在。由于韦云起上表有理有据，致使李渊改变了军事行动。武德四年平东都，正在韦云起预料的“三年之后”。事实证明，唐军西撤，先巩固关中，后来在统一战争中采取先西后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更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军事上纳谏的重要意义。

三

李渊重视人才的事实很多，义宁元年（617）七月，从太原起兵时仅三万人，到十月兵临长安城下时即达二十多万。发展之迅速，十分惊人，如果不重视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他准备起兵时，就非常注意发现人才。除了自己“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以外，还“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临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参加太原起兵的重要人物，大都是李渊争取来的各类人物。大业末年的晋阳乡长刘世龙（刘龙），经常出入于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家中，对王、高的情况了如指掌，后经裴寂推荐受李渊重用。在李渊与王、高矛盾激化时，李渊通过他充分掌握了王、高的动态，致使李渊顺利地除掉了王威、高君雅。

李渊在起兵前，为了充分掌握长安的情况，遂命“避仇太原”的李思行赴长安侦察情况，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对情况的认识很有见解，李渊非常满意，遂“授左三统军。从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乐安郡公”。

大业末年，为鹰扬府司马的许世绪，很有见地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劝李渊抓紧有利时机，起兵反隋，从而得到李渊的重用。武德年间为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

出身于皇家隶人的钱九陇，尽管其社会地位不高，甚至“贪财与婚”的许敬宗也感到耻辱，从而在修史时为其“曲叙门阀，妄加功绩”，但由于其“善骑射”，从而得到李渊的信任，并“常置左右”。后由于屡立战功而授金紫光禄大夫，又拜左监门郎将，右武卫将军等职，又封郇国公。贞观年间死了以后，还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陪葬献陵。另一个出身于皇家隶人的樊兴，也因战功卓著而除右监门将军，并封荣国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铤。永徽年间死后，也陪葬献陵。

以上事例，都说明凡是在实际活动中能发挥作用的人，李渊都是颇为重视的。

在武德年间的统治集团中，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有从敌对势力中转化过来的文官武将，也有从下层社会中因有战功而新起来的各类人物，还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李渊能够兼收并蓄，使各种人都发挥其作用，都能够为唐朝的建立与巩固各尽其力，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贞观年间，以上各种力量虽然又进行了重新组合，但只不过是在武德年间形成的基础上因秦王集团的胜利而打乱了太子集团的结果。这样重新组合，并没有改变组成唐初统治集团的各种成分。因此，必须改变在赞颂“贞观之治”时只谈唐太宗如何善于使用各方面的人才，而忽视唐高祖早已从这方面为其打下了基础。

四

轻徭薄赋政策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政策也是从武德年间开始实行的。《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逾年，遂成帝业。”李渊一走上政治舞台，就注意节制开支，“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显然这是他政治上成功的原因之一。

武德六年（623）三月，唐高祖下《简徭役诏》：“有隋失驭，政刑板荡，豺狼竞起，肆行凶虐，征求无度，侵夺任己，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余，百不存一……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获安堵，衣食未丰，所以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存简静，使务农桑……自今以后，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

四月，又下《禁止迎送营造差科诏》：“隋末丧乱，豺狼竞逐，率土之众，百不一存，干戈未静，农桑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永言念此，悼于厥心。今寇贼已平，天下无事，百姓安堵，各务耕织，家给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犹恐所在州县，未称朕怀，道路送迎，廨宇营筑，率意征求，擅相呼召，诸如此例，悉宜禁断，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如诏者，重加推罚。”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李渊完全认识到劳动者的饥寒交迫或家给人足与赋役轻重密切相关；劳动者能否生存下去又与政权的盛衰有关。这种认识，到唐太宗时更为成熟，于是，被概括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由此可见，轻徭薄赋的思想，由李渊到李世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轻徭薄赋的政策并非唐太宗所创，而是继承武德时期的政策并有所发展。

五

李渊还采取过不少其他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例如，他下《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规定“因罪谪入营署”的太常乐人，不再世袭，“宜得蠲除，一同民例……若已仕宦，见入班流，勿使更追呼，各从品秩。自武德元年以来配充乐户者，不入此例。”这样，就必然使一部分太常乐人的后代改变其社会地位，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也更拥护唐政权。也还下过《赦逃亡募人诏》，规定“其义士募人有背军逃亡者，自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已前，罪无轻重，皆赦除之。饥寒困弊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随事赈给”。这项措施，也必然使很多逃避兵役的劳动者回到生产战线上去。

大业末年，隋炀帝进攻高丽，使大量被迫参战的劳动者失散在高丽，造成大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针对这个问题，随着唐与高丽的关系逐步好转，唐高祖于武德五年（622）致书高丽王高建武道：“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好，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这样礼尚往来，互有好处的建议，自然为高丽王所接受。“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这样互相遣送对方人员，既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使父母妻子团聚，合家欢乐，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改善了唐与高丽的关系。与大业末年相比，显然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贞观年间的盛世与这种和谐的政治气氛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的不少史著中，在谈到“贞观之治”时，往往是孤立地论述唐太宗的政绩，忽视唐太宗政绩的渊源，把武德、贞观时期的历史割裂开来，从而抬高唐太宗，贬低唐高祖。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里通过自己看到的资料，论述了李渊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就是从各方面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武德初年，全国还在四分五裂、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李渊还需要为统一全国，恢复生产付出大量的精力。他做皇帝不到九年，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前提下，又从各方面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已经是在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因此，把李渊视为“贞观之治”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余论

综前所述，李渊与李世民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都在历史的前进中起了积极作用，都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所不同者，是李渊在建立唐朝，统一全国，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李世民在即位前，除了有卓著的战功以外，在即位以后主要是在发展完善各种制度，发展社会经济，建立政权机构，整顿吏治方面发挥了作用。不言而喻，李世民的所作所为是以李渊的功绩为前提的。那种否定李渊，肯定李世民的观点，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

一

肯定李渊的历史作用，并不否认他有消极的一面。任何历史人物，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和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势必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从而产生一定的消极因素。李渊也不例外。

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所以，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以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在太原起兵之前，他为了夺取政权，又为了将要建立的政权的正统地位，尽管他早已有了推翻隋炀帝的野心，但还是称隋炀帝为“今上”“当今圣主”，称遍地爆发的农民起义为“群盗所在蜂起”。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必然使他不能考虑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例如，为了取得突厥支持他从太原起兵，答应在战争中“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显然，这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损人利己，当然是剥削阶级的本性。

有的史学家批评李渊喜好酒色，这是事实。太原起兵时，晋阳宫副监裴寂送他宫女500人，晚年也内宠甚多，以致在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争权夺利时，“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甚至在唐军攻取洛阳后还亲派贵妃数人，赴洛阳选阅隋宫人。仅从这方面说，李渊与隋炀帝攻陷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后索要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并无区别。其实，何止隋炀帝，唐太宗不是杀了弟弟元吉又纳元吉之妃吗？所有的封建皇帝没有一个是一夫一妻的。封建制度的历史条件，皇帝的特权思想，决定他们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事。众所周知，隋文帝是勤于政事，注意节俭，颇有作为的皇帝，但他也因“尉迟迥女孙有美色”，“见而悦之”，后来因独孤皇后妒忌而“阴杀之”，故使隋文帝怒不可遏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可见封建皇帝在这方面是有特权的，不容干涉的。否则，颇有权势的独孤皇后也就不必用“阴杀”的手段了。因此，我们认为，把这方面的问题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避免的腐朽面，是合情合理的。封建皇帝在酒色方面的表现，只有程度高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必苛求。否则，就会忽视所有封建皇帝共有的本质方面。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还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更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作出失当的决策也是不可避免的。李渊刚到长安，就曾作出过大肆砍伐长安树木为樵的错误决定。《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载：“唐高祖平京师，倾府藏以赐勋人，既而又患国用不足。太原人刘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十万并在长安，樵贵而布帛贱，若伐街衢及苑中之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万匹，立可致也。’”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大收其利”。因为“樵贵而布帛贱”，就决定以长安树木为柴，显然这是鼠目寸光者的决策。长安城内生成大量的树木，既可以美化京师，也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从长远观点看，破坏生态平衡不仅对广大人民有害，而且对统治者也无好处。因此，我们认为，仅根据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敌对关系而论证这一问题是不够科学的。

固然，统治集团砍伐长安树木立即使自己获利，有害于广大人民。其实，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人，他们的生存与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李渊等统治者所不能认识的。因而，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像认识封建政府向农民强征赋役那样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不过，尽管这是李渊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尚未认识破坏生态平衡有害人类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策，但他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如武德元年（618）进军东都的问题，当时关中尚不巩固，主力大军十余万人深入中原显然不利，但只能认为是李渊对当时的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不是什么必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韦云起向他陈述了不宜东进的理由后，他就立即改变计划，把军队撤回关中了。由于他立即纠正了错误，没有造成不利的影响。

以上情况，说明李渊并非完美的英雄，在他身上，有地主阶级的烙印，也有时代的特点。他只是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根本没有摆脱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所以，他也有不利于历史发展的消极面。

二

拙作《李渊建唐史略》在1983年出版以后，有的同志曾对其中某些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促使我对其中的有关问题有进一步的思考。经过思考，我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原来不甚清楚的地方也更清楚了，因而，我非常感谢同志们在这方面对我所起的促进作用。

我在该书《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中，主要引用了《资治通鉴》、《旧唐书》的有关资料，说明唐高祖在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的斗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他先后几次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正说明他的基本态度是支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据我看到的有关论著，没有人赞成我的观点。多数史学家认为，《通鉴》等有关史籍对这一问题的记载不甚可信。因为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曾篡改过《实录》，篡改过的《实录》必然对唐太宗有利。唐代的《实录》又是两《唐书》与《通鉴》的有关部分的主要史料来源，因而两《唐书》与《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值得惑疑的。我的好友胡戟同志明确说：“史籍上多处关于李渊早有立李世民为太子意的记载，除武德七年杨文干兵变时那次外，大凡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还有人早就认为，《通鉴》有关李渊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记载全系伪造。

不相信《通鉴》的记载，是事出有因。因为唐初的《实录》，确曾经过唐太宗的史官修改，司马光根据修改过的《实录》修撰《通鉴》也是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于1982年写过《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一文（见《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全部否定《通鉴》的有关记载，认为司马光对此事是无中生有，或者是轻信前人，盲目照抄了为抬高李世民的地位而编造的历史，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有人经过了认真的考辨，但这种考辨并无直接证据，也只限于层层推理，导出结论，故而还难令人信服。

众所周知，《通鉴》的史料价值，以唐五代部分为最高。战国秦汉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史记》、《汉书》等正史整理而成，正史以外的史料很少。魏晋南北朝部分，虽然来自正史以外的史料多了一些，但来自正史的资料还占主要地位。唐五代部分，对司马光来说是近代史，可以看到的原始资料非常之多。在这些原始资料中，当然包括唐初的《实录》。不过，可以断言，司马光在使用这些资料时，绝非盲目照抄，而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资治通鉴考异》。

《考异》全书30卷，仅《唐纪》部分即有19卷，占全书将近2/3。该书主要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不言而喻，司马光对《唐纪》部分的史料是下功夫最深的。从读《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对任何可疑的资料都要细加考辨，决不轻信一种记载。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严谨的突出表现就是尊重事实。唐初史官奉命修改《实录》的事他并非不知，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又向房玄龄提出要看《国史》，《通鉴》都有明确的记载。既然司马光十分清楚唐初史官修改过的《实录》塞进了唐太宗的意思，他就不可能盲目照抄《实录》。事实证明，他使用有关的资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在《通鉴》卷一九〇中记载，武德五年（622）“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的内容其中指责李世民，抬高李建成，以致唐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但《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高祖起义于太原，建成时在河东，本既无宠，又以今上首建大计，高祖不之思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盘游不即往。今上急难情切，遽以手书谕之，建成乃与元吉间行赴太原，隋人购求之，几为所获。及义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获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又曰：“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于是潜苞毁谮。同恶相济，肤受日闻，虽大名徽号，礼冠群后，而情疏意隔，宠异曩时。”

这两段文字，赤裸裸地美化李世民，贬低李建成、李元吉。针对这两段记载，司马光认为：“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取。”从内容看来，《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都是经过修改的，司马光不尽取这歪曲事实的贬低李建成、李元吉，美化李世民的资料，足证他的态度是严谨的。司马光的态度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司马光无意高抬李世民的地位；其二，是司马光不轻信《实录》的内容，他尊重事实。

司马光不仅不采取有意抬高唐太宗的资料，而且还公开反对甚至严厉批评那些有意歪曲历史的史官。例如，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唐军进攻刘武周，因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吕崇茂响应刘武周，杀县令、举兵反唐，并请援于刘武周。因此，李世民自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攻夏县。攻破夏县后，进行了屠城。关于此事，《高祖实录》载：“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这就是说，唐军屠城是奉唐高祖之命。但司马光疑惑是“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故而“不取”《高祖实录》的记载。反而在《通鉴》卷一八八中明确记为：“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太宗之过归于高祖，又针锋相对地把屠城之过归于太宗，显然他是反对为美化一个人而歪曲历史的。

他尖锐地批评歪曲历史的史官，是关于唐军在战胜刘黑闼以后怎样对待其余众的问题。有关此事，《太宗实录》：“黑闼重反，高祖谓太宗曰：‘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隐太子征闼，平之，将遣唐俭往，使男子年十五已上悉坑之，小弱及妇女总驱入关，以实京邑。太宗谏曰：‘臣闻唯德动天，唯恩容众。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今一旦见其反复，尽戮无辜，流离寡弱，恐以杀不能止其乱，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寝。”《新书·隐太子传》云：“黑闼败于J水，太子建成问于洗马魏徵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瑶弃J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

非常明显，《太宗实录》与《新唐书·隐太子传》的记载差别很大。前者是竭力美化唐太宗，后者赞扬了魏徵的高见，也记载了唐高祖的赦罪诏与魏徵的意见完全一致，可能是唐高祖接受魏徵的建议而下的诏令。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高祖虽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东’之理。史臣专欲归美太宗，其于高祖亦太诬矣。”司马光根本不相信《太宗实录》所载，唐高祖会“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因而他指责史官不尊重事实，诬蔑唐高祖。反之，司马光并没有对唐高祖有任何赞美之词。由此可见，司马光的态度非常明朗，他反对背离事实，歪曲历史，选用资料极为谨慎。这样的史学家，如果说他轻信别人，随心所欲地抄录前人伪造的资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固然，司马光修撰《通鉴》的唐初部分选用了不少《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内容，但他用其他资料否定这两种《实录》的所载者也屡见不鲜，如上所述，关于《实录》中美化唐太宗、贬低李建成的资料，他“不尽取”，而采用了其他与此不同的资料；关手对待刘黑闼余众的政策问题，他采《革命记》与《新唐书》而弃《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的有关内容；关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渊“遣李密诣山东”的事，他也“从《蒲山公传》”而不信《高祖实录》。这都足以说明他不轻信《实录》。如果说司马光相信了伪造历史的史官，那就贬低了《通鉴》的史料价值，也降低了司马光的史学地位。这是不公道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尽管没有得到别人的赞同，但我还不感到孤立。当然，如果将来有人拿出更充分的证据说明我是轻信司马光了，那还是要服从真理的。在我看来，反对抬高唐太宗的地位与美化唐太宗的司马光，所写的几句有利于唐太宗的话，是更应该相信的。司马光决不会口是心非，在反对别人美化唐太宗的同时自己也美化唐太宗。

三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在《李渊建唐史略》中曾说过：“而李渊形象的被歪曲和历史作用的被贬低，是受了一种因袭的历史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的影响更为深远。”在这里我又说司马光尊重事实，反对歪曲历史。这是否有矛盾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我这里说的司马光尊重事实，反对歪曲历史，是指事实本身而言。他反对离开事实真相或者根据某种需要而捏造事实去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在《前言》中说他歪曲李渊的形象与贬低李渊的作用，是指观点而言。同样的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以对玄武门之变的认识为例，参与修撰《通鉴》的范祖禹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二，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这就是说，玄武门之变的罪过在李世民一人。司马光则不同，他认为：“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可见他认为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人人有责。二人都尊重同一事实，但却观点不同。司马光为了北宋政治上的需要，要把李渊写成忠臣，把李世民写成孝子，必然要按照这种观点的需要去选择资料，但根据他治学的严谨态度，他不会自己编造资料，也不会选择伪造的资料，只能选择符合事实的资料。因此，司马光虽然从观点上曲解了历史，但他没有捏造事实，虚构历史。换言之，尽管他根据自己的指导思想有选择资料不当的缺点，但我们不能根据他的缺点去否认他所选择资料的真实性。这是有关联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

（原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