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若干人物生卒年代订误

第18章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若干人物生卒年代订误

《中国历史大辞典·五代史卷》有些人物的生卒年代缺载或误载。应该说，这不是作者的疏忽所致，而是限于客观条件的原因。例如，有关的《墓志铭》发现或见诸书刊较晚，词条的作者不便见到。当然，也不排除已公之于世的《墓志铭》未被词条作者注意者。总而言之，词条作者主要依据已有文献撰写词条，没有利用文物资料证史补遗。正是这种原因，笔者根据自己见到的文物资料（主要是《墓志铭》），对《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以下简称《辞典》）中若干人物的生卒年代问题，进行补充或正误。

张士贵

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两《唐书》均有其传，但该传对张士贵的事迹记载极其简略。现根据《张士贵墓志铭》的内容，他于隋末在其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参加的人很多。当时，中原的瓦岗军领袖李密，洛阳的隋军将领王世充，都想争取他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可见，他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张士贵看来，李密、王世充都是平庸之辈，不可能大有作为。因而，他固守地盘，坐观形势的发展。最后，他投靠了李渊，为李渊建唐和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士贵降唐后，逐步成为秦王李世民的麾下。他曾随李世民平定过薛举，又随李世民打败了刘武周，还曾随李世民东进中原，消灭窦建德、王世充的势力，后又参加了李世民进击刘黑闼的战争。到贞观年间（627-649），还曾对薛延陀作战，也曾率师进军辽东。这正是他“累有战功”的具体内容。由于他作战能力，战功卓著，所以唐太宗赞扬他说：“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

唐太宗赏识张士贵还因为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了太子的地位，进而做了皇帝。正因为如此，贞观元年（527），唐太宗就“诏公（张士贵）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杀害了建成、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的。张士贵奉命屯兵玄武门，负责北军的重任，可见他已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了。因此，他享得了死后陪葬昭陵的殊荣。

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唐初人物，关于他去世的时间、地点和年龄问题，两《唐书》的《张士贵传》仅记“显庆初卒”四字。由于文献记载简略，所以，《辞典》的《张士贵》一条，作者也照搬“显庆初卒”四字说明这一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显而易见。《张士贵墓志铭》载：显庆二年（657），“六月三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张士贵的生卒年代是开皇六年（586）至显庆二年（657）。《辞典》对此应当有所补充。

李神通

李神通是李渊的从弟。李渊于太原起兵后，他于县（今陕西户县）起兵响应李渊。李渊进军关中后，他率部加入了李渊的队伍。唐朝建立后，他奉命东进，成为唐军进入中原的先遣队。

武德二年（619）正月，他率部进攻盘踞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李神通虽然紧追而至，由于错失战机，未能取得胜利。后与窦建德作战失利被俘。窦建德被唐军彻底打败后，李神通乘机发展势力，占领30余州，原来窦建德的地盘全为其所有。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又起兵反唐后，李神通又会合关中新到河北的部分兵力以及河北一带的大部唐军力量，共5万余人，与刘黑闼大战于饶阳（今河北饶阳）城南。因风雪交加，风向不利于唐军，结果，李神通部又损失惨重。

总的看来，李神通进兵山东虽无太大战功可言，但他对唐统一全国还是有重要贡献的。当他举兵东进时，李渊正以主要精力解决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问题。李世民统帅的主力大军，先在西北，后到河东，继又到洛阳，都在主要战场上。而李神通所部，数量有限，又缺乏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所部最多时有5万余人，又多是从原来窦建德地盘上临时凑合起来的，战斗力不强。所以，仅从战争胜负衡量李神通有无贡献是不公正的。

武德元年（618），李渊命他东进时，任命他为山东道安抚使。其任务是“安抚”，但还能打败宇文化及，宣扬了唐的国威，已是难能可贵了。同时，他又在原来李密的势力范围内，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势力之间，积极发展力量，扩大唐的影响，使一些有用的人才对唐向往，如封德彝、宇文士及等人降唐，为唐统一全国创造有利条件。这就是李神通力所能及的贡献，要求他像李世民、李靖那样，战胜强敌，统一广大地区，是脱离实际的。

关于李神通的事迹，两《唐书》的《淮安王神通传》和《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多有叙述，但也有缺遗。例如，《淮安靖王李寿墓志》载：“王讳寿，字神通，陇西狄道人。”各种文献都未记载其名曰寿，也未说明神通是其字。所以，《辞典》中也没有其名和字的区别。

关于李神通的卒年，《新唐书·淮安王神通传》未载具体时间，《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载：贞观四年薨，“太宗为之废朝，赠司空，谥曰靖”。据此而来的《辞典》，把李神通的生卒年代具体为（？-631）。公元631年是贞观五年。史书明确记载李神通是贞观四年薨，《辞典》这一词条为什么又改为贞观五年呢？当然，贞观四年十二月和公元631年元月有部分日期重叠。如果李神通死于贞观四年十二月，《辞典》改为公元631年也不算错。但根据实际情况，撰写李神通词条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李神通死于贞观四年的哪一个月。因为只有《淮安靖王李寿墓志》才有这方面的记载。其具体内容是：李寿于“贞观四年十二月，寝疾薨于京城延福里第，春秋五十有四”。按照他享年54岁推知，他应生于北周建德六年（577）。由此看来，李寿的生卒年代应当是北周建德六年（577）至唐贞观四年（630）。如果因为贞观四年十二月和公元631年元月重叠，把李寿卒年定为公元631年，那么李寿就不是享年54岁，而是享年55岁了。

总而言之，《辞典》把李寿的卒年定为公元631年不妥；因对其生年不详而用代替，应当补充。

程知节

程知节原名程咬金，两《唐书》均有其传。近读《程知节墓志铭》，始发现两《唐书·程知节传》所载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程知节的家世，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程知节的生卒年代等，《程知节墓志铭》都对有关文献有所补充。

程知节是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隋朝末年，他于当地聚众起义。后来，加入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又投靠洛阳的隋军将领王世充。由于王世充缺乏远见，他在战场上转投唐军。程知节投唐后，很快受到李世民的重视。他先后随李世民平定过刘武周，大败宋金刚，又随李世民东进中原，打败窦建德、王世充。更重要的是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了太子的地位，进而做了皇帝。由此可见，程知节投唐后，逐步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干将。太宗死后，他又帮助高宗顺利即位。所以，他又是高宗非常信任的人物。

这样一个颇受两代皇帝赏识的将军，其生卒年代是应该弄清楚的。但有关文献却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程知节传》只记载他于麟德二年（665）卒，未记其生年，当然难知其终年几何了。《辞典》的《程知节》词条记其生卒年代是（？-655），不知根据何在？公元655年是永徽六年。这一年，程知节肯定健在。因为第二年也就是显庆元年（656）八月，“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十二月，“程知节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这些事实说明，程知节是不可能于永徽六年（655）死去的。

《程知节墓志铭》载：程知节“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于怀德里第，春秋七十有七”。这和《旧唐书·程知节传》所载其卒年一致。可见文献记载正确而不具体，《墓志铭》的证史补遗作用显而易见。既然知其终年的时间和年龄，推知生年应该是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就是说，程知节的生卒年代应是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辞典》的这一词条应当补充和修改。

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百济人，龙朔三年（663）降唐，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仪凤三年（678），参加对吐蕃的战争。因其战功卓著，高宗提拔其为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5000两、绢500匹，仍充河源军副使。再次又破吐蕃后，为解决军粮问题，开营田500余顷，岁收百余万石。

这位将军，不仅屡建战功，而且颇受士兵拥戴。由于他“所乘马为兵士所损，副使牛师奖等请鞭之”。黑齿常之立即制止道：“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他赦免了损马的士兵。同时，“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

黑齿常之不仅在军事方面对唐有重要贡献，而且在士卒之中也有良好的声誉，最后又终于唐。真可谓尽力为唐，死而后已。正因为如此，两《唐书》均为其立传，对其重要事迹都有记载。但对其终年的时间和年龄，都不够明确，只是简略地说，因受周兴诬陷，强加其罪名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而被下狱，遂自缢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文献记载道：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征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据此，《辞典》的这一词条，把黑齿常之的生卒年代定为（？-689）。公元689年正是永昌元年。这固然不错，但因缺少其卒年岁数，故而又难确知其生年。随着《黑齿常之墓志铭》的公之于世，这一问题迎刃而解了。《黑齿常之墓志铭》载，黑齿常之终年“春秋六十”。这样一来，他的生年就应当是贞观四年（630）。总而言之，黑齿常之的生卒年代是贞观四年（630）至永昌元年（689）。不言而喻，《辞典》是应当补充其生年的。

薛元超

薛元超是唐初文学馆学士薛收之子。《薛元超墓志铭》载，薛元超名震，字元超。《薛振行状》又说薛元超名振，字元超。《墓志铭》的作者崔融，《行状》的作者杨炯，都是高宗、武则天时的朝廷官员。他们既和薛元超是同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薛元超的名和字，可见，薛震或薛振都为薛元超所接受。

薛元超在太宗时开始显露头角，高宗时得到重用。他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他敢于“抗疏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所以，颇得高宗赏识。高宗对他赐坐道：“得卿疏，若处暗室睹三光，览明镜见万象，能长如此，台铉而谁。”由此可见，薛元超在政治上确对高宗有很大帮助。高宗视其为时刻不可离开的人物。所以，他不久又升为中书侍郎，进而又为宰相。

薛元超还参加过修撰《晋书》，也曾与于志宁、许敬宗等人共同润色玄奘所译之经，是个学识渊博的人。

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薛元超因病辞职。实际上是他和专权的武则天政见不合，所以他“因阳喑，乞骸骨”。“阳喑”就是伪装不能说话。这和《薛元超墓志铭》所载“忽风疾不言”是同样的意见。可见他是不愿与武则天合作。政治上的失意，促使他在高宗去世后不到一年，也与世长辞了。

关于薛元超的生卒年代，《旧唐书·薛元超传》载，弘道元年（683），“其年冬卒，年六十二”。据此，《辞典》中确定其生卒年代为（622或624-683）。这是不够准确的。

《薛振行状》载，他于“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薨于洛阳丰财里之私第”。《薛元超墓志铭》记载得更为具体：“以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薨于洛阳之丰财里，春秋六十有二。”不难看出，薛元超的终年是光宅元年（684）。另一文献也载：弘道元年（683）七月，“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这里只言其病，未言其死。可见说他这年冬卒不确。再者，《墓志铭》必然较《旧唐书》等文献更为可信。因为据其《墓志铭》载，他于光宅元年十一月死于洛阳，垂拱元年四月陪葬乾陵。从死到葬相距五个月，《墓志铭》是随葬物。《墓志铭》的内容必然为当时人所见，他的卒年时间、地点、年龄，必然为当时的亲友所知，不可能发生错误。可见《墓志铭》的这些内容是可信的。况且，还可从《薛振行状》与《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得到互证呢！

既然其卒年是光宅元年（684），享年62岁，可推知其生年为武德六年（623）。《辞典》的有关内容是应当更正的。

泉男生

泉男生，高丽人，其父泉盖苏文。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尽杀政敌，自任莫离支。莫离支相当于唐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权力很大，专政国事。乾封元年（666），泉盖苏文死，泉男生继为莫离支。泉男生与其弟泉男建、泉男产不睦，互相攻击。结果泉男生为其弟所驱逐而投唐，高宗命其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乾封二年（667）二月，李奉命进攻高丽，高丽王高藏及泉男产投降，泉男建闭门固守。总章元年（668）九月，李攻陷平壤，泉男生因充当向导有功，授以右卫大将军，进封汴国公，食邑三千户，特进勋官如故，并检校右羽林军。这样一位在唐代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两《唐书·高丽传》中都有涉及，但对其生卒年代都缺少具体记载。只有《旧唐书·高丽传》载：“男生以仪凤初卒于长安，赠并州大都督。”《辞典》则仅说其：“卒年四十六。”这些内容，都不能说明其生于何时，终于哪年。

近读《泉男生墓志铭》，这一问题可以做出答案了。据《墓志铭》载，泉男生于仪凤二年（677）“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以仪凤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有六”。又载：“以调露元年（679）（当年六月将仪凤四年改为调露元年）十二月廿六日壬申，窆于洛阳邙山之原，礼也。”

《墓志铭》的记载是可信的。其一，《墓志铭》是墓主死后不久刻制的，不会弄错；其二，仪凤二年到辽东，未再他去，仪凤四年死于安东府合乎情理；其三，《旧唐书·高丽传》说他于仪凤初卒于长安不可相信，因为仪凤初当是仪凤元年或二年，既然仪凤二年到了辽东，怎么会在仪凤初死于长安呢！其四，年初死于安东府，年末葬于洛阳，符合事实。洛阳是东都，洛阳邙山之原是当时许多政府官员安葬之地，把他葬于此处，实际上是给他荣誉。如果他死于长安，长安是首都，从首都移葬洛阳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可以肯定，泉男生于仪凤四年（679）死于安东府。

既然他死于仪凤四年（679），享年46岁，可推知其生于贞观八年（634）。由此看来，《辞典》不明确其生卒年代，只说其卒年46岁，是应当补充的。

韦仁约

韦仁约，字思谦，因武则天父名武士，约与的音类同，故而时人多讳其名而称其字。他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勤奋好学，通过进士考试走上仕途，初为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县尉，继为监察御史。他为官清正，不畏权贵。永徽年间，顾命大臣褚遂良因贱买中书译语人地受到他的劾奏，结果，褚遂良被降为同州刺史。后来，褚遂良又为宰相，他遭到报复，但他毫不畏惧地说：“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高宗对他为人正直，忠勤其职，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迁御史大夫。武则天执政时，他又升为宰相。在其晚年，威望很高，他两次要求退休，才被武则天允可。所以，《韦仁约墓志铭》对其评价道：“府君（韦仁约）自少及长，每以贞正自居，非法不言，非礼勿动。造次颠沛，容止不亏，懔懔然有不可犯之色。”又说：他“见善者必欲朝暮达之，见恶者不能晷刻容之。至于面折庭争，论到臧否，虽雷霆奋发，而词色不挠”。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严格遵守封建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严于律己的廉史。

至于韦仁约的生卒年代，《旧唐书·韦思谦传》载：“永昌元年九月，卒于家，赠幽州都督。”永昌元年即公元689年。因此，《辞典》就把其生卒年代定为（？-689）。显然，这是没有利用其《墓志铭》的结果。(www.xing528.com)

《韦仁约墓志铭》：韦仁约“以永昌元年九月廿八日遘疾弥留，薨于神都承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九”。《旧唐书·韦思谦传》与《墓志铭》都记载韦仁约死于永昌元年九月，必然无疑。《墓志铭》优于文献资料的是多了他死的日期、地点和终年的岁数。由此可以推知，他的生年当是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辞典》缺其生年是应当补充的。

韦承庆

韦承庆，字延休，韦仁约子。他才能出众，颇有文字功夫，他撰写文章迅速而有文采。他初为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又先后为太子司议郎、乌程（今浙江湖州）县令、凤阁舍人、沂州（今山东临沂）刺史、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虢州（今河南灵宝）刺史，最后为宰相，兼修国史。

武则天退位，中宗复立后，因韦承庆和张易之、张昌宗有关，曾被下狱，后又遭贬。正当韦承庆待罪听候处理时，中宗欲草赦书，“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乃召承庆为之。承庆神色不挠，援笔而成，辞甚典美，当时咸叹服之”。后来，又参加修撰《则天实录》及《则天皇后纪圣文》，受到中宗的称赞和奖励。由此可见，他是封建文人中的佼佼者。

关于韦承庆的生卒年代，两《唐书·韦思谦传》所附的《韦承庆传》中都未谈到；故而《辞典》的《韦承庆》词条也不曾涉及。看来，仅依文献资料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韦承庆墓志铭》载：“粤以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寝疾薨于京师万年县大宁里第，春秋六十有七。”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既知其享年67岁，可推知其生年当是贞观十三年（639）。《墓志铭》补文献之遗缺显而易见。《辞典》增加这些内容，也就更显得其权威作用了。

武懿宗

武懿宗是武则天伯父武士逸之孙。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封其为河内郡王，食邑五千户，复为左右金吾大将军。历任魏（今河北大名北）、汴（今河南开封）、同（今陕西大荔）、许（今河南许昌）四州刺史。万岁通天年中（696），契丹将领孙万荣部进攻河北，武则天命武懿宗为大总管反击孙万荣。其部下建议利用有利条件，退敌立功。武懿宗畏敌不前，坐失良机。结果契丹屠赵州（今河北赵县）而去，众人嗤武懿宗怯懦无能。

武懿宗也是酷吏之类人物，凡被契丹胁迫而去能够回来者，他都视为投敌，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百姓痛苦万分，他言笑自若。他还制造冤狱，“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

中宗恢复帝位后，武懿宗的地位当然降低，但他仍被封为耿国公，最后死在怀州刺史任上。至于他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年龄，两《唐书》的《武懿宗传》均未提及，故而《辞典》对这一问题也避而不谈。

《武懿宗墓志铭》载：武懿宗于“神龙二年六月十八日，遘疾薨长安之延寿里第，享年六十六”。神龙二年即公元706年，由此可以推知，他生于贞观十五年（641）。《辞典》增加这些内容，就可以对武懿宗有更全面的认识了。

高力士

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潘州（今广东茂名北）人。圣历元年（698），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其进入宫中。因受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又因他射箭百发皆中，有力士之称，故而就改名高力士了。

高力士入宫后，初受武则天的喜爱，后得玄宗的赏识。武则天退位后，韦后毒死中宗，想走武则天的老路，自称皇帝。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武则天女）杀韦后，使睿宗再次为帝。睿宗让位于隆基，隆基即位，就是玄宗。《高力士神道碑》载：“玄宗赫然提剑而起，公（高力士）实勇进”，实际就是说，高力士帮助玄宗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力士虽然显赫一时，令人瞩目，“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但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可见，他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宦官的角色，不像李辅国以后的宦官那样，架空皇帝，专权跋扈，甚至废立皇帝。反之，他极力维护玄宗的权力和地位。

由于玄宗的信任，高力士的官衔日益增多，《高力士墓志铭》载，他“特加朝散大夫、内给事、充内弓箭库使。寻迁内常侍、兼三宫使，又加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又“累迁冠军、镇军、辅国、骠骑大将军，特拜内侍监。内侍有监自公始也”。显而易见，高力士又破例被加上了前所未有的内侍监官衔。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力士受李辅国排斥被贬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在途中遇见史学家柳芳。他为柳芳修史提供了很多一般人难知的宫中史料，为柳芳修撰《唐历》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高力士的生卒年代，文献记载与《高力士墓志铭》的有关内容有显著的不同。

据《高力士外传》载：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还京。七月，高力士“发巫山（应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渐亟。谓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同，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言毕，以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终于朗州开元寺之西院”。《新唐书·高力士传》也有类似的内容，同样的结论，都是高力士终年79岁。

《辞典》所定的高力士生卒年代是公元684至762年。实际上这也是按高力士终年79岁推算而来。总而言之，古今史书都认为高力士79岁而终。

《高力士墓志铭》：“宝应元年，有制追赴上都。中路闻天崩地坼，二圣下席。长号泣血，勺饮不入口。惜攀髯而无及，俄易箦而长辞。其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享年七十三。”显而易见，高力士终年是73岁。

高力士究竟是终年79岁还是73岁呢？必然有是非之分。他如果是终年79岁，应当生于嗣圣元年（684）；他如果终年73岁，应当生于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宫的时间，《旧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元年（698），《新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初。圣历的年号只用了二年，所以，圣历元年和圣历初是一致的。这时高力士多大年龄呢？

《高力士神道碑》：“年在童龀，入侍玉阶。”《高力士墓志铭》：“年未十岁，入于宫闱。”“童龀”应该是童年换牙时，一般是七八岁；“年未十岁”，当是接近十岁。看来，两种记载基本一致。这样一来，按照他入宫的年龄和时间，他终年必然是73岁。因为他生于天授元年（690），到圣历元年（698）正好8岁。说他“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都是合适的。

如果他终年是79岁，生年是嗣圣元年（684），到圣历元年（698）他入宫时，当是15岁，显然和“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再者，高力士是宝应二年（763）十月安葬的，距他死时仅差8个月。《墓志铭》是安葬时放入墓中的，放入墓中前肯定有知情者过目。既然有当时的知情者撰写过目，像墓主的年龄这样具体的数字是不会有错的。

综上所述，高力士的生卒年代应当是天授元年（690）到宝应元年（762），享年73岁。

张守

张守，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西南）人。初从郭虔瑾镇守北庭（今新疆奇台），多立战功。不久，转为幽州良杜府果毅，很受幽州刺史卢齐卿的赏识，常与之共榻而坐。很快又成为左金吾员外将军，任建康军使。

开元十五年（727）吐蕃进攻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张守奉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他修筑州城，加强防守，致使吐蕃不敢攻城而退。张守因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为瓜州都督府都督。第二年，迁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

开元二十一年（733），转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由于契丹连年制造边患，原任幽州长史不能抵御，张守到任后，主动出击，每战皆捷。最后，取得很大胜利。开元二十三年（735），又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玄宗还命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后来，张守部下对敌作战先胜后败，张守隐瞒败情而妄报取胜之功，待事实真相暴露后，“守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新唐书·张守传》记载此事也基本如此，但没有说明事发何时。根据这些记载，《辞典》把他的生卒年代定为（？-739）。这样一来，张守肯定是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了。

近读《张守墓志铭》，发现张守死的时间是：“以（开元）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薨于廨舍，春秋五十有七。”看来，这种记载是确切的。因为《旧唐书·张守传》的记载是“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当然这就是说到任不久就病死了；相反也可以理解为不是到任后立即死去的意思。既然如此，张守于开元二十七年被贬为括州刺史，二十八年死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况且，《张守墓志铭》就是这样记载的：“廿七年……公时坐镇，不自董戎，而部将骄愎，遂违节制。天子永惟春秋责帅之义，乃贬公为括州刺史。”紧接着就是他于廿八年五月六日死了。

张守终年57岁，可以推知他生于嗣圣元年（684）。总而言之，张守的生卒年代是嗣圣元年（684）至开元廿八年（740）。《辞典》的有关内容应当修改。

白敏中

白敏中，字用晦，两《唐书》均有其传，都认为他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族弟。但《辞典》却认为他是“白居易族叔”，不知写这词条的根据何在。另外，当唐武宗欲以白居易为相时，李德裕反对道：“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毋庸置疑，白敏中是白居易的族弟。

关于白敏中的籍贯，《辞典》认为他是“唐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这与《旧唐书·白居易传》认为他是“太原人”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并不矛盾，《新唐书·白居易传》基本上说清了这个问题：“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由此可见，白居易家族是由太原迁往下的。

白敏中在唐穆宗时登进士第，到武宗时得到重用，历任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学士承旨直至宰相。后来，更为宣宗所器重。唐懿宗时死于凤翔节度使任上。

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各种史籍记载不一。《旧唐书·白敏中传》记他死于咸通三年（862），《新唐书·白敏中传》记他死于咸通二年（861），至于享年若干，生于何时，均不见记载。于是《辞典》就不肯定地认为他的生卒年代是（？-约863）。

近读《白敏中墓志铭》，这问题得到了具体答案。白敏中“以咸通二年七月十五日，薨于凤翔府公馆，享年七十”。应当肯定，这一记载是确切的。咸通元年（860）二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四月，“白敏中三表辞让，上不许”。右补阙王谱建议道：“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未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不难看出，白敏中于正月患病，二月坠陛伤腰，于是，接二连三地五次上表辞位，都未得到允可。到了咸通二年（861）二月，他又被任命为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白敏中墓志铭》载，他到凤翔，“未数月，以疾乞骸骨”。在这种情况下，白敏中于七月死于凤翔公馆，显然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咸通二年（861）他是70岁，无疑，他应是生于贞元八年（792）。这样一来，白敏中的生卒年代是贞元八年（792）至咸通二年（861）也就毋庸置疑了。

综前所述，本文对唐代的12个人物之生卒年代进行了论述，用意是补充或纠正《辞典》中对这些人物的生卒年代所缺载或误载之不足。《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权威性的工具书，很受人们重视。当然，学术工作者也对它要求很高。但是，撰写这些人物词条的学者，都主要根据文献资料而成，没有参考与这些人物直接有关的文物资料如《墓志铭》等。不可否认，参考文献资料有不少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可能是没有利用文献资料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重视文物资料，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文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的缺载或误载进行补缺或正误，从而提高史学研究的质量。反之，文物工作者进一步重视文献资料的作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去研究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物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这样一来，二者就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但愿本文能发挥这样一点作用。

（原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2〕，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