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研究对史学的贡献

第17章　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发展

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的墓志。目前，究竟有多少墓志出土，还很难有个准确的数字。这些墓志，是史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如果利用这些墓志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论证文献资料的真伪，无疑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证明，墓志确有证史补遗的作用。

一

很久以来，我对《资治通鉴》上的一段记载很不理解。这段话是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突厥颉利可汗率军直逼渭水桥（即西渭桥，在今陕西咸阳东南）。突厥兵临京师城下，自然非同小可。唐太宗面对险情，毫无惧色，而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挺身轻出，“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最后是“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这样看来，好像唐太宗轻而易举地使突厥退兵了。固然唐太宗是杰出的皇帝，但即位不到一月，帝位尚不巩固的统治者，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威力，使突厥望而生畏。

今读《执失善光墓志铭》和《安元寿墓志铭》，发现事实的经过并不简单，文献的记载只是事实经过的现象，被现象掩盖的还有复杂的谈判和真实交易。有关文献为什么只记现象而不记真实的内容呢？

有关文献，如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其史料来源都是“国史”的唐代官方文书。据《贞观政要》记载，《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由“国史”删略而成，太宗曾亲自过目了。房玄龄等入之所以删略“国史”而成为《实录》，主要是为了满足太宗的要求，因为太宗非常担心史官在写玄武门之变时可能有损他的形象。这样一来，太宗的亲信房玄龄等人，必然在《实录》中大肆宣扬太宗也就不言而喻了。根据《实录》而成的有关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宣扬太宗的大智大勇，完全是一个强大国家君主的形象，也决不是无中生有。从表面现象看，基本属实，无可非议，但看不到事实真相，自然难以理解突厥为什么会很快退兵。

突厥退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执失善光墓志铭》云：“于是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蚁结蜂飞，云屯雾合，祖（执失武）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非常明显，在突厥兵临渭水便桥之前，执失武即遣其长子执失思力到长安向太宗“献策”，也就是通风报信。同时相约“代代子孙，无相侵扰”。

执失思力为什么要向太宗通风报信呢？因为唐高祖李渊从太原起兵而进军长安的过程中，曾受突厥的帮助。执失思力的祖父执失淹是突厥的颉利发（中层官员）。据《执失善光墓志铭》载：他于“皇初起太原，领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执失思力的父亲执失武也是突厥的颉利发。他“以元勋之子，皇授上大将军、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公”。由此看来，执失淹和执失武，既是突厥的颉利发，又因对唐有功而有唐朝的官爵称号。这种双重身份，正好为唐和突厥都利用。正是这种原因，执失思力被派入唐，使双方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达到了议和退兵的目的。这种效果的取得，是执失思力一方面为唐通风报信，使太宗心中有数，有所准备；另一方面，满足了突厥索取财富的要求，如愿以偿而退兵。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当太宗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亲临渭水之上时，曾“与颉利隔津而语”，后来，“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当然是窃窃私议，不愿他人知道内情。双方首领在战争前沿单独会见，窃窃私议，必然与战争有关。如果说太宗与颉利可汗单独会见的目的是怎样结束渭水便桥的紧张局势，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太宗与颉利可汗在前线的马上单独商谈怎样结束渭水便桥的紧张局势，只能是达成原则协议，不可能商定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需要另行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停止军事行动，进行谈判。《安元寿墓志铭》的一段记载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安元寿墓志铭》：“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太宗与安元寿在帐中也就是前线司令部单独接见颉利可汗的“乞降”使者，显然是秘密谈判。所谓“乞降”，只能是太宗对外的言词。如果真的是“乞降”，太宗应该大肆宣扬自己的威力和胜利，何必接受“请屏左右”的条件，掩人耳目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唐必须对突厥付出相当的代价，是一种屈辱的条件，不便张扬。参考有关文献，双方谈判的结果是“车驾即日还宫”。太宗从前线的“帐中”回到长安的宫城，说明谈判成功了，战争的威胁即将解除。

概括以上情况，在突厥大军进逼渭水便桥时，太宗亲自出马，与颉利可汗相会于阵前，双方同意，议和罢兵。然后，颉利可汗遣使到唐的前线司令部“帐中”商谈具体条件。谈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还宫。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太宗究竟答应了突厥什么条件。这个问题，可以从太宗与萧H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萧H曾问太宗道：“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太宗答道：“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这段记载有四点意思：其一，突厥进逼渭水便桥原目的是“唯贿是求”；其二，唐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三，太宗刚刚即位，地位尚不巩固，欲尽量避免战争；其四，对突厥送以金帛，使其得所欲，然后自动退兵。既然突厥自动退兵，说明太宗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从另一方面说，太宗既对突厥“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说明突厥也实现了索取物质财富的要求。由此可见，执失思力于战前进入长安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使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为此，太宗对其“即赐铁券，因尚九江公主、驸马都尉，赠武辅国大将军”。后来，执失思力又多次来往于唐和突厥之间，充当使节。这进一步说明，执失思力在唐和突厥之间确实发挥了穿针引线、互相沟通的作用。

这一事例，充分显示了墓志的证史补遗作用。由于墓志的证实，有关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只说明了表面现象，在表面现象掩盖之下，还有文献缺载的事实真相。由于墓志的补充，所谓“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或者“入朝献策”，都是一面之词。事实真相是执失思力入唐，既是为太宗通风报信，使其了解突厥的来意，准备对策；也是为突厥达到索取物质财富的目的而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后来执失思力又多次来往于唐和突厥之间，沟通双方的关系。不是墓志发挥作用，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达到这种认识的。(www.xing528.com)

二

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有些人物的生卒年代缺载或误载。这主要是辞条作者都是依据已有文献撰写而成，没有利用文物资料证史补遗。根据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墓志，可以补充或纠正辞典中若干人物的生卒年代的缺载或错误。

武懿宗是武则天的伯父武士逸之孙。武则天执政时，他狐假虎威，横行一时。中宗恢复帝位后，他的地位当然是今不如昔。但他仍被封为耿国公，最后死在怀州刺史任上。至于他死的时间、地点和年龄，两《唐书》的《武懿宗传》均未提及，故而《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避而不谈。

《武懿宗墓志铭》载：武懿宗于“神龙二年六月十八日，I疾薨长安之延寿里第，享年六十六”。神龙二年即公元706年，由此可以推知，他生于贞观五年（631）。这样一来，武懿宗的生卒年代以及死的地点、时间都显而易见了。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的著名宦官，玄宗时的许多大事与他有关，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关于高力土的生卒年代，文献记载与《高力士墓志铭》的有关内容明显有所差别。

据《高力士外传》载：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从被贬地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还京。七月，高力士“发巫山（应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渐亟。谓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同，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言毕，以宝应元年八月十日终于朗州开元寺之西院”。《新唐书·高力士传》也有类似的内容，同样的结论，都是高力士终年79岁。

《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部分所定的高力士生卒年代是公元684～762年。这实际上也是按高力士终年79岁推算而来。总而言之，古今史书都认为高力士79岁而终。

《高力士墓志铭》：“宝应元年，有追赴上都。中路闻天崩地坼，二圣下席。长号泣血，勺饮不入口。惜攀髯而无及，俄易J而长辞。其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享年七十三。”显而易见，高力士终年是73岁。

两种记载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按他终年79岁算，其生年应当是嗣圣元年（684），按他终年73岁算，其生年应当是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宫的时间，《旧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元年（698），《新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初。圣历的年号只用了二年，所以，圣历元年和圣历初是同样的意思。当时高力士多大年龄呢？据《高力士神道碑》载：他“年在童龀，入侍玉阶”。《高力士墓志铭》认为他“年未十岁，入于宫闱”。“童龀”应该是童年换牙的时候，一般是七八岁；“年未十岁”，当是接近十岁。两种记载虽然用辞不一，但其意思基本相同。这样一来，按照他入宫的时间和年龄，他终年必然是73岁。因为他生于天授元年（690），到圣历元年（698）正好是八岁，说他“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都符合实际。

如果他终年是79岁，生年是嗣圣元年（684），到圣历元年（698）他入宫时，当是15岁，显然和“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高力士墓志铭》载高力士终年73岁是正确的。

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前进的各个领域，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使过去认识较肤浅的内容逐步深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发现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在这方面，考古工作者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文物和墓志出现。陕西出现墓志之多，难以数计。这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必须重视。以上略举几例，说明墓志对发展史学的作用。虽然只是一点粗浅的认识，但希望能够发挥少许抛砖引玉的作用。

（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4年，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