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肃与《大唐新语》：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简介

第13章　刘肃与《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是唐人刘肃所撰。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自宋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视其为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列其为别史类，《四库全书》则列其为子部小说家类。当代有的学者称其为“历史琐闻类的笔记”。认识上的不一致，正说明该书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刘肃为什么撰《大唐新语》

刘肃，新、旧《唐书》中均未有其传，《通鉴》中的有关部分也未记载其政治活动。这样一来，刘肃的生卒年月及其历史地位就很难叙述清楚了。仅为人知者，是《新唐书·艺文志》中称刘肃为“元和中江都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载：“肃元和中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大唐新语原序》题目下有结衔题“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刘肃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也载刘肃是“江都县主簿”。看来，他先后曾任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是可信的。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宪宗在位15年，刘肃在宪宗以前或以后还有什么事迹，现在就无从谈起了。不言而喻，刘肃惟一为人所知的历史贡献，就是修撰《大唐新语》。

刘肃为什么要修撰《大唐新语》呢？他在该书的《序》中认为，自有文字以后，史书就逐步产生了，从《尚书》、《春秋》到《史记》、《汉书》，日益增多，史书的内容也有发展。从唐朝建立（618）到他所处的元和（806-820）年间，已经200年之久，也需要有人来写唐代的历史。他说：“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这就是说，唐代200年的历史，比前代更值得去写。同时也说明《大唐新语》是成书于元和年间，否则就不便说“载几二百”了。但是，他不是去写唐代的通史，而是“起自国初，乞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也就是主要写自唐初至代宗末年，与“政教”有关，可为后来人“师模”的有关内容。

刘肃认为的与“政教”有关，可为后人“师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在其《总论》中谈到，史书的社会作用非常之大。他以《春秋》为例说：“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全唐文》卷六九五作‘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简言之，《春秋》的主要内容是“尊君卑臣，去邪归正”。它的社会作用是可使“乱臣贼子惧”，“拨乱世反诸正”。因而，它不是单纯的按照年月顺序去叙述历史事实，而是“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对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不难看出，他对《春秋》是顶礼膜拜的。

在他看来，《春秋》以后的史籍就不同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缺点。他说：“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这里刘肃主要批评司马迁与班固在评论人和事的问题上没有继承《春秋》的思想。他对司马迁的批评，与班固的观点相同。班固说：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对班固的批评，他又借助于范晔。范晔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总之，在刘肃看来，司马迁、班固都背离了儒家思想，司马迁不重视儒家经典，不按《春秋》的是非标准评论历史人物，重利轻义；班固虽批评过司马迁，但他又重蹈覆辙，“轻仁义，贱守节”，因而，他们都目光短浅。

不过，他认为司马迁、班固还有其优点，对他们应该取长补短。他说：“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非常明显，他肯定司马迁、班固的地方是其叙事的方法，他要取长补短，必然是取其叙事的方法，纠正其背离儒家思想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动荡，使封建的纪纲废弛，上下失序。尊卑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很难作为统治者的行动准则，无疑，在史学领域中也就更难贯彻这种思想了。所以他说：“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

唐朝建立后，“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但刘肃没有说明“光于前代”表现在什么地方。不过，他赞扬什么，批评什么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从其态度中很自然的可以看出其著述的主张。他认为《春秋》以后，“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他把道家、法家思想都视为“异端”，被他视为“异端”的根据，是这些思想“无裨政教之阙”，从而背离了“圣人遗训”。由此可见，必须是对“政教”有益者，才能被刘肃认为是有价值的著述。

刘肃对荀爽的《汉语》十分崇拜。荀爽是东汉桓帝时人，他在其对桓帝的上疏中说：“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又说：“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这就是说，夫妻、父子、君臣的关系就是礼义的内容，礼义可以“兴福祥”，“止祸乱”。显然这是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既然荀爽“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他要按照荀爽的指导思想进行著述，必然是集唐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大唐新语》。他说：“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书，贼狙诈也；刊浮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显而易见，他效法荀爽，要重“文德”，“归正”、“抑末”，抛开那些“奇正之谋”，“纵横之书”，“术数之略”，而且还要人们相信，他的论述在百代以后还有作用。这样一来，他要著述的内容必然是与政治有关，可谓统治者有所借鉴的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大唐新语》的“新”是针对《汉语》而言，该书是继《汉语》之后又一本对统治者有鉴戒作用的史书，肯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刘肃撰写该书目的，就是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大唐新语》始见于《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的杂史类，《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的别史类改称其《唐新语》，明人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又恢复原来的名称《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的内容

刘肃撰《大唐新语》的目的明确了，该书的内容自然也就容易理解。全书共分13卷，30个门类。这些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唐代的国史、实录。因为各卷、各门类中所提到的人物活动，在两《唐书》的有关人物传中大多都有记载，内容大体类同。众所周知，后晋修撰《旧唐书》时，尚有九朝实录，武德至大历，当然在九朝之内。《旧唐书》所载这个范围内的纪传，必然以有关实录为依据。赵翼说：“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赵翼所列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欧阳修等人所修的《新唐书》，必然借助于《旧唐书》。这样一来，两《唐书》各传中与《大唐新语》相同的内容，必然都来自有关的实录、国史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也说明《大唐新语》所载的史料虽然不多，但其可信程度是不会低于两《唐书》的。当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与两《唐书》有所差别也是存在的。例如，两《唐书》的《文德皇后传》与《长孙无忌传》，均载文德皇后是长孙无忌之妹，而《大唐新语》却载：“无忌，后之弟也。”还有一些两《唐书》所没有的内容，主要是刘肃要按照自己的修史目的选择资料，从而与两《唐书》的作者选取资料的角度不同所致。这些差别，虽然也应加以注意，但并无关大局。

该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唐代良好的君臣关系。良好的君臣关系，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缓和。这种缓和表现在多方面，如皇帝善于用人。唐太宗重用房玄龄、杜如晦，致使“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又重用魏徵，听到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魏徵死后，他“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于是叹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唐玄宗重用姚崇，“而天下大理”。唐太宗发现马周才能出众，立即重用。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说明在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中人的因素极为重要。太宗、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是他们在政治上成功的重要原因。

善于纳谏，是封建皇帝的美德，历来为封建史家所赞颂。唐太宗善于纳谏，妇孺皆知，该书也载这种事例颇多。至于唐高祖、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纳谏的事例也记载不少。其中的《极谏》，记载了不少臣僚冒着很大的风险向皇帝进谏的事例。例如，关于武德年间孙伏伽、苏长（苏世长）批评唐高祖的问题。孙伏伽是万年县法曹，他尖锐批评唐高祖刚做了皇帝就奢侈腐化。苏长更是指桑骂槐，把唐高祖所修的披香殿说成是隋炀帝所修，实际上是把唐高祖比做隋炀帝。关于张玄素批评唐太宗修洛阳宫的问题。贞观初，太宗欲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以秦修阿房宫、隋修乾阳宫而亡的教训力谏罢修。关于来公敏劝阻唐高宗西幸凉州的问题，在高宗将幸凉州时，群臣都认为陇右一带经济状况不佳，不宜前往，详刑大夫来公敏进一步谏道：“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挺稍难。”最后还说，窃窃私议陛下者很多。

以上记载，既说明高祖、太宗、高宗、玄宗等有纳谏的美德，同时也说明与这些皇帝同时的臣僚们忠于皇帝的贤行。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主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忠烈》中还记载了忠君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例。武则天时，睿宗为皇嗣，有人诬告睿宗“潜有异谋”，武则天令来俊臣按之，有关者都经不起严刑拷问，违心地胡言乱语，只有安金藏仗义执言，反对歪曲事实，并且自己引刀剖腹，使“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以致气绝而表示“皇嗣不反”。还有尧君素忠于隋的事例。当李渊已进兵关中，隋朝政权已土崩瓦解时，尧君素还为隋据守河东（山西永济），原隋将军屈突通劝他降唐，他反羞辱之，其妻劝其投降，他又痛骂不绝，还引弓射之。最后他向部下表示：“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不久，即为麾下所杀。安金藏忠于睿宗，使武则天赞叹不已，尧君素忠于隋炀帝，使唐太宗“嘉其忠节”。实际上这是所有的封建皇帝都希望其臣下像安金藏、尧君素那样忠于自己。即使像隋炀帝那样的皇帝，为臣者也应始终如一。

另外，《谀佞》中还从反面记载了一些貌似进谏实际上是阴谋家的人物活动。例如，太宗在一树下说：“此嘉树”。站在身旁的宇文士及就“美之不容口”，太宗面有怒色地说：“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今乃果然。”结果，使宇文士及十分难堪。另如，武则天称帝，以睿宗为皇嗣，居东宫，洛阳有王庆之者，投武则天之所好，“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同意，他痛哭流涕，死皮赖脸地一再请求，最后激怒了武则天，把他推出去打死了。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投其所好者，以忠于皇帝的假象，掩盖其别有用心的实质。记载这些事例的用意，自然是要后人提高警惕，不要为那些阳奉阴违、口蜜腹剑的人所迷惑。

二、为官要公正清廉。该书所载为官要公正的内容很多。例如，贞观年间，唐太宗问褚遂良道：“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道：“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回答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褚遂良既忠于职守，也不分上下，一视同仁，真可谓公正无私了。另外，贞观时有人盗官粮被侍御史张玄素所弹劾，太宗大怒，特令斩首。中书舍人张文据律力争，认为不应定为死罪。太宗认为“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徵进言道：“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盗粮者终究未被处死。封建法律虽然体现着地主阶级的意志，但当人们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认识时，皇帝能按法律办事，自然是被人们喜闻乐道的。

关于为官清廉的记载，专有《清廉》一门，唐初的李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赀写书数万卷。”他还告诫子孙道：“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他爱好读书，所得俸禄用以写书，又注意发展生产而不贪财，自然是可赞扬的清廉。

武则天时的裴炎，“虽官达而清贫”，后受冤而被诛，临刑时竟无分毫遗留，后被“收其家，略无积聚，时人伤焉”。武则天时的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简，宅舍屋宇无所增改”。诚然，这些清廉的官僚并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能改变他们剥削阶级的地位，像李袭誉，他在京城有赐田十顷，当然他不会亲自耕种，必然靠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为生。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能把剥削局限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使劳动者能够清楚其受剥削的程度，同时也知道自己在受剥削之外还有为自己而劳动的希望，势必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因此，李袭誉这样的清廉官吏，比起那些贪得无厌、肆无忌惮的剥削者来说，必然受到人们的赞扬。这样的后果，势必使社会矛盾缓和，统治者地位更加巩固，从而也为统治阶级所称道。当封建社会只能产生这样的清廉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些人物是人类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刘肃称道这些公正、清廉的官吏，正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www.xing528.com)

三、官吏要勤于政事。武则天时，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吐蕃、突厥二寇频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于南界硖石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停军，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虏不复纵。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往年粟麦斛至数千，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粮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至凉州五年，夷夏畏慕。”这样扩大生产地的范围，保护生产环境的安全，又积极发展生产，自然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有利的。

开元初年为河南尹的李办事极为认真，有一寡妇与道士私通，欲除其子而减少障碍，遂诬告其子不孝，其子不便辩解，甘愿认罪。李并不轻信母子二人的言论，派人深入调查，发现了寡妇与道士的私事，遂杖杀了道士与寡妇。此事在《旧唐书·李传》中没有记载，《新唐书·李传》中的记载，也较《大唐新语·政能》的记载简略。不难理解，刘肃突出记载此事，是认为李的勤政美德可为后人借鉴。另外，像唐初的薛大鼎，为沧州刺史时，疏通棣河，“引鱼盐于海”。还有武则天时的姜师度，因其“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因而，该书记载：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这些官员被封建史家称为“良吏”或“循吏”，正说明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的楷模人物，后人应当效法他们。

四、统治者应该博学有识。“博学”与“有识”是密切相关的，“博学”才能“有识”，“有识”源于“博学”。这一点在唐太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看了此书，喜出望外，觉得大长见识，遂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应该说，唐太宗在这方面是虚心的，他坦白地承认，从书中知道的东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而使他在政治活动中收到显著的效果。于是，他对撰书者大加赞扬，并给以奖励，同时，把此书对“太子诸王，各赐一本”。玄宗也说：“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因此才有储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至六年，分部上架毕”以供使用。这都充分说明，“博学”与“有识”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大唐新语》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

由于“博学”、“多识”的社会作用非常显著，所以，统治者极为重视这方面的人才。褚遂良知识渊博，唐太宗就称赞他道：“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有一次，太宗外出，有人建议“载书以从”。太宗道：“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虞世南为秘书监，他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不难看出，虞世南的文化作用与政治作用统一起来了。

还有太宗时的王义方，“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尤其对史籍更为熟悉，因而被拜为侍御史。太宗高度评价魏徵的原因之一，也是因其“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裴士淹“聪悟柔顺，颇精历代史。玄宗甚爱之，马上偕行，得备顾问”。这都说明“博学”、“多识”是从政的必要条件。

博学之士不仅可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也得到社会的尊重。玄宗时的贺知章，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当然这是非常光荣的事。宰相源乾曜问张说道：“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张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德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二者比较，学士因有学问，故为“二美”之中的最美者。学士为“缙绅轨仪”，也就是学士为高级官吏的榜样。当然说明学士的社会地位比各种官吏更高。此事《旧唐书》卷一九〇中《贺知章传》中没有记载，《新唐书》卷一九六《贺知章传》也记载得较为简略，《大唐新语》较详细地记载此事，正说明刘肃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要统治者知道“博学”是“多识”之源，“多识”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五、统治者应不断进行改革。武德九年（626）十一月，唐太宗即位不久，就下诏改变隋朝“政刻刑烦”的弊端。他下诏说：由于隋朝“政刻刑烦”，致使上下之间，朋友之间，同僚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于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另如，玄宗时的姜晦为吏部侍郎，改革了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有很好的效果。本来，在选拔人才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为与选人交通。”姜晦“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行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最初，这种改革曾遭到不少人的指责，认为这是不遵“前轨”，但在收到“铨综得所，贿赂不行”的效果时，就“举朝叹服”了。

玄宗时有关车问题的改革，更有实际意义。车是载皇帝内棺的车子。按照古制，皇帝即位，即制内棺，每年都要加漆，表示“存不忘亡”。皇帝外出，用车载内棺随行，称为车。有一次，玄宗外出，看到车，遂问左右是什么东西。有人答曰：“礼》云：天子即位，为岁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则载以从，先王之制也。”玄宗认为这种“先王之制”毫无意义，遂“命焚之”。从此以后，皇帝外出，再没有车相随了。这种改革，无疑可以减少人力、财力的浪费，很有实际意义。

此外，从《厘革》中还可以看出，宰相制度、城市管理制度、衣冠制度、选拔人才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都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有所变化。这就给人以启示，统治者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或手段，以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六、吸取教训，引以为诫。《谐谑》主要载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看来是以诙谐的口气，开玩笑的方式，讽刺一些人或事，实际上是告诫人们，处事待人必须谨慎，不能随心所欲，不仅要从正面总结历史经验，也要从反面吸取教训。例如，在唐太宗的一次近臣宴会上，因为欧阳询“瘦小”而貌甚“寝陋”，长孙无忌就对他讽刺道：“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猴？”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文德皇后之兄，又是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但欧阳询不畏权贵，应声对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欧阳询对长孙无忌的回击颇为有力，连太宗也很不高兴地说：“汝岂不畏皇后闻耶？”读了这个故事，谁能不称赞欧阳询才华出众，不畏权贵的勇气十足呢？欧阳询“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行，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其书法更为惊入，他“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模焉”。甚至高丽也“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这样优秀的人才，只是因为其貌不扬，即遭戏弄，必然引起人们的同情。不言而喻，记载这些内容，是要最高统治者不要袒护权贵，也不要以貌取人。

另一类同的例子是，贞观初，温彦博为吏部侍郎，因其选官不当，被落选者裴略所嘲讽。裴略以竹喻温彦博道：“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以屏墙喻温彦博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温彦博意识到这是挖苦自已，感到非常惭愧，遂又选用了裴略。

武则天执政时，滥用官吏的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就有人认为，官员之多，“车载斗量”，是“可笑事”。高宗总章年间，长安兴善寺遭火灾，“尊像荡尽”，于是，就有道士李荣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此诗虽是道家对佛家的讽刺，但也说明如来佛法无穷纯系子虚乌有。言外之意，当然是要统治者无须依靠佛教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了。

根据以上内容，《谐谑》一门主要是作者批评一些自己认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人和事，希望统治者能够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前人覆辙。但是，有人却认为，“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这就是《大唐新语》由杂史被改为小说的理由。其实，这种理由并不充分。既然《大唐新语》仿照《汉语》，是“可为鉴戒者”的著述，故而被列为杂史，那么，批评一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人和事，要统治者引以为戒，岂不正是“有裨劝戒者”吗？至于“繁芜猥琐”，莫非是指文字较为通俗，不够严肃。其实，这正是以带刺激性的手段促使统治者不要再走前人的老路。如果说其他内容是从正面劝告统治者应该怎样总结前人的经验，那么，《谐谑》门就是从反面警告统治者应该吸取前人的教训。二者是殊途同归。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是违背了刘肃的原意的。

《大唐新语》的史学地位

根据《大唐新语》的内容来看，唐代后期产生这样的著作并非偶然的现象，而是和历史的前进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陷于分裂状态，隋朝统一，仅仅28年，就又土崩瓦解。由此可见，继隋之后的统一王朝，怎样长期存在下去是统治者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唐高祖接受令狐德的建议，下诏修魏、周、隋、梁、齐、陈等6种史书，正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经常与人研讨古今，并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更为人所熟知。高宗初年，也“留心政道”，还曾向令狐德了解过历史上什么是“王道”与“霸道”，以及二者的关系，同时还问过“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等问题。

唐朝后期，宪宗是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感群议，卒收成功”。有所作为者必然更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他曾对李吉甫说：“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由此可见，有人认为他“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是真实的。由于他“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所以才发奋图强的。

宪宗不仅重视本朝的历史经验，而且也重视古代的历史经验。他曾问宰相李藩道：“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李藩借古人的话道：“俭以足用。”继而又进一步发挥“俭以足用”的意思说：“盖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羡，稼穑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宪宗对李藩的论述，深信不疑，表示一定“诚心”照办。另外，他还向李藩问道：迷信的人向鬼神祈祷消除灾殃可以转祸为福吗？李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他以仲尼与汉文帝为例说：“仲尼病，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宪宗完全赞成李藩的意见。非常明显，宪宗重视历史的经验，是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刘肃在这时候，也就是宪宗渴盼有人为他总结历史经验，以便从中找寻借鉴的时候修撰《大唐新语》，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没有证据说明他是奉命所撰以前，至少可以说他是为了迎合时代的要求而撰。

从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思想严重地影响到史学领域。从《汉书》起，经《后汉书》、《三国志》以至南北朝的几种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详见拙作《魏徵的史学地位》）。到了唐初，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魏徵总负责的《五代史》，从史学思想上，主要突出人在一个王朝兴衰中的作用，不再讲什么天的作用了。主要是统治者从历史的实际中意识到，宣扬天命固然可以说明自己取得统治地位是名正言顺的，但又无法防止别人也举起皇权天授的旗帜来取代自己。正因为如此，李渊起兵时虽然也“自以姓名著于图A，太原王者所在”，从而认为“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而要进兵长安。但当他取得政权以后，他倒不讲天命，而是相信“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遂采取相应的措施主动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唐太宗更加重视历史的经验，注意从中吸取教训，还把历史比做镜子，借以随时检查自己的得失，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由于政治上的需要，鉴戒史学就更充分地发展起来。《大唐新语》就是这种鉴戒史学的一种著作。

魏徵在《五代史》中强调人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为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要他们不要再相信天命。《晋书》中的这种思想也甚明显。被《新唐书·艺文志》列为杂史的《贞观政要》，更是鉴戒史学的典型著作。文宗时又打算修《开元政要》，如果修成，也必然是与《贞观政要》源于同一类型。杜佑的《通典》，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我已在《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中有过论述。在唐代出现一系列充满鉴戒史学思想的著作的情况下，再结合宪宗颇有作为的特点，刘肃为统治者修撰《大唐新语》，专门为其总结本朝的历史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既是反映了政治的需要，也体现了史学发展到当时的特点。

从内容看，《贞观政要》与《大唐新语》是同一类型的著作，都是记载为了政治的需要而谈历史。所不同者，前者是唐太宗君臣谈论唐代以前的历史；后者所载是唐朝建立到代宗时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顺序上说，二者是前后衔接的。如果说刘肃有续《贞观政要》的意思，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说，把二者称为姊妹之作是无可非议的。

综上所述，《大唐新语》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史书，不是一般的笔记小说，虽其体例与《世说新语》相仿，但其内容截然不同。该书是古代史学发展史上鲜明地体现了唐代史学思想特点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