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研究及柳芳墓志研究

第12章　柳芳及其史学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西）人，其生卒年代不详，根据其事迹推测，应该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时人。根据《全唐文》有关部分与《新唐书》卷一三二《柳芳传》，知他于玄宗“开元末，擢进士第，由永宁尉直史馆”。到肃宗“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后历左金吾卫骑曹参军、史馆修撰”，终年是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

勤于著述

柳芳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很多，他自己单独完成的有：《唐历》40卷，《大唐宰相表》3卷，《永泰新谱》20卷；他与吴兢、韦述共同修撰的有上自唐高祖，下止唐肃宗乾元年间的《国史》130卷。

柳芳的一生，极其勤奋。他“笃志论著”，“勤于记注，含毫罔倦”。这是他能够有许多史学著作的前提条件。

柳芳对唐代国史的修撰有很大贡献。唐初的统治者，为了从前代王朝的兴衰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极其重视修史。在唐太宗的直接关注下，不仅很快修成了前五代史（《周书》、《齐书》、《陈书》、《梁书》、《隋书》）、《晋书》等前朝的史书，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修史制度，开始修撰本朝的历史。唐代的《国史》就是这样产生的。

唐代《国史》的修撰，开始于令狐德。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同时，史官顾胤也“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看来，两者很可能是一种史书。因为令狐德与顾胤同在永徽年间撰修国史，二人共同参加一种史籍的修撰比较现实；同样内容，各修一种的办法，在当时是不大可能的，况且又都是80卷呢？

开元年间，吴兢又撰成《国史》65卷，后又继续修撰。天宝八年（749），吴兢死，其子进兢所撰《唐史》80卷。这部《唐史》，“事多纰缪”，不甚理想。开元、天宝时的另一史官韦述，“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这部《国史》，虽然在当时得到好评，但书未完成韦述就去世了。继续完成这部《国史》的就是柳芳。

柳芳与韦述在肃宗时同为史官，而且还是好友，他们共同“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系统《国史》，比韦述所修《国史》增加了17卷。但是，这部史书的缺点很多，由于“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以致形成“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在这种情况下，柳芳既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地想补其不足之处。例如，肃宗上元年间，他“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这就是说，柳芳为了弥补其所修《国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资料以后，因《国史》已“经于奏御，不可复改”，所以又另撰了一部“颇有异闻”，也就是有所创见的《唐历》。

《唐历》也是唐朝本身的历史，无疑也是《国史》。但它与以上所谈的《国史》不同，以上所谈的《国史》，都是纪传体，而《唐历》是编年体。这部编年体的《唐历》，对后人修撰两《唐书》和《通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唐历》的全部内容，从而也就不可能拿它和两《唐书》、《通鉴》进行对比，去研究唐史，或者分析它对修撰《唐书》、《通鉴》所起的作用。但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却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唐历》的内容。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对《唐历》有大概的了解。

根据自己不一定准确的统计，在《考异》中提到《唐历》的地方将近150处（同一问题提到两次者只算一处）。仅此一点，就可以肯定，《唐历》是司马光修撰《通鉴》《唐纪》部分的重要参考书。

根据《考异》所提到的《唐历》的内容，政治方面的最多，如政治事件、皇帝的活动、各种制度、战争的过程、官吏的任免、宫廷内部的矛盾、唐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内容很少，另外，还有日食等自然现象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不管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均可说明《唐历》与《通鉴》是大体类似的史书。

柳芳不仅勤于史学，尤精于谱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以前的史籍分为十三类，谱牒类是其中之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谱牒学的兴起，是与东汉以后士族地主的走上历史舞台，门第思想的流行分不开的。唐代的谱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郑樵认为，“姓氏之学，最盛于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由产生、发展到衰落，唐代既是“最盛”之时，也就意味着面临衰落。唐后期，随着士族势力的衰落，谱牒学也就每况愈下了。这是郑樵所不能认识的。

唐初的路敬淳就是最有名的谱牒学家，他“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末，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后来的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等人，也都有这方面的著作。柳芳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柳芳在谱牒学方面的成就也是颇为显著的。《旧唐书》卷一四九《柳[传》：“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以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后来，唐文宗看到《永泰新谱》，甚为赞赏，于是，召柳芳孙[道：“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柳[仿照柳芳的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不难看出，《永泰新谱》是皇室的家谱。柳[继承柳芳的事业，续修了德宗以后的皇室家谱。这些内容，是研究唐代政治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柳芳祖孙对唐代谱牒学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颇有见解的历史评论

柳芳是个很有见解的史学家，他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很多评论。从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评论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历史评论家。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的评论，曾被欧阳修、司马光分别在《新唐书》、《通鉴》中加以引用。这些评论，很有见地，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贞观年间的宰相很多，房玄龄、杜如晦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贞观政要》、两《唐书》、《通鉴》、《册府元龟》等有关史籍，均称其为“良相”或“贤相”，所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评价是非常有意义的。

欧阳修说：“太宗以上圣之才，取孤隋，攘群盗，天下已平，用玄龄、如晦辅政。兴大乱之余，纪纲凋弛，而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何哉？”接着，欧阳修引柳芳的话对这个问题做了圆满的回答。柳芳的话是：“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

在柳芳的评论中，最主要的是“帝定祸乱，而房、社不言功”。这里的所谓“祸乱”是指什么呢？房玄龄曾针对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非常明显，房玄龄所说的“祸”、“乱”，指的是李建成反对李世民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房玄龄以宰相的身份监修国史，他对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必然载入史册。唐代的史官按照他定的调子修史，也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柳芳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平定祸乱，是理所当然的。

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当李建成认识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而且又发觉“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的时候，立即向李渊建议，把房、杜驱逐出了秦王府。在李世民将要发动政变的时候，又派长孙无忌密召房、杜，“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因为房、杜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所以，贞观元年李世民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为一等功。这里所谓的“功”，主要是指在玄武门之变中所起的作用。例如，《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中说：“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在玄武门之变中，“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侯君集也是因为“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多”，而“以功进封潞国公”的。正因为如此，李世民说：“今玄龄等有决胜帷幄、定社稷功，此萧何所以先诸将也。”“决胜帷幄”，无疑是指对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杀李建成、夺取太子地位，是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封建秩序的，所以，李世民最忌讳有人泄漏他的秘密。为此，他曾篡改了《实录》。也正是这种原因，房玄龄严守秘密，滴水不漏。这就是“房、杜不言功”的具体表现。长孙皇后在临死的时候向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奇谋秘计，皆所预闻”当然包括玄武门之变；“竟无一言漏泄”，无疑是为唐太宗文过饰非。由此可见，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房、杜不言功”，所以唐太宗特别重用他们。

王、魏徵善谏，英国公李、卫国公李靖善兵，房、杜对他们既不嫉贤妒能，也不苛求于人，使他们都能为唐太宗政权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司马光说：“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既然在房、杜为相时文臣武将都能发挥作用，效忠于唐太宗，当然也就是“持众美效之君”了。(www.xing528.com)

关于“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也是有所根据的。贞观十三年（639）正月，房玄龄除了左仆射职务外，又加上了太子少师的头衔。这时，房玄龄深感久居相位，颇有使唐太宗感到威胁的可能，于是，他主动请求解除其左仆射的职务，唐太宗没有准许。不过，房玄龄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可以高枕无忧，还是时刻谨慎，处处小心，千方百计地防止唐太宗对自己有所猜疑。例如，“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相位）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房玄龄不敢接受皇太子的拜礼，同时还觉得久居相位，又与皇帝做了亲戚，更是“深畏满盈”，所以他再次请求辞职。本来，房玄龄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和惟命是从的态度，已经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这时又一再表示辞职，当然会使唐太宗更为放心。唐太宗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不准，以至“诏断表”，也就是不准再上辞职表，才算了事。就这样，房玄龄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死去为止，都没有离开宰相的地位。事实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所以才能“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

综上所述，柳芳对房、杜的评论是非常深刻的，每句话都有具体内容，耐人寻味。

另外，柳芳在其《食货论》中，对于宇文融等人的理财措施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他以尖刻的言词给以猛烈的抨击。

柳芳说：“昔开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后，天宝间，韦坚又以穿广运潭兴漕之利；杨慎矜、王]、杨国忠等议财货之政。君子曰：融等之败也，岂不哀哉！”

“是时也，天子方欲因士马之众，贾将帅之勇，高视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师旅之不供，流庸之未复，思睹奇画之士，以发皇明，盖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关谒见，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言发，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数年之中，独立群臣之上，无德而禄，卒以败亡。”

“融死且十余年，始用韦坚及崇礼、慎矜。皆以计利兴功，中人主。胁权相灭，为天下笑。而王]、杨国忠威镇海内，尤为暴横，人反思融矣……观数子之意，欲竭人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窃王者之柄以徇己，奋起长觜以鼓天下……窃君以安人为忧，而融辈扰之矣；人以丰财为利，而融辈竭之矣。向之所利者，岂不反欤？而数子方自以为功，无让，坐受富贵。斧钺已在其后，而谓身安于泰山。及其死之O醢，不足以谢天下，岂不愚哉！”

从这篇《食货论》看来，柳芳对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杨国忠等人是相提并论，全部加以否定的。显然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仅以宇文融与王]为例，即可说明问题。

开元初年，由于地主、官僚兼并土地日益加剧，均田制遭到破坏，以致农民大量逃亡，地主、官僚又隐瞒土地，千方百计地逃避赋税和徭役，从而减少了国家赋税徭役的来源。针对这种情况，“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隐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旧唐书·宇文融传》为”免其六年赋调“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融又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事未果而融败。”玄宗接受宇文融的献策，扩大了赋役的负担面，缓和了社会矛盾。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至于“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的问题，更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虽然是“事未果而融败”，但决不能对这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当然，在宇文融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病，例如，有些官吏为了自己的私利，故意向宇文融讨好；从而以假乱真，虚报成绩，不少“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正因为如此，有人反对说：“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即使说反对者的意见反映了事实真相，也不能根本否定宇文融的改革。因为宇文融的献策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引起的财政危机而提出的，在不能改变私有制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彻底解决土地兼并，地主、官僚逃避赋役，迫使农民逃亡的问题。为了封建国家的利益，能够对地主、官僚的贪婪行为稍加限制，也算是有政治眼光的。因为他是站在整个地主阶级立场上，为巩固封建政权，也就是为地主阶级较为长远的利益而尽心效力的。比起那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惜采用竭泽而渔的手段去满足其暂时要求者，是要高明一些。因为竭泽而渔的结果只能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影响生产的发展。

王]与宇文融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天宝四年（745）十月，玄宗“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复除。]奏征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曾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面对当时的财政危机，王]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只是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直接增加广大农民的负担。这正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大量逃亡的原因。由此可见，王]与宇文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相提并论是错误的。至于像杨国忠那样，只知擅权弄法，作威作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无任何可称道者，更是不能与宇文融同日而语。其他像韦坚、杨崇礼、杨慎矜等人，也是各有特点，必须具体分析，像韦坚开漕渠，“截灞、_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以利于向长安运粮，也不能根本否定。由此可见，柳芳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论是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的。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个体小生产的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历史。不言而喻，宇文融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看不到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土地兼并与客户的不可避免，当然也就不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因此，他只能限制官僚、地主的隐田，重新控制客户，来缓和当时的财政危机。限制隐田，必然触犯统治集团一些人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的反对。被视为“多田翁”的卢从愿（曾任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就是因为其“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而反对宇文融的。这正是宇文融失败的根本原因。柳芳仅抓住宇文融在推行政策中的一些弊病，指责他“无德而禄，卒以败亡”，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这正是他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局限所在。柳芳站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立场上，反对宇文融缓和财政危机的改革，正是他不能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阶级局限所在。

倒退的历史观

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总的说来，后世超过前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这种原因，恩格斯称赞了奴隶制度代替原始公社制度的进步。他说：“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这样认识历史，就是科学的历史观。

柳芳看不到历史的发展，他把姓、氏的形成和发展，士族的产生与衰落，解释为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强、弱、兴、衰的原因。他视士族的衰落为历史的倒退。他的《姓系论》，充分反映了这种荒谬的历史观。

在《姓系论》中，柳芳首先叙述了氏、姓是怎样形成的，宗法制度与姓、氏的关系。接着就说：“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刘邦建立汉朝，“命官以贤，诏爵以功，誓曰：非刘姓王，无功侯者，天下共诛之……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曾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这就是说，秦汉时期，宗法制度虽不存在了，但原来贵族的后嗣仍有相当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按士庶之别，确定社会地位，使血缘关系仍然发挥作用。

到了隋朝，就大不相同了。隋“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庶乱而庶人僭矣”。在柳芳看来，隋朝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使士庶之间的差别不能继续维持，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

柳芳说：“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在柳芳看来，周、汉王，魏、晋强，南北朝弱，隋朝亡，与宗法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密切相关。周实行宗法制度，汉实行非刘姓不王，实际上也是宗法制度，所以政治上最值得称道，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虽不像宗法制那样，官爵世代相袭，但士庶界限不可逾越，士族世代保持崇高的地位，所以政治上还强；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地位开始动摇，“诸姓，纷乱不一”，所以政治上衰弱；隋以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士庶界限混乱，故而灭亡。由此而得出结论，唐朝必须复古。

宗法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体现着历史的不断前进。用它来解释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显然是错误的。例如，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士庶力量的变化，在庶族地主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官僚制度，是庶族地主不能容忍的。隋朝废止九品中正制度，正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这正是隋朝政权加强的原因。至于隋朝的灭亡，则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农民起义的结果，与九品中正制的废止无任何必然联系。因此，唐朝建立后，根本不是复古的问题，而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从而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问题。在李唐统治集团中，固然有旧士族的成员，但更多的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因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下层人物、隋朝投降过来的官吏等等。如果恢复九品中正制度，必然引起大量的非士族人物的不满，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复古不是唐朝的强国之道，而是衰亡之道。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柳芳抛开隋、唐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侈谈九品中正制的政治作用，显然是没有看到历史的发展，主张在已经前进了的历史条件下恢复旧制度，正是倒退的历史观。

综前所述，柳芳是唐代的历史学家，也是谱牒学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为后人修史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因为他用静止的、不变的眼光去认识历史，从而形成了倒退的历史观。因此，他就不能为唐代统治者总结有益的经验，使其吸取必要的教训，反而提出了统治集团所不能接受的复古的措施。由此可见，倒退的历史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