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魏徵在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中的地位

魏徵在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中的地位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6章魏徵的史学地位魏徵作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因此,以下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命论说明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魏徵在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中的地位

第6章 魏徵的史学地位

魏徵(580-643)作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从这方面研究魏徵的论文与专著也为数颇多。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固然,魏徵的政治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以下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

学术著述

魏徵,字玄成,巨鹿(河北巨鹿北)人。义宁元年(617)九月,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他随武阳(河北大名北)郡丞元宝藏加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随李密投降唐朝。在唐朝,他做过太子李建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以后,又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参预朝政、侍中、特进仍知门下事,进爵郑国公。

魏徵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还有许多著作问世。除了有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等政治文献外,学术著作也相当可观。据《旧唐书》的《经籍志》与《新唐书》的《艺文志》载,他的著作或他参与修撰的著作有下列数种。

《次礼记》(即《类礼》)二十卷

监修梁、陈、齐、周、隋史《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祥瑞录》十卷《列女传略》七卷《谏事》五卷《群书治要》五十卷《魏徵集》二十卷《大唐仪礼》一百卷 魏徵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 魏徵与高士廉等撰《目》十二卷 魏徵与高士廉等撰《时务策》五卷在以上著作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广为流传的是他“总知其务”的五代史。五代史包括令狐德、岑文本所撰《周书》,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所撰《隋书》,姚思廉所撰《梁书》、《陈书》,李百药所撰《北齐书》,这些史书,后来都被列入正史。因为五代史是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所以,其中必然要贯穿魏徵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更是魏徵史学思想的直接反映,魏徵的史学思想,反映着历史前进的要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史学思想

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的时候,孔子作《春秋》,一面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手法,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面又用许多褒贬的字眼,如写战争有伐(声罪致讨)、侵(潜帅掠境)、战(两兵相接)、围(环其城邑)、灭(毁其宗庙社稷)……写杀人有杀(杀无罪者)、诛(杀有罪者)、弑(下杀上)……以此来说明奴隶制度不容破坏。因此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不难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复奴隶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隶制灭亡的危机。

西汉时,由于武帝实行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鼓吹天有意志并有绝对权威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司马迁曾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天人感应说有截然不同的内容,但并没有改变董仲舒思想的统治地位。《汉书》、《三国志》都充满着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班固的《汉书》,明确的宣扬了天人感应说,例如,《汉书》的《高帝纪》与《史记》的《高祖本纪》内容大体相同,但班固却编造了一套自尧、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刘氏世系,从而得出结论是:“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就是说,秦朝的灭亡,汉朝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晋初年,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因为曹操是谯(安徽亳县)人,所以,关于曹丕即将代汉时的情况,陈寿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单:‘此何祥也?’J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220)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J之言,其验兹乎!’”根据五行相生说,赤是火德,黄是土德,“黄龙见”于谯,当然就意味着火德(汉)当灭,土德(魏)当兴于谯。言外之意,在汉亡前45年,天就预告人们,曹氏要取汉而代之了。因此,当年十月,曹氏代汉是顺乎天意。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如汉魏故事”,也是由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命论说明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南朝刘宋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也有类同的观点。为了说明刘秀应该做皇帝,范晔写道,当刘秀降生时,“有赤光照室中”,刘秀父刘钦“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刘秀五世祖舂陵侯刘买的封地,治所在今湖北枣阳),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在论及东汉灭亡的时候又说:“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献帝)其何诛焉!”既然东汉的建立与灭亡都是天意,人的作用就全部被否定了。

南朝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其所撰《宋书》中,更是充满着皇权天授的神秘主义历史观。例如,刘邦母吞了玉鸡所衔赤珠,又“梦与神遇”而生刘邦,刘邦“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常知其处”。因为其居处“上常有云气”;西汉的灭亡,也是天意,早在元帝、成帝时,就有道士预言,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故而王莽篡汉也不是偶然的。

南朝齐、梁时代的萧子显,在其所著《南齐书》中,更是赤裸裸地宣扬天人感应说,例如,在《天文志》中,他把宋亡齐兴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他写道: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陈天文。奏曰:“自孝建(宋武帝年号)元年(454),至升明三年(宋亡的一年),日蚀有十,亏上有七。占曰:‘有亡国失君之象’。一曰‘国命绝,主危亡’。”同时又根据“太白经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生,异姓兴。”这样一来,齐取代宋也就名正言顺了。

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也写了不少天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在《天象志》上说:“太祖皇始元年(396)夏六月,有星慧于髦头。慧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在道武帝拓跋(死的天赐六年(409)六月,又写道:“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胜纪。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祸,更政立君……冬十月,太祖崩。”

综上所述,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都接受了天人感应说,按照皇权天授的理论,说明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显而易见,这种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只能消极地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地位的作用。

魏徵负责修撰的五代史,抛开了这种消极的史学思想,否定了天人感应说,极其重视人的因素,千方百计地要发挥人的作用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魏徵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在论述北齐的灭亡时,明确地论证了这种观点。他说: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各种条件没有变化,“太行、长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险不移也,帑藏输税之赋未亏也,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呢?因为“前王之御时也,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雕墙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于宫园,禽色荒于外内,俾昼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佞阉处当轴之权,婢媪擅回天之力,卖官鬻狱,乱政淫刑,刳K被于忠良,禄位加于犬马,谗邪并进,法令多闻……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总之,由于齐后主“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因此,魏徵认为,“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同样的客观条件,国家却有兴衰的截然不同,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魏徵也同样从统治者本身去找原因。他说:“遐观列辟,篡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但后来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有的君主是“中庸之才”,这种人“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有些投机取巧者,专门对这种君主投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促使其堕落腐化,以至于丧身亡国。陈朝就是这样。

陈“高祖拔起垄亩,有雄桀之姿……援旗北迈,义在勤王,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天纲绝而复续,国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旧物”。陈“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到了陈后主时,就大不相同了。“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在用人方面,他“昵近群小……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因而造成“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这样一来,陈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论及隋朝的灭亡时,魏徵也丝毫未曾涉及天人关系,而是从隋文帝、隋炀帝身上去找原因。他虽然赞扬过隋文帝时“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但也又指出,由于隋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再加上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隋朝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为什么隋朝乱亡之兆成于炀帝呢?因为隋炀帝“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更加“严刑峻法”,于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北齐、陈、隋三个王朝的灭亡,情状不尽相同,但魏徵认为共同之处是统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既然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那就只有从历代统治者的活动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巩固统治的地位。魏徵的史学思想,正是从这方面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

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www.xing528.com)

魏徵在其史书中,从哪些方面为唐太宗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呢?其一,从统治阶段内部的矛盾中,其二,从阶级矛盾中。在唐朝以前,历代王朝的更替,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胜利者取代失败者;另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者,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新的封建皇帝,或者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另建封建政权。由此可见,魏徵从上述两方面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的。

在统治阶级内部,魏徵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封建秩序。在他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人“知父子之道,认君臣之义”。他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主张“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魏徵认为,违背“父子之道”是要亡国的,隋朝的灭亡就是如此。他说:隋文帝“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L才列,天下已非隋有”。这就是说,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背离了父子之道,从而引起了兄弟之间的矛盾。他引用慎子的话说:为什么“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呢?因为“分定故也”。杨勇为太子,“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魏徵的观点非常明确,隋朝虽亡于炀帝,但追根溯源,“乱亡之兆”却开始于隋文帝。因为他背离了父子之道。

什么是“君臣之义”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魏徵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论述君臣关系的。

君的标准是什么呢?魏征说:“古先帝王之兴也,非夫至德深仁格于天地,有丰功博利,弘济艰难,不然,则其道无由矣。”简言之,好的君主,既要有德,又要有功。按照这一标准,他用对比的方法说明隋文帝截然不同。隋文帝是“内绥外御,日不暇给,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文武争驰,群策毕举。服猾夏之虏,扫黄旗之冠,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厚泽被于域中,余威震于殊俗”。而隋炀帝则是“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在用人方面,“外疏猛士,内忌忠良”,“赏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无罪免。”由于两人的所作所为不同,前者使国家强盛,后者则使国家衰亡。既然皇帝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那么,皇帝必须有德和功就是不言而喻了。

德、功的含义很广,其中就包括怎样对待臣的问题。魏徵认为,君应该把臣当作“廊庙之榱桷”,“北辰之众星”,要他们都发挥作用。他说:“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MN栋梁,莫可弃也”。这样,君臣关系就会和谐。隋文帝“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是对臣下的信任与重用,必然取得臣下的拥护与支持。隋炀帝拒谏饰非,疏远猛将,猜忌忠良,赏罚不当,必然导致众叛亲离。不过,魏徵对臣的要求并不以君的德、功必备为前提。也就是说,即使君对臣的态度像隋炀帝那样,臣也应该忠于他。他对杨玄感的评论就是这样。他说:“玄感宰相之子,荷国重恩,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兄弟就O醢之诛,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对于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取代越王侗的王世充,他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这种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因此,他要求“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非常明显,魏徵要求臣要绝对忠于君。即使违背“君臣之义”、像隋炀帝那样的君,臣也不能对其不忠。因为“君犹天也,天可仇乎”!于是,他把宇文化及、王世充的传排列在《隋书》最后,并于传前撰序道:“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知惧,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盖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于篇首,庶后之君子见作者之意焉。”由此可见“君臣之义”的核心是维护君的地位。

据上所述,父子之道,君臣之义,是维护皇帝地位的手段,破坏这种秩序,必然导致封建政权的衰亡。因此,魏徵要求“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在阶级矛盾中,魏徵认为最主要的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不能竭泽而渔,必须使劳动者从事生产,能够生活下去。他认为,隋朝末年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就是因为隋炀帝滥用民力,致使劳动者脱离生产,因此,“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参加农民起义者,“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陈,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在魏徵看来,隋末农民起义虽不像陈胜起义要推翻秦朝,黄巾起义要推翻东汉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由于起义者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因而人数众多,作战勇敢。尽管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知识,统治者的“勇敢之士”,“明智之将”,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显而易见,众怒难犯,农民起义是最可怕的。

魏徵为了说明劳动者必须有安全的生产环境,就用对比的方法论证统治者是否重视这个问题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他以隋文帝、隋炀帝为例说:“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2之方嵩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未拟于长江,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所以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高祖虽也兴师动众,“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隋炀帝则截然不同,他“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这就是“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

魏徵的对比是有力的。开皇与大业之间,就国家的富庶与强盛来说,大业年间远远超过开皇年间,但隋文帝能统一版图大又有长江天堑的陈朝,而隋炀帝却败于版图小且只有辽水可防的高丽,其主要原因,就是隋文帝兴师动众,进行战争,是为了统一全国,以利于社会安定,使农民有正常的生产环境。也就是说,劳是为了逸。而隋炀帝则相反,他破坏安定的生产环境,视劳动人民如草芥,致使广大农民怨声载道,群起造反。由此可见,怎样对待劳动者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地位能否巩固的主要问题。

魏徵还用秦、隋对比的方法更加充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既然秦、隋均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那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了。这种对比的方法,显然使魏徵的观点更能令人信服。

魏徵从史学方面为统治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唐朝政权,是李渊窃取了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胜利成果而建立的。隋朝灭亡的事实,李渊还记忆犹新。于是,他不能不从历史上去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原因,特别是隋朝的兴衰。李渊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炀帝时,“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令狐德建议唐高祖修撰五代史的理由就是“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唐高祖命令修史的诏书中,也说修撰前代史书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刚刚做了皇帝,就与弘文馆学士讨论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他还“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他“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既然他收到了“稽古临事不惑”的效果,所以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里说的“古”,当然是指历史。把历史当作镜子,可见唐朝统治者重视历史经验是超过前人的。由于政治上的需要,魏徵在修撰史书时就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要求。

李渊、魏徵都重视从秦、隋灭亡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可见唐朝统治者极其害怕重蹈秦、隋灭亡的覆辙。唐太宗以史为镜,总结了历代王朝兴替的经验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为此,魏徵称道唐太宗可与古代“圣哲之主”相比。另外,魏徵还引用古人的话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思想,与魏徵在《隋书》中批评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滥用民力,更加“严刑峻法”,迫使民“饥寒交切”,走投无路,不得不起而造反是完全一致的。不难看出,魏徵把史学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更加密切地结合了起来。有人把魏徵的史学称为鉴戒史学是名副其实的。鉴戒史学从魏徵开始,到北宋的司马光更加成熟了。《通鉴》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

史学思想与政治

综前所述,魏徵主编的五代史,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转折点。转变的标志就是抛开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可见,统治者的地位是否巩固与天无关。

既然天对统治者的地位是否巩固没有作用,那就不能消极地等待天的恩赐,只有自己有所作为,千方百计设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人都在社会中存在,尽管魏徵所谓的人是指统治者,但统治者也不是孤立的。按照魏徵的思想,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要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改朝换代,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农民起义推翻自己。因此,统治者所采取的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措施,必然涉及各方面的人。例如,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就是明显地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反对竭泽而渔,主张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以便使封建国家得到劳动者的支持。尽管唐太宗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主张轻徭薄赋,缓和阶级矛盾,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说,唐太宗也用纳谏、重用人才等各种手段防止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也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这样重视人的作用,无疑比隋炀帝“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要好得多。正因为隋炀帝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皇帝,所以他骄奢淫逸,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劳动者,从而招致灭顶之灾。非常清楚,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采取措施,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还是依靠天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其后果截然不同。这正是魏徵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天转向人的进步方面。

魏徵摆脱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已经说明他不墨守成规,而是超过了前人,具有历史进化的思想。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突厥问题的看法。魏徵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中原是个历史问题。“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既然历代各民族的情况不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他说:“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这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因为“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这就是说,突厥对中原政权的态度,取决于其本身的盛衰强弱,对中原政权的政策,取决于其本身的利害。反之,中原政权对突厥的政策,必须考虑其强弱盛衰的具体情况,不能只听文臣言和,武将言战而简单从事。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就是把历史视为发展的变化的辩证观点。

魏徵还总结了突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在北朝的齐、周并存时,由于齐、周均无力抵抗突厥,于是只好“争请盟好,求结和亲”。隋文帝时,因为突厥内部矛盾激化,达头可汗远遁,启民可汗愿保塞下,隋文帝利用其矛盾,区别对待,故而突厥“不侵不叛”、“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隋末农民起义时,由于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与一些农民起义军力量分散,无力抵抗突厥的内侵,只得与其通好,突厥遂乘机向内地勒索财富和人口。突厥对中原的危害达到了高峰。唐朝初年,突厥又大举内侵,直逼渭水,威胁长安。唐太宗大力反击,一举打败突厥,使突厥原来占领的地区都为唐有。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都是由突厥力量的强弱与中原政权的对策所形成的。既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必然有不同的态度与对策,无疑是强调了人的作用。这种观点,既说明魏徵把历史看作是发展的变化的,人们必须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同时,又是他抛开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重视人的作用的一种表现。

魏徵还反对今不如昔的倒退历史观。在这方面,他与封德彝进行过辩论。魏徵认为,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用仁、义、礼等封建秩序的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与魏徵讨论在隋末大乱之后能否对人民进行教化的问题,魏徵做了肯定的回答。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这种认为人愈来愈坏,不可教化的社会倒退观,引起了魏徵的强烈不满。他根据历史事实驳斥道:“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如果人类的发展是每况愈下,唐代的人都已成为鬼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面对这种有力的批判,封德彝虽还固执己见,但却无言以对。唐太宗完全接受了魏徵的观点。数年以后,唐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唐太宗还对魏徵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唐太宗把自己比做玉,并赞扬魏徵为“良工”。“良工”可使玉变为宝,正说明唐太宗也极重视人的作用。既然唐太宗受魏徵的影响而在政治上有所反映,正说明魏徵的历史观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封德彝的历史观是与历史的前进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魏征的历史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它反映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政治要求,从而把史学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由于政治的需要,又推动了鉴戒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从五代史到《贞观政要》,进而至《资治通鉴》,从史学思想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通鉴》是鉴戒史学最完整最系统的代表著作。如果说《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魏徵在这方面的开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充分认识其开创作用,才能明确其史学地位。

诚然,鉴戒史学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但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推动史学发展,也确是唐宋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通鉴学》的逐步形成,正与封建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决不能因为鉴戒史学的封建性质而否定其史学地位。

不可否认,魏徵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史学家。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虽然抛开了君权天授说,但他并未彻底否定天命。在论述中原政权不同时期对突厥采取不同对策时,他说:“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这里虽然是强调“人事”,但并未否定“天道”。另如,他虽然指责了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罪恶,但他仍然视黄巾起义为“张角乱汉”,隋末农民起义为“群盗并矣”。可见其地主阶级的立场是无法改变的。注意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夸大魏徵的历史作用,拔高其历史地位。

(原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