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医院传奇军医周纪穆：知识界的抗争

地处江苏南京闹市区的鼓楼医院，古木参天，绿草成茵。在浓荫中，伫立着一幢青灰色的小楼。它有一个极富历史感的名字：1892楼。

1892年，正是鼓楼医院建院的年份。灵巧别致的西式教会建筑显得神秘、幽静。这就是原马林医院旧址，现中国首家西医院历史纪念馆—鼓楼医院历史纪念馆。在这里，陈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唯一一名在此工作的中国医生周纪穆的医学用品以及一本32页生前《风雨九十载》回忆录手稿。

日前，记者有幸见到了周纪穆老人的爱人和儿子，从他们的口中还原了日本大屠杀期间这位可敬的老人与敌方的抗争事迹。

夕阳透过斑驳的树影投进1892楼纪念馆，一幅幅老照片、一枚枚印章、一部部医学图书、一本本日记、一张张泛黄的处方和收据以及有着U．S．A标识的医疗器械、褪去光泽的残旧桌椅、诊疗床、出诊药箱、外文期刊和工具书等等，把我们带进一段尘封的记忆。

在陈列室，正中间的玻璃橱窗里，一台锈迹斑斑的血压计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一台1925年美国生产的血压计，它曾经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陪伴着周纪穆老人在鼓楼医院抢救伤员和难民，虽已时隔近一个世纪，血压计的水银柱上除了稍稍有些锈迹外，其他看上去完好无损，原理和现在的血压计区别不大。

在纪念馆地下一层的收藏室内，一个上了两道锁的保险柜里，有一个带有鼓楼医院字样的手拎袋。这里面珍藏着周纪穆留下的珍贵回忆：一本32页生前《风雨九十载》回忆录手稿，其中的第三章节和第四章节的标题就是“鼓楼医院”。其描述的就是周纪穆作为一名内科医生，从1937年12月12日晚来到南京鼓楼医院，在此协助5名外籍医生救治难民和伤员，一共144天的经历，还有当时用过的听诊器以及珍藏的病理切片资料等。

1916年12月8日，周纪穆医生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6岁上私塾，7岁下田放牛。由于生母因缺医少药不幸早逝，他从小立志学医。

16岁时，周纪穆到杭州民生药厂当学徒，17岁以半工半读考入浙江医专，从此走上了他毕生治病救人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周纪穆医生以报国之心投笔从戎，到南京参加中央军校救援队，任卫生队分队长。在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时，他毅然进入了位于由拉贝先生领导建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担任美国友人威尔逊医生的医疗助理共计144天。周纪穆也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唯一一名工作的中国医生。

面对日寇的屠刀，周纪穆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工作，收容救治了约5000名中国难民和士兵，在南京最黑暗的日子里为苦难的人们带去了一丝光明。

而这段协助外籍医生救治难民和伤员的历史，被尘封了69年，直到2004年，周纪穆老人才“开口”说话，连自己的老伴都不是很了解。

在鼓楼医院行医144天后，1938年周纪穆逃离南京到重庆军医署报到，1945年7月起在成都三十七医院工作，一直到1951年回到上海后，才进入华东纺织工业局进行医疗卫生工作，直至1996年退休。这么多年，周纪穆的亲人同事从来不知道身边竟有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周纪穆的儿子对记者回忆说，直到2004年的5月，居住在上海的父亲来南京探亲时，与母亲突然提出要去看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纪念馆里，父亲沉默了良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也就是那个时候，父亲才在纪念馆幸存者名单上，第一次登记下了自己的名字。”周纪穆老人的二儿子周锦碚说，登记名单时，老人说，亲眼见证历史的人已所剩无几，他有责任把这段亲身经历告诉世人。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2005年6月6日，已90高龄的老人亲自执笔，将那段难以释怀的历史整理成近2000字的文章，寄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不可多得的馆藏资料。

此后，周纪穆老人又做出一个决定，要趁记忆力尚可把在南京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周锦碚说，父亲亲自拟提纲，每天想起什么来，就用随身的小本子记录下来，经过反复地修改，直到2007年的8月份，第一稿才出来，他又反反复复地修改了十几稿，然后由女婿整理并打印。2008年2月，近2万字的回忆录成稿。

书稿名为《风雨九十载》，分为八个章节，其中第三章《保卫南京》和第四章《鼓楼医院》就记录着南京沦陷的那段历史。

当年5月，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在儿子周锦碚的陪同下，来到了老家，把回忆录部分手稿送给村里，希望老家的后人能记住历史，珍惜和平。此后老人前往宜兴朋友家，本想要回到南京看看，但是突发疾病，紧急回上海入院治疗，2008年8月19日在医院去世。

在老人去世后一个多月，十分思念父亲的周锦碚和妹妹一家决定沿着当年的足迹去南京寻访父亲生活过的地方，带着父亲的回忆录手稿和一些遗物捐赠给医院。回忆录中描述的医院状况，与医院纪念馆中收藏威尔逊医生当时留下的日记相比较，基本吻合。“说明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医院纪念馆的管理人员称赞。

当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经盛鸿听说，当时在鼓楼医院的唯一一位中国医生周纪穆写了一本《风雨九十载》的回忆录时，非常激动。他认为，周纪穆老人的回忆录，从抗战研究的角度来说弥足珍贵、意义重大，而正是有了像周纪穆这样一群战地医生，绝望的百姓才在战火中看到了生的希望，因为他们点燃了生命的明灯，他们危急之时闪现的人格魅力与伟岸人性，就是生命之灯燃之不尽的灯油。

1．救治时面临随时被杀的危险

经教授告诉记者，1937年时，周纪穆才22岁，当时他担任国民党第72军的卫生分队队长，该分队的队员一共8人，负责在新街口的救护站救护伤员。由于12月12日夜里10点大部队撤退时他们没有及时获得通知，导致最后无法出城，无奈之下只能躲到了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老人那时作为美国威尔逊医生的医务助理，在鼓楼医院里一共工作了144天，他们冒着随时被日本军队屠杀的危险，一共救治了5000多位中国军人和平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难民医院，如果没有像周纪穆这样的医生为他们救治，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军民死于非命。”

经教授说，虽然周纪穆和他的小分队另外两名医生躲进了鼓楼医院，但是那里其实同样不安全。他们每天都是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因为当时的医院，收留了不少南京保卫战中的官兵，他们伪装成百姓作为难民病人被收入了病房。而且在医院外的难民区，也有许多化装的官兵，日军便时不时成群结队地搜查难民区，凡是被查出脸额上有戴钢盔的印子，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手上有持过枪的老茧就当场处死。日军在难民区的屠杀是空前绝后，凄惨无比的。难民区里的日军枪声，从早到晚没有休止过。幸好，周纪穆当时在军队培训时间比较短，身上没有这些印迹，否则也难逃一劫。

“3个多月后，他们通过医院内一位营长身份的病员，幸得联系上苏北的抗日组织，周纪穆得助从日军严密把守的挹江门出去，沿小路逃出南京，再坐木筏渡过长江到达安徽和县，就这样离开了南京。”经教授告诉记者。

2．军医长官毅然留下为难民诊治

在与经盛鸿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周纪穆的两位高级长官金诵盘和蒋公毂当时也留在了南京。1937年10月初，金诵盘（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勤务部长兼军委会军医署中将衔署长）邀请蒋公毂（时任上海铁路医院外科医生）来南京，成立野战救护处，蒋公毂立即前往效力。救护处是为配合首都保卫战而成立，编制2000人，下设8个野战医院和30个战地救护站点、2个救护大队，指挥部设在市中心福昌饭店（时为南京最高建筑物）6楼，而周纪穆就是30个战地救护站点队长之一。

相关资料上这样记载：

1937年12月13日，眼看野战医院、救护站和救护总队全完了，痛心疾首的金诵盘接受了蒋公毂中校的建议，焚毁了重要文件、换上便衣一起匆匆去上海路上的美国大使馆避难。其时，使馆里已住有数百人，多半是美国侨民及家属和一些南京教会人士及家属。险境中的金诵盘他们顶着暴露军医身份的风险，主动为难胞搭脉诊治，开具处方和配药，利用校医务所的美国医疗器械为百余名负伤军人和平民做了外科手术。

3．正是因为他们才让人不至于绝望对于金诵盘、蒋公毂、周纪穆等抗战期间的一批军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经盛鸿说：“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了解到，在抗战的危急之中蒋公毂和于瑞华、黄子良、祁明镜等7名军医校官同样拒不撤离岗位，随金诵盘留在南京开展工作，誓与15万守城部队共存亡。更可贵的是，蒋公毂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记《陷京三月记》记载了自己身陷南京难民区三个月的切身经历。”

经盛鸿说，当时救护处一共有2000人的编制，南京沦陷后留下来的只有300人，在南京大屠杀死里逃生的人中，有很多是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守军，后来流落陪都重庆，最后分散在全世界。而周纪穆医生的详细资料，历史上的记录更是鲜为人知。因此，对于我们找到周医生家人，并且了解到当年发生的事情，经盛鸿认为，这些史料从研究的角度、城市的角度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南京保卫战’中能有这样的一批人，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很让人敬佩。屠城的战火中，正是因为这些闪耀着崇高人性光辉之人的存在，让百姓在绝境中不至于看不到一丝希望。”经盛鸿怀着崇敬之意告诉我们。

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7年，时至今日，当时的幸存者大半已离世。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纪念馆正在全力寻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包括在台湾和海外的幸存者，“这项工作得抓紧进行，他们都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而且他们的经历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像周纪穆老人的回忆录《风雨九十载》、蒋公毂在南京沦陷期间写的日记《陷京三月回忆录》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为了还原那段历史，当我们从周纪穆的二儿子周景碚口中得知其母亲王静媛老人依然健在，已96岁高龄，现居上海时，我们随即赶往上海拜访这位老人，由此知道了周纪穆老人一生中最惊险、难忘的人生片段。

周景碚说，他从父亲的回忆里还了解到了很多外籍医务人员在那场灾难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因为他们见证了这场浩劫，他们同样面对战火的威胁，同样对暴行极力抵抗，甚至深入战火挽救绝望的生命。

周纪穆爱人的讲述

1．没有威尔逊周医生可能早就死掉了

8月下旬的上海不算热，地表隐动的热浪只有薄薄的一层。照顾老太太的小周阿姨给记者开了门，她说由于已提前得知我们要来，老太太早早就起床梳洗一番坐在藤椅上等待了。进门时，老太太笑着从电脑桌前起身到玄关相迎，电脑桌面还停留在纸牌游戏的页面。

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老人让阿姨倒茶，又将切成小块、摆在花色瓷碟子里的苹果端上来。记者坐定环顾四周，客厅很宽敞，玻璃拉门直通外面的小院。一幅周纪穆老先生的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照片上的周老精神矍铄，面庞沉静，似乎隐透着许多尘封的故事还没讲完。

老太太坐在藤椅上，向我们慢慢回忆周老的故事。“1937年11月底，周医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72军的卫生分队队长。南京沦陷后，在逃亡过程中躲到了约翰•马吉设在鼓楼的难民医院。当时该院正要组建一个难民区病房，而周医生刚好是个内科医生，就留下来抢救伤员。”

访谈中，记者得知周医生这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当时出任难民医院院长的威尔逊医生，“威尔逊很伟大，他的双手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如果没有他，周纪穆可能就死掉了。”

2．每天都有人去世直至病房空无一人

据王静媛老人回忆，当时周纪穆作为威尔逊医生的医务助理，不但负责难民医院的病房分配、医护人员的工作分配，还要参加诊疗。他主要负责一个破伤风病区，当时医院里有20多名破伤风伤员，由于没有药物救治，病员全身抽筋疼痛难忍，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周医生曾经和我说过这一幕，当时由于没有治疗破伤风的药物，而且其他药物也十分缺乏，看到伤员疼痛难忍，他只能给予少量的镇静、解痛、止痛药物，缓解伤员痛苦。”王静媛老人说，作为一名医生，却无力挽救伤员的生命，对周纪穆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折磨。“这些伤员从早到晚惨叫不止，每天都有人去世，直至最后全部死去，病房空无一人。”老太太讲到这里，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这都是年轻的生命啊！”

3．从惨不忍睹的伤者得知日军的残暴

访谈间记者了解到，周纪穆在鼓楼医院工作的144天里，每天都能亲眼看见被日军伤害的一个个同胞的各种惨相。“就在周医生刚刚躲进难民区的鼓楼医院不久，就跑进来一位浑身是血的同胞，众人赶快把他身上的血迹擦洗干净。从他口中得知，原来他是从下关煤炭港逃出来的，当时江边有成千上万官兵被日军当活靶，他只好躲在尸体堆里装死，趁黑夜里逃出，侥幸只是在后脑皮上中了一弹。”(www.xing528.com)

“还有很多女病人被强奸后，日本人还要再刺上一刀，很多人送过来时就已经死了。”王静媛老人静静地向记者回忆着。

由于当时整个医院只有威尔逊医生一个外科大夫，为了照顾和救治更多的同胞，周纪穆和其他医务人员几乎是24小时不休息地开展救援。“每天两碗白粥，没菜，盐巴也是偶尔才能吃到。”在这里，他看到了这世间最悲惨的景象。“日本鬼子很少用子弹打，都是用刀刺，医院到处都是尸体，断手断脚的、皮开肉绽的、烧焦的，真是触目惊心。”

4．如同一把刺刀深深刺痛

我们的心不光如此，日本人还常常冲进医院抓官兵。王静媛转述周纪穆的话说，但凡看到头上戴过钢盔、手上有老茧、腰里勒过皮带的就当场拉走。“拉走就是死。”这样的检查，就连医生也不放过。“因为他们怕医院把军人伪装成医生。”王静媛老人回忆称，幸亏从杭州出来时，周纪穆只在部队呆了几个月，当兵的痕迹不明显，否则也难逃此劫。

最为可恶的是，除了瘫痪在床的女病人不要，其余的女人都被日本人带走，连女医务人员也不放过。后来，威尔逊医生看到有日本人来，就通知医院的女医务人员集中在三楼一个房间，躲避日本人的搜查。

在与老人的访谈间，老人时而伤心、时而惊惧、时而愤怒、时而悲痛。

对南京大屠杀，记者原本仅凭着影像、书本而了解的种种，在老人动情的讲述中，一一具象起来，具象成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命被涂炭。那些在日军屠刀下被蹂躏、被杀戮的同胞们，他们的苦难、屈辱、不幸……种种经历在老人的讲述中，渐渐还原，如同一把刺刀深深刺痛了我们的心。

周纪穆儿子的讲述

1．父亲的记忆力过人

在二儿子周景碚的心目中，周纪穆记忆力过人。“父亲在90岁时曾经和我们提过他当时在鼓楼医院工作时，医院的布局。他说当时医院有500张床位，分为重症病房、监护病房、普外病房、普内病房、女病房和隔离病房，院内还有三个重要区域，病房、门诊和护士学校。之后，我们在将父亲的手稿赠予鼓楼医院时，也曾经与院内纪念馆的管理员交流，证实了父亲当时记忆中鼓楼医院的布局与他们了解的资料基本相同。”

访谈中，周景碚边回忆父亲的话，边简单地画了一个草图。草图显示，当时难民医院的大门靠着鼓楼南路，也就是现在的中央路。现在作为鼓楼医院的纪念馆建筑，就是当初大屠杀期间威尔逊医生为伤重病员动手术的地方；而西面已成行政楼的那栋建筑，就是当时的门诊部、药房和实验室；办公区和主区病房在北面。

在医疗队伍方面，由于鼓楼医院处于安全区，相关人员纷纷前往这里工作、避难，充任医生、护士、工友等。当时留守的外籍人员主要有威尔逊医生、特里默医生、鲍恩典化验师兼护士和海因兹护士以及麦卡伦牧师。“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听父亲提过，原南京战地医院祁明镜院长、徐先青和祁刚医生等，这部分人到医院大多担任内科医生，成为当时医院医疗工作的有力补充。”周景碚回忆。

2．《风雨九十载》详细记载救治故事

访谈间，周景碚将父亲生前所著《风雨九十载》回忆录送给记者。记者翻看发现，书内多次提到外籍人员对难民和伤兵们的全力救治过程：难民医院有床位500多张，外科医生只有威尔逊一人。他从早到晚忙于开刀、截肢，极为辛劳。医护人员也仅有20多人，人手实在太少。而伤病员大都是需要急救的重危病人。我们只能不分日班、夜班，也不分内科、外科，24小时不停地工作，几乎没有睡眠。凡是进难民医院的伤病员都尽力给予救治。

有一次，我们收治了一个被日军强奸后又在腹部被戳一刀的年轻妇女，肠子外露，送到医院时已是奄奄一息。威尔逊医生在手术中发现腹腔多处空孔，为她清创缝合。但这位年轻妇女终因受伤过重，腹腔感染休克，经抢救治疗两周后死亡。

我还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桐油事件’。由于战争，南京市民的生活饥寒交迫。一个摊贩用桐油煎饼，引起200多人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全部送到难民医院，经抢救3个昼夜，终于病愈出院。当时，南京老百姓生活的苦难可见一斑。威尔逊医生作为一个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在难民医院为中国伤病员日以继夜地开刀、动手术，全部免费，分文不取。如果说白求恩医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了生命，值得中国人民纪念，那么威尔逊医生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白求恩式的美国医生，中国人民应该永远纪念他。

通过周纪穆的回忆录，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夹杂着鲜血气味的救助画面，背景是漫天的废墟灰尘，刺刀、子弹似乎穿梭在任何地方，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操着方言的、说着洋文的，通通都在这样充满绝望意味的环境里与死神争分夺秒。

在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暴行纪实》（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影片中，有很多当时伤员到鼓楼医院救治的画面，拉贝先生也在日记中提及，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他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

当时，外籍医护人员还纷纷以书信、日记、报告的形式，将他们所看到的中国难民遭受日军暴行的事件记录下来，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这些记录后来都成为控诉日军罪行的有力证据。

在鼓楼医院历史纪念馆里，记者就看到放置在透明玻璃橱窗里的一本已经泛黄的日记，这本日记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是曾在鼓楼医院工作过的鲍恩典女士在1937-1941年期间写下的，其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12月22日，星期二，她在日记中写道：……中午时分，有两个严重烧伤的病人……他们两个是大约100到140十多人中的幸运者，那么多人曾被赶到一个篱笆中，然后浇上汽油火烧。他们烧伤的情况简直无法想象……鲍博进来告诉我。

他难过得反胃。如此邪恶怎么会存在？

日军开始冲进我们的房子里抢劫……很多人被带走枪杀了。其他人被迫服劳役。所有人都万分恐惧，不敢到街上。……（我们）挖沟掩埋了20多具尸体，我们无法在白天掩埋尸体。

已经没有地方掩埋尸体了……除了安全区的女孩子外，南京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被强奸了……士兵一个个被送进医院，由医生包扎伤口，换了一套新衣服后，又很快离开了……

上述日记就是出自曾经在鼓楼医院工作过的鲍恩典女士。这些已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无声见证。

小贴士

周纪穆纪年表

1916年12月8日，生于浙江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32年，到杭州民生药厂当学徒。

1933年，半工半读考入浙江医专。

1937年3、4月间，进入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卫生队。

1937年11月底，被任命为卫生队分队长，负责救治新街口一带的受伤军民。

1937年12月12日晚12时后，南京守军崩溃，所在卫生分队加入撤退队伍。

1937年12月13日早7时，逃进鼓楼医院，自此在鼓楼医院行医144天。

1938年4月7日，由苏北的抗日组织安排，登小船逃出南京，在安徽和县上岸，步行15天，经含山、桐梓到达九江，从九江坐船到达汉口的战事工作部训练团报到，被分配在第一队医务所工作。

1938年5月，回浙江诸暨探亲，在家仅住一周即返汉口。

1938年6、7月，武汉告急，逃往长沙，一周后长沙又吃紧，遂坐汽车向重庆撤退，在重庆军医署报到后，被分配到陪都总医院任医生。

1943年，与王静媛女士在重庆结婚。

1945年7月，任成都三十七医院院长。

1965年，调任华东纺织机械工业公司任主任医师，管理上海纺机行业医疗卫生工作。

1986年，组织上海纺织医学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4年5月25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册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

2008年2月，回忆录《风雨九十载》正式稿完成。

2008年8月19日晚8时50分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