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传承数千年，但是到了近代，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医药文明已经辉煌不再。当时一度出现中国无医、重要药品几乎全赖进口的尴尬局面。目睹此景，以留学归来的孟目的、蔡翘等为代表的医药界有识之士，卧薪尝胆、锐意革新，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身为西方名校高材生的孟目的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在1936年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药学高等学府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今天中国药科大学的前身）。在抗战中，为了给风雨飘零的中国积蓄药学人才，孟目的带领药专的师生踏上了漫漫西迁路，为推动中国的药学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在今天的南京玄武门丁家桥，有一所不大的校园，这里绿树苍翠，楼宇朴实。这里就是今天的中国药科大学的本部校区，直到现在这里依然是人才济济、薪火不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所校园和半个世纪以前的一所学校关系密切。那所学校就是由孟目的创立于1936年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当年，国立药专已经选定了这片土地，准备兴建自己的校园，把药学种子撒向广袤的中国大地。但是日本侵略者打断了孟目的的计划，这所理想中的校园最终并没能够建立起来。随后，孟目的在烽火硝烟中带领全校师生踏上了西迁办学的道路。而我们现在拨开历史的迷雾，想要揭开的就是当年国立药专的动荡办学经历。
据中国药大的校史专家介绍，孟目的1897年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富裕家庭，1921年考入伦敦大学药学院，毕业后取得了英国药学会的会员资格，成为该会的第一个中国籍会员。1925年回国的孟目的，1928年被国民政府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邀请去南京编纂《中华药典》，后留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一职。
孟目的回国的时代，环顾偌大的中国，除了传统的中药外，其他药品都被称为“西药”，国内甚少有制作药剂的药厂，国民所用的药品都依靠舶来。
当时即便是国内最先进的医院，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谙熟药物科学的人员很少。至于当时中国的制药厂，层次普遍不高，制药的技术水准和质量也都不高。
孟目的回国后目睹国内制药行业的落后，深感遗憾和痛心。他一心想要振兴中国的药学事业，但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的缺乏。当时中国的部分高校也开设了药学方面的课程和专业，但是孟目的认为，中国的药学学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缺少的是系统对学生进行药物科学教育的高层次的学府。而他想要做的，就是开历史先河，创立这样一所学府。
令人欣慰的是，最终孟目的做到了，经过以孟目的为代表的药学界有识之士的反复奔走呼吁，以及他本人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署之间的多次据理力争，孟目的终于在1936年获准，由他负责筹建国立药专。
“获准筹建国立药专的孟目的，一面抓紧寻找校舍，聘请教授，一面为招生做准备。短短几个月内，就在当时的南京白下路上的一所银行旧址，建立了临时校舍。”中国药大校史专家说，1936年8月，国立药专举行了首期新生入学的招生考试。
那一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共有400多人来参考，而9月1日正式录取的新生只有40名，另外有15名为备取。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任命孟目的为校长，同年9月16日国立药专开始授课。就此，我国第一所独立四年制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诞生。
“当时孟校长虽然是校长，却亲自给我们上药剂学课程，这在现在的大学里是不多见的。”曾拔老人是国立药专历史上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据她回忆，当时新成立的国立药专虽然条件简陋，但是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孟目的作为校长，同时身兼药剂学教授职务。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性，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实验课题难度较大。
新成立的国立药专一穷二白，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校舍。校长孟目的为此又多方奔走，四处募集资金，终于筹得了一笔建校经费。随后，学校在丁家桥觅得了一块地，准备用于建设国立药专自己的校园。但就在施工队按照规划好的蓝图紧锣密鼓施工之际，日军的侵略战火由北向南蔓延，很快燃烧到了上海，与南京城日益临近，工程被迫停工。“8月中旬，火药气味掩抑了荷香，新都每天遭受敌机的毒手。”据中国药科大学当前留存的国立药专首届毕业生的班史记载，面对国内的动荡形势，1937年9月2日，国立药专校长孟目的就呈文教育部，表达了迁校武昌的意愿：窃因国难严重，军事紧急，首都为全国重心，自抗战以来无日不为敌机袭击。因之本校新生考试，旧生续学均受影响，长此以往则我国与国防至关重要之药学教育将无由发展，兹为各学子免除失学计，拟恳钧座准予暂迁武昌定期开学，谋救国之分工作长期之抵抗。
为什么决定迁校武昌呢？据中国药大校史专家介绍，当时孟目的考虑到，武昌是全国的中心城市之一，交通便利，日后在办学的过程中调运物资或是器材等都非常方便。此外，如果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旗开得胜击败了日军，全校师生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返回南京，不必再长途奔波。很快，教育部批准了这一申请。孟目的随即便派人前往武汉租赁房屋，准备迁校。
“那天是9月28日，恰是凄风苦雨连天阴霾，令人倍感凄凉。全体员生暨随带的仪器药品上了轮船，眼看着我们就要离开可爱的南京。我们心头，在悲抑愤慨的情绪之下，忍不住地喊出：‘暂别了南京’！”对于当年的迁校往事，今日的中国药大也没有详细的史料留存。只有老校友曾拔老人在晚年的一幕幕回忆，可以还原当年那段历史的梗概。
据曾拔老人回忆，正式迁校那天是9月28日，南京的天气已很凄冷。“在正式迁校之前，校长孟目的已经提前让人在武昌找好了落脚的地方，并于当年的9月15日，命学校的工作人员，将教学和生活用的应用家具及仪器药品等，分别装箱搭乘商船提前运往了武昌。”据中国药大校史专家讲述，正式迁校这天，国立药专的师生随同同路的国军一道坐船前往武昌，由于此时国立药专的学生只有两届，所以人数并不多。加之当时的日军尚未全面发动对南京的战争，所以一路上倒还算顺利，并没有遇到特别的意外状况。
几天时间，国立药专的师生便到达了西迁的第一站汉口。当时孟目的选取了位于汉口四维路86号的一座半旧的洋楼，作为临时办学的校址。
由于此时已经错过了秋季正常开学的日子，为了不影响后面的教学，在对新校址做了简单的收拾和清理以后，1937年10月，学校便匆匆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
据曾拔老人回忆，在汉口正式开学的时候，原本就不多的学生中已经有13位同学“因种种的原因，和我们脱了节”。在汉口的日子里，寥寥师生们互相照顾和扶持，大家最大的期盼，就是静待南京胜利的喜讯。按照孟目的的设想，汉口也只不过是战争期间的一个临时办学点，只要南京的战役取得胜利，全校师生就可以立刻返回南京了。但孰能料到，战场形势风云变幻，时局发展并不顺应人心。3个月后，便传来了南京失守的消息，大批临时驻扎在内陆城市的学校，无奈下纷纷又向西部迁移。
教育部于12月25日也给国立药专发去了电令：以敌军深入，势将危及武汉，着即日迁渝开学，以免学业中辍，并着令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利用川省土产制备急需药品以利长期抗战。
于是在1938年1月12日，国立药专的师生们又踏上了向重庆迁移的道路。
国立药专的师生在汉口总共只上了3个月的课，便不得不向西部继续迁移。师生们在校长孟目的带领下，尽量轻装上路，除了必需的仪器和器械等，并没有太多额外的累赘和负荷。由于大队人马行走交通颇为不便，当时孟目的制定了分批迁移的计划，即师生们先分散开来各自行走，最后大家在宜昌汇合，然后一块坐船前往重庆。
在这一路上，师生们时常能够看到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敌机丢下炸弹炸死中国民众的事情更是比比皆是，目睹日军的敌机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戕害中国民众，广大师生们都很愤恨，却无可奈何。
“对于孟目的来说，他当时带领迁移的学生队伍，是中国唯一一批独立自主培养的高层次药学人才，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和寄托，未来也势必都是中国的希望。他肩头的担子无疑是很重的。”所以一路迁移的路上，国立药专的队伍行走都是非常小心谨慎。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躲避敌人的空袭。
据悉，国立药专的师生队伍刚抵达宜昌的次日，也就是1938年1月25日，就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当时由于宜昌发往外地的客船紧张，国立药专的师生被迫临时借住在一所师范学校里，平时边等待边上课。1月25日的空袭来得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所以炸死了不少中国民众。幸运的是，国立药专的师生有惊无险，没有出现伤亡。“当时面对空袭，大家都很团结，男生照顾女生，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照顾，所幸的是老师学生都还平安，但课是完全没法再继续上了。”
经历了这场虚惊以后，等到客船一到，国立药专的师生们便立刻上船，毫不耽搁地向着本次迁移的目的地重庆加速前进。又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2月10日左右，所有人才终于平安到达了重庆。
到达重庆后，考虑到一路耽搁了不少教学，孟目的急于复课。但当时作为流亡学校，国立药专在重庆一无所有，为了解决场地问题，经协调，孟目的向位于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借了部分场地用于教学。
但是借来的房子数量有限，除了上课以外，只够部分学生居住。无奈之下，孟目的做出决定，那就是把女生宿舍安在上课的磁器口，男生则须每天步行前往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去借住。这样一来，国立药专的数十名男生，每天就要起早贪黑赶路10华里，来回于上学的路上。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1938年2月12日，国立药专在重庆正式复课了。
尽管处境艰难，学校的发展不能中断，当年8月，国立药专借用重庆一家中学的场地，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新生招考，这一年共录取了新生43名。至此，国立药专的学生规模已经达到了上百人。
随着学生增多，原来的房子已经不够用，1938年10月前后，学校另寻它处租了一所大房子充作教学和住宿用。在曾拔老人的记忆中，那所大房子破旧、阴暗又潮湿，却因为有朗朗书声和学生们的清朗笑声而变得温馨。但随着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慢慢加剧，这些房子都不安全了。
1940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药专在重庆歌乐山购买了山地40亩建永久校舍。由于战时经费有限，这个校舍无法一次性开工，只能分批建造，首批开工的建筑包括实验室、教室、学生宿舍、餐厅等。到当年8月工程完工，国立药专的办学条件方才大大改善。
1940年4月下旬，国立药专迎来了首届毕业生。由于战乱和迁校导致生源流失，这一届的毕业生总数已缩减到只有27人，但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而国立药专的创办人、首任校长孟目的却在1939年底，因为政治原因被民国政府解除了国立药专的校长职务，离开了学校。
1．在重庆创办药厂，用土法制药
据国立药专的老校友回忆，孟目的治校和授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求实用，为此，他对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培养很看重。(www.xing528.com)
“国立药专创办伊始，孟目的专门从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连校舍都很简陋，但用于教学的实验设备、仪器试药等孟校长都始终设法保证。”据中国药大的校史专家介绍，孟目的平时授课时就反复教导学生：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
1938年2月，孟目的带着近百人的师生队伍一路辗转到达了重庆，尽管此时的国立药专通过租借等各种方式，才好不容易解决了上课场地问题，孟目的却依然在此时做出决定，那就是在当地建立一家药厂，一方面是方便学生的试验和教学，另外更重要的是，缓解抗战时期后方药品稀缺的压力。
对于这段经历，1939年入读国立药专的中国药科大学教授赵守训教授回忆说，国立药专迁到重庆不久，就在磁器口建立了一所简陋的药厂，这所药厂就位于国立药专师生借用的四川教育学院校舍的隔河岸边，药厂只有一排简陋的平房，这就是生产车间。平时学生在上操作课的时候，就到药厂从事研究与制造工作。
每星期学生们会将研究心得与制造中所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进行交流讨论。
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原料十分缺乏，但在师生们聪明智慧的驱动下，药厂利用当地的矿石资源等常见材料生产了不少硫酸镁等原料药。此后，随着学校条件慢慢好转，国立药专的药厂条件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当时用土法生产的药品种类逐渐繁多，如用卤水制造溴、硼，用镁石灰制造硫酸镁，用桐碱制备碳酸钾、氢氧化钾、高锰酸钾等，此外，这所药厂还同时制造硝酸银、氯化亚汞、三氯化铁、纯硫酸、硝酸、盐酸等化合物药品。
国立药专师生用土法生产的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的后方，流向难民和伤病员抢救的一线，为当时战乱中的中国医疗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战时设立简陋
药品生产车间，为民服务尽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历届招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在孟目的校长的言传身教下，他们很早就树立了为民族和国家未来读书的宏伟抱负，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即便是在流亡办学的途中，他们也发挥自己的药学特长，把帮扶病患、周济弱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
据国立药专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曾拔老人回忆，国立药专的师生在1937年迁移的途中就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尽管国立药专的师生们在迁移的首站汉口只上了3个月的课，但大学生们却凭着一腔热血，参与了大量的爱国救亡运动。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大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尽可能地利用课余时间走上街头去宣传抗日救国，同时因为身为药学院学生的关系，专业的特殊性又促使他们自发前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大家个个像对待亲人一样，为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端茶倒水、慰问表演。”那时，曾拔老人身边的同学都是20岁出头的正值人生芳华时期的青年，大家凭着一腔热情，主动去接受炮火的洗礼，给人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待迁移到重庆以后，国立药专很快有了自己的实验药厂，在满足日常的教育教学需求的同时，也不断向社会输送属于稀缺物资的药品。与此同时，不少国立药专的老师也和社会上的其他药企合作或独立开办药厂，为社会生产和输送药品。如在沙坪坝的长江边上，当时中国药材提炼公司在此建有较大规模的提炼厂，曹柏年、陈思义等老师便在此处用四川多产的五倍子提炼鞣质及没食子酸。此外，曾在国立药专任教的玛志东教授还在新桥的中国制药厂从事麻黄素生产。
这些在战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药品生产车间，在战时不知道挽救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服务了多少医务工作者和国民。
而另一个国立药专学子服务社会的细节是：1940年5月的一天，重庆惨遭日军的敌机轰炸，大量的重庆人民流离失所。当时正处于初夏，重庆的天气非常炎热，面对遍地狼藉、尸体成堆的现实，国立药专的师生们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恐怕会暴发瘟疫，但是当时的医疗救护条件有限，政府无法做到迅速有效的救助。
面对这个局面，国立药专的师生们便因陋就简，把手头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药材都用上了，用最短的时间赶制出了相当于临时疫苗的防疫人丹整整5万粒，然后药专学子又走向街头挨家挨户分发。国立药专的义举，受到了当时重庆社会的一致好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用这句话来形容抗战时期的中国高校的广大师生，可以说是相当贴切的。尽管抗战时期从国立药专毕业的学生数量并不多，但是后来却诞生了不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这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据了解，当时西迁重庆的国立药专的学生中，只有少部分是四川本地人，大部分是流亡学生。这些学生远离家乡，连学费和伙食费都交不起，主要靠政府提供的长期贷款“贷金”过日子。但是这种日子并不稳定，一开始学生们靠贷金还能保障基本的生活，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勉强度日。为此，当时不少学生都在社会上从事兼职工作，以赚取日常的生活费。过着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日子，加之常年远离家乡在外流亡，还要面临敌人的狂轰滥炸，学生们的精神都很压抑和苦闷。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对国立药专的师生触动很大的事，那就是首届入学的一名学生，受不了这种极端环境下的长期折磨，加之各种现实的负担导致精神压力过大，竟然在1939年3月的一天服毒自尽了。“环境逼人，又岂是恽君一人受其摧残！”据当时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孟目的对广大师生精神上的压力感同身受，同时他也觉得有必要重振士气，让大家摆脱这种消沉。
在孟目的的大力支持下，国立药专在全校号召广大学子积极参与文体活动，以改变死气沉沉的校园面貌，逐渐在校内形成了一种生龙活虎的活跃气氛。
据在这段时期入学的中国药大教授赵守训回忆，当时班级和班级间经常举办篮球赛和排球赛，不仅学生们参与的热情高涨，不少老师也会积极参加比赛。
此外，当时的学校还成立了一支较为专业的歌咏队，平时带领师生们演唱抗日救国曲目，如著名的合唱歌曲《黄河大合唱》《嘉陵江上》都很受欢迎。
但1939年底，在首届毕业生即将离校之际，受国民党迫害，孟目的突然被免除了国立药专校长职务，随后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尽管如此，他对学校的发展仍十分关心，在出走后担任协和药厂厂长期间，依然坚持每星期从重庆南岸赶到国立药专授课2天。
甚至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了南京，他还会从上海赶往南京给学生上课。
国立药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药学人才，不少学子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的药学泰斗级人物，如后来的药物化学家彭司勋院士和沈家祥院士，东方中华草药之王徐国钧院士，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发明人、生物化学家钮经义院士，此外还有药学巨著《中草药成分化学》的编著者林启寿、本草文献学家尚志钧、药剂学家奚念朱等等。
中国的医药产业规模当前已经位列世界第二，正由制药大国向强国迈进。
今天的中国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与当年以孟目的为代表的药学元老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而这期间，国立药专的师生在孟目的的带领下还有一段少有人知的抗争历史。
在国立药专成立之前，中国是没有一所独立设置的药学高等学府的，中国的制药产业极其落后。经过孟目的的奔走呼吁，1936年国立药专成立。新成立的国立药专不顾处境艰难，坚持年年招生，勤俭办学。同时还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坚持制药，为国民服务。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当时的药学是不受国民政府重视的。据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史专家介绍，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药学在中国为丙类学科，而丙类学科不能成立学院，只能成立专科学校。所以尽管国立药专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依然只是专科层次。当时的药学界和全国药科学生，都对这种赤裸裸的学科歧视十分不满。
以孟目的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一直多方呼吁，希望药学能受到公正的学科眼光对待。1939年2月以后，孟目的就多次呈报教育部，希望在教育部国立药专的基础上，增加经费，添置设备，扩大建制，设立更高层次的“国立药学院”。
但是均未被采纳。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传闻，那就是教育部拟将药科专业降格，由四年制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招生模式，改为面向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模式。
这更加激起了孟目的等人的反对。
就在孟目的反复据理力争的时候，因为政治关系，他个人突然被解除了校长职务，离开学校的孟目的依然高度关注药学科的发展。国立药专的师生们则继续进行抗争。此后，国立药专的师生们参加了诸如1947年的京沪杭16所大专院校联合向国民参政会请愿等多场学生运动，反复表达学科调整的诉求。最终在全国药学界的一致抗争下，民国教育部终于被迫松口允诺，“认为学联之请愿颇为合理，部方拟尽量采纳专家意见”。
但随着内战的进行，民国教育部的允诺只是空头支票，到全国解放前没有一所药科学校实现改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药学界的呼声才得到了国家的充分重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在国立药专基础上终于成立了华东药学院（即后来的南京药学院）。中国药学界渴盼了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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