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幼稚园陈鹤琴坚守抗战，撤往江西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的侵略之火烧向南京，一时之间，山河失色，草木皆悲。婉约温软的江南名城，几乎一夜之间化作一片焦土。那时，作为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研究中心，南京市鼓楼幼儿园的前身鼓楼幼稚园，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

幼稚园被迫停办，园舍被侵占为日军指挥部，园内设备全部惨遭破坏，所有幼童被疏散回家……

鼓楼幼稚园的创办者、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深知，教育是救国的武器。在鼓楼幼稚园被迫停办后，陈鹤琴排除万难，力保园内教师撤离南京，至其所创办的江西幼师学校；在战时，他仍坚持为中国儿童教育奔走奋斗，战后又为鼓楼幼稚园的重建出资、出力。陈鹤琴所致力的抗日救亡教育和扫盲教育，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923年，陈鹤琴先生想为3岁的儿子选一所幼儿园，当年的南京基本都是完全西化的教会幼儿园，没有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这使他产生了办一家适合中国国情的幼儿园的想法。

后来，陈鹤琴先生真的办起了幼稚园，他自己亲任园长，聘请了两位教师，招收了12名儿童，10个孩子是东南大学的教师子女，包括他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两个日本孩子。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幼儿教育实验研究中心—鼓楼幼稚园，便在陈鹤琴先生自家住宅不足30平方米的客厅里诞生了。

当时的鼓楼幼稚园，已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教道路，积极开展寓教于乐的游戏活动。春天教孩子们放风筝，重阳节带孩子们爬北极阁，音乐课既学钢琴也学民族乐器，给孩子们讲的故事是“岳飞精忠报国”和“花木兰从军”，鼓楼公园、北极阁、中山陵园、栖霞山、燕子矶，都成为当年孩子们的活动场所。

1928年，陈鹤琴先生受聘去上海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此至1945年，陈鹤琴先生虽基本不在南京，但对鼓楼幼稚园的关心与指导却从未间断过。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略的炮火危及上海，陈鹤琴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大战一触即发。心系鼓楼幼稚园的他，仍兼任园长一职并定期来南京指导工作。但由于自己身在上海，园内缺少一个全面负责的人主持日常工作，陈鹤琴找到了时任上海大厦大学幼教科教师的钟昭华，委托她前往南京担任鼓楼幼稚园主任。

这次我决定请你到鼓园去全面负责，担任园主任工作，是因为鼓楼幼稚园需要整顿。我认为你是最适当的人选，而且我也相信你可以把工作做好。

后来，钟昭华在回忆录中写到那次委任，“虽然当时陈先生说的话不多，但他对幼教事业的一片丹心，其真诚令人敬佩。”

钟昭华在书中回忆，扩建园舍、扩充幼儿名额、充实设备、布置室内外教育环境等，都是她1932年来到鼓楼幼稚园初期所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得到了陈鹤琴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在园舍扩建期间，陈鹤琴几次来南京，与家长们共同协商，并为鼓园扩建筹集资金，承担建筑设计工作。比如，由于幼儿数的增加，1933年就扩建了假三楼以解决午睡的问题，1935年扩建了大礼堂，平时用活动木板隔成两间活动室，开大会时就拆去木板，作为集体开会的场所。

在课程上，鼓楼幼稚园实施了陈鹤琴所采用的教育法—中心制课程，强调课外与课内，各科教学与中心主题紧密相联。

在陈鹤琴的主张和关心下，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鼓楼幼稚园依旧像一朵向日葵，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活力与朝气。然而，突如其来的战火，将正走向美好的一切事物和众人的心血都摧毁殆尽。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鼓楼幼儿园现任园长崔利玲向记者介绍，当年鼓楼幼稚园也未能幸免于难，校舍被日军侵占作指挥部，孩子们全部解散回家，园内所有教学设备皆被摧毁，陈鹤琴苦心经营多年的幼稚园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一个空壳般的校舍。

“所有的学生都撤离了，鼓楼幼稚园自1937年起，停办了8年。”

正处于开拓时期的中国儿童教育，因战争受阻停滞。作为鼓楼幼稚园的名誉园长，陈鹤琴在外一直牵挂着南京这群孩子。作为教育学家，陈鹤琴深知幼童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幼童事业的发展做着长足考虑。

1940年初，陈鹤琴来到大后方江西泰和，在文江村的大岭山上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办幼儿师范学校，为中国化的幼儿园培养教师和人才。他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为榜样，创办了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在民族存亡之际，陈鹤琴排除万难，力保鼓楼幼稚园一大批老师从南京撤离，前往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学习。在抗战取得胜利后，当初从鼓楼幼稚园撤离的老师再次回到南京，为重建鼓楼幼稚园贡献力量。

原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学生楼鸣燕在回忆陈鹤琴时说：“我想我们校长是伟大的，他目光远得很，他在这个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是要建设的，建设是要人才的。”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不久，陈鹤琴就赶赴南京。看到原本属于孩子们的温馨天地如今沦为一片废墟，他痛心不已。不忘在南京建幼教实验园地的初衷，陈鹤琴想到了重建鼓楼幼稚园。

在上海任职的陈鹤琴，每月定期来南京指导工作。他几乎倾尽所有，拿出平时节省下来的两万元钱，又从上海聘请了周淑钟、王若昭两位老师，并任命周淑钟为园主任。

“复园后的鼓楼幼稚园，起初只有7个幼儿，但经过陈鹤琴和周淑钟、王若昭的不断努力，到1947年入园幼儿已达200人。”现任园长崔利玲在校史馆中，指着一幅幅老照片和史料向记者娓娓道来。(www.xing528.com)

复园后的鼓楼幼稚园仍是幼儿教育的实验中心，以陈先生15条主张作为指导，教育教学结合儿童的实际生活，以大自然、大社会为课堂，结合儿童心理特点，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力。

逐渐治愈了战争留下的创伤，鼓楼幼稚园又重现了昔日的辉煌。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基础教育研究会各国代表团来园参观。1948年4月，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来园拍摄电影《民族的幼苗》。同年7月4日，《中央日报》以半版刊登了建园25周年的报道和照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全国33个幼教团体纷纷来园参观、学习，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做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这是陈鹤琴先生当年发出的号召，也是他心田上种下的一个光明的梦想，他希望教育者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并发掘出他们内心的美好与光亮。

如今的鼓楼幼儿园，经过90多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处处焕发着生命力。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校舍上，橱窗中挂着孩子们的画，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稚嫩而认真的歌声，一切安稳而美好。走过校园门廊，伫立在陈鹤琴先生像前，望着背后青灰色四方砖小楼房的陈鹤琴纪念馆，才恍惚碰触到这座幼儿园的沧桑往事。

幼儿园和这里的孩子们，正如陈鹤琴先生描摹中的样子，安静而有力地发着光。

陈鹤琴先生在鼓楼幼稚园成立10周年纪念刊序言中曾说过：“从事实上说，以前的中国自办幼稚园很少，现在京沪一带，几无有不设幼稚园了。”

可见其影响之大。

鼓楼幼稚园的办园实践，彻底扭转了幼稚教育的畸形发展，为中国幼稚园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独特的实验精神和丰硕的实验成果，使其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幼教实验中心。

陈鹤琴当之无愧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有感于我国当时所面临的民族生存危机，他提出并毕生探索的“活教育”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

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受他的“活教育”思想影响最深刻的，便是他的子孙后辈了。

陈鹤琴育有三儿四女，其中大部分都选择了从事教育研究工作。陈鹤琴长孙女陈虹，先后担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教师、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从事师范教育30年，长期致力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发掘。

记者辗转联系到陈虹，年逾60岁的她，如今已经退休，岁月的积淀没有带给她半点蹉跎，时光反倒将她妆点得更加从容芬芳。

看着眼前温文尔雅的陈虹，依稀可以看见陈鹤琴先生当年的儒雅与慈祥。

1977年，陈虹结束黑龙江的插队生活。由于祖父、祖母年迈，需要人陪伴照顾，于是陈虹便来到南京，与祖父陈鹤琴朝夕相处了一段时光。

在相伴的时光里，陈虹和祖父经常讨论大事小事。回忆起日军炮火肆虐的那段苦难的日子，陈虹说，祖父当时在上海，做了很多抗日救亡教育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陈鹤琴主动帮助做难民教育工作。在难民收容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扫盲教育以及儿童的一般教育。

祖父对于儿童教育的热忱，以及坚定的爱国之心，让陈虹深受感染。正是深受祖父的影响，陈虹最终选择了从事教育事业。

陈虹记得，在祖父晚年时，腿脚已经不便，但即使坐着轮椅，每年六一儿童节他都会风雨无阻地前往鼓楼幼儿园，笑眯眯地弯着腰与孩子们玩在一起。

现在想起来，在祖父晚年瘦弱的躯体里，慈爱、平和、乐观、诚挚如谦谦君子般的性情和那份认真、敬业、坚韧，对教育对儿童的拳拳之心集于一身，使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能够去竭力促成他一生想做的事业。我能感应得到他的那份情结：欣慰于已经和正在实现的，也时时牵挂于未了的。

陈虹曾在对祖父的回忆录中这样表述自己对祖父热忱投身教育事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