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建筑师齐兆昌：保护校产成果统计

入冬后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沉静而美好，好像一位优雅的妇人托着腮，若有所思，晒着暖阳，静静微笑，视线所及之处皆能收到她温柔的目光。为她今日的卓越和美丽慕名而来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这座幽静的校园，曾在77年前的日本侵华

战争中经受过怎样惨烈的磨难。小礼堂娇小文静、东大楼端庄素雅、女子大学宿舍楼傲然别致，这些当今南大标志性建筑物，都出于建筑设计师齐兆昌之手。1937年，时当壮年才气逼人的齐兆昌正在潜心设计中华护士会会所，然而日军的铁蹄将一切美好碾碎，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被迫西迁，为保护学校资产，齐兆昌先生毅然留守，并设立了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收容了近3万妇孺贫民，护其免受日寇蹂躏。直到今天，齐兆昌的正义之心与慈悲之光，依旧灼灼其华，烛照神州。

坐落在如今南大校门不远处的小礼堂，藏身初冬琥珀色的小树林间，古朴精致；平面方正、中部高耸的东大楼青砖素瓦，在冬日的照耀下，愈显端庄敛静；金陵女子大学宿舍楼掩隐在一片茂盛之间，高高翘起的飞檐，清丽而骄傲。时隔大半个世纪，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依旧散发着魅力。这些独具江南气质的经典建筑，皆出自建筑设计师齐兆昌之手。

齐兆昌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在工程设计与建造方面拥有系统的西方专业教育学历的工程师。他自小在教会学校读书，最初的工作经历也多半未脱离教会关系，这使他得以有机会设计了许多教会建筑。南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位于太平南路396号的圣保罗教堂，同样出于齐兆昌的手笔。就在南京圣保罗教堂正式对外开堂两个月以后，原在上海北部长老会建筑事务所担任工程师的齐兆昌，在金陵大学工程室就职，任工程师兼农业工程系教授，至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金陵大学。

据齐兆昌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回忆，1926年，齐兆昌设计了金陵大学东大楼（理学院），当时称“科学馆”。这幢设计采用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形式的大楼，歇山顶，覆以灰色筒瓦，屋顶脊中加脊，中部高耸，大门门套突出，外墙为青砖砌筑，素灰勾缝，进深较大，窗户较小，显得封闭稳重。建筑面积达3905平方米，呈长方形，内廊式布局，共四层，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为砖木结构，为金陵大学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除此之外，天干地支楼、中华护士会会所等建筑，也同样出于齐兆昌之手。才气逼人的齐兆昌时值壮年，正势不可挡地走在建筑事的康庄大道上。然而就在他潜心研究中华护士会会所的设计时，日军的铁蹄却打破了一切美好，这也成为战争爆发前齐兆昌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

当时谁也没想到，日军的无情炮火，会让无数中国人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深处灾难与危险中。齐兆昌也不例外，更因此走上一条险象环生、布满荆棘的抗日救亡道路。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久病积弱的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被邻家小贼蛮横推开。华北首先沦陷，华东随即危在旦夕。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大战，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沦陷，史称“淞沪会战”。同日，政府宣布在四川重庆设立首都，将首都及其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重庆。

唇亡齿寒，上海沦陷，南京势必不保。好在淞沪会战耗时持久，为南京的党政机关、工商企业以及学校转移大后方，争取了时间。

在内迁的滚滚洪流中，就有金陵大学的师生们，他们的步履还是有些匆忙，因为举校西迁，非同小可；而且对于是否内迁，各方意见不一。校内的一些美国传教士认为，即便南京沦陷，金陵大学有美国大使馆庇护，日本人不会也不敢把学校怎么样，金陵大学可以照常运转。教育部也觉得如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公立学校的去留。

时任金陵大学教务长柯象峰之女柯宁美在回忆1937年的情形时叙述道：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已经考进初中，对一些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已经能够理解和记忆。南京当时作为首都，对战争局势的发展特别敏感，又正值学校放暑假，有些教职工便送家属去老家。

柯宁美忆及，尤其是在“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前几天就开始对南京进行轰炸，教职工送家属回家的就更多了。由于柯象峰担任教务长，暑假更不能回家，需留校主持招生工作。

“母亲担心父亲安危，不愿独自带我们几个孩子回安徽贵池老家。”柯宁美说，之后她随母亲住在了距南京很近的采石矶镇，这样见父亲也容易些。

然而8月的一天，采石矶火车站传来消息：南京火车站遭日机轰炸，火车不通了。“战事吃紧，父亲和母亲商议之后，决定还是由母亲将我们带回贵池老家避战乱。”柯宁美说，直到1937年11月下旬，她和母亲才在老家收到父亲的来信，告知金陵大学准备西迁，父亲作为教务长打前阵，校长及院长在南京做好学校结束工作，随后赴成都，而齐兆昌工程师则留守南京负责照管金大校产。

1．齐兆昌担任金大紧急委员会委员

学校迁移，虽然当时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临时的，何况学校还有许多不动产无法带走或马上处理掉，所以需要人留下来守护。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那段时间的工作之一就是做此项安排。

陈裕光见了本校历史系主任、美国人贝茨教授，简单地谈了一下学校的情况，跟他说学校大队人马迁走后，将成立一个由留守人员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因为时间紧急，没有细谈，过后他们打电话给贝茨，请他担任紧急委员会主席，并且告诉他，委员会将由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而且建议贝茨从委员中选几人成立执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后来叫“应变委员会”，除了贝茨任主席外，委员由3个西方人和3个中国人组成，他们是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迈思、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林查理、金陵大学医院医生特里默、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陈嵘、金陵大学事物处职员顾俊人，还有一个便是时任金陵大学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的齐兆昌。

上海沦陷后，南京危在旦夕。

随着日军步步逼近南京，从前线溃败下来的中国军队以及外地难民不断涌入南京，一旦南京沦陷，来不及或无法撤离的数十万市民势必落入敌手，届时如何对他们有所保护，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兼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杭立武，邀请了一些为教会或从商的美、德、英等外籍人士，于1937年11月中旬，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取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由德国人拉贝担任，贝茨参与发起，担任了最后一任主席。

2．大屠杀开始当晚齐兆昌躲过一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南京人的噩梦就此开始，对于还肩负护校责任的齐兆昌等人来说，巨大的考验也开始了。齐兆昌之子齐康在回忆父亲守护校园的历史中，提到父亲在日军攻占南京当天晚上，就被日本军扣住的险情。那天晚饭后，齐兆昌和林查理等人从金陵大学另一位外籍教师伊立克家出来，齐兆昌不放心，一人走到学校大门口去看看情况。不一会儿林查理就接到齐兆昌的求救电话，原来他被日本兵扣住了。林查理赶紧赶过去，看见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一个路过的百姓，正在盘问齐兆昌。

原来齐兆昌胳膊上佩戴着大学臂章，日本兵觉得可疑。林查理骗日本兵说齐兆昌是他的仆人，请他们放他与他一同回家。说了半天，日本兵才勉强放了人。为了防止再出意外，林查理没让齐兆昌回自己住处，坚持让他在自己家里睡了一晚。

虽处安全区，身旁也有西方委员共事在左右，但齐兆昌的处境仍然恶劣。美国传教士、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吴生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日本行刑队就在附近大行杀戮。那天他听到有上百次枪声；他看见一个池塘里有50具被杀的尸体；晚上金陵大学的大门一再被日本兵用刺刀威胁，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又忙着把正在齐兆昌家里要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赶走。

可想而知，齐兆昌的处境有多险峻。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离校西行

前后，曾一再叮嘱留守人员，希望他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保护校舍更重要，千万不要冒生命危险。可是齐兆昌与其他留守人员在危险降临时，却都没有想到退缩，都没有将保全自己生命看得比保护学校重要。

3．金陵大学成避难所

记者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校刊得知，安全区委员会把东至金陵大学、西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至鼓楼、山西路，南至新街口这个范围，划为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在区内设立了20多个难民收容所。

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安全区委员会开始了紧张地工作，他们为难民提供食宿、解救妇女，到日本大使馆抗议，通过国外媒体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松井石根等80余人撤换回国。

据齐康回忆，齐兆昌在保护难民期间，成为拉贝与贝茨的得力助手，许多繁难、危险的具体工作都是他去做的。闲置的大学校园成了最理想的收容所，金陵大学各校区系所都派上了用场，设立了五六个收容所。齐兆昌除了担任学生宿舍收容所所长外，还与贝茨、陈嵘共同总负责金陵大学收容所。

1937年12月下旬，齐兆昌向安全区汇报他的收容所所收难民，列了一个名单，包括金陵大学仆人，达1万多人。到次年1月上旬，人数有所减少，也还有700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而整个金陵大学在那期间，一共收容了近3万人。

3万难民在收容所里如何生活？齐兆昌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展开救助工作？

记者翻阅历史资料，发现在1937年12月8日，国际委员会曾发布《告南京市民书》：

安全区四周插有白底红圈红十字的旗子作为醒目的标志，英美法等多个国家的国旗也插满了周围和屋顶上，到处都贴有布告。

根据记载，安全区正式开放，最高时约有25万难民涌入，区内共设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与金大相关的有金陵大学蚕厂、金陵大学图书馆、农科作物系、金陵大学（宿舍）和金陵大学附中。

1．难民生活窘迫，婴儿难以存活

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内每幢房子均有金大留守职工管理，并且收集相关情况反映给国际委员会。除一般难民外，居住在其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包括各高校留守人员1000多人，南京中小学生5万人中来不及逃走的数千人，上海和沪宁线各校师生尤其是教会学校师生数千人）”，以及从金女大转来的数百名女性难民。(www.xing528.com)

于金陵女大任舍监的程瑞芳，是第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日记中记载了在难民区生活的片段：12月10日，金男大（指金大）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了棚子……12月18日，金大还有房子没有开，我们住不下，华（魏特琳）叫齐先生（齐兆昌）开一些房子，送些人到那边去了。

收容所职员毛德林后来回忆：

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金大将学生宿舍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等全部拆除，以便容纳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了，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在室外露宿。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供，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

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情况也有类似的描述：楼内肮脏拥挤，卫生设施很差，许多难民生活在遍布整个辖区的草席棚和帐篷里。

“每人一碗，大人一大碗，小孩一小碗。”根据记载，贫困难民可以凭收容所发放的白布条免费领取食物，这些难民偶尔还可以吃到萝卜干和蚕豆。

除食物外，国际委员会还提供棉花和布，供难民做被子用。此外，还发放了相当数量的救济基金，“从开始工作到1938年4月30日止，发至难民手中的救济款达251900余美元，相当于难民营中平均每人5美元的救济。”难民区工作人员回忆。同时，金大收容所还雇用了一些难民协助工作，并组织有技能的难民进行生产，如春耕、织布、被褥衣物的准备等，以此作为工作救济来帮助难民。

记者查阅资料，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1938年2月11日）还记录了孕妇生产情况。由于生活困苦，导致绝大多数产妇乳汁不足，只能以粥为补救办法来喂养婴儿。这种情形直到1938年2月2号，根据记载，当天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和奶粉，喂给婴儿吃，情况才有所改观。

除去生活的苦难，金大收容所的难民们还面临着日军不间断的暴行！

日军成群结队地挺着刺枪冲进难民区，搜捕藏匿于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警察，抓到后便拖出人群殴打，五花大绑地押走，反抗的则被当场刺死或开枪打死。

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命运也同样悲惨！

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就是当着其他人，包括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罪恶的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至于校内的房屋及商店，则没有—家没被抢劫过，而且抢劫后还往往用化学药物纵火焚烧。为了抗议日军的种种暴行，贝茨根据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建议，“单独用文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交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包括：日军一般官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以及60余起杀伤事件。总之，“全城民众之食粮与金钱即已尽为（日）兵士搜索而去，彼等之被褥又同遭洗劫，不能避严寒之侵袭，大都已病不能兴……街头巷尾闻涕泪相告，日军所到之处，无一人一室可获安全！”

2．建立同伦中学，保留金陵大学学脉/p>

当局势稍稍平稳后，齐兆昌和陈嵘等人在金陵大学北大楼举办了“金大难民自修团”，组织难民上课。齐康在《齐康传》回忆父亲的篇章中记载，金大难民自修团授课内容包括体育、算术、日语、英语、国语、音乐、《圣经》等。有的教师授课是拿报酬的，而齐兆昌则是义务授课，分文不取。

难民自修团后改为金陵补习学校，又更名为鼓楼中学。

随着日军政策的改变和伪维新政府南京市政公署的成立，金大难民收容所在1938年5月底被迫关闭。其中，美籍教授或回国，或前往西迁成都的金大继续教书。1942年8月，伪中央大学接收金陵大学，贝茨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齐兆昌等人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他与陈嵘不得不把鼓楼中学迁往金陵中学校址，更名为私立同伦中学，齐兆昌任教务主任。办学目的是使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有书可读，也解决了金陵大学与金陵中学部分教职员的生计，事实上也维系了金陵中学的学脉。

齐康在书中讲述道，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齐兆昌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的那天。当金陵大学回迁，师生们返回校园时，发现齐兆昌已将金陵大学所有的校舍包括家属住宅修整一新，笑眯眯地迎接大家回家了。

194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表彰贝茨、斯迈思、林查理3位在南京沦陷期间“不畏艰难，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助难民，厥绩至伟”特各授予“景星勋章”一枚；授予齐兆昌等人“胜利勋章”。

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部分系科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齐兆昌也就随入南京大学，任工务科主任。

粗略统计，齐康参与设计的省内省外建筑大大小小共有200多座，大多数属于纪念性建筑。也就是说，他似乎偏好将国家民族的历史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如今提到齐康的纪念性建筑，不能不说他费尽20年心血的作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最具典型的代表作，也是他广为人知的作品。偏爱历史应该是齐康热衷于纪念性建筑设计的一个方面，而与研究历史的常具冷静客观理性不同，他是一个有着艺术家气质，非常感性的人。他从不讳言他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孩子，即便桑榆暮景，在看到一幕感人的画面、读到一句感伤的诗句、听到一个悲凉的故事，也不时落下泪来。

这样一个人很难把记忆随意丢弃。因此可以说，与其说他是为了历史而做纪念建筑，不如说他是为了纪念那心底的一份记忆。

当然，在他的记忆里，既有国家民族的历史，也有他的家族，特别是他自己的经历。

1．逃亡生活为齐康的设计提供了知识储备齐康之所以在6岁的时候由南京回到祖籍浙江天台县是因为抗战的爆发。

七七事变后一个多月，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随后上海沦陷。这时，南京军民都意识到首都岌岌可危而纷纷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齐康父亲所在的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手无寸铁的学生反日方式很奇特，那就是决定捐款建一根旗杆，而且高度一定要超过日本大使馆那根插着日本国旗的旗杆。

这个旗杆的设计者就是齐康的父亲齐兆昌。新旗杆很快就竖了起来，升旗那天，随着国旗缓缓升空，学生们振臂高呼，南京城到处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就连齐康这样的小学生也都跟着唱。这浓厚的爱国情绪，让不谙世事的齐康也深受感染，那种爱国与恐慌交织的复杂情绪，以及父亲设计的那根充满民族气节的旗杆，都深深印在齐康的心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爆发的第二天，在天台住了4年的齐康，在父亲齐兆昌的决定下，返回南京。当年齐康10岁，这一路逃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所到之处无不见日本铁蹄之下的惨景。在路上，齐康看到一个单身女人被日本兵用皮鞭抽打，一鞭子下去，身上的衬衫就被撕成一条布带。当时，齐康年仅10岁，却从内心深处涌出仇恨。

船到南京，码头上，下船的和接人的乱成一团，齐康和哥哥费力地把行李从船顶顺楼梯往下运。混乱中，他们在嘈杂的人声里又听到皮鞭的“叭叭”

声。日本兵随意地抽打着他们看不顺眼的中国人。齐康他们顺着人流朝前拥，也被皮鞭抽到，疼痛难忍。因为没有委屈而只有痛恨，爱哭的他此时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这段逃亡生活不但给齐康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象，更让他对侵略、战争、亡国奴有了切身感受。这些印象和感受都为他日后的纪念建筑设计，特别是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的工程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知识储备。

2．建筑传承着历史、保留着记忆

1985年8月1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南京市政府决定筹建纪念馆，旨在以资料、遗物等纪录那个悲惨的年代，从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齐康又一次领受了设计纪念性建筑的任务。

齐康回忆，当时，他第一反应就是要表现当时的情景和环境，以及中国人民的痛苦。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齐康在纪念馆筹备组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江东门。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场地，三面是农田和农舍，北面是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场地由北向南逐渐倾斜，落差近3米。孤零零的一块纪念馆奠基石碑在秋风秋雨中更让人愁肠百结，石碑旁有几个花圃，有人告诉他，清理这块场地时发现地底下遍布白骨。

花圈、白骨，让齐康好像看到了无数同胞们在痛苦地挣扎。挣扎！死亡！

齐康脑海中不断盘旋着两个关键词。同样有挣扎，同样有死亡，齐康却没有将之前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与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同，后者突出的是国破家亡的沉重，也潜藏着人性的泯灭，更具历史性。因此，生与死，才是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需要着重表现的主体。

生与死的情景对比，齐康强化了两种材料：青草和卵石。绿色的青草代表着生命，冰冷的卵石代表着死亡。广阔的空地上铺满了卵石，齐康的目的是想给人以“寸草不生的荒地感”，也想用它来表示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

齐康曾经说，历史是一种记忆，要通过改造、还原，把当时的情形再现在人们面前，让有时代距离的人们了解它，而记忆是一种情感，要通过智慧来表现它。他一直很庆幸当初选择了建筑，因为建筑可以作为纪录信息的特殊载体传承历史、保留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