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大学西迁：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抗争

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肆虐下，为了给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保存文化血脉，大量的教育机构从全国各地陆续迁往西部地区，位于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所高等院校。

金陵女子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本科层次的女子大学，这所大学在当时的校长吴贻芳的带领下，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分路撤离南京。南京办学中心的师生，更是冒着日军的炮火，在南京破城前的最后时刻，才安全撤离。

金女大在成都开始了一段长达8年多的办学历程。

1．被国际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今天的南师大随园校区，是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随家仓的一个美丽校园，走进校园到处可见绿意盎然的树木和古典味道浓郁的中国建筑。外面的繁华在这里看不到，世俗的喧嚣被葱茏的绿色阻隔在外，这里就是曾经的金陵女子大学所在地。

金女大1913年由美国联合教会筹建，1915年正式成立并招生，曾经在南京城南的绣花巷有过临时校舍。1923年，迁入南京的随园校址办学，当时的金女大，就以其独具一格的优美建筑誉满世界，被国际人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而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金女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传教士德本康夫人，1928年，从美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吴贻芳学成归来，成为了金女大历史上的首位华人校长。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金女大的创办宗旨便是培养为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但是到了吴贻芳这里，她更加注重为中国培养服务社会的女性人才，在她看来，“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

从上任之日起，吴贻芳便着手调整校务。吴贻芳更提倡全人格教育，把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作为办学的使命。为此，吴贻芳一方面坚持女大传统，一方面进行教育内容的丰富，使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充实、完整、富于意义。

同时重视体育教育，重视情感培养，在办学过程中还坚持服务社会，如为农民孩子义务办学，给妇女儿童建立诊所，礼拜日定期到邻居家上门服务等等。

在吴贻芳主政期间，她不拘一格选拔优秀生源，又不断扩充科系，新创办了20多个专业。经过数年的努力，金女大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7年，学生已增加到259人，教职员工增加到48人，中国教师人数已占总数的70％。

2．在日军空袭中选定三个迁校城市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件。此后不久，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是，作为大学校长的吴贻芳也在受邀之列。

在大会上，吴贻芳和其他与会的爱国人士一道，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积极抗战，并号召全国军民精诚团结，同仇敌忾。7月1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对于这段历史，南京师范大学吴贻芳研究所所长钱焕琦教授做过不少研究，她介绍说，由于当时的战事发生在北方，师生们一度感觉战争离南京很远。

因此，当年夏天金女大的师生们分散到各地度暑假时，都还抱着9月能够顺利开学的期待。唯有吴贻芳，这个暑假是在忐忑中度过的，她隐隐有种担忧，那就是战争的扩大可能会影响到南京的学校正常开课。

果不其然，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了。从8月15日起，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自然会成为日军的重要攻击目标，很多重要的机关、工厂、学校纷纷准备内迁。金女大不少教职员工和学生也在此时陆续离开南京。整个南京城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当时师生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敌机的空袭，而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在8月12日就下令要求南京市的所有学校延期至9月20日上课。但随后教育部再次下达指示，要求进一步推迟开学时间，并要求学校把所有的学生送走。

面对严峻的局势，吴贻芳牵头，金女大成立了一个5人紧急委员会，讨论保护学校的应急措施。当时紧急委员会重点讨论了两个议题，一是校园资产的保全，二是学校的迁移方案。针对校园资产的保全，学校制订了一系列方案，包括留守一批人员看守学校，将贵重仪器和设备包装好，储藏在学院大楼的地下室内等，同时学校决定购买一批灭火器材，以备战火烧到学校的时候使用。为了保全档案，学校提前把所有的档案材料转移到了上海……而对于学校的迁移方案，紧急委员会经过周密的协商，选定了3个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以作临时办学点过渡用，这3个城市就是武昌、上海和成都。

3．靠外国军舰庇护躲过7次轰炸

对于为何选定武昌、上海和成都3个临时办学校址，吴贻芳后来在《金女大四十年》中曾撰文讲述：

我与各方商议后，决定迁校。当时选择了3个师生比较集中而又便于与其他教会大学联系的地点，作为办学中心：一个是武昌，是华中大学所在地；一个是上海，师生人数最多，又有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可以合作；第三个是成都，是华西大学所在地，当时师生最少。

吴贻芳还在金女大向教育部呈报的《二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开学计划》中作了如下描述：

本院地处首都，又系女校，学生来源计有十余省市，今在此种形势下，各家长多数不愿送学生返京肄业；且集处此间，不但防空设备难求安全，即课业亦难静心学习……故拟暂用分区教授办法，体可各得便利……查本院学生，现在聚集及最易集之地点，经统计结果，以上海、武昌二处为最。至于安全，莫如成都。

安排好了具体的迁移方案，已是1937年的12月3日。11月20日国民政府已宣布移驻重庆，政府军队为保卫南京与日军展开了多场激烈战斗，南京城内随处都能听到城外隆隆的炮火声。

钱焕琦教授向记者讲述了当时迁校的紧张场面。吴贻芳在办公室整理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后，就立刻带领师生离校。由于不少学生前期已经分散到了武昌、上海等地，所以这一批随同吴贻芳西迁的师生中，只有教职员工13人，学生25人。

在吴贻芳等人去码头的路上，空袭警报不断响起，金女大的师生队伍走走躲躲，躲躲走走，好不容易才来到下关码头。他们计划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和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一道去往尚未沦陷的汉口。但师生们刚刚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防空警报就再次响起，几架日机飞临长江上空。

为了躲避空袭，这艘轮船赶紧启动，驶向一艘停靠在江中的英国军舰，才得以免遭轰炸。而当时，岸上无数中国同胞正在炮火下四处奔逃，到处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吴贻芳和师生们眼看着岸上的同胞惨遭屠杀却无能为力，内心又气又恨，心如刀绞，很多人忍不住失声痛哭。警报解除后，轮船又返回下关码头，继续装运文物，准备运往汉口。

这一天，在装完文物之前，警报一共响了7次，吴贻芳他们乘坐的轮船也只好在码头与军舰之间往返了7次，直到装完才离开南京。

4．到达武昌不到一个月再次西迁

吴贻芳晚年回忆起12月3日的西迁经历时，曾经无比悲愤地说过一段话：每一次听警报，这只船就靠到停在江中的英国军舰旁边去。我目睹英帝国主义的私商船和军舰在我国的江河中畅行无阻，英帝国主义的军舰成了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的庇护所；而中国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却缺乏防空设备，江边连掩体都没有，江岸上成百成千无法上船的中国人处于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人丛中还堆着许多箱弹药，随时都可能遭到日机轰炸，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在吴贻芳率领众多师生撤出南京后，也就是12月13日，日军侵占了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年底前后，吴贻芳带领师生在日军的空袭中到达了西迁的第一站城市汉口。吴贻芳研判局势后敏锐察觉到，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早晚会成为日军的重要攻击目标，原定的办学城市武昌非久留之地。她当机立断，决定结束金女大在武昌的一切校务，于1938年1月带领师生再次迁移，迁往成都。

由于早在1937年9月，金女大就已经在武昌创办了办学中心，并有大约35个学生在此处就读，吴贻芳此次决定取消武昌办学中心，金女大在武昌的办学中心实际只存活了3个多月。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这段经历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据钱焕琦教授讲述，当时武昌办学中心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由于学生数量太少，采用的上课方式也非常特殊，即教师去华中大学任教，学生在华中大学选课。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在武昌的金女大学子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坚持读书学习的。

5．上海办学中心历时仅半年

金女大在战火中办学，由于最先采用的是设立几个办学中心的方式，因此学校的西迁也是分散进行的。在上海办学中心的西迁是从1938年3月开始的。

金女大于1937年10月初，在上海建立了临时总部，并于10月18日开学。开学时共有从南京迁出的48名学生注册入学，教师7人。当时金女大上海中心借用的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几间房子办学，除金女大的教师给学生授课外，学生还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后来迁来的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几所教会大学选课学习。

当时办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图书资料和实验条件的缺乏，金女大多想办法克服了。但由于分区办学，人力和财力上都很不经济，加之考虑到当时已有几所教会大学集中于上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金女大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办学。

对此，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曾作了如下陈述：金女大考虑到已有几所教会大学集中于上海，足够这一地区的需要，决定由我于1938年3月28日来上海办理结束事宜，让上海的学生在下列方式中任选一种：随学校去成都，继续在上海借读，转学到上海其他学校。

最终上海的这批学生，有5名学生随6位教师去了成都；31人仍作为金女大的学生在上海其他学校借读，直到毕业；其余的学生则转学就读。从1937年10月开办，到1938年3月宣告结束，金女大在上海的办学只历时半年。

1938年3月初，金女大校务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国际国内形势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好转。因此，吴贻芳决定将金女大学生全部集中于成都办学，除上海留体育系之外，全部迁到成都。到这一年的5月，除了留在南京的人员外，金女大的全体师生和部分教学设备都迁到了成都。在这段时间，吴贻芳到处奔波，含辛茹苦，终于使得学校平安地渡过了最危难最艰苦的时期。

金陵女子大学的师生从南京西迁到成都后，在战火连绵的日子里，在吴贻芳的领导下，始终以“努力读书，后援抗日”为宗旨，要求学生在校认真完成学业的同时，为抗战服务，为民众服务。

在成都的8年中，金女大共为社会培养了8届256名毕业生。吴贻芳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金女大校园抗日救亡运动的气氛，也是当时成都的各大高校里最浓烈的。

1．设立儿童福利实验所声名远播

在吴贻芳的教育理念中，有两大关键支点，一是主张对学生进行人格教化，二是要培养乐于服务社会的人才。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吴贻芳已经不再单纯强调教育要为基督教服务，办学的目的衍变成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服务，这与金女大的前任校长明显不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吴贻芳提出了“自强建国”、为国家、为抗战服务的办学路线，要求学生“艰苦建校，抗日救国”，提倡“努力读书，后援抗日”。1939年10月，在金女大作《如何振作精神》的演讲时，她更是号召同学们用自己的具体行动来支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承担起作为一个中国国民的职责。

迁移到成都后，在炮火声中办学，吴贻芳对家国情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面对丧心病狂的日军在中国的肆意杀戮，目睹黎民百姓在敌军炮火的肆虐下艰难求生，面对前线战士为了保家卫国血流成河，吴贻芳更加坚定了用教育服务抗战的决心。

吴贻芳审时度势，以一个教育者的眼光聚焦当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如面对战争带来的大量孤儿和难童流离失所的情况，吴贻芳意识到社会上缺乏受过训练的妇女来做儿童福利工作，便与成都的几所基督教大学合作开设与儿童福利密切相关的课程。吴贻芳本人也亲自担任了几家高校联合成立的儿童福利委员会的主席，制定了一个包括儿童发展、儿童心理、儿童健康、儿童营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等内容的计划。

为了推进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金女大甚至专门成立了由吴贻芳领导，社会系和家政系主任等参加的“社会服务事业委员会”。由其推动设立的儿童福利实验所，却声名远播。

据档案载：当时实验所下设多个机构，其中就有专门面向儿童的托儿所，学生主要为失学儿童，托儿所会经常邀请金女大的学生前来授课。每期可照顾40名2至5岁的孩童。该儿童福利实验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交由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接办。

而据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记载，抗战期间金女大还曾与华西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合作举办了“儿童行为指导所”，“这个指导所专为一些有异常表现的儿童（如孤僻、喜怒无常、说谎、留级、口吃、迟钝等）诊治。”

这些都是金女大在成都期间服务社会的典型事例。

2．积极公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当时的华西坝大学生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爱国运动。华西坝各大高校对此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学校不仅限制学生参加，甚至把参加战时服务团的学生喊去训话。但在金女大，吴贻芳对于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总是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1939年，由于害怕受到学生救亡运动的牵连，华西坝行政当局开始公开限制学生爱国活动。学生们很气愤，各大学纷纷派出学生代表与当局交涉，甚至还组织了抗议游行，但是学生们的合理要求一直没有得到当局的赞同。

金女大的不少学生代表找到了吴贻芳，希望她能出面斡旋，劝说当局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

吴贻芳对学生的爱国行为很是理解，但她心中也有顾虑，毕竟学生的天职是学习，为此与当局公开争辩确有不妥。尽管如此，吴贻芳仍是通过在这一年的双十节纪念典礼中的讲话，阐明了态度。当时吴贻芳在演讲中联系国家现状提醒了学生三点：一是在大时代中，各人皆有极大之使命，吾人对此使命要有痛切之认识；二要亲自进入火中，由火与血之经验中，再生出热烈情绪，除去苟且偷安之恶习；三是当国家民族需要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否？

这一番演讲，吴贻芳对于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态度已经心照不宣，学子们至少在吴贻芳面前，不用再畏首畏尾了。

1939年暑假，战时服务团的成员们想利用假日去外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却又遭到华西坝当局的多方阻拦，并禁止大学生以“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

和“五大学学生暑假服务团”的名义活动。五所大学的学生气愤至极。吴贻芳得知此事后，也深感不平。

吴贻芳经过一番思量，想到了主意。她便对大学生们说：我身为金女大的校长，对你们利用暑假时间下乡宣传抗日表示赞同和支持。

但是，我只能同意金女大下乡宣传，我不能代表其他的几所大学。说完，她有深意地朝着在场的五所大学的学生们笑了笑。

学子们当即就明白了，吴贻芳校长是完全支持他们的行为的。吴贻芳公开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原本还有顾虑的其他学校的领导们见状也便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华西坝当局见形势如此，也就不再阻拦了。(www.xing528.com)

3．金女大学生参与空袭救护

由于吴贻芳对于大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总是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因此，当时在华西坝的各所高校中，金女大的爱国运动组织得最有生气、影响也最大。

1938年，由金女大学生周曼如、张滢华、张素芳等与其他几所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的“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开展各类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华西坝地区重要的一支抗战服务力量。他们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开展募捐，举行义卖、义演宣传抗日等，组织歌咏大队大唱进步歌曲，出版宣传抗战的小报等等，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据钱焕琦教授介绍，武汉沦陷后，日军以武汉为基地开始对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等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当时包括成都在内的很多城市没有足够的防空设备，普通百姓也缺乏防空常识，日军的空袭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服务团的学生们根据这一情况，迅速作出反应，将工作重心转向组织空袭救护上。

除了战时服务团的成员外，当时许多非成员也主动加入了救护队，金女大的学生在校长吴贻芳的支持和鼓励下，更是积极主动，她们在校内成立了一支空袭救护分队，在历次空袭救护中表现出色，为学校赢得了极好的声誉。

据记载，1939年6月11日傍晚，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飞临成都上空轰炸。

许多建筑物被炸毁，成都城内火光冲天，市民伤亡惨重。金女大救护队的队员们不顾个人安危，不等空袭警报解除就冒着生命危险，在城内到处寻找需要救助的伤员。然后把伤员抬到安全地带，配合医学院的师生进行抢救。还有不少学生在校外配合民间组织，帮助遇难者家属收拾尸体。可以说，那一次空袭中，金女大上至校长吴贻芳，下至普通的师生员工，几乎全员出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金女大师生的身影。

4．学校本部保护数以万计难民

说到金女大师生在抗战期间的功绩，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可能都不得不提的一件事，就是当时金女大留守南京的师生在金女大南京本部开展的可歌可泣的难民援助工作。

据钱焕琦教授讲述，1937年12月3日吴贻芳离开南京去武昌时，留下了一个由51岁的金女大教师华群（明妮•魏特琳）领导的驻校维持委员会，以保护校产、救济难民。在最后一刻，华群毅然拒绝了美国大使馆的撤离建议。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军队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由于金女大位于新设立的南京安全区内，金女大校园成了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几天中便涌进了6000-7000名难民，最多时超过了万人。

面对这种局面，华群立刻组织学校治安小组，妥善地安排难民住宿，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帮助。

尽管身处安全区，但是当时的日军经常闯入校园搜捕青壮年，甚至是公然强奸妇女。对此华群极为愤慨，她一方面通过美国使馆同日方进行交涉，甚至本人到日本使馆前抗议，一面尽力用一切手段来保护校园里的妇女和儿童免遭蹂躏。当时，她每天就守护在校门口，声嘶力竭地告诉日本人，这是美国学校，以阻止企图闯入校园的日军，保护大量的妇女和难民，华群也因此成了难民眼中的“万家生佛”。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息，难民都惊恐不已，为了消除他们的内心恐惧，华群就在校园里举行布道会，开办圣经班，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却对难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

1938年5月底，在日军解散难民区后，许多妇女无家可归，为了保护这些妇女的安全，华群在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下，以金女大教学为掩护，又在校园内办起了暑期学校，开办了67个辅导班，包括17个中文班、5个英文班、3个体育班等，招收了难民学生785名，聘请了20位教师和14位实习教师负责教学工作。

金女大本部在抗战期间，保护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孤儿。直到1942年6月日军强占了金女大校园，才被迫停止救援工作。而华群本人，由于长期的劳累以及战争带来的长期刺激，于1940年春天得了精神忧郁症。当年5月，病重的华群想起了一年前离开南京时的情景，突然情绪激动，在厨房打开煤气开关自杀了。她的墓碑上用汉字刻着四个字：“金陵永生”。在成都，吴贻芳带领全体师生为华群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5．从教育家到著名社会活动家

从1928年到1937年，吴贻芳主要埋头教育。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贻芳也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并在国际国内各种组织中担任要职。吴贻芳由一名教育家转而身兼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而她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两点，服务社会和奉献国家。

早在1935年，吴贻芳就当选为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全国著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在庐山商谈国是，吴贻芳也在被邀之列。1938年，国际基督教协进会第二次大会在印度举行，吴贻芳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发言。

战争爆发后，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后来又在指导协调中国妇女抗日运动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中任执行委员。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吴贻芳与中共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一道，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在整个抗战期间，吴贻芳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爱国组织和活动，并积极为抗战奔走疾呼，可谓鞠躬尽瘁。她的卓越功绩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吴贻芳一生未婚，她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国家和社会。

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金陵女子大学的师生在吴贻芳的带领下，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段跨越多地的迁移之旅。最终，金女大在成都的华西坝扎下了根，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艰辛办学历程。

让人感动的是，日军侵略的战火不仅没有吓倒这些知识女性，反而让她们的学习与抗日热情愈发高涨。

在炮火中，金女大的师生与其他的兄弟院校互相勉励扶持，在条件无比简陋的华西坝，竟然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学术气息浓郁，学生学习热情高涨的氛围，金女大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吴贻芳的个人才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绽放。

1．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建临时教学楼

华西坝是外界对华西大学所在地的称呼，位于成都南郊锦江岸，原是一片空旷低洼多滩之地，在抗战期间因为有多所高校在这里临时办学而闻名于世。

据吴贻芳研究所所长钱焕琦教授介绍，1938年1月抵达成都后，吴贻芳曾试图在这里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单独办学，并试行一种让学生在战争环境中，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教学方案，但未能实现。

个中原因正如吴贻芳晚年回忆的那样：我去成都后曾认真考虑在华西地区找一个半农村环境建校，试行一种使学生在战争环境中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教学方案。可是，第一是在华西中小城镇中找不到适当校舍，又兼西迁后设备不足，不能独立办学；第二是课程若不按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执行，学生的学位将不为政府所承认，因此最后还是接受了华西大学的邀请，到成都华西坝办学……学生及女教职员工借住华西大学女子学院，办公处借华西大学万德门纪念楼。

至此，金女大在华西坝才临时站稳了脚跟，当时的华西坝除了金女大，还有金陵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等5所高校。当时其他的高校为了解决办学场地的问题，也颇费了不少的脑筋，有的向当地的学校租借房舍上课，有的则是自己搭建校舍上课。

金女大刚迁至华西坝时，办学条件自然非常艰苦。学生们借住的是华西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女生院和其他的女大学生搭伙；教师们借住的是外籍教师的住宅，连上课的教室都是借用华西大学的；实验设备更是简陋，仅有一个又小又黑的地下室，作为临时实验室用。

但是，即便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吴贻芳却深感欣慰。在她看来，无论条件多差，至少现在学生们又有了可以学习的地方，并且是在大后方，不必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了。

在教育部、四川省政府和华西大学的支持下，金女大在华西大学女生院旁边的加拿大小学原址地基上，建了一幢西式洋房做临时教学楼，又先后在华西牛场一角建立了音乐系琴房、临时宿舍和小型体育馆，并购置了一些教学设备。这样，金女大才陆续有了基本的办学条件，开始了相对独立的、正常的教学工作。

2．战火中办学，学生很难静心上学

校舍的问题虽然是勉强解决了，但据多名老校友的讲述和吴贻芳日后的回忆可以了解到，初到成都的金女大在正式恢复办学前，依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有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有些则一度让这所女校的广大师生们束手无策。

首先，金女大由于是兵分三路迁往成都的，一路长途迁移，在此过程中不少的图书和实验设备或毁于路途，或中途丢失，等到了华西坝以后这些办学设施已经严重匮乏。尽管华西大学慷慨支持，加上金女大四处筹措资金添置购买了一批，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

其次是远离了东部发达城市首都南京，突然到了西部地区的华西坝，办学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让学校不得不被迫改变之前的教育思路和做法。

据悉，作为一所高端的教会大学，金女大在南京时的教学水平和人才选拔标准已经相当高，新生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方能就读，此外，学校一贯重视英文教育。而在成都当地招收的学生在英语和其他学术水平上，都远不如华东地区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此外，学校在战时还接收了部分流亡学生，这些学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学校的教学无法与战前的水平保持齐平。

此外，当时的战争环境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学生的家庭在战争中遭到劫难，经济拮据，导致学生很难安心学习，甚至出现严重的缺席现象。另外，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学生也很难静心坐在教室里上课。面对这一系列的麻烦，吴贻芳也积极想办法进行应对。据江苏省政协有关人士提供的史料显示，当时的金女大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来帮助学生，如安排学生在课余或节假日帮学校干一些活，如打字、整理图书资料、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钢琴伴奏等，来赚取报酬。同时又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发放救济物品和补助，帮助大家克服困难，使学习不致中断。

吴贻芳还决定大大降低学费，对一些来自沦陷区的困难学生实行免费。

整个学校所缺经费，吴贻芳则自己四处奔波张罗，设法弥补。

而作为校长的吴贻芳，当时在华西坝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都极其简单，校务办公室只有两小间，一间15平方米，在这15平方米的空间里办公的有秘书3人，训导1人，教务4人；一间7平方米的小房间，是吴贻芳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桌一椅一个书架。

曾有教职工和学生提议改善校长的办公条件，但吴贻芳每次都婉言拒之。

食宿方面，吴贻芳住在最一般的宿舍，吃在学生食堂。她唯一的“奢侈品”

就是外出时有一辆黄包车（后来是三轮车）可坐。因为她是放大的小脚，走路不是很方便，需要这样最简单的交通工具。作为一校之长，她艰苦朴素的模范行为对师生是一种无声的激励。

3．和其他学校互相选课应对师资不足

在吴贻芳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迁到华西坝的金女大不但教学上趋于正常，还在1938年的9月9日招收了新生。由于是在战争状态下，报名上学的学生并不多。据史料载，1938级最终毕业的学生只有27人。但是，从当时的办学环境来看，这样的结果已实属不易了。

相较于物质上的匮乏，对于金女大和当时迁入华西坝地区的所有高校来说，可能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师资力量的不足上，对于学校来说，这种困难是最艰难的。

据钱焕琦教授介绍，当时迁往成都的高校普遍面临师资队伍不足和不稳的情况，尤其是外籍教师锐减，造成师资严重流失。金女大格外重视外文教育，这方面的问题更是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所教会大学协商，在校际间开展合作。

按照协商约定，校际间的各大学独立办学，基础课由于学生较多，主要由各校自己开设，其他课程各校学生可跨校选课，互认学分，这种因环境和条件所迫而形成的合作办学，客观上不仅扩大了学生的选课自由，而且促进了各校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学生培养的质量。金女大积极参与了这一合作计划，特别是与当地的华西大学及南京的邻居高校金陵大学，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此外，金女大当时还聘请了一些兼职教师来校任教，缓解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在课程设置层面，金女大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当时由于教育部考虑到战时研究生培养的困难，要求各大学加强本科教育的专业性。金女大遵循教育部的规定，取消了辅修学系，将主修学分分为公共必修科目、主系必修科目和主系选修科目三类。

吴贻芳后来在谈到金女大的学科专业建设时曾说：“金女大在初创时期只分文、理两科。1925年后才有主修、辅修系科。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1939年，才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辅修系，只有主修系。”

而当时的主修系又分为文理两科，文科主修系有中文、外语、历史、社会学、音乐、体育、哲学等。理科主修系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地理、家政、医预科和护预科等。当时的金女大的毕业生最多的是社会学系，其次为生物、化学、历史、家政、体育、音乐等系。

4．办学规模超越战前赢得社会赞誉

尽管在战火中发展非常艰难，但是吴贻芳依然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抗战期间，金女大在华西坝除了发展了原有的一些系科外，还根据实际情况新建了家政系，并让家政系和原先设立的社会学系，逐步发展成为了学校的品牌专业，这十分难得。

据记载，1939年10月，教育部批准金女大与华西大学女子学院合设家政系，课程分两类：一类注重家庭管理与家庭经济，一类注重食品营养与卫生。

金女大开办家政专业后，颇受社会的欢迎。正如吴贻芳在1941年寄出的一封信中所说：“家政专业广受欢迎，已成为金陵第三大专业，学生修读人数仅次于社会学系和英文系。”

吴贻芳在后来的《金女大四十年》中指出：“在四川省教育厅建议下设家政系。家政系分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三组，课程有儿童发展、儿童健康、托儿所管理、普通心理学、营养学、膳食与疾病、烹饪学、应用艺术、生理学等，所以属于理科。家政系毕业生多在医院任营养师或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工作。”

其实，在抗战前就有人向吴贻芳建议开设家政专业。但当时吴贻芳认为金女大的条件并不成熟。“男人们老是追问我们，金陵既是所女子大学，为什么不设立家政专业？他们似乎只懂得家政学大众化的实际用途，而我们大学的老师认为，倘若开办家政专业，就应该有大学的水准。这将意味着家政专业要有高度科学化的标准。”同时，与其他大学的专业重复也是她考虑暂不设立的原因之一。

在抗战中办学，金女大将办学与为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吴贻芳提倡用知识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如1939年春，金女大在距成都200余里的仁寿县设立了一个农村服务处，下设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和种鸡改良组。又在离成都较近的华扬县开设服务站，在此设立了妇女班和婴儿班。金女大还在华西坝兴办了一个儿童福利实验所，开办托儿所和小学初、高级班。

金女大在华西坝办学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保持了正常的发展。金女大1938年起在成都开始招收新生，抗战期间每年的招生工作从未间断，并且在校学生人数每年持续上升，1941年秋季学校开学时，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55人，超过了战前1936年229人的规模。

金女大在华西坝办学8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学，不仅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人才，而且积极服务于当地的需求，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当地妇女和儿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