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学大师陈嵘奋进虎穴

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距今已77年，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织的难民区内有20多万难民受到保护。长期以来，关于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人们只知道金陵大学副校长、美籍教授贝茨博士，中国建筑师、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所长齐兆昌（中科院院士齐康之父）等人的功绩，而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陈嵘教授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陈嵘（1888—1971）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我国林学界第一代宗师，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后又到美国、德国深造，回国后担任金陵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南京沦陷前夕，金陵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金陵中学西迁四川办学，当时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委托美籍教授贝茨、金陵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陈嵘等留守南京，并由他们组成留守护校委员会。在那段腥风血雨的苦难岁月，陈嵘先生是如何肩负起保护难民、守护校产重任的？由于陈嵘生前极为低调，公开的相关史料甚少，搜集资料相当困难。我们经多方辗转终于联系上陈嵘的侄孙—东南大学退休老教授陈綦法先生，他曾与陈嵘共同在南京生活过三年，还曾亲自拜访过多位陈嵘当年的学生，对陈嵘在抗战时期的那段历史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陈綦法老人的讲述以及相关手稿，林业泰斗陈嵘这段战火中保护难民、办学救国的经历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陈綦法老人已85岁高龄，除了有些耳背，依然精神矍铄，谈吐爽朗。他告诉记者，1937年12月初，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前夕，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在校董会客厅召集德、英、美、丹麦等国20多位在京人士开会，商讨日军侵占下的南京难民的保护问题。他们按照国际惯例并参照上海安全区的先例，决议成立了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于安全区并不安全，老百姓习惯地称它为“难民区”。

最初，建立难民区的宗旨是使来不及撤离的难民们有一个藏身之所。

难民区以当时的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校址）和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为中心，四面以大路为界，东为中山路，南为汉中路，西至西康路，北至山西路，辖地3.86平方公里。在这个区域内有各国驻华使馆和美国人创办的学校、医院、教堂等“慈善”机构。虽然美、德、意等国政府和军火商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军事物资，但仍有不少友好人士同情和保护这个区域的难民。例如被推举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被南京人民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金陵大学收容的难民最多，有3万多人。

当时，嗜杀成性的日军不顾国际信义，以发现中国士兵混入难民区为借口，多次闯入难民区大肆屠杀、奸淫和抢劫。据史料记载，在整个难民区各收容所内，日军共抓捕屠杀9000多人，在难民区内一家一户被零散抓走杀害的有数万人。

但其中金陵大学被害人数相对较少，除了被汉奸、日军骗走200多人外，约有3万名难民幸免于难。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金陵大学的“忠诚卫士”陈嵘教授功不可没。

早在1937年11月，金陵大学西迁成都时，学校当局商请陈嵘住校留守，参与负责保护校产和留下来的数百名教职工及家属。“陈嵘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而自己却忍痛丢下妻子儿女，让他们独自逃亡。”说到这里，陈綦法老人有些哽咽。由于当时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中方负责人杭立武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陈嵘留校后，除了担负原有的重任外，还被推举负责难民区的救助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以发现中国士兵混入安全区为借口侵入难民区。情况万分危急，金陵大学收容所3万多名难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当晚，陈嵘辗转反侧，面对凶残的敌人，手无寸铁，怎样救护？

考虑再三，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国际委员会中方代理人身份，以及过去老同学的关系，与日本大使馆进行谈判。

原来，陈嵘曾经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德国深造，精通日语、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文字。他认识许多国外老师和同学，在日本大使馆和日军司令部都有帝国大学同学。

14日早晨，陈嵘立即走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贝茨、斯迈思（秘书）、里格斯以及拉贝（主席），商定外交函件内容并到紧挨金陵大学的日本使馆去交涉。他们首先向福田参赞递交了国际委员会的公函，然后与使馆人员坐下来谈判。

陈嵘慷慨陈词：“我在帝国大学求学期间经常聆听校长训词，他常讲，帝大学生要讲德行、仁慈。我也听过先天皇昭示国民说，日本人要讲节义和廉耻。他对中国留学生讲过要合作、亲善和文化交流。可是现在日军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校长的教诲与前任天皇的昭示背道而驰，希望日本方面能立即停止暴行，确保安全区安全。”

福田参赞说：“我很荣幸能再次见到过去的同学，不过我原来只管文化，后兼管政务，并不管军事。”

陈嵘气愤而冷静地回应：“既然你是管文化的，你当然知道，南京是中国的文化名城，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同日本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是礼仪之邦，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候从未派一兵一卒到贵国伤害一草一木，贵国来华文人也受到国宾一样的礼遇。……今天，你们的士兵野蛮地杀害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包括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文化可言？”

“在交涉过程中，陈老向福田参赞提出要求，希望日方贴出布告禁止日军进难民区。”陈綦法介绍，当时日本使馆考虑到日美尚未开战，美国军火商还源源不断地将军事物资运往日本，在外交上不能树敌太多，所以接受了陈嵘的要求，同意在各收容所张贴布告。

但是日军司令部的政策是企图通过烧、奸、杀等残忍手段进行压服，迫使中国投降，而且他们受武士道流毒影响很深，妄图以大屠杀来壮军威，所以日军司令部开始拒绝让日本使馆张贴布告的做法。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多次抗议，效果不大，写了几次信件给日军司令部都遭到拒绝。

情急之下，陈嵘又冒死深入虎穴到日军司令部交涉。当时司令部有一个日军民事官员叫原田宪永少将，与陈嵘曾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他对中国老百姓很凶狠，但对陈嵘老学长比较尊重。尤其是陈嵘1931-1937年间整理出版了巨著《树木分类学》，在国际林学界引起轰动，日本帝国大学师生对其十分敬佩。尽管是陈嵘的学弟，但原田宪永就像一只“豺狼”，如果谈不拢，陈嵘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激怒对方而被杀害。经过艰难的谈判，又因此前日本使馆的意见，最终，日军司令部接受了陈嵘要求，立即在各个学校和收容所张贴布告，禁止日军闯入。

布告牌的尺寸约为八开，白漆底上书黑字，大意是：“此处属外国人财产，皇军须加保护，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入。”不久，在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收容所和鼓楼医院等单位，都有这些布告牌挂在门口。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后来，残暴的日军在难民区内各住宅和收容所继续搜捕和杀戮，但在张贴布告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学校内要平静很多。“因为有了这种布告牌，至少日军不能成批进入收容所。”陈綦法介绍，当然，布告牌也不是绝对保险，因日军散兵往往钻铁丝网或爬墙进入收容所。如金陵大学范围较大但无围墙，只有茂密的树篱内夹铁丝网，日军很容易进来。

从15日到21日，国际委员会共11次向日使馆提交抗议公函，揭露了日军的112次暴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据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干事斯迈思说：‘在最初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在这期间，陈嵘当然比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同胞和知识分子。他不辞辛劳和危险，奔波于日、美、英、德等使馆和各国际委员的住处，并设法致电日本帝国大学，要求老师对其在华学生施加影响，并常与国际委员一起深入虎穴，到日军司令部提出严正交涉。

每当夜晚，陈嵘常和欧美人士守住校门或环绕树篱巡视，一遇日兵便用日语喊叫责骂加以阻止。因夜色苍茫，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是他们上司干预，也就走开了。那时，金陵大学新建图书馆是在校门外面，那里也居住着1000多名难民，在图书馆西面的何应钦公馆就是日本秋山旅团司令部所在地。陈嵘常走出校门来回巡逻，如遇日军就手持布告牌加以阻挡。“当时，陈嵘已年届半百，为了保护难民包括知识分子的安全，他在日军的刀光剑影中坚持斗争、毫无惧色。”

然而，狡猾的日军司令部对金陵大学等处不许闯入的“禁令”并不甘心，于是又玩弄新的花招。12月26日，日军和汉奸来到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中、金陵神学院等处进行所谓“良民护照登记”。他们宣称：“凡是过去当过兵和夫役的，只要站出来登记自首就可以保全生命并获得工作，否则统统枪毙。”

可恨的汉奸并没有把“夫役”一词翻译解释清楚，致使200多名青壮年受骗自动站出来后被押解出去杀害了。这次被骗屠杀事件使陈嵘悲痛欲绝。后来，他与日军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交涉时指出：中国军队的民夫与西方国家雇佣军的服役不同，他们不是为了报酬自愿受雇，而是被武力强迫抓去服役的。为此，他挽救了许多难民免遭杀害。

但是，金陵女子大学由于被国际委员会指派为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集中了9000多名女子，最多时1万多人，成了日军施暴目标，经常有女子被绑走强奸。而保护金陵女子大学收容所的美籍教师主要是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华群）女士，显得孤单无助。陈嵘除了通过国际委员会给予华群声援并向日方交涉外，常感到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后来，每当人们颂扬陈嵘为保护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其他收容所数万名难民包括知识分子心力交瘁、功德无量时，他却为自己未能识破汉奸和鬼子的诡计导致200多名难民被骗走杀害而自责，也为当初没有建议将金陵女子大学的女性难民分散收容以致数十人被强暴而悔恨，更悔恨自己没有想到：他从前所尊崇的文明国度竟已蜕变为“兽类集团”。

1．难民营办学，金陵大学留守教员骨瘦如柴如今，走在南大鼓楼校园，那被绿绿的爬山虎覆盖的北大楼、欧式或中式的旧时小楼以及四处可见的银杏古杉，使得这个掩藏在南京闹市区的高等学府，四处充盈着温润典雅的气质。如果不是看到这些古老建筑上的碑文记载，也许人们很难想象这座清静的校园，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怎样血与火的考验。

除靠自己带来的食物，安全区内的难民主要依赖国际委员会给各个难民收容所分发的米、面生活，此外，他们只能向国际委员会特许的私商购买国民政府撤离前提供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穷人的膳食则由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金陵大学收容所还向难民分发萝卜干和蚕豆，胆大的难民则在晚上到北极阁附近的菜地挖些白菜，然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支上灶台，熬白菜汤给大家喝。由于长期吃粥，许多人都出现了腹泻症状，陈嵘和其他金陵大学的留守教职员一样，骨瘦如柴。

除食物外，国际委员会还提供棉花和布供难民做被子。金陵大学收容所雇用了一些难民协助工作，并组织有技能的难民进行生产，如春耕、织布、被褥衣物的准备等，以此作为工作救济来帮助难民。

金陵大学收容所内住有大量的女性难民，有孕妇生育的情况，由于生活困苦，绝大多数产妇乳汁不足，只能以粥为补救办法来喂养婴儿，因此，难民区里的很多小孩都慢慢死去，被成箱成箱地运走。这种情形直到1938年2月2日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奶粉后，才有所改善。(www.xing528.com)

局势逐渐稳定之后，为了让失学青少年继续学习，为了维持留守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生计。陈嵘与贝茨等同日方交涉，利用金陵大学校舍办学。

当时的课程安排内容很丰富，课程安排从周一到周六，包括女子体育、算术、男子体育、国语、唱诗经、劳作、音乐、初级算数等。在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间还安排有联合礼拜。参加自修团的难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课程，到指定的教室上课：联合礼拜、查经、唱诗。

自修团的教师中除陈嵘、齐兆昌、顾俊人这样收容所的管理者外，还有很多是难民。

之后，难民自修团改为金陵补习学校，后又改名为鼓楼中学。1939年下半年，开办金陵补习学校，贝茨为名誉校长，陈嵘主持全面工作。由于教学秩序正常，社会名声较好，于1940年下半年便扩充办学，有学生二三百人。

改名为“鼓楼中学”，仍由美国教会主办，陈嵘为校长，齐兆昌为总务主任，全面设置普通高中课程。

2．忍辱负重，守护校产

1941年12月9日，日本海空军突袭珍珠港，英美旋即对日宣战，在宁的日军即接管了金陵大学全部校产，贝茨等美籍教授相继撤离南京，陈嵘等被监视，不准擅自离开南京。

“金陵大学西迁时，虽然运走了几十箱重要的文献图书，但图书馆内还留有几十万图书，大量的生物、物理、化学等仪器，由于结构复杂等原因，没有办法搬走。此外，还有陈嵘本人带领学生采集的5万份植物标本。”

陈綦法告诉记者，当时的陈嵘身处逆境，他心急如焚。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校产，为了保全他多年珍藏的图书标本和著作纸版，他苦心孤诣地组织留守教职工利用金陵中学校舍，创办了“私立同伦中学”。

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保住校产，又能继续办学。陈嵘、齐兆昌与日军交涉谈判，但日方则以苛刻条件要挟：其一，胡扯什么“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伦”。其二，学校受日军监督，必须增设日语课。陈嵘等据理力争，也提出相应的条件：要求日方不得损坏金陵大学及其附中的所有校产，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确保师生安全。

陈嵘先生蕴藏着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1940年春，金陵补习学校沈新等几位学生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开展了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印发了若干传播抗日战场情况的传单和鼓动抗日的册子。有几次，他们曾秘密投递到陈嵘先生的宿舍里，陈嵘先生看过后，从未在学校追查，从不声张。只有一次，他不动声色地与几个较熟悉的同学谈到了日本宪兵正在秘密注视学校动静，提示学生们要多加小心，以防走漏风声。不久，党的组织也要求改变策略，停止印发抗日宣传品。学生们恍然大悟：陈嵘先生是在暗地支持学生抗日，是个爱国的好校长。

日军为维护奴化教育，不仅在伪官方办的中学里设置与国语并重的日语课，对私立学校也要求设置日语课，甚至强行派日本人来当教员。可是，金陵补习学校、鼓楼中学均进行抵制，理由是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办，已设置英语课程，为减轻学生负担，不宜再设置第二外语。

而同伦中学在日方的严厉监督下，强行开设日语课。部分学生由于对日军不满，不愿意学日语，要求改学英语，陈嵘先生十分理解、同情学生。但迫于当时的处境，只能耐心地开导学生，说此要求在目前环境条件下很难获准，而且学习日语并不等于不爱国，学习外语之目的，在于学习外国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听了他语重心长的话，这些学生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积极投入到学习中。

1943年下半年，学校初步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陈嵘、齐兆昌才掌握学校实权。期间，学校秩序井然，校产严加管理，平时只开放东课堂二、三楼的部分教室、实验室、口字楼、学生宿舍和钟楼办公室，其他如图书馆、体育馆、西教室都封闭不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伦中学仍恢复原名“金陵中学”，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喜庆胜利。10月25日，贝茨以“金陵大学副校长”名义乘飞机从四川飞抵南京，负责处理金陵大学校产接收事宜。

1946年夏，陈嵘离开金中回到金陵大学重新走上森林系主任的岗位，身为教授从事林业教学、科研工作。同时，金陵大学从四川回迁，当返宁师生们看到留下的所有校产、仪器、图书、标本完好无损，无不为之感动。

3．爱生如子，生活俭朴两袖清风

陈嵘爱学生如子。有一天，张横江等三位学生在同伦中学教学二楼拾到一条死蛇，一学生从北面窗口将死蛇往外一甩，正碰上陈校长从楼下走过，差一点落在他头上。他一惊，止步向楼上张望，朝学生们微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三位淘气学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心里内疚而感动。

陈嵘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也讲究方法。有一次上课时，一位同学迟到两分钟，待该学生坐定之后，他把已经讲过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对大家说：“那个同学迟到了，他不知我讲的内容，我重复讲，又耽误大家的时间，希望你们今后都要按时上课。”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迟到。

在林场搞教学实习时，他要求学生懂礼貌，守规矩，不准损坏花草树木。有一次在林场休息喝完水之后，有位同学没把坐过的椅子放到原处，陈嵘对此提出严肃批评。事情虽小，说明陈嵘不仅认真传授业务知识，而且时刻关心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体现了一代师表的风范。

陈嵘不但提倡专心读书，而且非常重视实践。他在树木学教学中，除课堂讲授尽量利用实物（包括标本、果实、种子）外，还经常让学生自己采集树木标本、解剖标本、鉴定标本。这使学生既练习了采集技术，又熟悉了树木的各种特性，还提高了识别和鉴定能力。在造林课教学中，他还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到教育林场实习。一到现场他就自己带头操作，有时还请现场技术工人表演，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做。他这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作风，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实际操作的技能。

陈嵘一向生活俭朴，过惯布衣生活。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总是身穿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建国后，陈嵘依旧布衣粗食、生活简朴。他外出考察的时候，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面包、一杯开水，平时看到自来水没有关好，就去关紧；房间灯泡稍亮一点，就要换小的；笔墨纸张都是反复使用，从来都不浪费。

抗战时期更不用说，由于学校经费困难，陈嵘身为校长，报酬与其他教职工一样，收入微薄，从不搞特殊化。据金中校友沈新、齐康等回忆，他当时住宿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二楼一间办公室内。他一人独居，三餐是从学校步行到鼓楼街头的小饭铺里吃的，他总是风雨无阻一人漫步来回。有时在路上相遇，他总是热情地同大家边走边聊，问问同学们的学习和家庭情况。

“有一次，我们问他鼓楼街头的小饭铺早上只有烧饼、油条，中晚不过是蔬菜、豆腐，吃得习惯吗？他连连点头，还说来回步行，有益健康，又可与贫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沈新、齐康回忆，“他平时总是穿蓝布长衫，脚穿布鞋，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缝或请邻居齐（兆昌）师母帮忙。”

4．刚正不阿，后人敬仰绵延不绝

陈嵘当初舍己救护的数万名难民中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教授、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后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如：校友齐康成才后为国家建筑设计大师、国家学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友陈振树成才后，为中国石油部教授级石油高级工程师等。

可是，当初他由于救人心切，与豺狼打交道，对此后人将会怎么看，会不会被人猜疑误会？这一切，他全然不顾。他坚信，只要自己刚正不阿，保持高风亮节，无愧于民，是功是过，后人自有评说。他的座右铭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他在1942—1946年期间给同伦中学学生题词也经常是这一段文字。”陈嵘学生张楚宝回忆道，可见他的心怀坦荡、忠贞不渝。“他说过，即使有人不理解，个人受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

陈嵘先生为了数万名难民和知识分子的安危，不得不与过去的同学后来的豺狼握手，心中的痛楚难以言表，他为自己与日方谈判时克制忍耐不能怒斥敌人而心在流血，但他相信只要留得精英在（当时首都南京和大城市上海逃来的知识分子是中华精英荟萃之地），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总会到来。

虽然在1952年思想改造时，陈嵘受了部分不明历史真相的学生过激的、不公正的批判，但全体教师特别是47名著名教授联名上书（据说其中有的写了血书）为陈嵘鸣冤昭雪，指出陈嵘当年参加活动的是国际委员会而不是汪伪的维持会；他是拒狼入室而不是引狼入室；他是殊死搏斗而不是卑躬屈膝……并为他歌功颂德。

就在1952年秋天，陈嵘奉命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对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理解和信任深为感激，他不辜负党的信任，为建设祖国、绿化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老人家于1971年临终时，把生前积蓄的工资、稿费78000元（相当于现在百万元）和两万多册图书以及用鲜血换来的无数标本奉献给国家，并留下他一生撰写的等身著作。

如今，在陈嵘的出生地浙江安吉三社村，还建有陈嵘陈列馆和墓园，墓前立着陈嵘半身塑像。整个墓地在古木青葱之间、静谧山麓之侧，无数的游客和瞻仰者来到这里，一睹陈嵘先生的安魂之所，寄托无限的怀念与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