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图书馆知识界的抗争

提到“成贤街”南京人并不陌生，街巷虽窄，却藏着东南大学这样的名校。出了东大南门，向前走几百米便是成贤街66号的大院。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院子和如今的南京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一群有志之士曾在这里整装待发，把130多箱藏书护送到了1000公里开外的重庆，一路征程硝烟弥漫。

如今，成贤街66号院门右侧的墙面上依然留有“南京图书馆”的字样，烫金繁体的五个大字比门牌更为醒目。大门左侧墙面斑驳，培训中心、律师事务所甚至图文店的挂牌密密麻麻地挤占在墙面上，早已比不上旧时的模样。

这里是老南京图书馆的旧址。上世纪50年代，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合并，成为了如今的南京图书馆。而追溯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原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也在此落脚。

1933年4月8日，教育部派著名学者蒋复璁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4月21日便租下南京沙塘园的一处民房，正式展开筹备工作。随着任务的推进，筹备处在1936年2月10日迁入距沙塘园不到百米的成贤街48号，即如今的成贤街66号院内。

和现在的建筑格局不同，当时院子里有四栋西式的二层楼房。经年累月，院子里东、西两侧各有了一幢主建筑。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陈雷告诉记者，西侧的“回”字形楼是后建的，后半部分还在作为南京图书馆的藏书楼使用；东侧三层的矮楼是筹备处旧址，一二两层早就隔成密集的单间，充当老员工家属宿舍，通向三楼的走道至今被腥红色的金属栅栏锁着。

1936年9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阅览室开始对外开放。次年，戴传贤、朱家骅、梁思成等人组成“国立中央图书馆建设委员会”，勘定国府路（今长江路）的46亩土地作为建馆基地。据说，南京人民大会堂就建在当初计划建馆的基地上。

就在等待会审建筑设计图纸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踌躇满志的筹备处主任蒋复璁怎么也没料到，还未勾勒出图书馆的蓝图，建馆一事就被战火叫停，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则从南京“流浪”到了重庆。

1937年8月15日，南京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当天就停止开放阅览，以保障读者和书籍的安全。战势愈演愈烈，不久后，馆筹备处将263箱重要图书封装移存到朝天宫博物院新建的库房。

上海失陷后，南京也岌岌可危。1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安排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一路向西撤离。7天后，图书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带着精挑细选的130箱书籍踏上西迁路途。

许多人把这次西迁的功劳归结在时任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身上。记者翻阅大量资料后向知情人进行了证实，发现率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西迁的并不是蒋复璁本人，而他甚至在西迁初始的4个月里处于“缺席”状态。

对这段历史，时任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幺子蒋祖怡仍有几分印象：那时我父亲由国家委派，正随着我的叔祖父蒋百里在欧洲进行访问。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这130多箱书大概有20万册，具体什么标准没提。我想就是挑最好的书，尤其善本书。

抗战爆发时，蒋复璁的5个子女均随母亲迁居上海，1948年他又奉命前往台湾，与妻儿相隔两地。因此，蒋祖怡只能凭着父亲留下的文章了解这段故事，他说：

具体主持书籍西迁的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岳良木先生，文章里只说他是图书馆的负责人，没提是什么职务。

而在《南京图书馆志（1907—1995）》长达390页的记录中，记者只在附录的两处职员名录里找到了岳良木的名字，根据“部门负责人名录”的记载，岳良木曾是中央图书馆的采访组主任。

从大量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西迁有关的文献资料看，即使提及迁移工作的负责人岳良木，运送书籍的经过也被一笔带过；甚至有人把蒋复璁说成西迁的领队者。如果没有蒋复璁的遗作来佐证，岳良木似乎在那段飘摇的西迁史中无足轻重，仿佛只是一个偶尔出现在图书馆相关论文中的学术人物。

在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两位南京图书馆的老员工，并向他们打听了岳良木和图书馆西迁的情况。8月27日下午，年过耄耋的南图老员工沈燮元先生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五楼的古籍阅览室。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徐劲蒙说，尽管退休多年，沈燮元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到这里看书。

“我进南图还是1955年的事，倒也没听说过西迁那段历史。”沈燮元放下手中的书，推荐了另一位叫纪维周的老图书馆员：“他进馆比我还早，是以前中央图书馆的，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纪维周的女儿是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在职员工，得知来意后，她婉言谢绝了记者：“我爸爸年纪大了，过去的这些事恐怕说不清楚，西迁的历史我也从没听他提过，不好意思。”根据网上的资料，岳良木在西迁结束后曾先后任职于教育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建国后又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图书馆阅览部主任、上海大学图书馆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终其一生都围着书籍奔波。

11月初，记者又试着联系了上海图书馆，图书馆人事部的工作人员表示，馆内正式录用或聘请的人员通常都会有记录，但他们的标准库里并没有叫“岳良木”的人，接线的女声补充道：“也不是说他就没在这里工作过，可能是因为早些时候的人事档案没录入电子系统。”

随后，记者分别联系了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委托人事部和档案管理部门分头搜索岳良木的档案。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电子化，两所学校的系统里都没有岳良木曾经任教的蛛丝马迹。

关于岳良木的消息，就此戛然而止。

尽管一再被史料匆匆带过，岳良木在图书馆界绝非无名小卒。1936年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效力之前，他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接受了两年的深造。

关于西迁的详细原委，以及如何定下由岳良木带队西迁，文史资料里几乎是空白，只有一位叫岳传龙先生在他2011年发表的文章里披露了一些细节。

他说，抗战开始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随蒋百里去德国游说，请岳良木暂管中央图书馆的一些工作”。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日军的飞机轰炸南京，“教育部有了撤裁中央图书馆的想法，认为抗战为首，图书资料运输保存不易，加之人力资金皆不足，中央图书馆可有可无”。

据说，岳良木获悉教育部的想法后，立即写文章并约见记者，强调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重要性和保护图书资料的必要性。看到这些文章，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特地从杭州赶到南京约见岳良木。经岳良木力呈己见，向教育部疏通关系、申请多拨经费保持原有人员，国立中央图书馆这才在临近战火时得到转机。

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形势极为紧张，岳良木“不吃不睡是常事”。图书运走后，岳良木非但没有跟队伍同行，还在书籍运走后又逗留了些时日，完成图书馆的善后工作，“直到有军官告知南京不可能再坚守”才离开中央图书馆。

这篇文章叫做《忆文华早期毕业生岳良木先生在图书馆界中的几件事》，刊登在2011年第四期《图书情报知识》杂志上。作者岳传龙和岳良木的关系不详，只知道他1947年生，字慰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任教，投稿时正供职于一家美国的公司。

由于缺乏第一手历史资料，文中的说法是否真实准确已不可考。但在蒋复璁缺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能把西迁工作委派给岳良木，无疑已经认可了他的能力。

《南京图书馆志（1907-1995）》对这次书籍西迁匆匆带过。确切可知的是，西迁队伍经武汉、长沙、宜昌，在1938年2月抵达重庆。馆志的寥寥数语，实在难以复述在战乱中奔逃、几番更改安身之所的曲折。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了解到，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有计划地展开了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本善本书籍送往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遗存南京的大量图书被日军掠走或烧毁，损失数量难以定论，有研究者称，朝天宫库房里的4万册书籍，抗战后封存时只余下3万册。

1．迁到武汉不足一月被迫辗转重庆1937年11月21日，130箱西迁书籍随船运抵武汉，图书馆筹备处很快就在汉口积玉桥圣安得烈堂成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办事处，安顿人手。半个月后，侵华日军在12月13日占领首都南京，做出屠城的疯狂举动，战火直逼武汉，筹备处奉命南迁长沙，由12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和2名工役随行。

“计划有变，全员西迁到重庆。”还没到长沙，图书馆内迁人员就在次年1月3日接到新的命令，改雇轮船载藏书直驶湖北宜昌，并在白衣庵街圣公会教堂成立了新的办事处。

西迁队伍每在一个地方停留，就会优先妥善安置书籍，再寻找地方成立办事处，向当地民众开放阅览。这次在宜昌逗留了1个多月，多少是受战时恶劣的交通条件所牵制。而西迁任务能顺利完成，多亏蒋复璁及时回国，为了护书不惜动用人脉。

蒋祖怡翻开蒋复璁的那篇《我与中央图书馆》回忆道：那时运输不像现在那么方便，筹备处又带着大批的书，一路上非常不容易。(www.xing528.com)

再加上抗战期间部分交通中断，西迁队伍在1938年2月耽搁在湖北宜昌。恰好那时父亲回国了。

蒋复璁在书中写道，自己回国后先找到迁至汉口的国民政府，从教育部了解到书队在宜昌滞留，没有车辆或船只拖运。他随即赶赴宜昌，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临时调派车辆，终于赶在2月12日把书运到了重庆，暂借川东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作为办公地点。

2．263箱图书近半数从南京运出，损失惨重侵华战争不仅是一场残忍的杀戮，对中国文化而言同样是场劫难。据战后统计，中央图书馆1937年筹备期间已有15万册藏书。西迁条件有限，日军的战火又紧紧相逼，图书馆筹备处只能从精心挑选的263箱重要书籍中再筛选出130箱运出。

从日军空袭南京到图书馆筹备处动身西迁只有短短2个月，却需要完成取舍、打包乃至交通调度等工作。书籍的打包、保护方法不比青铜器、瓷器等文物，除了要避免在运送途中破损，还要防火、防受潮或虫蛀。

南京博物院研究院陆建芳曾在介绍文物打包方法时提到，古籍、字画打包时尤其要注意防潮，装箱时也要选择铁皮箱，既能防止书籍受潮或氧化，又不像木箱那样易燃。

故宫博物院耗费近一年时间打包装箱，才使得西迁途中“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而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西迁的途中，一方面筹备处工作人员边携书奔逃，边在临时的落脚处开设办事处开放阅览；另一方面确实有书籍在运送中损耗，1939年3月筹备处迁至江津白沙镇时仅带去120箱书，约1万多册。

除了纸质图书，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藏里还有不少木刻版片。由于太过笨重不便携带，容易在运送途中损坏，原国学书局精雕木刻版片150种、70000余片在西迁前留在了朝天宫的秘库里。西迁后，存放在朝天宫的木刻版片也全部遗失，可谓损失惨重。

3．落定重庆后开放阅览室

在重庆安顿下来的头一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建立了参考阅览室，还特设了抗战文库供民众公开阅览。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在双十节当天划赠了新市区两浮支路苗圃兴建重庆分馆，兴建经费在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下支取10万元。

本以为可以就这样安顿下来，日军的战机竟一路轰炸到了重庆。1939年3月，筹备处被迫疏散到一江之隔的江津县白沙镇，就地设立了“白沙民众阅览室”。几张木桌、几个长条凳，再寻来高层书架靠墙放，把矮些的开放式书架摆在房间中央，就能让县里的民众愿意在这儿坐一下午。

有图书馆的地方就有对书的渴求。抗日战火尚未平息，“一二•九”运动盛传的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用在这里倒有些突兀。

1939年的双十节，白沙民众阅览室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举办日报杂志展览会，吸引了1400多位参观者，人群中涌动着一股对“家国”的认同感，这是苦难中难得的平静。

1．秘密联系爱国人士购得国宝级善本直到1940年8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才结束使命，图书馆正式成立，并由蒋复璁担任代理馆长。1941年初，耗资10万元兴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落成并启用，分馆共三层，坐落在重庆两路口复兴路（今长江路）56号，也就是两路口通往佛图关方向左侧的半山坡上。

当时，图书馆在册的职员只有65人，分散在特藏组、编目组、采访组、阅览组等职能部门。图书馆开放后，比起人手少，更大的问题是藏书量受到重创，长此以往难以满足当地市民的阅读需求。此时，错过西迁开头的蒋复璁决定重新搜集因战乱散出的典籍，甚至不惜深入敌后抢购书籍。

2．四处收集藏书

购入新书该从哪儿下手？蒋复璁为此特地去请教他的老师胡适，胡适说：北平图书馆有古董，你们中央图书馆却没有，我劝你先搜集新古董，因你在南京，可去搜集政府机构出版的多种公报及官方文书，惠而不贵，都是将来的头等史料。

蒋复璁用了2年，当真就基本补齐了各种公报，但“北平图书馆有古董”

的话始终缭绕在他心里。抢救古籍是一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为了充实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存量，他改名换姓，避开敌人耳目潜赴上海购书。

据说，1940年元旦蒋复璁奉命从重庆飞往香港，联系书画艺术家叶恭绰收购广东等地散出的古籍，接着去当时的“沦陷区”上海。尽管变换了姓名，在离港前一日蒋复璁依然被人跟踪；在上海办完事后已近春节，蒋复璁未与寄居上海的家人团聚就返回重庆。事后才知道日本特务机构当时已侦知他在上海，正四处缉拿。

抗战初期，江浙皖沪一带的藏书世家迫于生计，又担心先代的珍藏和自己多年的心血随时会遭人劫掠，决意出让手中的善本书籍，因此大批善本图书集中流入上海的书肆。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等5位爱国人士痛惜国宝散失，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请求教育部拨款收购书籍。

得知这一消息，蒋复璁很快联络到这5人，向他们秘密购书。吴兴张钧衡适园、刘承干嘉业堂、金陵邓邦述群碧楼……江苏和广州一带的著名藏书楼拥有的万册旧藏珍籍，都被蒋复璁收入了国立中央图书馆。

到1940年末，“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得的沦陷区散佚古籍超过了30000部，其中更有宋刊本《礼记》《后汉书》《五臣注文选》《中兴馆阁录》等国宝级的善本。但要在当时妥善保存这批古籍，最好的方法是从上海抢运出去。

次年7月，80多箱甲类古籍被运往上海，经改装后空运到了重庆，香港大学的一个临时办事处成了抢运的“中转站”。

战争期间，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些书籍会在路上耽搁多久。所有的古籍都用油纸包裹防止水浸，然后整齐地码在大木箱中，书籍间还夹着樟脑丸驱虫，几万册的书籍就在这样严密保护下，安然无恙地分批收入图书馆，上万册的书籍在抗战结束后才流入库中。

3．抗战后前往台湾一生和书籍打交道相比在大陆，蒋复璁在台湾的名气更响亮，人们所熟知的并不是一位奔走在战火中的图书馆人，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1949年，蒋复璁将几批书籍安顿到台湾后，随国民政府移居台湾，并于20世纪60年代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台北故宫前院长周功鑫曾担任蒋复璁的秘书10年。

记者从台湾辅仁大学找到了周功鑫的E-mail，向她咨询蒋复璁生前为图书馆奔波的旧事。回信中，周功鑫不无遗憾地写道：蒋复璁院长于1937年前后服务图书馆界这段历史，台湾目前图书馆同行几乎都不太熟悉蒋院长，而且资料也不易找。

1965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蒋复璁同年辞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职务，似乎就此断开了和图书馆的缘分。尽管如此，蒋复璁依然评价：“盖棺定论，我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死后名字旁边刻上‘图书馆某某人’。”

蒋复璁终其一生都在和书籍、图书馆打交道。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罗益群称赞这位同行“以一个图书馆专家的学识和眼光来建设和管理博物院”，把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的图书馆打造成了台湾收藏艺术书籍和善本图书最多的地方。

有人说，在蒋复璁的坚持和公众的舆论支持下，大陆迁往台湾的大部分书籍才得以在台湾公开阅览。如今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书店几乎和咖啡馆同样密集，公园、捷运甚至是便利店临窗的吧台前，总能看到有人在低头阅读。

这样的氛围，想来和蒋复璁等人的努力不无关系。

幼子蒋祖怡至今保存着蒋复璁的著作，由于分别时太过年幼，国立中央图书馆西迁的这段经历，蒋祖怡主要是从这本《我与中央图书馆》里翻出来的。他说：“这篇文章后来在台湾发表过，记录了蒋复璁从中央图书馆成立到1965年辞去馆长职务这30多年的经历。”

更详细的资料被收录在长达5卷的《珍帚斋文集》里。在蒋复璁的作品里，对图书馆西迁或迁回南京的经过始终没有太多记载，也不曾抱怨国立中央图书馆一路走来的难处，书里只有简单的时间和数字，每一笔都见证了图书馆人的心血。也许这就是文人的固执，是炮火和硝烟中，一场无须兵戎相见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