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名著导读》全面提要

附录 其他外国史学名著提要

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6—120年)，古罗马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出生地不详，大概在山南高卢或那尔旁高卢，家庭富有，可能属于骑士阶层。少年时代师承著名的修辞学家，学过修辞学、文学和散文写作。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罗马度过，在帝国政府中屡任要职:公元97年任执政官，公元112—113年任亚细亚省总督。传世著作有《演说家对话录》、《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

《历史》和《编年史》共30卷。《历史》叙述了公元69年至96年的历史，现存前4卷和第五卷的一部分。《编年史》记载了公元14年至66年的历史，保存下来的只有1—4卷、12—15卷，其余各卷仅存残片。从所记历史的时间上看，《历史》是《编年史》的续篇，两书对公元1世纪的罗马进行了首尾一贯的记述，为早期帝国的重要史料。他的著作材料翔实，广泛引用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文献和官方文件，遵循客观公正的修史原则。文风简约有力，典雅别致，独具一格，对后世史学有重大影响。

在政治思想方面，塔西佗属贵族共和派，其作品对帝国统治阶级极尽嘲讽与揭露，对社会下层也采取轻蔑态度。他虽然承认帝制不可避免，但是憎恨阴险暴虐的专制君主，厌恶元老们的奴颜婢膝，并借助撰史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被称为“暴君的鞭子”。

波里比乌斯:《通史》

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年)，修昔底德之后最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加洛波利斯。年轻时即跻身政界，公元前169年任阿卡迪亚同盟骑兵长官。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作为阿卡迪亚同盟的人质前往罗马，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有机会阅读罗马国家档案库的一手资料。在罗马居住16年后返回希腊，并且游历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方。波里比乌斯生活的年代正处于罗马扩张阶段，同时也是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为其历史写作和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波里比乌斯一生著述甚丰，但流传至今的只有《通史》一书。全书40卷，现仅存前5卷及其他各卷片断，该书略古详今，第一、二卷是导论，综述公元前264至前220年的历史;其余各卷主要记述公元前220至前146年地中海地区的希腊、马其顿、埃及、迦太基、罗马等国的政治和军事史。他着力探求罗马勃兴并迅速征服邻近诸国的原因，并且善于概括和总结，弥补罗马史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他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认为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完美在于民主、君主和贵族三种政体的良好结合。

在史学风格上，波里比乌斯秉承修昔底德，反对浮夸，而且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同时注重历史的实用性和道德批判作用。这些史学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其关于人类发展的全面观点只能从通史研究中获得的通史观念，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中译片段:《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罗马共和国时期》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1，36～45页;《李维〈罗马史〉选》，王敦书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的帕塔维乌姆城(今帕多瓦)，父母及家世不详，但显然出身于富有家庭，可能不属于贵族，而是地方世族。公元前29年迁居罗马，结识奥古斯都，后来与维吉尔、贺拉斯一起成为经常出入奥古斯都宫廷的著名文人。李维以毕生精力从事其巨著《自建城以来罗马史》的写作，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之后才停笔，前后40余年。

该书共142卷，记叙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养子德鲁苏斯去世为止744年的历史，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历史巨著。该书被完整保存到7世纪，至今却只存35卷(1—10卷，21—45卷)，其余各卷除个别片段以外均已散失。《自建城以来罗马史》所记历史内容的核心是前两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世纪的“同盟战争”和内战，对罗马政体、财政、经济、军事及地理方面关注较少，这是由于李维认为历史写作是说明性文章，不必繁琐地探讨具体情况和原因。他还相信历史应该劝善惩恶，发挥道德教育作用。他自己撰写历史著作，就是为了歌颂罗马人的光荣和伟大，宣扬罗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习俗，这也正适合奥古斯都统治的需要。

同时，李维还是卓越的拉丁文作家，与西塞罗、塔西佗齐名，同为创建拉丁文风的三位大师。《自建城以来罗马史》文笔流畅，绚丽多彩，被拜伦誉之为“如画的篇章”。

蒙森:《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2004年，第三卷，2005年)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德国历史学家，生于德国的席莱苏维格(当时属于丹麦)的伽尔丁。在家庭影响下，蒙森自小喜欢并熟悉古罗马史。1842年毕业于丹麦基尔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843年前往意大利研究古罗马法律。1847年回国后曾转任数所大学教授，1858年任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并主编期刊《文典》。1873—1882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自由派领袖身份抨击俾斯麦的国内政策。

蒙森的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南方方言》、《罗马编年史》、《罗马铸币史》、《民法集》、《罗马公法》、《罗马刑法》等，并主持编纂《拉丁铭文大全》。蒙森的主要成就是对古代罗马历史的研究。五卷本《罗马史》(1854—1885，第四卷未完成)是他积30年努力完成的史学巨著。蒙森以大量古罗马铭文为基础，全面展示了古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书中，他从自由派立场出发，热烈赞扬富于民主精神、奖掖科学与艺术的恺撒，却将庞培贬作一个只善于练兵的低级军官。该书文笔洗练，叙事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他为此书所写的序文被公认为现代最精彩的拉丁散文之一。

1902，蒙森以《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本人被认为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

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年)，瑞士著名历史学家。生于瑞士巴塞尔城，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准备以传教士为业。20岁时的意大利之旅，使他对古代文物产生兴趣，立志研究历史文化。他曾赴德国留学，师从史学大师兰克，受到处理史料方法的严格训练;同时波恩大学美术史教授库格勒也对他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布克哈特坚决反对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把它看作欧洲文明崩溃的开始。

布克哈特最具影响的著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另外还有《希腊文化史》和《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希腊文化史》是其“欧洲文化史”写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希腊化的罗马是基督教传播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基督教注定是联结起古代世界的唯一桥梁。在这整个因果链条中，希腊文化是最重要的环节。”该计划虽未完成，但是他曾写出关于希腊史的演讲稿，于其死后被编辑出版，即《希腊文化史》。书中认为，“竞争”(agon)是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古希腊最伟大的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当时贵族们崇尚以竞赛为典型的“竞争”文化;而公元前5世纪，由于贵族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丧失，希腊文化开始衰落。他担心民主带来的无序，尤其贬低雅典的民主政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演讲修辞术。书中还描述了城邦的特征，并将城邦的建立归因于希腊人的性格缺点。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塔西佗为古罗马著名史学家。后世没有流传下来关于塔西佗的传记文献，因而我们对塔西陀的生平事迹不甚了解，只能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中了解到一鳞半爪。根据罗马习俗，公民担任公职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又据小普利尼书信记载，他们辈分相同而塔西佗年龄稍长(小普利尼生于公元61年)，人们据此推测塔西佗大约出生于公元55或56年左右，卒于公元117年至120年左右，正好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编年史》的成稿时间一致。因为后人发现《编年史》有未完成的痕迹，因而推测是塔西佗的逝世，使得这部作品未来得及完成。从塔西佗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婚姻情况推断(娶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为妻)，他的家庭应该与上流社会关系密切。他一生曾担任财政官、行政官、执政官和亚细亚行省总督等公职，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大约有5部，按时间先后依次为《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罗马史》和《编年史》。

《日耳曼尼亚志》约著于公元98年，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概述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风俗习惯，后一部分则分别具体描写日耳曼各个部落的组织、风俗和宗教信仰等的差异。根据塔西佗的记载，此时的日耳曼社会仍具有游牧社会的一些特征，牲畜还是计算财产的主要单位。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人们的金银货币观念淡漠，只有靠近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人才因为通商的缘故比较重视金钱。村社土地共有，而且每年都耕种新地。部落首领或者世袭，或者推选，盛行侍从制。宗教信仰方面也还保持着自然崇拜的形式。人们厌恶农耕，勇武好斗。因为不满于罗马社会奢侈腐化的风尚，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淳朴风气和勇武精神不乏赞誉之辞，但他的记述也可能存在故意夸大的地方。

不管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如何，这部著作一直是研究和了解日耳曼人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是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著名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在他的统治下，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达到顶峰，大体涵盖了今天欧洲主要民族国家的地理版图。《查理大帝传》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年)自幼入富尔达修道院接受教育，因才智过人，20岁左右就被修道院院长推荐到查理宫廷任职，结识了当时宫廷中许多文人学者，并受到查理大帝的赏识，得以参与机要，多次奉命出使国外。这些亲身经历和对查理大帝的知遇之恩均成为他日后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之一，这在本书的自序中有明确的记述。艾因哈德在引言中自称只记叙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因而，《查理大帝传》没有如传统的传记作品那样描写查理的出生和幼年时代，而是直接从记述艾因哈德所经历过的和了解的查理大帝的主要事迹、生活习惯和性格开始，同时也剔除了同时期传统基督教传记作品中的奇迹和诡异现象，比较忠实地记述了查理大帝的一生。

同时，《查理大帝传》也描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的社会情况，成为今天研究查理大帝和加洛林王朝的重要历史文献。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4—)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38年生于英国伦敦，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英国《新左派评论》期刊负责人。其主要著作有《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等。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共分两篇。第一篇概括介绍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特征，指出不断扩张是古典奴隶制的生命力之源，而罗马帝国晚期扩张的停滞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历史进入古典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过渡阶段以日耳曼因素与罗马因素的融合为特征，封建主义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但在古典奴隶制残余或日耳曼原始公社制残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都不能产生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只产生于两者的影响相差不大的地区。第二篇通过比较和分析西欧和东欧封建主义所呈现的不同特征，用史实来论证第一篇的结论。作者指出，西欧因为受到罗马帝国奴隶制残余和日耳曼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共同影响，因而封建主义产生较早，发展比较完善，形成王权、贵族领主、教会和城市等不同力量的制衡，有力量运用具有近代意义的方式度过封建主义的危机;而东欧地区因为没有受到罗马帝国古典奴隶制的影响，因而封建化进程缓慢，没有形成如西欧那样的权力制衡力量，在面对封建主义的危机时，只能通过强化封建制度渡过危机。

关于封建主义的产生，欧洲历来有罗马起源说和日耳曼起源说的争论，安德森的理论无疑是这两种学说的成功综合，是研究封建主义产生的重要著作。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1920—)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Thomas)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还因为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勃兴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提供解释。作者首先对传统解释提出质疑，传统解释把投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作者则认为它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谓效率是指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入款，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他每个人的净受益)(5页)，而影响私人收益率能否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最大砝码是所有权制度。欧洲中世纪所有权之所以缺失，一方面在于实施所有权的成本大于收益，另一方面在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确保完全的所有权。作者认为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项条件都发展成熟以后，所有权才最终确立，即私人收益才接近于社会收益。

本书尽管理论气息浓厚，但是深入浅出，易于理解。而且本书对一些具体材料的分析，如对中世纪庄园组织的分析就迥异于传统的观点，对历史研究颇具启发性。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1869—1942年)是美国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长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晚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他是美国“新史学派”的成员之一，这个学派主张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应该限制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狭窄框架之内，而应该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法国宗教战争》(1909年)、《德意志封建制度》(1928年)、《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29年)、《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931年)、《中世纪史》(二册，1932年)、《西洋中古史》(1933年)、《欧洲中世纪史导论》(1937年)、《史学史》(二册，1942年)等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内容涵盖了罗马帝国晚期至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大陆各国的经济概况。《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是前书的续篇，以16世纪作为结束点，对转型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经济团体和手工行业进行了概述。

汤普逊把研究的目光由政治军事方面转向经济和社会，开一时风气之先。他采用历史事件的叙述方法，把论点隐藏于叙述之中，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意识地避免作出系统的解释、提出鲜明的论点，而只是铺陈大量的历史史料，澄清事实，把论点留给读者自己去总结。尽管本书名为经济社会史，实际上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对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进行的解释。因而，阅读此书不仅有助于了解中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而且也有助于加深对中世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雅克·勒戈夫(Jaques Le Goff，1924—)是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书是这方面的开拓之作，50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那些以思想和传授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随12世纪城市的兴起而诞生，消失于文艺复兴时期。全书把知识分子这一特定团体的产生、演变、分化和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进程融入长时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把历史事件短时段的变化与长时段的变化有机结合起来，是年鉴学派长时段历史理论的成功运用。

本书的意义，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在于通过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把研究的重心从机构转向具体的人，从理念转向社会结构和思想品质，并把中世纪的大学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书后还附有近30年来有关西方中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书对于深化读者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有启示作用。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和

《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早已为中国史学界所熟知。1929年，他与同事勒费弗尔一道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开启了法国历史研究的新风尚，成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一位爱国志士，因参加法国抵抗阵线活动，于1944年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之下。布洛赫成为现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权威，并不仅仅依靠《封建社会》，他早期关于法国乡村生活的专题著作，关于卡佩王朝诸王的出色研究早已使他闻名遐迩。

布洛赫的这部著作，无疑是研究西欧封建社会的一部综合性巨著。他冲破传统狭义封建主义的藩篱，扩大封建主义理论，将封建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类型，探讨了封建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描述和分析中世纪西欧社会各色人等的集体心态，比较各地区封建主义的异同，研究社会诸组织和集团在封建主义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分析它们作用于封建主义的功能，从世界的角度来比较封建主义有无统一性等。正是通过此类描摹与刻画，布洛赫向读者展示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

在这部著作中，布洛赫很突出地实践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因此《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作者对历史最为抽象的解释。在1961年英文版序中，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称赞它是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封建社会》也仍是我们今天全面、系统地了解封建主义的必读书籍。

《法国农村史》是布洛赫的早期作品之一，主要从物质层面研究中世纪的法国社会。全书共分7章，第一章简述从史前时期到16世纪农业革命时期法国农村发展演变的历史，作为全书论述的背景。在第二章里，布洛赫通过考察法国不同地区农田状态的差异与轮作形式、生产技术和乡村社会结构等的关系，介绍中世纪法国乡村的一般状况。第三章至第五章考察农村社会结构(庄园制和农村公社制)演变的历史及其影响，指出中世纪晚期，因为法国国王法庭逐渐介入领主庄园法庭的势力范围，使得农奴可以摆脱庄园法庭的约束，直接利用国王法庭的裁决获取永久占有租地的权力，限制了领主合并土地和进行大土地经营的努力。农村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惯例也成为农奴用来反对领主的手段。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论述了造成法国近代小土地所有制长期遗留的原因。布洛赫指出，尽管农业革新有理论的提倡和来自政府上层方面的支持，而且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但是实际上是与乡村各个阶层的利益相违背的，因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取消，从而农村小地产制得以长期保留。这也说明历史上的农业发展对过去甚至现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马克·布洛赫根据整体史观和多因素论，在书中充分运用比较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法国农村史。因而这本书既是研究法国乡村社会，又是研究马克·布洛赫早期史学观点的重要著作。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生于佛罗伦萨。1494—1512年，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中任职，主要负责处理军事和外交。从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到1520年他受命为美第奇家族撰写佛罗伦萨史期间，他被迫幽居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同时，这段时期也是他最多产的时期，他一生中大部分著作均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重新恢复，马基雅维里回到佛罗伦萨，希望恢复他原来在共和国中的职位，未能如愿，于同年6月悄然病逝。马基雅维里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君主论》、《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佛罗伦萨史》是马基雅维里在长期幽居之后，重获美第奇家族起用而受命完成的。全书共分8卷。第一卷追溯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概述现今意大利衰落的原因和佛罗伦萨当今所处的政治社会现状。第二卷记述了佛罗伦萨建城到美第奇家族崭露头角这一段历史。第三卷至第八卷是本书的主体，详细介绍直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之死期间佛罗伦萨的历史。贯穿整本《佛罗伦萨史》的主题是说明导致佛罗伦萨衰微孱弱的原因，马基雅维里在书中最终将其归结为佛罗伦萨内部无休无止的党争。

马基雅维里为了论证的方便起见，任意剪裁历史，还在文中杜撰了大量的演说词，因而使得《佛罗伦萨史》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大打折扣。但是它对于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历史发展的一般概况以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仍具有重要意义。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法兰克人史》是关于6世纪法兰克王国历史的主要著作，在此期间，法兰克社会开始走上封建化道路。作者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公元538—594年)出生在一个高卢—罗马的世家望族，这类家族即使在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后在社会上依旧保持高贵的地位。格雷戈里曾在基督教会里占有重要的教职。公元573年，他任都尔主教，直至去世为止。在担任主教期间，格雷戈里经常出入国王宫廷，结识朝中显贵，出席宗教会议，并旅行各地。这一切为格雷戈里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和收集各方面材料，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法兰克人史》一书所记叙的时间始自《圣经》所宣扬的“创世”，止于公元591年，共分10卷，详近而略古。第一卷叙至公元4世纪末，着重于基督教的早期传播。第二卷主要记述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的经过，写至公元511年克洛维去世为止。从第三卷的中间起，格雷戈里已在记述他所生活的时代，但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第五卷以后的各卷。在这几卷里，格雷戈里为6世纪，特别是其后半期的法兰克王国生活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到6世纪后期，徙居高卢的法兰克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据记载，在这一时期，大土地占有制度在继续成长，由国王、贵族、主教等大土地占有者构成了统治阶级;相当数量的自由民构成战时法兰克军队的主体，军队仍保持从前的军事民主制的遗风;战争使得自由农民的处境日渐恶化，在逐渐丧失人身自由后构成法兰克社会中的非自由人;封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此时刚刚处于形成之中，基督教在高卢流行传播并与阿里乌斯教派等异端展开论战。不过，此书中也不时穿插进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这些材料虽然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却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

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徐波等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艺术史著作。作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年)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雕塑家，他的艺术风格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幻想主义成分大，颇具装饰意味。乔尔乔·瓦萨里出生于意大利一个陶工家庭，早年曾师从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学艺，美第奇家族是他持久的赞助人。瓦萨里曾遍游意大利各地，在其游历生涯中，他拜访过意大利众多艺术大师及其门生，与他们结为好友，并收集了许多珍贵的绘画、雕塑及建筑样图。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能够穷二十年之力完成这部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并因此书而闻名于世，被后人誉为“美术史之父”。

《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在体例上采用了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的传记形式，记述从13世纪著名画家契马布埃到16世纪作者本人多位艺术家的生平，包括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主要作品和艺术风格。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因而这部著作充满时代感。在该书中，瓦萨里提出“艺术再生”的概念，第一次正式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列入西欧历史中;并将13世纪到16世纪200多年的艺术发展历程按14、15、16世纪划分为童年、少年、成年三个阶段，对后世的艺术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瓦萨里的生动记述使后人对相当一部分已经散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有了具体详细的了解。但是，由于瓦萨里自身的局限及其特有的审美情趣，阻碍了他对一些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正确评价;作品中的一些材料缺乏真实性、论据不足;同时，他对中世纪艺术的看法也过于偏颇。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英吉利教会史》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作者比德(Bede，627—735年)是中世纪早期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神学家及科学家，被称为“可敬的比德”。他自幼受到良好的修道院教育，丰富的修道院藏书使他获益匪浅;他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略通希伯来文。

《英吉利教会史》是比德最重要的成果，他利用坎特伯雷大教堂所藏的英吉利教会的文献，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基准的年代纪作为体裁，写作了这部编年史。本书主要叙述罗马天主教会在不列颠的传布，记述自奥古斯丁受命来不列颠布教直到罗马天主教在各国相继取得胜利前后一百余年的历史。在书中，作者也传递了这一时期不列颠社会其他方面的状况:经济上，大土地占有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政治上，岛中一些国家为争夺霸权而战争连绵不断，并随之形成早期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在不断扩充。最后他还编列年表，列举从恺撒于公元55—54年在不列颠登陆直到公元731年英国历史上的大事。后世关于公元731年前的英国历史几乎完全采自此书。作者因此书而被后人誉为“英吉利历史之父”。

同时，作为中世纪早期的虔诚修士，比德接受了当时盛行的圣徒显灵、救灾、医病等“神迹”的传说，其无法超脱的宗教世界观也使得这部巨著玉石混杂。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丹尼斯·哈伊(Denys Hay，1915—1994年)，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格拉斯哥、南安普顿等大学任教，1945年起长期在爱丁堡大学从事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他还担任过英国历史协会主席(1967—1970年)和爱丁堡大学副校长(1971—1975年)等。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1966年)，《文艺复兴时代》(1967年)以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教会》(1977年)等。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主要是由演讲稿整理而来，颇具辩论性。哈伊相信意大利存在文艺复兴这一阶段，并以生活风格的世俗化为特征。这里的生活风尚不仅仅涉及衣着、住房和装饰，还包括人对生活的看法和兴趣等。哈伊在书中试图阐明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与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思想和态度。他不仅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还关注到意大利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脚注中还经常提醒读者注意20世纪研究者提供的新解释和事实。本书亦是继布克哈特之后，又一本试图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艺复兴的成功作品。但哈伊并不是去进行布克哈特式的综合，而是进行有限的探索，即有条不紊地和广泛地向读者介绍能够接受的成果，在表述观点时他也不似布克哈特那样绝对。

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P·布瓦松纳(P．Boissonnade，1862—1935年)是法国普瓦蒂纳大学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法国经济社会史。

本书出色地概述了5—15世纪，即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近代世界的诞生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期。布瓦松纳试图从农业拓殖与垦荒的历史、土地所有权的演进、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等角度勾勒出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的一般图景。他追溯了土地所有权从部落、村社和家庭的集体所有向国王、教会和贵族的个人所有转化的历程，阐明了蛮族入侵对西欧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和罗马因素残余对社会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并通过追溯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欧洲工商业中的霸权地位以及中世纪晚期霸权地位丧失的历史，阐明它对欧洲中世纪经济所起的作用。

同时，作者也关注到教会和西欧新兴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积极影响。在关于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之争中，布瓦松纳明显倾向于后者。因而，他关于蛮族入侵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未免有过于夸大之嫌。此外，本书采用传统的描述性的写作方法，把观点寓于叙述之中。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列日大学，1886—1930年间一直在根特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除本书外，他的著作还有《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比利时史》等。

《中世纪的城市》在讨论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时，将以往的“堡垒说”和“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堡和堡垒)的聚居地，从而提出了在西方史学界非常具有影响的“商业起源论”，即认为8世纪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和堵塞交通，引起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衰落。到11世纪时，随着商道的畅通和商业的恢复，最早的城市便作为商业据点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地区。由于商业的发展和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了。皮雷纳还认为，罗马帝国最大的特性就是地中海特性，而且，愈到帝国末年，地中海的重要性愈加增长;罗马帝国在经济上虽然衰落，但地中海的航行依然活跃;教会对保卫罗马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皮雷纳的“商业起源论”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赞同，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病。他漠视了由于日耳曼人的摧毁性入侵，导致5—8世纪西欧商业和城市几乎很少存在的事实，而将城市衰落和地中海贸易全归因于8世纪阿拉伯人的进攻;他也没有能够讨论和说明中小城镇兴起的原因，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重视。尽管如此，皮雷纳的这本书仍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贸易对中世纪城市起源的作用。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当代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他的“长时段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是按三个层次展开的，第一层是基层，涉及“物质文明”，包括人口、粮食、食品、居住、货币、城市等;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分析了交易的工具、市场、生产、资本主义组织和社会各种统治集团;第三层是资本主义，分别叙述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并涉及法、英的国内外市场，最后以英国工业革命结束。

这部著作首先体现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研究特点，布罗代尔从内容和地域上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其方法论基础是“长时段历史理论”。布罗代尔用“历史时间三分法”来解释历史，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等，而一些历史事件只是“尘埃”，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本书对四百年间的重大事件，如英国革命，几乎只字不提，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当然，本书描写具体生动，内容翔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代言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著名的理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有“西方学界的领军人物”之称。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社会科学的逻辑》、《交往行为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这部著作首先探讨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和概念，然后从社会福利国家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这两个角度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接着探讨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景及其规范意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私人个体领域，以公民身份讨论公共事务，将公共舆论传达给国家，以批判性为目的。19世纪末，由于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瓦解了，自由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败，出现了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哈氏认为，重建批判的公共性应该做到官僚决策的最小化和形成社会能够认同的普遍利益。

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译本在美国问世，随即在英语世界掀起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该著作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肇始。

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P·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年)，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长期致力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范例。同时他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共有的习惯》一书是由与“习惯”(18世纪和19世纪劳动人民的文化)这一主题相联系的论文组成的，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乡规民俗进行了再考察。本书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贵族和平民文化是分裂的，平民文化是独立和自发的，由完全不同于政治文化的经验所养育，通过口碑传递，以象征性仪式，如“买卖妻子”、“大声喧哗”等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形式含有理性的东西，是基于“道德经济学”信念。在书中，作者对“道德经济学”作了深入的分析。本书的论点是:平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习惯意识和习惯使用法在18世纪表现得特别强烈，实际上某些“习惯”是晚近创造的，并且在要求新的“权利”。

《共有的习惯》是汤普森用“文化史观”所写的关于民众文化的著作。这本著作通过对平民文化的再考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论点，对于深入研究18、19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本书引证材料丰富，对一些象征性仪式的描写栩栩如生，非常具有可读性。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13—2005年)，美国社会和历史学家，曾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获得过伍德罗·威尔逊奖和麦基弗奖。摩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多产作家，著有《苏联政治》、《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等。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摩尔最重要的著作。摩尔本书中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概括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宗旨在于阐明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在政治舞台上所起的作用。摩尔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是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原因是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土地贵族迎合了农村的商品化发展，成为推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的力量;而封建贵族与工商阶级勾结则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领导备受压迫的农民进行革命，则促成了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自杀》并列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尽管用“多线复合结构”解释历史进程值得商榷，但摩尔从社会结构角度探究民主与专制的成因，匠心独具，视角新颖。摩尔的观点与西方传统理论针锋相对，代表了某种“暴烈思想”的回归。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4—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教授，以“全球史观”闻名于世，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洛克菲勒基金奖等学术荣誉。著作有《全球通史》、《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讲述了西方怎样将工业革命的力量转化为统治第三世界的力量，从而形成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成为第三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将非洲内陆、东亚、南亚和中东纳入第三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非洲、中国、俄国进入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全球体系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但经济上仍受控制，20世纪对第三世界来说是个非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含混难分的世纪。本书同时探索了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整体趋势，认为一战以前第三世界的抵抗运动只是造反而不是革命，真正的革命浪潮出现在一战以后，其中1914—1939年是第一次革命浪潮，1939年以后是第二次革命浪潮。

本书以“全球史观”对第三世界的统一进程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是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史”。作者引用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描述生动，富有现实感;全书线索清晰，可读性强。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年)，德国新历史学派一位有争议的代表人物、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三种国民经济》等20多部。

《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认为，奢侈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性因素。该书分析了13、14世纪以来西方上流社会奢侈之风出现的原因:中产阶级通过财富进入贵族阶层，促进贵族消费观念向奢侈转化;随着爱情世俗化，出现了宫廷情妇、高级妓女、轻佻的女人，给宫廷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浪费、盛大的娱乐活动等奢侈的东西，从而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奢侈的风气。该书在最后一章指出，奢侈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总价值的增长，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市场支撑，奢侈对贸易、农业、工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著作最后一句话概括了全书观点:“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奢侈与资本主义》是探索现代资本主义未知领域的有限几部开拓之作中的一部，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是整本书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模糊不清，也没有很好地界定奢侈消费与奢侈品生产，而且没有充分论证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依赖简单的假设。不过，作者将我们引入了过去社会体系的隐蔽部分，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哲学家。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中学，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研究，试图探讨历史哲学。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其他著作有《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人和技术》、《决定的时刻》等。

《西方的没落》关注的是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斯宾格勒认为不存在全人类的历史，只存在自成体系的八种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的历史。每一种文化在结构上都表现为出生、成长、成熟、老化、死亡等生物学上的有机阶段，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立的价值，是世界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斯宾格勒认为，其他文化已经僵死，只有西方文化还处在文明的第一个时期——战国时期;当西方文化经历成熟期后，等待它的也是老化和死亡的宿命。

《西方的没落》的出版产生了轰动效应，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这本著作充满了文化宿命论、悲观主义和文明忧患论。但是，斯宾格勒将文化视为一种历史形态和有机结构，从而创立的“文化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为未来史学研究方法与历史体裁开拓了新途径。汤因比继承了其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历史的方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忧患论”。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1916—2004年)，美国历史学家。1952年于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南依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任教。著有《18世纪英国的宗教自由主义》、《欧洲现代思想史》、《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在发生了一切之后:1945年以来的思想史》、《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年》、《男人、女人和历史》等。

《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文版是斯特龙伯格于1966年旧版《欧洲现代思想史》以及1994年新版《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的合编本)是最优秀的西方思想史教材之一。在这本著作中，斯特龙伯格以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和犀利透彻的哲理分析，勾勒了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即使不能界定清晰可见的时代整体精神，我们也能看到大量跨越各个知识领域界限的互动。因此，本书把氛围、情绪、思潮全部纳入思想史，把文学家、艺术家、科学、政治变革都列入考察对象，揭示它们内在的关联和相似性。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既选取一些公认代表人类思想成就顶峰的思想家，如达尔文、马克思、尼采、康德、爱因斯坦等，也剖析了代表时代的词语，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而且作者也展示了公认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等，追求尽可能多地了解整个知识结构和时代精神。

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而不是亡灵的画廊。《西方现代思想史》用敏锐的眼光和激烈昂扬的语言，展示了西方近500年丰富的思想遗产，是研究西方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学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当代最具原创力的社会学家之一。1976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分校“布罗代尔中心”主任，并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职务。

《现代世界体系》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萌芽、产生到发展、繁荣、衰落的历史过程。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迄今为止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等，有单一的政治中心，但没有“世界性经济”;另一种是“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三种承担不同经济角色的区域——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组成一个整体结构，但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作者认为，将来会出现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形式。

沃勒斯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融合性”，即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的融合，其理论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理论的最新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沃氏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熔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军事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于一炉，创建了“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现代世界体系》是一部世界学术名著，对研究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E·P·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年)，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范例。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从独特的文化视角出发，通过考察1780—1832年工业化早期英国普通工人群众(主体是工匠或手工艺人)的经历，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新概念，认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书中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组织、政治活动、宗教情绪和文化娱乐方式，认为“工人阶级的经历”形成了阶级的“自我”意识，从而形成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同，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渊源于民众的思想文化传统，因此侧重于探讨英国古老的民众传统，如民众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现出的“亚政治”、“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等传统观念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

汤普森的阶级和阶级意识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国，形成了以古特曼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则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和意识的形成，补充了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汤普森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研究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其表现，开辟了阶级和阶级意识理论研究的新途径，对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激进派史学家研究劳工史起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19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著作确立了其在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独特地位。

《论美国的民主》的基本思想是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弱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叙述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它的成败进行全面的评述。在评述中，托克维尔围绕美国实行多数统治这个主题，提出“多数的暴政”这一命题，认为教育、实践经验、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公共精神、结社自由、尊重法律等，能防止“多数人暴政”的产生。下卷分为四个部分，托克维尔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坚信民主革命不可抗拒，希望美国的民主与平等能对“中庸治下”的法国提供借鉴。

《论美国的民主》是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齐名，但本书因其预见性而处于特殊的地位。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南北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等的预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都实现了，本书因此具有独特的魅力，得以进入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成就之林。托克维尔运用大量在美国访问和记录所得材料，首创“访问法”进行写作。本书文字优美，气势磅礴，很容易让读者沉迷其中，并为作者闪光的思想而激动。

柯能:《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陈正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柯能(Victor G．Kiernan，1913—)，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一八五四年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意义》、《欧洲国家与社会，1550—1650》、《历史、阶级、民主国家》等。

《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一书是欧洲人谈论其他四大洲民族的故事，触角很广，包括印度、亚洲其他殖民地、回教世界、远东、非洲、南太平洋、拉丁美洲，可以看作19世纪欧洲人对外族看法的小百科全书。本书以许多历史人物的经历，以及19世纪诗人、小说家创作中反映的象征性历史真实，来描述欧洲帝国时代的文化心态。

本书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人的世界观或世界态度的研究，揭露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坏意识及坏语言远多于谈论美丽的东方、理性的中国。嘲弄、讪笑是本书的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柯能替阶级、种族斗争中被压迫的民族说话，同情非西方国家的工人、穷人，讪笑、批评西方资本家、帝国主义。但本书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柯能常常对欧洲浪漫主义发出共鸣，而对非西方社会的酋长、贵族、旧传统颇有微词。而且，除了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理论，本书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多，应该被看成是英国传统社会主义及人道主义性质的史学著作。

乔治·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剑桥大学组织各国学者(多为欧美史学界某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在《剑桥近代史》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材料分别执笔编写而成，新编本由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主编，有14卷(第十三卷是补编，第十四卷是地图集)，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年至1945年间的世界历史。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目标是要把已经肯定的研究成果表述在“文明”的历史之中，这种文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该书要阐述的内容。当然，该书不是各专史的总和，而是根据其特定的本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各种革命予以考虑。

该书每一卷均按年代的顺序叙述一个大约时期的历史，自成整体，每个主题有始有终;在各卷中，每章都是按专题而不是按年代划分。在写作手法上，该书对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既能看到各地区一定时期的历史概况，也能读到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没有规定撰稿人按照相似的历史观写作，由于编写人员代表着不同思想流派和研究专业，因此在自己编写的部分可以自由表述各自不同的思想，这是该书一大特色。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代表了西方较高的学术水平，是研究世界史的一部较好的参考书。(www.xing528.com)

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1936—)，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社会学家、优秀的叙事史大师。曾任伦道夫·丘吉尔的研究助手，1968年担任温斯顿·丘吉尔的官方传记作者。著作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二十世纪世界史》共分三卷。第一卷勾勒出20世纪头33年的历史。作者将战争、革命和政治动乱载入编年体，还细致入微地观察了20世纪早期的疾病、自然灾害、宗教运动的兴衰、科学和医药的进展、大众传播的力量、文学艺术、电影等多个方面。第二卷叙述了1933年到1951年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叙述重点，该卷很多章节是反思性的，许多事件虽然发生时间很短，却成为主题，如“南京大屠杀”，本卷也关注难民、疾病等问题。第三卷年限是1952年到1999年，叙述范围包括对朝鲜、越南等战争的详细报道，以及战后欧洲的复兴、非洲的饥荒、种族隔离、军备竞赛、肯尼迪遇刺、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等事件，也讲述了东西方对峙和极权主义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的对立等内容。

《二十世纪世界史》运用编年体写法，比较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的本质特点。作为叙事史大师，吉尔伯特将错综复杂的史料融合到引人入胜的文体之中，笔墨酣畅、深入浅出地描述了20世纪精彩纷呈的历史悲喜剧。本书史料翔实、可读性强，对于理解20世纪世界历史有很大帮助。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是当代英国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系荣誉教授。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世纪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扩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领域的相关著作。霍氏著作甚丰，先后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除“19世纪三部曲”外，还有《民族与民族主义》、《爵士风情》等。

“19世纪三部曲”是作者所写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 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本书的合称。作者以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和哀怨动人的浪漫情怀，分三个阶段记述了19世纪的历史。尽管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公正进行了批判，对无产阶级的被剥削状态以及落后国家被殖民的现象深表同情，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不会也不可能以怀旧的浪漫主义姿态或道学家的眼光来否定19世纪。他认为，尽管19世纪弊病重重，谁也无法回避那个时代疯狂的剥削和罪恶的殖民，但是19世纪确实开启了人类的解放之路;尽管理性至上、社会解放、社会革命、西方文化、历史的持续进步、自由主义这些概念遭到质疑，但是，假如没有这些概念以及它们所造成或相对应的事实，我们这个世纪会是怎样——也许不会太糟，但绝不会更好。

弗朗索瓦·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年)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尼姆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著名律师，法国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他随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学习法律，1812年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他曾参加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1814年)，成为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和“空论派”团体的成员。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期间他是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1832—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确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则;1847年出任首相。主要著作有《欧洲代议制起源史》、《法国史概论》、《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

《1640年英国革命史》分为8卷，叙述了英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资产阶级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基佐向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赞扬英国革命，希望通过对英国革命史的研究找到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制度的根源。该书注重史料和思想的结合，注意个性和心理的描写，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作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英国革命发生的前提、过程和后果，这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称基佐为“天才的历史家”。

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1936—)，出生于法国奥恩省，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感官史及感觉演变的研究。他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试图解释这样一个原则:人类的风俗与精神面貌随着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感观感觉的演变而演变。其主要著作有《疫气与黄水仙》、《大地的钟声》、《食人族村落》、《空虚的地域》、《婚礼上的姑娘》等。

《大地的钟声》是科尔班研究19世纪约一万起与钟有关的事件后取得的成果。这本书深受年鉴学派影响，它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研究、描述孤立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综合分析。全书共分4章，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联系，广泛运用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对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研究考察，以“钟”这一微观事物为焦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19世纪法国乡村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生动画面。作者围绕人们为钟付出的各种代价以及与钟有关的各种得失来展现钟的历史，展现19世纪的社会文化史。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社会大变动，各种代价与得失因大革命而凸显出来。人是集体和社会的人，钟对个人的影响也反映在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之中。

作者倾听古人，探索他们的激情，感受钟声里的骄傲与心酸、欢乐与悲伤、神圣与永恒。他摒弃主观臆断，试图为我们展现一个逝去的世界——19世纪法国人围绕“钟”所走过的精神历程。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年)是现代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45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之后当选“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拿破仑时代》等。

《拿破仑时代》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的瓦解。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了起来，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涉及了欧洲各国的历史。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来说，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因此，本书一直被西方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C·E·布莱克(Cyril E．Blac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比较现代化》(1976年)、《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等。

《现代化的动力》一书是一部比较史学的巨著。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学家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较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66年，美国出版了两部比较史学巨著，一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现代化的动力》全书共分7章，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比较研究。作者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1)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作者认为，这些国家中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

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科恩(Bernard Cohen，1914—2003)，出生于美国纽约，1933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193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42年起，他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任教生涯，此后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于1977年成为维克多·托马斯教席教授。1966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建立过程中，科恩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担任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协会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第一任副会长(1961—1968年)和会长(1968—1971年)，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等职务。科恩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17—18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美国科学的兴起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新物理学的诞生》、《牛顿的自然哲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科学》、《相互作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某些接触》、《科学中的革命》等。

《科学中的革命》全书共30章，对4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探讨和分析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课题，由于所涉及的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等非常广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首先是分析了从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思想的萌动开始，到相当多的科学家们接受并运用一门新科学为止这一过程中，科学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科学中的某一组特定的事件是否构成一场革命这类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而作者则为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提出了一组判断标准——一组以历史证据为依据的标准。科恩在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这些标准进行了概述。正是这些标准构成了《科学中的革命》一书的分析框架。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写道的，他并非哲学家，也非科学社会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一种新的、严格的史学观点对科学革命进行了考察。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1892—1982年)，现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圣三学院，1916—1936年供职于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1936—1947年任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其间曾任伦敦《时代》杂志副主编。1953—1955年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任政治指导教师。1955年以后一直在剑桥圣三学院任高级研究员。1956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擅长苏俄史和国际政治研究。其著作主要有《苏维埃俄国史》、《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历史是什么》等。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卡尔在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分四个部分，共14章。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书中提出的基本论点，诸如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都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此书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经典理论著作，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学理论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该书仍然是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和学者的必读书。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年)是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路易城，1942年以来一直在汉堡大学任教。

本书是一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有三大特点:第一，大量史料主要依据历史档案。作者查阅了德国和奥地利诸重要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包括当时的函电、会议记录、御旨、报告、意见书、私人信件、报刊等作为编写本书的依据。一般历史著作通常所依据的当事者个人的回忆录和论著，在本书中仅作为参考或补充。第二，作者的立论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作者既没有为某人或某方辩解开脱之意，也没有夸大某人或某方责任。第三，叙述全面，分析较深入。在书中，作者对长期以来多数德国史学家所坚持的一战的爆发不应由德国负责，而应由英、法、俄三国负责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图谋和策划进行了如实的论述。热·德鲁兹认为，“费舍尔的主要功绩在于打破了德国史学家对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负责任的一贯提法。费舍尔是第一个通过对第二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探讨为什么德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容易接受战争的历史学家”。

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W．Tuchman，1912—1989年)，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33年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后在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学习，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她也是美国文学艺术院第一位女院长。其主要著作有《八月炮火》、《史迪威和美国人在华经历，1911—1945年》等。

《八月炮火》这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对象的战争史经典之作，已成为欧美战略专家、军事将领、政治人物与意见领袖为增进历史知识与战略素养必备的读物。全书共分21章，通过生动的历史场景还原，使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过程中所凸显的历史荒谬与愚蠢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本让塔奇曼首度获得“普立策奖”的畅销书也许并不足以为读者提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全貌，但是它从观察关键决策者的角度入手，栩栩如生地呈现了重要历史转折点上，主要行动者的主观意图、他们所面对的选择，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算计，让我们准确地掌握到，是什么样的政治谋略与战争准备机制，可以让一场应该可以避免，也没有一方真正希望发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会发生的全面性战争，可以由一个偶发的政治暗杀事件所引爆。《八月炮火》一书点出了许多让人深思的历史教训。一批深谙治国之术与权力均衡游戏的统治精英，他们机关算尽，最后却无法避免让自己成为历史悲剧中的主角;他们精心布置的军事盟约与政治承诺，最后却成为冲突升温过程中的重力加速器。

《八月炮火》讲的是一战的历史，当时政治家的智力、道德不见得比今天差，但一再的固执、误判的愚蠢也一如今天。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1938—)，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历史学及东洋语言学博士，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曾任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现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共分4部、17章，每章后面都有近百条长长的注释，全书50万字中有12万字是引用资料的注释和说明。该书关注的中心是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比克斯认为，战争结束后，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为他们有心照不宣的目的: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天皇，是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和随即发生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打出天皇的招牌可以让美国人更方便地统治日本。

用事实和史料说话是本书最大的特色。日本著名的政治学家兼历史学家渡边治也承认:“比克斯所作的研究比很多日本学者作的都要多。我相信，右翼要从中找到攻击的瑕疵将非常困难。”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吴万沈等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

温斯顿·丘吉尔(Wi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于1939出任海军大臣，1940年成为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丘吉尔以其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在战后发表“铁幕演说”，主张美英联合对抗共产主义，拉开“冷战”帷幕。1953年他受封爵士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著作有《我的早年生活》、《马博罗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6卷，是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广泛、全面而具有权威性。书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通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独到的史实和思想材料，并拥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并不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而是作者以其独特的身份、立场和观察角度写出的一部带有浓厚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关涉今日世界的许多方面。英国战时首相撰写的这部独特的“回忆录”，以透彻的历史思想，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深刻背景，从历史的深度审视了这场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Fischer，1942—)，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共13章，分上、下两册。上册的时间跨度是从1919年到1934年，主要叙述和探讨了德国集权主义的起源、历史背景以及希特勒的兴起直到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下册从1934年写到1945年德国战败，主要研究了纳粹德国集权体制的构成以及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教育、经济、种族主义、战争等方面。菲舍尔是一位理智且相当冷静的历史学家，他没有淹没在历史矛盾错综复杂、事件与人物交织缠绕之中，而是以连贯而清晰的故事叙述方式，将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三帝国的起源到灾难性的毁灭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娓娓道来。从19世纪下半叶第三帝国的起源到它灾难性的毁灭，菲舍尔成功地对第三帝国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分析，并且有效地利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在书中，费舍尔对集权主义起源进行了卓越的论述，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如纳粹主义的魔力、第三帝国实际运作的方式、在纳粹体制下什么东西可能生存、与大屠杀相关的许多难题、德国之罪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使得本书成为研究希特勒德国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

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圭多·德·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1888—1948年)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

《欧洲自由主义史》是深入梳理欧洲大陆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及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趋向的名著，亦是我国学界推崇备至的著作。全书共分两部，每部又分为若干小的章节。书中所用的“自由”与“自由主义”两词，其意义比任何政党的党纲和政策更为广泛。这两个词的使用，依照的是“大陆而非英国的意义”。按照德·拉吉罗的理解，自由主义始于承认人有自由随心所欲地行事，人的行动属于自己，发乎自己的个性，不可被旁人强制;但这种自由并非生而具有，人唯有通过约束与道德进步的生活，开始有意识地产生个性，才能够逐渐获得自由。自由主义的目标，便是帮助个人约束自己，并实现其道德进步，还要抛弃两个正相对的错误——一个是强加给他一种发展，尽管在心里他尚未做好准备;另一个是随他孤立无助，剥夺掉一个明智设计管理的政治体制能给他的进步提供的帮助。本书的主题，便是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近一百多年里在政治理论与实践当中的发展。

《欧洲自由主义史》出版于1924年底，正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危急之秋。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指出，德·拉吉罗此书是“对代议政治制度的殊死捍卫”。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是关于现代国家与法制观念及相应体制起源的学术专著。过去，学者在研究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史与法制史时，往往由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很突兀地一下子跳到近代英、美、法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法制，而在接触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时，常常感到对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各种意识形态难以把握。斯金纳的这部著作就是系统阐释这个问题的一部权威性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本书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

斯金纳的这部著作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分析了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源头，极具说服力。至于其他西方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不同观点，读者也可以从这本书中读到，并参照它们作出自己的思考。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年)是英国历史哲学家、考古学家。本书是他关于西方历史哲学的代表作，在开创和发展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全书由导论与五编构成。五编分别为: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基督教的影响、科学历史学的滥觞、科学历史学(主要以英、德、法、意为主)，以及后论。前四部分主要梳理近代的历史观念是如何从希罗多德发展到20世纪的历史;后论部分所讨论的主要包括对历史学的性质、题材和方法的“形而上学的后论”或哲学的反思。

本书的主要思想有:(1)哲学是对思维本身的反思，而不是简单思考一个对象。哲学家还必须思考历史学家的心灵。(2)历史学是关于活动事迹(res gestae)的、特殊的科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3)批判“剪刀加糨糊”和“鸽子笼”式的历史研究法。前者是先决定我们想要知道什么，然后再着手寻找有关它的陈述，再通过摘抄，或编排或翻译而铸成历史学家认为是合适的样式。后者是把整个历史安排成一个单一的图式，如黑格尔等。作者强调科学历史学的研究重在问题与证据，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4)“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氏在书中表述最为鲜明的观点。而对此观点内涵最精悍而又最准确的阐释是:“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柯氏反对自孔德以来那种企图将社会科学研究也揽进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此他提出“重演历史经验”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强调:历史是需要历史学家动用自己的想象，在自己的心灵中依据所知的历史背景和资料去重演那历史事件背后的人的思想行动。柯氏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前者是对人的行为、思想及关系的研究，后者则是对自然规律的研究。这一重大区别不仅廓清了两者不同的研究对象，而且更指明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是柯氏又夸大了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差别，否定人类历史的客观基础和历史真理的客观性，并且作者对心理学的方法抱有成见，从而使他的历史理论走向了另一误区。

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威廉·德雷(William H．Dray，1921—)是加拿大历史哲学家、渥太华大学教授。

本书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全书共8章，概括地论及了批判的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前4章通过讨论当代历史哲学中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论述批判的历史哲学，诸如历史的理解概念、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家在其研究中作出因果判断的性质、意义、状态及其合法性等问题。波普尔—亨佩尔的覆盖率解释模型(Covering Law Model，简称CLM)曾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而在亨普尔模式的外部，德雷继承柯林武德的思想，提出了与CLM对立的“合理性解释模式”(Rational Explanation Model)。他区分了三种解释模型，即连续事例模型、概念解释模型、可能解释模型等。本书后4章则论述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旨在说明思辨历史哲学的本质，深刻地揭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要义以及这一体系中所存在的某些困境。

作者在书中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深刻的区分，即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2～3页)。此外书中还着力分析了三位重要的思辨历史哲学家，即德国历史哲学家黑格尔、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历史哲学》一书于1993年再版时只剩6章。作者在该版中对相关部分作了较大改动，即关于思辨历史哲学的第五章至第八章全部删除，第一至第四章作了修改，同时增加了第五、第六两章。这种变动反映了在分析的历史哲学所主导的话语下，历史哲学近年来发生了较大的转向。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沃尔什(W．H．Walsh，1913—1986年)是英国哲学家。

本书初版于1951年，1958年、1967年曾两次修订再版，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一部有代表性的综论，书中所述思想以及论证受柯林伍德的影响较大。

全书共分8章。作者声称本书为哲学家们而非历史学家所写。作者的目标是希望哲学家能够注意历史问题。该书绪论部分点明了全书的主题与论述范围。第二至第五章讨论的问题包括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的真理与真实，以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正如作者所说，从人们确实在思考历史问题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发现他们恰好是在做什么。本书第六至第八章则对要达到历史的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各种企图进行批判，所论述的基本上是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解说。

本书首次明确提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研究历史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如黑格尔、汤因比等)和“分析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学的认识论，如柯林武德、海登·怀特等)两种路数的对立，奠定了历史认识论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的地位。自此，“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成为西方史学思潮的代名词。此外，该书还被认为是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在讨论历史思维逻辑的论著中最为简明扼要的一部。同时，本书还被《美国历史评论》评价为“每一个对历史或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者必备之书”。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1892—1982年)是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擅长苏俄史与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是什么》是由作者1961年1—3月在剑桥大学“乔治·麦考莱·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讲座”所作的系列讲演基础之上，于1963年由纽约的艾尔弗雷德·诺夫(Alfred A．Knopf)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阐述“关于过去的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第二章“社会与个人”，考察史学实践活动和“历史事实”中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重点阐述了“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史学理论问题;第三章“历史，科学和道德”，从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研究的根本目的等方面来讨论历史学的性质，认为历史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提出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任务”的观点，并探讨历史运动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第五章“作为进步的历史”，讨论了历史运动中的“进步”问题，以乐观主义态度提出了“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就是进步”的科学论断;最后一章“在扩展中的天地”，根据“历史就是变化、运动、进步”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叶，无论是客观实在历史还是历史学都处在“进步”的时期。

在本书中，卡尔着重批评了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英国的悲观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否认历史规律性以及用宗教观点解释历史的保守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可以认识，并阐述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他还批评了兰克学派的偏重过去事实、轻解释的做法，并强调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阐述了历史学家与社会的关系。此外，该书在确立评价历史的客观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社会进步的标准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也启发了后来学者。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著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这些著作均对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又名《为历史学而辩护》是作者于二战初期法国沦陷时开始写作的，因作者于1944年被纳粹杀害，故书稿由好友吕西安·勒费弗尔整理成书。该书是一部系统探讨历史思想与方法的理论之作，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直至逝世之前的历史思想全貌。该书以“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样一个看似天真、实则严肃的问题展开其全书的论述，实质上所企图解决的是历史学正当性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历史必须证明她之所以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的正当性”(33页)。同时他还力图从史家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技术与方法的层面，探讨史家应该如何从事研究以维护历史学的正当性。布氏此书着重强调历史学技术层面的说理。

全书共5章，分别为:(1)历史、人、时间;(2)历史的考察;(3)历史的考证;(4)历史的分析;(5)历史的因果。作者详细论述了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历史学的功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评判还是理解、史料及考证、历史认识问题等。本书中的许多问题如总体史、长时段理论等成为后来年鉴学派发展的源泉，并因其所开创的理论深度而被后人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此外，本书与吕西安·费弗尔的《为历史学而战》一起被视为20世纪初至50年代法国“新史学”的理论代表作。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当代新黑格尔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学》(共4卷，英译本分别为《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实用哲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本书即为第四卷，并作为克罗齐“精神哲学”的结论性作品。

本书是作者历史哲学的集中而又全面的论述。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为“史学理论”，共9节，外加3个附录，强调史学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历史从当下出发，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在书中严格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指出，历史是活的、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编年史则是一种行为活动。“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克罗齐在本书提出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生动地表明了历史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一切过去历史的研究都是我们当前精神的活动，所以“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氏认为当代史是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严格意义上说是人们实际上在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身活动的意识，历史是活着的人的心灵的自我意识。真正的历史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有深厚的根基，人们在心灵中通过对它的批判和解释所复活的过去的经验对现实生活是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学家本人及其全部思想情感都属于现在的东西。历史知识与历史事件永远都是由历史学家按自己的价值选择与价值体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通过历史思想所回忆的过去的那些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取决于我们现在对生活的兴趣与态度。本书第二编为“史学史”，共8节。作者指出史学史的重点以及它固有的问题在于史学思想方面，并勾勒出从古代到近代西方各主要时期的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旨在深化前编的概念。克罗齐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影响了柯林伍德。但克罗齐并没有按他提出的研究方法解决历史真理的客观性问题以及这种客观性一般是否可能存在等问题。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实在就是精神，凡是在心灵中不存在的就都是虚构。人类的理论活动分为两种，即概念的(逻辑)和直觉的(美学);实践活动也分为两种，即具体的(经济学)和普遍的(伦理学)。哲学就是对心灵在这四种领域活动的描述。而历史学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1926—)是当今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史学史家。著有《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德国的历史观》等。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历史学家所应作出的应战。全书分为三部分:(1)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2)中期阶段，社会科学的挑战;(3)现当代时期，历史学主要面对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早期阶段主要叙述的是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传统是如何从发端到危机，然后再到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滥觞等。中期阶段历史学主要是受到来自社会学的挑战，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历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因为其中经历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批判的人类学的发展，比如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现当代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该思潮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劳伦斯·斯通从倡导“叙事史的复兴”到日常生活史的光大，再到理查德·罗蒂提出“转向语言学”等。这些视角一方面指明了当代历史学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指明了未来历史学发展前进的方向。该书附录还收入了作者论述兰克形象在美、德两国的对比。本书对于试图了解20世纪史学思想的读者很有帮助，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下的19世纪背景。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康德(I．Kant，1724—1804年)是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除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用人类学》外，还有一系列关于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的著作。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曾有“第四批判”之誉，收入了作者于1784—1797年之间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作者论述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如“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什么是启蒙”、“人类进步”等问题。

本书鲜明地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时代思潮，即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理性不断进步的过程，因而也就是天赋人权与人类福祉进步的过程。书中所阐释的历史理性批判被何兆武先生认为是法国革命的原则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提炼，如法国革命中的(牛顿)自然法则、卢梭的天赋人权、启蒙时代的理性千年福祉王国学说。书中详细阐述了构成作者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即历史的两重性:历史的合目的性(Zweckm－ssigkeit)和历史的合规律性(Regelm－ssigkeit)。作者认为，人类历史是按合理的同时又可以被人所理解的计划而展开，与此同时人类历史还是朝理性的目标前进。康德把最终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两者统一到普遍理性之中，而统治这个理性王国的原则是正义与真理、自由与平等、不可剥夺的与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故本书对于读者理解19世纪的历史学发展以及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大有裨益。

杰兹·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王寅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杰兹·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1928—1998年)是波兰历史学家。

《历史学方法论》一书共6编(26章)，分别为:(1)方法论与历史学;(2)历史研究的模式分类的根据;(3)客观的历史方法论(要探讨什么是历史“事实”问题);(4)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关于资料源知识与非资料源知识的理论;(5)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重现历史进程的方法;(6)非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历史叙述，即“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结构的分析，从而试图对关于历史科学的个案研究性这一古老的问题作出一种尝试性的回答”。作者着重阐释了实用型历史学方法，如历史数据(或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的鉴别、确定事实的方法、历史计量方法、历史解释、阐释与综合问题等。其中作者把历史阐释的模式(及其分类根据)又划分为博学型、结构型、逻辑型和批判型等类别，从而清晰地展示了历史诠释的轮廓和脉络。对于历史的分期，作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即周期性分期、指向性分期、不规则分期等。作者认为，非实用性历史学方法主要指历史叙述方法等。作者在本书“中文版序”中强调:不存在没有理论的专门的历史编纂学。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位哲学家，他应该在不同的哲学中进行选择，并验证这些哲学对他的研究的价值。本书对战后国际史坛提出的重大理论均有所涉及，并依作者的历史实践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读者深入地了解某些问题很有帮助。作者在论述许多问题时，密切结合现实问题，把历史研究朝一般读者群努力，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历史学的作用。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乔伊斯·阿普尔比(J．Appleby)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林恩·亨特(Lynn Hunt)是美国宾州大学安柏格历史讲座教授，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是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三人皆为当代美国优秀的女性历史学家。

《历史的真相》一书是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同时结合史学史、历史哲学与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来展开论述。作者从“现代性的危机”开始，引申出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历史学与真理的关系，历史学能否客观并反映真实的过去，历史是否为一门科学等。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共8章。第一部分为“知识的绝对主义”，即从18世纪开始，科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范式如何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并成为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在19世纪成为科学的历史学与现代化理念的发端，同时影响了第三个现代力量——民族及其认同。第二部分为“绝对主义的下台”。随着社会史的兴起，美国史学的发展也呈现多元化趋向，并且“科学的根本弱点”逐渐被发现，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化的危机对历史学的影响尤大，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史学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与哲学—社会思潮的变化。第三部分为“新的学术理想国”。作者强调，必须在“务实的实在论”基础上重建历史学的哲学认识论，并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

书中针对相对主义思潮作出回应，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理论等思潮与美国史学的发展有独到的分析论述。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在二战后进入学术界，并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时期，同时受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故本书也打上了此种烙印。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是美国历史学家、《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主编。

《多面的历史》一书所论述的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效仿者迄至18世纪德国赫尔德等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实践与理论传统的理解与解释的史学思想史，即以一种批判与分析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编纂的史学史。全书共分为10章，从史前时期的历史形式，特别是神话与诗歌形式的背景开始论述，但主要还是强调历史学的第一批奠基者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的重要作用，然后论述古罗马的李维、塔西佗的民族史，接着是西塞罗和昆体良(Quintilian)的历史修辞观念。该书也对犹太—基督教传统，如约瑟夫、攸西比乌斯、奥古斯丁等与古典传统的交融进行了考察。第五章讨论中世纪的蛮族历史、年代纪、文本注释以及其他一些中庸态度的思想与历史写作形式。第六、七章是对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叙述。16世纪历史学从艺术转向科学;而到了17世纪，历史的科学性在方法上结合古博物学等进一步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第九章论述的是启蒙时代的世界史、进步观念、哲学的历史。第十章论述的是以伏尔泰、吉本与赫尔德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史学，论述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的真实与效用，解释与批判的方法，叙述与专题论文的形式，历史与神话、诗歌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起源，年代学与辅助科学，以及历史哲学诸问题。作者始终坚持历史的主要的多面性，如希罗多德对古物的兴趣和文化的爱好等，同时所有这些又是如何对现代历史及其价值的观念、实践产生影响的。

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本书由著名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LeGoff)与皮埃尔·诺拉(P．Nora)主编，原文书名为Faire de l'Histoire，英译本改名为Constructing the Past。本书中文本是根据《研究历史》(1974年版)一书的简缩英译本译出的。正如本书作者之一的勒高夫指出的，“此书旨在勾勒和推动一种新的史学范型”。全书由卢卡斯所撰写的前言外加10篇文章组成。中译本由著名学者姚蒙的序论为引导，以整体把握法国史学的特征为出发点，从而把整本书的主题串联起来。本书中的作者都是法国史学界的名流，如《史学计量法》作者弗朗索瓦·菲雷(Fran9ois Furet)、《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作者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论马克思主义史》作者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气候史》作者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人口学》作者安德烈·比尔吉埃(AndréBurguiere)、《宗教与宗教人类学》作者阿尔方斯·迪普隆(Alphonse Dupront)、《社会史与意识形态》作者乔治·杜比(George Duby)、《心态:一种模糊的史学》作者雅克·勒高夫、《法国大革命的节日》作者莫纳·奥祖夫(Mona Ozouf)、《书籍史》作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与达尼埃尔·罗什(Danial Roche)等。

本书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基本反思与研究走向，对于我们理解80年代法国史学的发展大有裨益。而法国史学的这种走向也引导了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新经济史”、“新社会史”、“精神状态史”(Mentalités)、“书籍史”等的研究展开。华南学派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代表。

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冯学俊、吴泓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年)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法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引论》、《知识分子的鸦片》等。

在《论治史》一书中，作者尝试将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与德国的社会学传统相结合来解释历史。本书主要汇集了作者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两门课程的文本:一门为1972—1973年的《从德国的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另一门为1973—1974年的《历史世界的重构》。前者从德国的历史主义与英、美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入手来考察“什么是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元科学”、“历史的解释”等问题。后者则主要分析了历史世界在人文科学与精神科学中的建构问题，着重考察了诸如“个体主义”、“从叙事到科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问题。把这两门课程的论题结合起来即构成了阿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在本书中，作者从狄尔泰、亨佩尔、德雷到丹托，从萨特、梅洛—庞蒂到阿尔都塞，详细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脉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越南统一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到近代的核战略等方面着手，深入浅出地描述了历史的多种真实面貌，让读者了解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政治行动的悲剧性等。

此外，该书还收入了作者于1965年和1967年在吉福德演讲的提纲和关于他的两门课程内容的简述。故本书对于我们理解阿隆在《历史哲学引论》之后的思想转变非常关键。

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年)是法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本书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如同作者的一贯风格，收入其中的论文都是小组讨论后的产物。因这些论文在格调与主题上有相似性而整合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的历史哲学观。

本书围绕两极而展开，即一方面是理论性的，所讨论的是方法论问题，中心点是历史与历史学家的真理，如关于历史活动的意义、狭义的历史学家的职业及其客观性的要求，以及历史最终意义上的哲学与神学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事件性的，题为“历史活动中的真理”，即对文明的批判，重新思考我们的时代的某些文明冲动，讨论文明与文化的各种主题，如埃马纽尔·穆尼尔的人格主义哲学、言语与实践、权力的问题、肯定的力量等。

作者着重探讨的是历史与真理的关系、认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期望从现象学的解释学来入手分析历史，用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方法来阐释历史以及历史编纂等问题。他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认为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前，首先应该弄清他是用了哪一种主观性;而历史的主观性表现为意义。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本书是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年)于1978—1979年在“扎哈罗夫(Zaharoff)讲座”上的演讲稿。在本书中，他对当代法国史学从现象学与诠释学层面上进行了总体反思。书中不仅讨论了以年鉴学派为主流的当代法国史学的丰富内涵，而且探讨了史学中所关注的普遍问题——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作者以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引论》为出发点，接着阐述了亨利·马鲁的《论历史认识》，最后是保罗·韦纳的《如何进行历史编纂》，即韦纳所认为的历史首先是对情节的叙述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同时作者还结合职业历史学家的著作，如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进行详细分析。在第六节即最后一节，作者对“新史学”的前景尤其是对史学理论与历史“事件”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作者指出:阿隆的著作是高度的哲学思考，它与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同期发表的任何著作分隔开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法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又都是缺乏哲学头脑的，而他们的贡献却在于使得作品处于历史学实践的潮流之中，并反映了法国历史学派在史学实践层次上的巨大变化;而马鲁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且也是技艺本身的问题，即历史编纂学。对于历史学的展望，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即历史人类学、精神状态史、政治史的复归等。利科认为，在谈论历史学的理性方面，其最主要的代表是保罗·韦纳(Paul Veyne)与德·塞尔多(De Certeau)。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1844—1900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著有《悲剧的诞生》、《苏鲁支语录》、《论道德的系谱》、《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瞧!这个人》、《权力意志》等。

本书是从《不合时宜的观察》一书中的第二部分译出的，撰述的中心是文化的本质与德国文化的未来。全书共分10章，前9章主要描述的是当时的历史在文化的前途上所投下的阴影。尼采认为，人们对待过去有三种历史态度:历史的(Historisch)——人们把过去当作一件实在的事物放在面前;无历史的(Unhistorisch)——忘却过去，并割断现在与历史的联系;超历史的(berhistorisch)——处于超然的地位静观过去。而关于历史对于人所能发生的作用也有三种，这三种作用既可能对人生有利，也可能有弊。一种是纪念性的(Monumentalisch)作用;一种是用好古的(Antiquarisch)方式去看历史;第三种是批判的(Kritisch)态度，即针对历史给过去一个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裁判。但是在尼采看来，这三种历史的态度在当时的德国并不会产生有利的作用。在最后一章中他探讨了青年的历史教育，并且严厉批评了德国人研究历史不联系实际生活的情形，从而引导出作者的主张，即“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而且只在学到的为生活服务中应用历史”。也就是说，他认为，每个青年都必须成为无历史的与超历史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实的精神与生活相一致的文化。但是他又认为历史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

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社会学家。

《论历史》一书主要收集了作者的主要论文15篇，外加附录，主要讨论了历史学的价值等问题。作者认为，真实性应该作为历史学有价值的基础，历史对时事执行着一种重要功能。对于过去的理解，作者认为:“唯有过去才是真正实在的，而目前则只是一场苦痛的挣扎而已，它是要生长到那一去不返的永不变易的存在里面去的。只有死者才完全存在。”这种观点与作者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是密不可分的。作者认为，“历史著作应该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而且历史并非仅仅是由伟大人物创造的;对于“如何阅读和理解历史”，我们不仅要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还要随意阅读传记与回忆录;“科学技术的一般作用”既可以“有助于人类”，也可以“有害于人类”。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在本书中有专门章节涉及。与康德一样，罗素也探讨“人类的未来”以及“人类可能的未来”或“人类的危险”等问题，作者认为20世纪末将可能实现以下三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1)人类生命的结束，或许还是我们星球上一切生命的结束;(2)在地球上的人口灾难性地减少之后，又回复到野蛮状态;(3)世界统一于一个单一的政府之下，这个政府拥有对所有重要战争武器的垄断权。

《论历史》一书是作者历史观最为集中的体现。作者的历史观与其哲学主张——多元人性论是相一致的。这种历史观与其浓厚的自由主义观也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历史学并不是科学，历史学是“作为一种艺术”而出现的;历史著作的书写首先必须是有趣味的，这就需要运用文学技巧，如词藻与文采等。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加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年)是德国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之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通过对美学、历史、语言三个领域的研究，试图揭示人文科学的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异性。全书分三部分:(1)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作者从哲学解释学的反客观主义出发，批判了人文主义和康德及其学派的美学思想。(2)人文科学理解中的真理问题。本编主要研究同一作品为何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的问题，其结论为人存在着历史性，历史性是理解的基本要素，而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3)解释学在语言指导下的本体论转换。语言与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是理解的媒介，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是一种对话的过程，真实的理解是不同主体“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

一般可以认为，《真理与方法》是继《存在与时间》之后对哲学解释学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一本著作。加达默尔在本书中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派。故本书对后来解释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启发了后来法国学者利科的现象解释学，以及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与阿佩尔的批判解释学。

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1945—)是荷兰历史哲学家、格宁根(Groningen)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编委。

《历史与转义》一书为论文集，其中的相当部分以不同形式发表在《历史与理论》等刊物中。全书由导论外加7篇论文组成。导论主要分析与讨论“先验论”与历史隐喻(metaphor)等概念。第一章论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6个主题，如历史叙事是对过去的解释，叙事语言不是客观的语言，历史叙事的陈述有描述过去与规定关于过去的特殊的叙述解释，历史性之根的深入要比现行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建议得更深等。第二、三章论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如何一方面强调他对科学论证范式的独立性，同时又保持在审慎的“康德主义”论证之中。第四、五章论证的趋势转向摆脱康德主义的框架。作者提出从美学的观点看历史编纂学，强调艺术与历史表现的共通性。第五章则试图证明心态史的当代实践实际上等于推翻了历史编纂的先前形式，推翻了历史主义或实证主义理论提供的先验论的合法性。而这种从历史主义或实证主义历史编纂的发展到当代的心态史可以看出隐喻的兴衰是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发生的。第六章讨论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并指出后现代的历史编纂(尤其是心态史的发现)与本质主义传统是断裂的，历史编纂的趋势是那些历史的片断或碎片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第七章以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与平行为中心，从表现、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经验等角度比较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激进化;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历史对象是定位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间距与差异中，而后者的历史对象是具体化的过去。

本书可以使我们理解作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思想的轮廓，也可以从中窥见20世纪后半叶至90年代初历史哲学的大概面貌。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是现当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理性与生存》、《生存哲学》、《论真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伟大的哲人们》等。

其史学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依据其存在主义思想对古今人类历史现象所进行的全景式的理论概括，提出了独特的历史解释理论——历史轴心期理论。作者认为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史前时期，人与动物的分离。全世界的人种与民族是同属于一类的。(2)古代文明时期。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文明、雅利安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在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兴起。此时人类从无历史转向有历史。(3)轴心期。作者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则是轴心期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思想家以及哲学家、宗教派别。同时，轴心期众多哲学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轴心期产生了至今仍让人们思考的各种思想与世界宗教。此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总是要从这些思想中获得希望与精神动力。(4)科学历史时代。从15世纪开始到19世纪，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此期被雅氏认为是第二个间歇期(史前时期和古代文明时期为第一间歇期，轴心时期为突破期。)

雅氏在本书中试图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历史是什么?作者认为历史分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它是因精神的产生而获得意义和连续性的现象演变，是通过人的记忆联系起来的过去。(2)历史的来源问题。作者认为历史运动的根源在于人的意识、思想与精神。(3)历史的去向问题。历史的最终目标为一种有方向性的历史的统一，即多样性的和谐。

(提要撰写者:陈勇、李尚君、陆旭、冯艳君、赖国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