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索布尔 ── 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

导读教师:金重远

版本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高毅、王庭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长期吸引着各国史学家，尤其是法国史学家的注意力，他们的著作对了解和认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在19世纪初的复辟时期，米纳、基佐、梯也里、梯也尔便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著。此后，拉马丁、米什莱、托克维尔等法国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也纷纷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进程、结果及意义各抒己见，把对大革命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

自19世纪80年代起，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开始进入系统的、有序的阶段。1887年，著名史学家奥拉尔出任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创办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会，并发行《法国革命史》杂志。从此，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便有了一个中心，这一学科的研究开始出现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局面^[1]。

此后，一批优秀的学者纷纷加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行列，杰出的思想家、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20世纪初出版的《社会主义法国革命史》并没有像以往的学者那样停留在人物活动和党派斗争的层面，而是把大革命看作是“一场为实现新的生存条件和所有制，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2]。

和饶勒斯有同样观点的著名史学家还有乔治·勒费弗尔和马迪埃。马迪埃长期主持巴黎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并在1908年成立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还创办《革命年鉴》杂志。他的力作《法国革命史》总结了前人的成果，从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对大革命作出全面的阐述，远远超出了一部政治史的范畴，而涉及大革命期间的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场景。

1932年马迪埃去世后，勒费弗尔继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主持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工作，并担任《法国革命史年鉴》(前身为《革命年鉴》)杂志的主编一职。勒费弗尔已不满足于对法国大革命总体的、一般的研究，而是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农民问题上，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的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郡的农民》，通过对大量史料及统计数字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大革命期间地产已实现转移，从而证实大革命绝非一出看起来很热闹，但没有多大意义的古典悲剧或民间喜剧，而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革命。此外，勒费弗尔所著的《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也使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有可能作进一步的了解^[3]。

这样，经过奥拉尔、饶勒斯、马迪埃、勒费弗尔等人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史学终于形成了一种为史学界所公认的进步传统，它肯定大革命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颂扬它的进步意义，并极力推崇人民群众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4]。勒费弗尔以后，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年)便成为这一传统的代表者。

一

索布尔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父母早亡，由他的姑母在国家帮助下抚养成人。1936年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历史学与地理学学士学位;1939年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法国战败后参加抵抗运动，曾被贝当政府剥夺工作的权利。

战后索布尔长期在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任教，并在勒费弗尔指导下开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1958年，他所撰写的国家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大学无套裤汉，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获得通过，并随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来一片好评。该专著先后被译成英、德、俄、意等多种文字，从而奠定了索布尔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地位。

自1960年起，索布尔在克莱蒙弗朗大学任教，而自1967年起又开始出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主持法国革命史研究会的工作，并任《法国革命史年鉴》的主编，担负起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和指导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重任。

索布尔继承和发扬了勒费弗尔研究大革命史的传统，如果说勒费弗尔主要是研究大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话，那么索布尔却把他探索的目光投向城市中的无套裤汉。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索布尔耐心地收集到了大革命时期巴黎48个区的各种文件、各区大会的档案、各委员会的议事录、信件以及各人民团体的残存文献，并编出目录。索布尔对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均加以仔细分析，在他的国家博士论文中一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无套裤汉的活动，而更重要的则是指出了无套裤汉的社会成分、职业、组织、要求、斗争目标和策略等。有关514个无套裤汉积极分子的社会成分显示:手工业者占多数，约214人(占总数的41．6%)，小商人81人(占总数的15．7%)，工人40人(占总数的7．7%)，仆役45人(占总数的8．7%)，机关服务人员35人(占总数的6．8%)，自由职业者35人(占总数的6．8%)，各种食利者10人(占总数的1．9%)，企业家4人(占总数的0．7%)。按阶级成分看他们应属于小资产阶级^[5]。

无套裤汉活跃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积极推动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其作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无套裤汉政治上的代表“艾贝尔派”和“忿激派”曾和雅各宾派并肩战斗，粉碎过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但后来却遭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残酷镇压。原因何在?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雅各宾各派的评价，二是对无套裤汉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雅各宾派作出过极高的评价，称颂他们在历史上所做出过的丰功伟绩。恩格斯曾把雅各宾派界定为“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6]和“独一无二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的真正代表，无数群众的代表”^[7]。列宁也曾指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斗争极其高涨的一种表现”^[8]，并把雅各宾派比作20世纪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9]。苏联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专家扎赫尔则认为雅各宾派是“全力前进的真正革命党”^[10]。

索布尔在研究的过程中对雅各宾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着重分析了雅各宾派的社会成分，指出绝大多数的雅各宾派成员都是各种行业的业主，如店主、自耕农、自由职业者。从34个城市的纳税人名册中可以看出，雅各宾派成员缴纳的税收，从比例上说，比其他居民要来得多。为此索布尔作出了一下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断:雅各宾派既不同于贵族也不同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应属于中产阶级^[11]。

这样一来，也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就社会成分而言，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之间的区别。索布尔研究的成果明确地区分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把前者理解为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其中包括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者界定为广大的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12]。

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从此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雅各宾专政究竟属于哪个阶级领导、带有何种性质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不仅如此，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从合作走向分裂，从相互协调走向血腥残杀的原因也被全部揭示出来。

雅各宾派上台之初，希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比较注意倾听无套裤汉的呼声，希望和他们一起团结奋进，把革命推向深入。1793年9月，无套裤汉运动达到高潮，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得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同意，最高限价的原则得以付诸实施，双方非常合拍。然而，这种合作终究是有限的，无套裤汉希望推行各种激进的改革，尽量满足自己的社会要求。但雅各宾派的领导人却试图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政权，要求集中全力打退外来的侵略。无套裤汉既反对封建贵族，同时也反对通过革命而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他们渴望从雅各宾派专政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享受更多的社会公正，但雅各宾派就其阶级属性而言却无法迎合无套裤汉的上述要求，于是只得反目成仇，并最终走向血腥镇压。

此外，索布尔还强调:“人民实现民主的方式和资产阶级行动的方式与概念是不相符合的”，因此这一矛盾在法国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只能用雅各宾派领导人惩治无套裤汉的方式来解决，于是血腥镇压“忿激派”、“艾贝尔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13]。

索布尔对这一悲剧性的结局深表惋惜，他本人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充分肯定无套裤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无套裤汉运动的传统长期存在于法国的政治文化中。

索布尔对无套裤汉运动的研究及其许多有关论断至今为学术界公认和推崇，同时也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

二

索布尔的导师勒费弗尔毕生从事大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早就为学术界所公认。勒费弗尔认为大革命期间通过革命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它所造就的小农经济却给此后法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勒费弗尔指出:“1789年7月的实践挽救了法国的农民，除去表面的东西，它们的影响与其说是革命的，还不如说是保守的，它们打倒了封建制度，但却巩固了法国的农业结构。”他同时还强调:小农“向往过去，他们希望保持过去或重建过去。或者可以说，他们希望在过去的某些因素的基础上重建理想之城。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中，毫无疑问更多有的不是革新之热情，而是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14]。

索布尔提出了和勒费弗尔以及不少学者相左的观点。他指出，只有研究好旧制度下封建榨取、地产分配和农村公社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才能够阐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勒费弗尔对封建权力及其废除和公社在革命时期的逐步瓦解这两方面的问题未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索布尔认为19世纪法国经济的滞后和政局的动荡并非源于小农经济的存在，而是由于大革命期间土地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有利于农民的解决，人们常称颂的那种所谓革命方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大地产虽已不属封建性质，但在不少地方仍归贵族所有，各种形式的地租、租佃制、分成制依然大量存在，在有些偏僻的农村甚至还保留了什一税。按索布尔的说法，法国大革命并不彻底，封建残余的存在才是19世纪法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作出的结论是:

19世纪法国农业发展的消极方面，与其说是由于小农强加给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如说是由于小农未能从革命中夺得的东西:破坏大地产与消灭地租……因此，法国日后资本主义的落后乃由于农民革命的不完全性，由于广大农民未能把他们的“革命道路”贯彻到底。^[15]

索布尔极其敬仰自己的导师勒费弗尔，笔者记得他1981年秋来沪讲学时，常常在课堂上和私下提及勒费弗尔在学术上的造诣，处处流露出对老师的尊重和仰慕之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革命的研究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能超越自己的前辈。索布尔有关大革命期间农民问题的独到见解至今仍受到普遍关注，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勒费弗尔去世后，索布尔为表达对自己的导师的怀念和尊敬，也是为了使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得以发扬光大，致力于勒费弗尔手稿的整理和出版，先后问世的有《奥尔良研究》(1962—1963年)，《法国大革命研究》(1963年)，《拿破仑》(1969年)，《近代史学的诞生》、《督政府时期的法国》、《论历史学》(1978年)等。

索布尔本人的兴趣和研究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1945年便出版了他的专著《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军队》，随后又参与5卷本的《罗伯斯庇尔演讲集》的编辑工作和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第三卷的编写工作。此外，他还著有《第一共和国，1792—1804》、《1789—1794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法国1848年革命片断》、《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等学术著作。索布尔也不放弃对法国大革命知识的普及，先后为《知识丛书》撰写了《法国大革命》、《督政府与执政府》、《第一帝国》等。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索布尔十分重视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也非常关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本人便是以研究圣鞠斯特为切入口，开始对法国大革命的探索的。

索布尔曾经多次组织过有关历史人物的大型讨论会:1960年的巴贝夫讨论会、1965年的罗伯斯庇尔讨论会、1967年的圣茹斯特讨论会、1969年的纪念拿破仑诞辰200周年讨论会。他尤其重视对巴贝夫的研究，曾和苏联史学家达林及意大利史学家萨义达合作，共同主持出版《巴贝夫文集》。1966年，他们编出了《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索布尔在有关资料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为: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分配和消费的共产主义，而是生产的共产主义，此外巴贝夫及其同伙也不是热月政变后被排挤出政权的一批雅各宾主义者。

在毕生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索布尔都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借此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初，索布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范围内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模式”、一种“样板”。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法国大革命只是具有法国特色的一种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当时整个世界的变动。由此出发，索布尔还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相比较，从而扩大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视野，也使人们有可能从更高的、更全面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

索布尔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成果，提出新的观点，如他认为1794年的热月政变并非大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大革命上升路线的结束，强调:“热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结束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的上升阶段，其顶峰为雅各宾专政。”^[16]这个论点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关于法国大革命，人们历来议论纷纷，各种政治因素也经常掺杂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冷战的开始，原属历史范畴，纯属学术性质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竟然也卷入了冷战的漩涡。以美国史学家帕尔默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史学家开始高谈阔论所谓“大西洋革命”和“西方文明革命”，试图降低法国大革命的地位，把它说成是由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构成的所谓“大西洋革命”的组成部分^[17]。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历史的共同体，历来经历相同，患难与共，以此佐证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诞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搞明显的影射史学。

力图否认法国大革命意义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英国史学家考本反对从经济、社会等因素中去寻找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而把它说成是可有可无的事件。(www.xing528.com)

法国史学家费雷、李舍更进而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断，他们认为这一重大社会变革对法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不利于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费雷和李舍把法国革命说成是由三个性质不同的革命组成的，而并非是一个一致的和完整的过程。首先是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符合18世纪的哲学思潮，也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其次是农民的怀古式的革命，就其目标和结果而言，与其说是反封建的，还不如说是反资产阶级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再次则是无套裤汉的革命，他们仇视资本主义的集中，因而从本质上说是反动的。他们断言，在自由主义贵族领导革命的时候，一切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一旦人民运动，“贫困和愤怒的运动”兴起时，革命也就变得不正常起来，这就是所谓“革命侧滑论”。雅各宾专政是革命最不理智的阶段，只有热月政变才结束革命的“侧滑”，使革命恢复其应有的面貌^[18]。

索布尔依据大量的史实和多年研究所得出的科学论断对弗雷和李舍提出的种种奇谈怪论进行了有利的驳斥，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在任何情况下，索布尔都坚持真理，坚决维护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发扬和光大饶勒斯、马迪埃和勒费弗尔的大革命史研究成果，壮大大革命史进步学者的队伍。在他的周围逐渐汇集了一批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朝气蓬勃、富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如勒马尔尚、布律内尔、马佐里克等，使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得以继续下去。

索布尔坚持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社会结构变革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工作，但并不反对史学理论的创新。他赞许计量史学，但认为不应把史学研究变成数字游戏，人类社会要比数学演算复杂得多。他赞同“年鉴学派”的某些提法如“时段”、“心态”等，但对他们贬低事件和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做法则加以批评。

索布尔对“结构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各种结构，诸如经济、社会、思想结构进行分析还是必要的，然而又提出“历史学家的职责主要在于揭示结构的运动，它们变化的原因和过程，确定事件和这种运动相联系的方式。结构主义倾向于解剖结构，而历史分析虽然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它要进一步了解结构的运动。对历史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变化。它超越‘共时性’，包括运动，即‘历时性’，还要说明其运转方式”^[19]。

三

1948年，索布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国革命，1789—1799》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通俗著作(1951年该书再版，1956年出版中译本)。1962年他的另一本有关大革命的专著《法国大革命史简编》问世。1982年在索布尔去世后，发行了该书的增订本《法国大革命简史》(该书的中译本《法国大革命史》于1989出版)。

《法国大革命史》高度凝聚了索布尔多年来研究的成果，引论部分便有三章，详尽阐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国，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旧制度”。而在第三章有关贵族阶级的反叛中，作者对这场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介绍。被某些学者大肆渲染的所谓“贵族革命”在索布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应有的阐述，也有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十年革命的进程是分三部分来进行阐述的。第一部分的总标题为《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讲述的实际上是君主立宪派执政时期，也就是触及1789—1791年在法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倾覆。本部分对人民运动和城乡人民的斗争有相当详尽的叙述，作者把1789年各地的暴动统称之为“人民革命”。第二部分题为《“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论述时段起自1792年，终于1795年，包括吉伦特派执政、雅各宾派专政和热月政变，内容相当丰富。作者认为，1795年春芽月、幕月暴动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也就是双方的合作结束了。第三部分的标题为《“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内容包括督政府的建立和雾月政变，以及拿破仑上台，并以1799年五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的结束。

全书最精彩、最有意义的部分自然当推书尾的结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新社会、资产阶级国家、民族统一和权利平等都进行了极为深入和详尽的分析。如在“新社会”一节中，索布尔对封建贵族、农民、新老资产阶级在一场大革命风暴后经历的历史命运都一一作了介绍。

作者强调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前，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掌握了政权，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然而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争取平等的伟大尝试，因此使这场革命也更加光辉、更加伟大。索布尔认为:“1789年大革命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奠定了基础。”而1794年则曾“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等社会的轮廓”，因而“是争取资产阶级平等和民族团结统一的革命”。尽管法国大革命自身矛盾重重，但其意义却异常巨大，它的影响至今还在延续(446页)。

本书还附有索布尔著作目录，读者可以通过它去更好地了解这位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毕生的辛勤劳动和创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都是迄今为止一部最好的有关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专著，它充分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是索布尔一生心血的结晶。

索布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为进步事业而勇敢斗争的战士。他在1939年加入了共产党，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他继续为民主与进步进行斗争，淡泊名利，甘愿做一个清贫而正直的学者。

索布尔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为人和学术上的造诣赢得了学术界普遍的尊敬。他生前曾是布达佩斯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也是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莫斯科大学和澳大利亚及美洲一些大学的名誉博士。索布尔曾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各地举办各种讲座，广泛传播和宣扬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索布尔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曾于1981年9月应邀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为期近一个月的大革命史讲座，共讲了“什么是法国大革命”等九个专题。其间他不辞辛劳，认真细致地为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讲解有关大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他讲课的内容极为充实，语言又生动风趣，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沪期间，他从不逛马路、逛商店，放弃了休息，满怀热情地和中国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他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怀有极深刻的感情，曾表示他的中国之行标志着自己学术生涯的“圆满结束”。

1982年9月，索布尔猝然去世，然而一个学者的事业并不会随着自己生命的结束而就此消失。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与法国革命》第二卷《法国革命》、第三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均先后问世^[20]。此外，他所著的有关德穆兰、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等人生平的《革命者画像》一书也得以出版。

目前法国学者仍在就法国大革命史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看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这个常青树将永远屹立在法国的史学界，而索布尔的名字将永远伴随着这种研究，为人们所怀念，所敬仰。

【注释】

[1]J·M·罗贝兹:《法国革命》，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2]沙尔·拉波波尔著，陈祚敏、王鹏译:《饶勒斯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7页。

[3]乔治·勒费弗尔著，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拿破仑时代》上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页。

[4]应该指出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潜心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俄国史学家卡列也夫、卢企茨基、卡瓦列夫斯基也对法国大革命进步史学的形成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被人们公认为“俄罗斯学派”。

[5]转引自E·M·科若金:《国家和人民》，俄文版，莫斯科，1989年，第148～1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

[7]同上书，第193页。

[8]《列宁全集》第25卷，第107页。

[9]《列宁全集》第9卷，第44页。

[10]B·R·列甫年科夫:《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专政问题》，俄文版，列宁格勒，1966年，第105页。

[11]索布尔著，王养冲编:《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9页。

[12]B·R·列甫年科夫:《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专政问题》，俄文版，列宁格勒，1966年，第91页。

[13]A·索布尔:《1789—1794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法国1848年革命片断》，俄译本，莫斯科，1960年，第133页。

[14]《法国革命农民史研究论丛》，法文版，巴黎，1977年，第82、79页。

[15]索布尔:《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法文版，巴黎，1976年，第440页。

[16]W·马尔科夫、A·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德文版，柏林，1975年，第387页。

[17]帕尔默:《法国革命的世界》，英文版，纽约，1971年，第6页。

[18]《从旧秩序走向革命》，俄文版，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19]索布尔:《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巴黎，1970年，第34页。转引自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11～12页。

[20]《文化与法国革命》的第一卷《旧制度危机》已于197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