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导读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导读教师:金重远

版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不仅是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正是从研究历史着手，马克思才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并预测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的三本著名历史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准确而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以上三本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法兰西内战》“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描绘得如此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又可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一本，恩格斯高度称颂它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把当时的历史的演变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至于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多么忠实地反映现实^[2]。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而是“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已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3]。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不仅对法国大革命史情有独钟，而且还十分偏好19世纪法国的历史。1843年下半年，勤奋好学的马克思在一个名叫克罗茨纳赫的小城潜心钻研法国史，阅读了德国史学家施米特关于法国史的两本著作、法国文学家夏多勃里昂论述七月王朝的两本专著，以及德国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的两卷本《法国史》，并且作了仔细的札记，其中有关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札记便多达5本之多。从保留下来的札记可以看出，马克思研究世界史，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史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形成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4]。

一

《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马克思在1848年法国革命的过程中写就的，前者写作的时间是1850年1月至11月，后者则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期间写成，而当时革命还在进行中。马克思的这两本著作都仔细地描述了事件的展开和人物以及政党的依次登场，这种被称之为“即时史”的写作方法现今仍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往往能产生很大的效应。当时身处德国的马克思能对邻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动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使人不能不对他敏锐的观察力深表钦佩。

然而在这两本著作中，马克思在叙述当时的事态时，又是时刻回顾过去的，凭借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他总能很巧妙地把“现今”与“过去”融合在一起，在“今日”的身上找到“昔日”的影子，使人深感历史的魅力无穷。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跌宕起伏，悲壮曲折，1794年的热月政变结束了革命的上升阶段;而拿破仑在1799年发动的雾月政变则为延续达10年之久的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此后，自奉为卢梭思想的产儿和大革命继承者的拿破仑在1804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在联合起来的欧洲猛烈打击下垮台，随之而来的则是波旁王朝的复辟。

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依靠人民起义，通过街垒战登上王位的路易·菲力普建立起奥尔良王朝，全力发展经济，使工业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1848年的二月革命却又把路易·菲力普赶下台，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大革命后法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仅就政体而言，便更换了两个王朝、一个帝国和两个共和国，与英吉利海峡对面邻国的平稳政局相比，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1848年的二月革命使“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开始了各阶级的大联欢^[5]。然而，充满着“幻想、诗意”的这一阶段是短暂的，是转瞬即逝的。

不久，各个阶级之间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被镇压、路易·波拿巴的当选总统、新山岳派的被逐出政治舞台、秩序党的分裂、军阀的得势……急风暴雨般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其转换更迭之快令人头晕目眩，而路易·波拿巴的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和在1848年底通过普选登上总统宝座更使不少法国人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般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特意放进去的，以显示他与拿破仑一世的亲属关系)生于1808年，他的父亲是拿破仑的二弟荷兰王，他的母亲则是法兰西帝国皇后约瑟芬的女儿奥尔唐斯·德博阿尔纳。由于父母不和，路易·波拿巴自小便生活在一个濒临破裂的家庭中，极端压抑的气氛养成了他孤僻和自傲的性格。随着1815年法兰西帝国的瓦解，路易·波拿巴尽管已加入了瑞士籍，但仍公开宣布他已成为波拿巴家族皇位的继承人。为达到其目的，路易·波拿巴于1836年10月和1840年8月两次潜回国内发动军事政变，妄图借其伯父的崇高威望，在法国重新恢复波拿巴皇朝，然而两次均以失败告终，此后曾被流放美洲和投入哈姆城堡监禁^[6]。

然而路易·波拿巴仍不死心，于1846年5月自狱中脱逃成功到达英国，并混入上层社会，据说还一度当过秘密警察^[7]。

1848年二月革命后，路易·波拿巴乘机返回国，从此一鸣惊人，先进入制宪会议，后又当选为总统，接着发动政变，最后于1852年12月2日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的惊人之举和巨大成功一个接着一个，使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不已。昙花一现的第二共和国使不少进步的法国人士都为之悲愤不已，多年艰苦的斗争尽付东流，法国又回到了以往王朝统治的时代。

二

社会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试图对这一费解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蒲鲁东写就了《从十二月十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和《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他认为路易·波拿巴和他的伯父一样，是个革命的独裁者，是当然的社会革命的伟人和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而且将实现社会共和国的理想。而雨果的《一个罪恶的历史》则无情地嘲弄路易·波拿巴，把他说成是一个政治小丑^[8]。

如果说蒲鲁东对路易·波拿巴的论断可说是荒谬透顶、不值一驳的话，那么，雨果的作品虽充满正义感，但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发泄，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只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对这一令不少人颇为困惑的历史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和1789年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沿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升路线发展的情况截然不同，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他们前进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他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他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9]。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法国所发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化中去寻找答案。

法国工业革命在七月王朝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蒸汽机从1980年的616台增加到了1848年的5 000台，生铁从1828年的22万吨增加到了1847年的59万吨，煤从1830年的176万吨增加到了1847年的517万吨，1837年才建成全国的最初几条铁路，其中最长的一条也不过38公里，而1847年铁路总长已达到1 837公里。七月王朝时期，全国的不动产增加了一倍^[10]。

工业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了，但他的对立面——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壮大了。工人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觉悟也提高了。1830年秋，法国首次出现工人阶级的报刊，如《人民报》、《手工业者报》等。《手工业者报》满怀自豪地写道:“人民不是什么别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开发资本和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商业和工业所依赖的也是工人阶级。”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也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有能力在政治舞台上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此时法国资产阶级已不能再像18世纪末大革命时那样“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统治的教会”^[11]。面对强大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开始把昔日的同盟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甚至为了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惜和反对势力相互勾结。正像马克思一再强调的那样:“在法国，在推翻了所有足以构成对它的统治的障碍后，资产阶级开始领导起反革命来。”^[12]

就其性质而言，法国的1848年革命应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道路。但理应担当起革命领导重任的资产阶级却成为革命的对立面，这也就给路易·拿破仑提供了获取成功的机会，因为他巧妙地利用矛盾:“一开始利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在两败俱伤后达到了个人的目的^[13]。资产阶级背离革命自然会促成1848年的法国革命逐渐从高潮走向低潮，走一条下降路线。

广大农民也在革命中扮演了一个消极角色，当时他们占全国人口的76%^[14]。通过大革命获得土地的法国小农把家门口的耕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他们苦苦地依靠着农村，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仍不愿进入城市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使法国的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也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农民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他们厌恶，甚至强烈反对国内的种种政治变革，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斗争持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的眼里工人都是一批“黑色魔鬼”。这样，在国内发生重大变革时，农民自然都会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指农民——引者)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15]他们也因此常会站到保守势力的一边。

当时，“拿破仑神话”正在法国广泛传播。虽然拿破仑确于1821在圣海伦娜岛病逝，但皇帝并没有死的传闻却在法国不胫而走。有人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拿破仑已回到欧陆，还经常出没在巴黎和米兰的咖啡馆中。路易·菲力普为提高自己的身价，巩固七月王朝的统治，决定利用这一神话，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拿破仑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1840年底，装载着拿破仑遗骨的船只先到达瑟堡港，然后沿塞纳河缓缓而上，时值严冬，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寒风，站立在河旁，恭候皇帝的归来。12月，皇帝的遗骨被隆重安放在荣誉军人院。数十万巴黎人潮水般地涌向那里，争先恐后地瞻仰皇帝的陵墓。“皇帝万岁”、“欢迎皇帝归来”的呼声响彻巴黎上空，国家著名报刊如《每日报》、《布列坦尼报》、《夏朗格多克报》等均纷纷载文，称颂这位皇帝的丰功伟绩，拿破仑热一时席卷全国^[16]。

“拿破仑神话”在广大的农民中有着特别丰厚的土壤，他们历来把皇帝视为自己在大革命中所分得的土地的保卫者，把拿破仑看作是反对旧贵族、反对外国人入侵的英雄，也是法兰西光荣和伟大的缔造者。在农民的心目中，拿破仑的名字是永恒的、神圣的。

1848年二月革命后，路易·波拿巴回到法国，尽管他仅仅是那个拿破仑皇帝的侄子，但是却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那个传统”^[17]。于是一股拿破仑热又掀起来了:到处出现刻有他的肖像的纪念章，他的头像甚至印在火柴盒上;在6月初，吹捧波拿巴家族的《拿破仑人报》每天的发行量都达到3．5万份，有人甚至公开出来推举路易·波拿巴为执政官^[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848年6月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路易·波拿巴作为巴黎和4个省的共同候选人毫不费力地当选为制宪议会的议员。路易·波拿巴的成功令人刮目相看，因为不久前他还是一名逃犯，甚至还是一位瑞士公民。

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后，双手沾满鲜血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不禁自鸣得意，认为他们即将掌握全权。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却是在该年年底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波拿巴竟在750余万张选票中获得了540余万张，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

12月10日选举总统的那天是法国农民的节日。成千上万的农民喜气洋洋，举着旗帜，奏着乐曲拥向投票箱，把选票投给路易·波拿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不清谁是伯父，谁是侄子。况且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把选票投给一个名字叫拿破仑的人。《里昂新闻》对此作出如下极为生动的描述:“拿破仑的名字在农村居民中有着特别的威力，他们在一天内就把皇帝在圣海伦娜岛所经受的痛苦统统给偿付清了……在许多村庄中，某种狂热一直在统治着，皇帝走出了坟墓。”^[19]

马克思对此则作了更为精辟的分析: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革命。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20]

农民的这一行动不仅使多年来法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普选权成为一场闹剧，产生极其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使1848年革命的成果统统付诸东流，并最终导致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和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称帝。

远在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雷夫斯基对法国农民这种叛变革命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指出:

现在人们看到了，农民的愚昧无知在毁灭法国。当农民无权投票时，谁也不关心这场可怕的灾祸，谁也没有察觉到，法国历史上的一切事件，总是处于农民的愚昧无知这个根源，病是潜伏的，始终没有得到治疗。可是，它毕竟损耗着整个政体。等到农民参加选举，才终于发现了事物的本质……^[21]

正是法国农民的这一重大政治错误才使路易·波拿巴这个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得以当上总统，当上皇帝。所以正如马克思那十分精辟的分析，“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22]

但仅仅从感情上出发去谴责农民的错误是不够的，这不是个别农民所犯的错误，而是整个农民阶级所犯的错误。恩格斯对此有异常明确的阐述:

现在农民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他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23]

农民所犯的这一错误此后使整个法兰西民族都为之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1852年建立起来的法兰西帝国常年穷兵黩武，四处掠夺。急欲效法其伯父的路易·波拿巴力图通过战争来重振法兰西昔日的威风。法奥战争、远征叙利亚、远征中国、远征印支、远征墨西哥……接二连三的征战耗尽了国力，也流尽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鲜血。农民开始自食其果，只得用赋税和生命来吞下所犯下的错误的苦果。恩格斯为此总结道:

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的多少代价……^[24]

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轰然倒塌才使法国农民大梦初醒，但这也只是迈向觉醒的第一步。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没有一个省的农民向被反动派包围的巴黎工人伸出援助之手。起义的工人和以往一样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到梯也尔政府的血洗。

农民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摆脱对王朝的迷恋，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对他们依然相当有吸引力。他们的心态转变得相当慢，只有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比较明显的共和主义的倾向。1873—1874年时，“农民开始不再相信自己的神父，因为看到在他们背后有贵族，并看出教会和王党运动都致力于复辟过去的制度和对他们财产的侵犯”，1874年底举行议会选举时，甚至在布列坦尼这样保守的地区，保王党的代表也未能当选。到了1876年，在某些农业省份，农民也表态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史学家格雷古阿尔断言:“假如法国农民出于对旧制度的仇恨，曾建立并支持过帝国，那么他们现在却是共和国的支持者。”^[25](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农民态度的转变，共和制度才能于1875年最终在法国确立。共和制与君主制在法国斗争了近一个世纪，当英国早已确立起君主制时，法国却长期为这两种政体的孰优孰劣而争吵不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农民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从1848年革命中总结的经验是:

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之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26]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多次指出，路易·波拿巴能够获得成功，发动政变和建立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军队，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27]。军队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促使革命走下降路线的一个因素。

由拿破仑造就和指挥的法国军队曾在保卫国土和大革命成果的过程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后来却蜕变成为一支侵略军，并在反法同盟的联合打击下解体。但在军队中，拿破仑的威望始终存在，军官和士兵都依然十分崇拜拿破仑，把他视为一位不可战胜的统帅，“拿破仑神话”在军队中有着比在农民中更广阔的市场。因此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革命中便很容易借他伯父之名把军队吸引到自己的一边来，并把军队变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牌，逐一清除对手，直至最后建立起帝国。

军队是第二帝国的一个重要支柱，战争又是帝国生存的基础，通过战争，军队不断扩大，而路易·波拿巴则通过军队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达到扩大在欧洲的疆土和在海外侵略的目的。

普法战争和第二帝国的垮台打击了军队的威信，也降低了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军队依然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在军官阶层中保王主义思想仍然非常浓厚。在色当城下投降普军的麦克马洪元帅于1873年出任总统后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君主制，虽然没有成功，但军队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共和主义的势力，存在着对波拿巴主义的信仰。

1887年，陆军部长布朗热打着“对德复仇”的旗号，利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试图修改宪法，扩大总统权力，解散议会，废除责任内阁制，建立军人独裁制度……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虽然这场闹剧以布朗热自杀而告结束，但布朗热主义却引发法国人民深刻的反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布朗热主义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主义”，布朗热的走红是因为“巴黎人性格中的波拿巴主义因素有了明显的复活”。恩格斯回顾历史，强调“法国人不时地犯波拿巴热”，而且认为，波拿巴主义狂热在法国一共发作过3次，“第一次是真正的、伟大的波拿巴，第二次是一个冒牌波拿巴，第三次这个人(指布朗热——引者)甚至连冒牌的波拿巴也不是……”^[28]

由此可见，法国人民为这支军队在19世纪所犯的种种错误，尤其是1848年革命中所起的反动作用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它是共和制度在法国久久不得确立和巩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

1848年，革命席卷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等国，法国的革命在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至今仍为许多史学家所关注。而马克思的不朽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一研究领域则依然被视为经典，其精辟的论断常被人引用和当作有力的佐证。一部历史著作能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实为罕见。恩格斯后来在《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导言》一文中对本书所作出的评价早为世人所公认，恩格斯是了解马克思的，他不仅在文章中处处流露出对马克思的仰慕之情，而且还就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马克思去世后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了概述和总结，从而更衬托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多么具有预见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处处闪耀着人类思想的光芒。马克思一开始便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9]

接着，马克思又举一反三，列举在1848年革命中出现的这样的例子，诸如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

确实，在历史上去曾有不少这样的例子:1799年拿破仑发动五月政变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画上了一个句号;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却终结了走下坡路的1848年革命;法国的1848年革命以壮丽的共和国开始，却以一个复制的帝国结束;苏联的历史以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始，后来以一个渺小的政变结束。

人类的历史总是以螺旋式向上发展，其间点缀着悲剧和笑剧，因此看上去十分丰富多彩，但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社会发展更高层次上的重复，绝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人类种族的历史，就如同个人的心理发展是一样，充满着无法自抑的重复倾向。”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事实上已远远超出1848年革命的范畴，它可以启发我们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得出更有教益的结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页。

[3]同上书，第291页。

[4]《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8页。

[6]详见金重远:《墨西哥之梦——小拿破仑美洲覆师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7]法国《历史》杂志，1981年第31期，第49页。

[8]《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第185～1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5页。

[10]P·狄罗—汤京:《七月王朝史》第6卷，法文版，巴黎，1892年，第31～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4页。

[12]F·布鲁坦:《马克思、恩格斯和1848年革命》，法译本，马斯帕罗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91～592页。

[14]H·塞:《纳税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经济生活1815—1848》，法文版，巴黎，1927年，第16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0页。

[16]狄台斯克:《路易·波拿巴的总统选举》，法文版，阿尔芒·科林出版社1965年版，第21、29、3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40页。

[18]CH·斯米特:《1848年6月的日子》，法文版，巴黎，1926年，第29页。

[19]狄台斯克:《路易·波拿巴的总统选举》，法文版，第20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9～50页。

[21]柳勃林斯卡娅等主编:《法国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3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6页。

[25]L·格雷古阿尔:《19世纪法国史》，俄译本，莫斯科，1897年，第536、554、62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50～25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9、162、30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