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导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

导读教师:张广智

版本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年)是当代国际史学界颇享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我国，随着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的迅猛输入，巴勒克拉夫的名字也很快地在中国学界传播开来。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世界史理论在我国史学界的广布，主要得益于两部中译本书籍的出版:由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此后，其人其作被中国学人广为征引，声名鹊起，而他的“全球历史观”及宏观世界史体系的构架则更令人瞩目。《当代史导论》是巴勒克拉夫20世纪60年代中期蛰居剑桥大学时的作品，也是他具体贯彻前一宗旨的当代新史学名著。以上三书虽各有侧重，但又互为补充，构成一体，完整地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的杰出成就。

一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年5月10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布拉德福特，曾受教于约克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在牛津奥利尔学院就学时，巴勒克拉夫逐渐培养了对欧洲中古史的浓厚兴趣。早年他所接受的史学教育，不仅有英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思想，而且也受到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1929—1931年，巴勒克拉夫在慕尼黑大学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并在那里成家。

巴勒克拉夫的学术事业是在罗马奠定基础的。1931—1933年，巴勒克拉夫在罗马的英国学院从事教皇史的研究。1934年，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公证人与罗马天主教廷》出版。次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一书问世。两书的出版，足以说明他当时已是一位超越英国乡士观念的中古史研究专家了。

1934年，巴勒克拉夫因获得牛津大学莫尔顿学院的奖学金，重返英国。1936年，他迁往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稍后，出版了《中世纪的德国》(2卷本，1938年)，并担任《中古史研究》杂志的主编。这时，他在英语世界中已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中古史的一流学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克拉夫最初在英国外交部供职，不久，擢升为英国皇家空军少校，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空军部任职。在战争期间，他撰写了《近代德国的起源》(1964年出版)，此书在战时流传很广，书中所推荐的政策已为英国和美国政府所采纳。

1945—1956年，巴勒克拉夫担任利物浦大学中古史教授。他在十分欢愉与平静的气氛中度过了十多年的教授生涯，尤其是这段时间，他所确立的一套关于档案管理的计划，使整整一代的英国档案工作者都受到训练，获益匪浅。其间，他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中世纪帝国》(1950)、《柴郡豁免权》(1957年)、《伯爵领地与查斯特郡的王室特权》(1953年)。他的著名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亦于1955年出版。

1956年，巴勒克拉夫接替阿诺德·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斯蒂芬生国际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并负责主编这个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他是这个年刊1955—1956年、1956—1958年和1958—1960年各卷的执笔者。《国际事务概览》主要代表了英国官方的意见，但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他对编纂年刊的工作逐渐产生厌恶情绪，于1962年毅然放弃了这里的职位，重新回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巴勒克拉夫写作了《当代史导论》(1964年)。1964—1967年，他还担任过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职务。

1965年，巴勒克拉夫赴美国讲学，先后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65—1968年)和布兰德斯大学(1958—1970年)，其间出版了《中世纪的罗马教皇》(1968年)。

1970年，巴勒克拉夫应牛津大学聘请，任该校近代史教授。在牛津的两年，由于同事倾轧，课程繁重，弄得他晕头转向，疲惫不堪，不能潜心写作。这使他感到不满与压抑，便离开牛津，再次回到了布兰德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1981年。在这之后的将近10年时间里，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执笔不辍，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多产的时期，这时期出版的专著有《欧洲的考验》(1976年)、《处于变动经济中的管理》(1976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6年)，并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979年)、《基督教世界》(1981年)、《从阿加迪尔事件到大决战》(1982年)等。他的声名在美国各大学传扬，他的著作鼓舞了欧美乃至整个世界的年轻一代学者。

1981年，巴勒克拉夫从布兰德斯大学退休，第二年曾去慕尼黑任教。此后他重病缠身，返回乡里，在英国牛津郡勃福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逝世于1984年12月26日，终年76岁。

二

《当代史导论》或许可以说是巴勒克拉夫一生中最为成功的史学著作。该书反映了巴勒克拉夫的主要史学思想，体现了他的宏观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的新史学潮流，不失为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名著之一。

全书共8章，篇幅不长，但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有几点我们在阅读时应格外留意。

首先，从世界整体，而不是从欧洲一隅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当代史导论》最显著的特点。巴氏在本书一开篇就指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基本前提完全不同于俾斯麦所处的那个时代(1页)。因而，揭示这一变化的时代特征及其原因，就成了本书作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不言而喻，只有当我们明确了“当代史”的含义后，才能正确考察它。尽管在巴勒克拉夫看来，“当代”一词的含义是模糊、灵活而又游移不定的，但他还是把俾斯麦退出政治舞台的1890年作为区别“现代”与“当代”的一个重要年份，自此以后，当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与各种力量日渐形成;但他又指出夸大这一年代的意义并把它作为“现代”与“当代”的分界线，无疑也是不明智的(17页)。事实上，“现代”为“当代”取代之前，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两个时代的特征同时存在着。我们无须为他的探究寻求某些具体的答案，对此读者完全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他在这本书中对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论见，也依然是一家之言。这些姑且置而勿论，重要的是，《当代史导论》中所显示的“全球性的眼光”(2页)，或者如他所说的“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28页)，所给予我们的启迪。

总体来说，《当代史导论》不是从某一局部来陈述的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的世界史。为此，巴勒克拉夫抛弃了西欧中心论，他对这一陈说的批判随机触发，贯穿全书。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86页)。举例来说，他在具体分析了1898—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而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101页)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东亚形势的研究，正是用全球眼光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显例。他正确地指出:当代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欧洲优势的衰弱和欧洲以外地区地位的上升(14页)。亚洲、非洲等地区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改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195页)。为了反映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势，历史学家不只是在传统的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节以叙述欧洲之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应从总体上作出考察与安排，这就必须具备他所说的“全球性的眼光”与整体观念。无疑，这对于我们是颇具启示性的识见。

其次，随着历史学家观察当代世界的视野的扩大与视角的转换，《当代史导论》进一步开拓了当代史研究的范围。巴勒克拉夫曾指出:“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些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1页)全书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分专章论述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它不是一本以时间为序、逐一记述当代政治军事的史书，而是广泛涉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范围广阔、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与内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方传统史学著作迥然不同。

说到当代史的文化内容，巴勒克拉夫批评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即认为欧洲虽丧失了政治上的霸主地位，但依然保持着其文化方面的优势，他认为这种观念明显地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形势，20世纪的革命激发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化复兴，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巴勒克拉夫在考察了当代世界各个地区文化的创新活动之后，不无兴奋地赞道:“这种世界范围内文化复新的征兆是当代历史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261页)像政治一样，当代文化的发展也不能以欧洲的立场来作出评判，在未来一统的全球文化系统中，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都应将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都可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第三，《当代史导论》的贡献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巴勒克拉夫探索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法是宏观的方法，即他不是以某个地区或国家为中心，而是着眼于整个世界，用一种辽阔的“全球性的眼光”来考察世界，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还应补充几句的是与此有关的一些方法。

巴勒克拉夫的方法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相悖。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反对历史主义史家沿用的“上古—中古—近代”三分法，在《当代史导论》的编史实践中更予以具体的贯彻。有史家提出用“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来取代传统的三分法，巴勒克拉夫也断然拒绝这一新的分期法，在他看来，以“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展次序来取代“上古—中古—近代”的新三分法，“都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14页)。总之，他不赞同传统的线型的历史研究法，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

巴勒克拉夫尤其非议历史主义史家中那种把历史看作连续发展的观点，认为，历史并不是连续发展的，而是类同于罗素所提出的“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从而得出“连续性决不是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3页)。因而，他在当代史研究中所寻求的是历史的非连续性因素而不是连续性因素。历史主义史家的方法是从历史的特定时刻着手的，并有条不紊地铺叙自那个特定的时刻以来依次发生的事件，以勾勒历史连续发展的过程。但巴勒克拉夫认为，当代史研究则遵循(或应遵循)与此几乎截然相反的研究程序。他举例说，如研究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前者关心的是工业革命过程的逐步发展，而后者则关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区别(10页)。

巴勒克拉夫还反对那种把当代史不视作一门学科的观点。在他看来，当代史不是一种“时事漫谈”，他不满那种自视为当代史著作而实际上是某种宣传品的读物，指出，既然“当代史旨在阐明塑造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那么它只能证实它是一门严谨的学科，而不是当代景象浮光掠影的考察”(8～9页)。巴勒克拉夫已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构想，这些对于现当代世界史的研究者来说，也不失其参考价值。

三

阅读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我们可以发觉他的宏观世界史观力透纸背，扑面而来。由他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他最初是以欧洲中古史的研究成果登上史坛的，但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却以此为基础，上下推溯，左右延衍，乃至学贯古今，终成大家。纵览巴勒克拉夫一生的史学遗产，笔者认为，其中最富启迪和最有见地的就是他的宏观世界史观。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到巴氏的这部著作不同于其他诸多世界当代史作品，而是包含有深刻的史学底蕴与真知灼见。这里势必要涉及巴勒克拉夫的其他史学著作。

近年来，笔者曾在一些论著与学术讨论中，多次谈到了西方史学自古迄今所经历的5次重大的史学转向，其中所说的第五次转向，指的是西方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前后所发生的当代新史学潮流。这与巴勒克拉夫之见相吻合。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2]这一思想，源于他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时，他就明确地指出，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3]。

巴勒克拉夫是一位深谙德国传统史学的西方史家，他早年所走过的路也正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所开辟的。正因为他是从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内部“大杀回马枪”的，因此他对这种史学的弊病的了解与认识自然较他人要深刻一些，对它的批判也就更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他的著作所提示的“重新定向”，鲜明地体现了他对19世纪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正统史学的全面挑战，其攻讦矛头直指西欧中心论。

西方世界史观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此处不容详论。简单说来，在18世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一些史家就开始倡导编纂新型的世界史，譬如格特尔在1760年就提出:“世界史应当怎样布局?什么内容可以写入世界史?它的各部分怎样安排才能各得其所，恰到好处?各部分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怎样确定时间断限，各部分的历史应当怎样分期?”^[4]在当时，这自然是空谷足音的史学议论。倒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宣扬的欧洲是世界历史中心的观点却在19世纪的西方弥漫开来^[5]。“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6]，黑格尔的这句话也正是18世纪哥廷根学派史家西欧中心说的一种“回声”，继而这位哲人用“世界精神”之说来进一步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的种种言论，便是西欧中心论的一种直接表露了。至兰克，西欧中心论已发展为系统性和典型性。兰克在晚年编撰的，生前未及完稿、死后由其弟子整理补足的《世界史》(7卷)，便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反映了西方列强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这就是把哥廷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穿古今的系统的西欧中心论。

巴勒克拉夫依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急遽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审视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收的15篇论文，无不指向兰克的西欧中心论，正如汤因比在评论这本文集时所说，“这里有足够的炸药，能把19世纪的西方历史主义烧为灰烬”^[7]。

引发巴勒克拉夫批判兰克的世界史观的“第一个暗示”是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此战苏军的胜利“迫使欧洲历史必须全部改写”。于是他察觉，面对这个处于变动中的现实世界，他过去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已不敷应用，更不能用它来对现实的变化作出正确的解释。他为之困惑、怀疑，由怀疑而批判，他省悟到传统的世界史观已为事实所不容，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8]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9]。

巴勒克拉夫1955年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21年后有了更新的说明，这就是他倡导要建立的“全球的历史观”^[10]。“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11]，这是“全球历史观”出现的社会动因。而从史学自身来说，确立一种完全立足世界的“全球历史观”，即超越国别、地区或民族的界限，已成了当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盛行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了冷落，世界主义史学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史学，这是“全球历史观”问世的学科动因，也是史学科学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对立的。从这种对立及其演变中，人们莫不感受到西方史学乃至整个国际史学不断前进的步伐。由此，我们可以悟出巴勒克拉夫论见的时代意义与史学意义。

第一，“全球历史观”需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抛弃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巴勒克拉夫就指出，如果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及对它的影响，也就无法理解欧洲的历史。他特别指出，亚洲正在崛起，它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欧洲抛在身后^[12];他不无远见地预言，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到了20世纪后期或21世纪，欧洲将注定会沦于类似18、19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地位”^[13]。在这里，重要的不只是其论见在多大程度上应验了以后事态的发展，而是从时代脉搏与社会变革在这位历史学家那里所激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中，人们可以引发出或多或少值得深省的理论思考。

至20世纪70年代，他进而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14]，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15];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16]。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应。

第二，传统的世界历史的三分法在巴勒克拉夫那里已无立足之地了。自近代德国学者凯勒尔著《上古、中古和新时期世界史》一书，第一次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时期后，后世西方学者沿用不绝，至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发展到顶点。对这种三分法，巴勒克拉夫曾多次提出异议。他指出，即使用这种三分法来编列欧洲历史是否有充分的根据，也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如把这一三分法套用到亚非史的研究中，那出现的问题就更大了^[17]，倘仍一味墨守成规，死抱住这个三分法不放，其结果就只能是方枘圆凿、适得其反了。

第三，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这种新史观要求注重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巴勒克拉夫说:“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18]这一思想，在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前言”中也有强调:“我们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19]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传统的西方世界史体系通常是国别史的汇编，类似列国志一类的结构框架，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J·坎普贝尔辑集的38卷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至20世纪初由H·S·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及著名的《剑桥三史》等，大体上都还不能脱离国别史的汇编的窠臼。诚然，世界史需要包括国别史或地区史的内容，并以此作为实现其自身目标的一种必要的条件。所谓世界史的自身目标，简言之，即人类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分散的人群发展为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行程。因此，作为用“全球历史观”编纂的世界史，既要陈述人类历史如何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也要阐明世界各地区间由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和由彼此分散到合为整体的历史进程。换言之，即要写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以及两者怎样互为条件而又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正如吴于廑所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20]

在此，我们还要专门再提及一下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本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 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前述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进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旧观念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的三分法也不见了，图集制作者无不设法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中，力图反映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过程。这本地图集的问世，反映了时代变革对西方史学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也是巴勒克拉夫贯彻其“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

20世纪的西方社会是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历史学新陈代谢的岁月。其时，传统史学仍有实力，还在不断地产生它的影响，但新史学的思潮已在萌发，终于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汇合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春潮，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这正是巴勒克拉夫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的历史时期。倘以此为界，把20世纪拦腰截为两段，稍稍回顾一下在这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期中西方世界史理论与编纂方面的情况，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阅读《当代史导论》，进一步认识巴勒克拉夫世界史观的理论价值及他本人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20世纪前期，兰克的世界史观念首先遭到了来自历史哲学层次的批判。文化形态学派的创立者、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于1917年出版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继此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从1934年开始推出多卷本的《历史研究》(1—3卷出版于1934年，4—6卷出版于1939年，7—10卷出版于1954年，11卷为地图，出版于1959年，12卷出版于1961年)。综合起来看，这一学派对西方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发动的批判，已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创见。这里不妨略举几点，以见一斑。

首先，文化形态学派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文化(或文明)兴衰的历史。不管是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还是汤因比的二十几种文明(社会)，在文化形态学派那里，都把它作为有机体，“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也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时限”^[21]。汤因比与上引斯宾格勒的这种宿命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决定每一种文明命运的因素在于它对自然和人为环境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总之，在他们那里，世界史已不再是国别史的总和或汇编了。(www.xing528.com)

其次，文化形态学派倡导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的与综合的研究。这一点，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得很明白:“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22]凡读过文化形态学派史家著作的，大多为这种整体史观与恢宏之势所震撼，这与19世纪西方崇尚阐幽发微的餖飣之学(兰克学派史家的著作)大异其趣。

最后，文化形态学派由此疏离了西欧中心论的旧说。斯宾格勒把旧的世界史体系比喻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声称要对它进行一番“革命的改造”，并将改造过的世界史体系称之为“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不管怎样，文化形态学派抛弃了传统的世界历史的“三分法”，主张世界上的各个文明都“是价值相等的”^[23]。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文化(文明)发展的行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认为比另一种文化更先进，这无异于说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世界诸多文明中的一个，未可妄分轩轾。

文化形态学派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史的壮丽图景，是对兰克的世界史观及其西欧中心论的有力批判，为学者构筑新的世界史体系提供了借鉴。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并不能代替世界史编纂工作本身，严格说来，文化形态学派对新的世界体系的构建还只是一种哲学的思辨。

饶有兴味的是，这种编纂新型的世界史的工作，其最初尝试却是由一位非专业历史学家来进行的，此人就是H·G·韦尔斯。韦尔斯是英国生物学家与新闻记者，他是赫胥黎的学生，曾在后者的实验室里工作过，因而其世界史观难免染上了浓厚的天命论色彩。韦尔斯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重危机，以及这种灾难给世界所带来的困惑与不安，有感于民族主义历史学的褊狭与局限，与西方社会的广大读者对非西欧地区的陌生与无知，以一位非专业史家的身份在1920年推出了初版本《世界史纲》。以后该书又不断修订，一再重版，深受读者欢迎。为什么这样一部为一般读者写的史书，能有如此历久不衰的魅力呢?

原因就在于《世界史纲》的整体观念与世界眼光。本书的副标题为“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清楚地表明此书囊括了从宇宙天体、生物进化到人类形成、文明演进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师赫胥黎的天演论定律贯穿始终，这种跳出欧洲，跳出西方，旨在从“广阔的整体”^[24]即全球眼光来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的写法，与传统的西方世界史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尽管韦尔斯书中的具体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在20世纪前期从整体来考察世界史的著述中，《世界史纲》仍是一部富有新意的著述，其影响迄今未衰。

当然，20世纪前期是西方史学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西欧中心论的观点非但远未消失，甚至在1932年出版的海斯、穆恩、韦兰三人合著的《世界史》一书中，西方世界史编纂中的西欧中心论被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在海斯等人看来，历史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甚至把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的方式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25]这种明显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陋见，在20世纪前期的欧美史学界还一度流行过，但旋即遭到一些历史学家的严正批判。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风气大变，兰克的世界史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非议，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遭到猛烈的攻击。在尝试用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中，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编纂实践方面，巴勒克拉夫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新潮流的杰出代表。在这种史学思潮的推动与影响下，一批世界史著作陆续出版，举其要者就有H·皮朗编撰的《历史的潮流》(7卷，1946—1957年)、F·科恩和F·瓦尔贾维克编撰的《世界史》(10卷，1952—1961年)、M·克鲁泽主编的《文明通史》(7卷，1953—1957年)、R·格鲁赛的《世界史》(3卷，1956—1957年)、G·曼恩编的《普罗皮兰世界史》(10卷，1960—1965年)、F·瓦格纳的《历史学家和世界史》、弗兰克和弗夫曼的《塞库卢姆世界史》(1965—1975年)、D·瓦特，F·斯宾塞和N·布朗的《20世纪世界史》(1967年)、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S·C·伊斯顿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1968年)、丹斯的《大同世界史》(1971年)、H·巴特菲尔德编的《论中国和世界史》(1971年)、H·托马斯的《世界史》(1979年)、F·哈考特和F·罗宾逊编的《20世纪世界史》(1979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1年)等。

巴勒克拉夫在评论这些用全球观点编撰的世界史著作时说道: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括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26]

为什么巴勒克拉夫在新出版的多种世界史著作中，要特别推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呢?这不只是因为这两本著作系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成篇，体例一致，文笔清新，为那些由多人拼凑的世界史所不及，更重要的还在于，两书所体现的“全球历史观”与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等书中所体现的史学思想是彼此十分合拍的。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世界史“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而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27]。麦克尼尔在他的《世界史》中，从欧亚主要文明的出现(公元前500年)、诸文明的平衡(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迄至西方的优势地位等三大部分的论述中，无不显示了他自己所说的“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28]。可见，他们所论与巴勒克拉夫考察世界历史(包括当代史)发展进程时所持的“全球性眼光”是如出一辙的。

此外，晚近以来，西方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也对世界史的新的体系作过不少探索，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论资本主义农业及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中，用他提出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新术语，主要从经济、贸易角度纵论了“世界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沃勒斯坦仅就经济这一点来考察“世界体系”，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从整体或全局着手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西方乃至整个国际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都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作为一位现当代的西方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受到过多方面的影响，就他的世界史的“全球历史观”和《当代史导论》的写作而言，则明显地受到了汤因比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思想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在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明确告诉读者:他的《地图集》的构想曾获得过前述两位的“批评指教和鼓励”，因而，在这本有600幅地图和50余万字的文字解说中，既有汤因比式的思辨的世界史构想，又借鉴与吸收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这一世界史著作的实践成果，是把两者熔于一炉而铸成的学术结晶。

“放眼世界，展示全球”，这是巴勒克拉夫在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的名言。这八个字可用来概括他的宏观世界史理论，也可用来概括他的《当代史导论》。回顾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及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引进，从1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到当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的翻译出版，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视野逐渐扩展的历史缩影。

【注释】

[1]《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又，三联书店还特将这部地图集的文字部分以《世界史便览》结集于1983年单独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书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第一辑)推出，初版发行8万册，流传甚广。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页。

[3]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1955，pp．8-10．

[4]转见Herbert Butterfield，Man 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44。

[5]参见同上书，第110页。又，在哥廷根学派史家看来，从全球角度来考察，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其基本点也在于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支配。

[6]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1页。

[7]汤因比的这句话，被印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的书皮上。

[8]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133．

[9]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27．

[10]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11]同上书，第243页。

[12]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217．

[13]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208．

[14]《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1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16]《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17]同上书，第254页。

[18]同上书，第258页。

[19]《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20]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21]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6页。

[22]A．J．Toynbee，AStudy of History，The one-volume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ames and Hudson Ltd，1979，p．10．

[23]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重印本，第53页。

[24]见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导言”第6页。

[25]海斯等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

[2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5～246页。

[27]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28]William H．McNeil，AWorld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