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的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导读教师:陈新

版本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的代表作，于1975年出版。在此之前，他出版的重要作品还有《疯癫与文明》(1961年)、《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等。目前国内对福柯思想的论述与评价均不少见，本文试图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阅读《规训与惩罚》，通过其中讲述的三个故事，一窥福柯思想的结构特征与学术实践的追求。

一

故事总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一基本结构。在《规训与惩罚》的经验层面，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方现代监狱诞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头极其残酷，那是1757年3月2日弑君者达米安被处以极刑的惨烈场面，到1840年1月22日梅特莱农场正式使用时，故事以那里呈现的一幅严肃紧张、规范平和的场景来结尾。这两个日子各自代表了某种惩罚形态的结束或开始，即，前者代表了过去的结束，它意味着，对应达米安所犯的罪行，施加在他肉体上的酷刑(四马裂尸与示众)是过去惩罚形态的极致，同时也象征一种作为常态的酷刑行将结束;后者则代表了未来的开始，也就是说，梅特莱农场针对少年犯运用的规训肉体的权力技术学使它成为一种极端的规训机构，因为农场既是少年犯的“修道院、监狱”，也是“学校、兵团”，它标志着一种至今适用的惩罚形态的开始。如此看来，这两个特殊日子中发生的事件分别充当了曾经或是当前的两种稳定惩罚形态的一般性表征，而监狱的诞生这个故事恰恰要表现两种稳定惩罚形态之间变迁的历程，于是，一种惩罚形态的结束便成为监狱诞生这个故事的开始，另一种惩罚形态的成形也就成了这个故事的结尾。

这样，在确定了福柯所描绘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之后，整个故事发生的时段已然清晰，现代监狱的诞生作为故事的情节框架亦大体明确，而地点也被限定，即法国(34页注)。我们不妨仔细看看这个故事情节是怎样展开和完成的。

福柯直言不讳，他写这部作品的兴趣在于“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33页)，这是一部现在的监狱如何形成的历史，因而就注定了故事将顺叙展开。对达米安惩罚的细致描述在现代读者看来太过残忍，作者告诉我们，这种判决和惩罚执行的仪式与背后支持它的产生事实真相的司法机制，如刑法算术学、司法拷问，事实上都是要证明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意志。因为公开处决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53页)。通过公开处决，君主重振权力，“它的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的演示，精细的仪式，总之，它的全部机制都蕴藏在刑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中”(53～54页)。在惩罚的仪式中，刽子手和作为观众的民众进入了福柯的视野，他们甚至是使“残暴”惩罚戏剧性地转变成“人道”惩罚的关键因素。

故事在福柯讨论公开处决场面下观看的民众时发生转折。一开始，民众目睹酷刑同时也目睹真相的揭示，接受酷刑发挥的儆戒作用;观看意味着参与惩罚，民众对罪犯的攻击被视为君主报复的组成部分(64页)。但是，民众与君主权力的对峙已经在暗中滋生。在“18世纪或稍晚些，某些刑事司法实践似乎已不再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66页)。民众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公开处决中那种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公开处决成了一种多义性的仪式，在其中，君主或国家权力的重建与民众感受到的威吓之间的张力日益加剧。公开处决逐渐成了国王暴力与民众暴力较量的舞台，它表现出君主权力的专横、暴虐和报复心，也表现出民众的暴力抗法。

18世纪的司法改革者力图避免两种暴力带来的危险，倡导以惩罚取代报复。福柯认为，这种转变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当时的改革者界定了作为权力衡量尺度的“人性”，它即便在极度罪恶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尊重(82页)，而是因为刑罚应该“人道”这一原则表达了改革者的某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计算原则，它能够很好地调控权力的效果(102页)。

司法改革意在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它是一种重新安排惩罚权力的策略，使之更稳定、更持久、更有效，以取缔传统惩罚权力结构中因为各阶层客观上保留了非法活动空间而造成的无规则状态。利益与权力的争夺随着18世纪后半期财产状况的改变出现了新的变数。原来得到容忍甚至鼓励的非法活动，现在分离为财产的非法占有(下层阶级、盗贼)和权力的非法行使(资产阶级、欺诈者)。在福柯看来，这种非法活动结构的改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在保留非法行使权力的领域时，要求打击对财产的非法占有，为此需要确定新的惩罚策略，它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也反对非法占有的地下权力(95～96页)。公开处决正因为汇聚了这两种权力而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强调刑罚合乎“人道”则是出于一种技术—政治学的考虑。原来靠惩罚产生预防效果，现在认识到要以预防作为惩罚的尺度。惩罚既要经济有效，又要控制整个非法领域，于是改革者发展出一种惩罚符号的技术，刑罚人道化背后隐藏的是惩罚权力经济学，它运用了启蒙思想家建构的话语，寻求普遍性、标准化的企图日益加强(112～113页)。

这样，福柯告诉我们，在18世纪晚期，就同时存在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除了基于旧君主制度的残暴方式外，还有两种改革者倡导的温和方式，它们都“基于一种认为惩罚权利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146页)。后两种方式，一种倾向把惩罚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它运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改造人的思想;另一种则把惩罚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它以监狱为依托，是一种强制性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惩罚权力模式(146～147页)。技术的方式最终被社会采纳，其原因就在于此时诞生了一种政治解剖学，它可以通过纪律制造出“驯顺的”肉体。

纪律通过控制小事来获得大的政治效果，它是权力实现对肉体精确控制的手段。规训使用了“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从其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这四个特点的个体(188页)。在“人是机器”的启蒙运动口号下，社会理想指向的是简单、易控、有效的机械化政府，规训造就的便是这种政府需要的“驯顺的肉体”。

福柯注意到，规训作为权力实施中的特殊技术，它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也视为操练工具，从而使权力通过分配和分类，成为一种精心计算、持久的运作机制。这种权力不如君权张狂，但它在微不足道之中显示出强大的侵蚀性。它采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的手段来实施这种谦恭而多疑、细微而有力的权力。以规训为主导的权力“物理学”无须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它偏爱操练惩罚，通过强化、加倍和反复多次的训练来消除与规范之间的差距而追求一律。纪律的出现使得权力愈来愈隐蔽而有效，人们都处于监视之中，个性的形成也将由规范、度量来表现，它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也是权力“物理学”技术制作的实体。正因为如此，权力才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权力(193～218页)。

权力的生产性源于它运用了一种全景敞视主义，这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226～227页)。这样，全景敞视模式是一种强制技术，它以虚构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感，形成了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其中的监视者一方面监视被监视者，一方面也被公众监视，从而使规训机制受到民主的控制。很快，这种模式便成为一种普遍功能传遍了社会(233页)。人们身处全景敞视机器之中，社会中的一切细节都受到监视。规训是一种十分经济的权力运作方式，它满足了18世纪人口猛增和生产机构发展的需要，“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245页)。

当规训的奥秘被揭示出来时，要理解以监狱为依托的那种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最后成为现代惩罚的普遍方式便不难了，而关注监狱诞生这个故事的回响却是赋予该故事意义的有效方式。

监狱作为“文明社会的刑罚方式”的诞生，的确标志着刑事司法走向“人道”，但也表明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259～260页)。监狱被称作“彻底而严厉的制度”，它集中了一切纪律，规范人的所有方面，隔离犯人使之不受外界干扰，并对犯人施展绝对权力。监狱作为教养机构，它具有监视和认识、了解犯人的两重功能，这意味着它在监视的同时也获得“治疗”犯人道德疾病的临床知识(279页)。监狱的对象是过失犯，而不同于刑事司法的对象，即罪犯，这是因为它实施的教养技术促成了过失犯与之同时诞生，说明过失犯存在的过失性状是对司法的报复。过失犯既是违法犯罪者，也是某种科学技术的对象。在监狱中，“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作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这才导致司法接纳了并非根源于它的监狱(286～287页)。

监狱的诞生，启动了统治阶级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新机制。它的人道化背后实则是一种惩罚艺术的转变。表面上，监狱的失败与它的改革不断要求强化教养技术，但在福柯看来，失败不过是监狱运作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构成监狱体制的有四种因素，即纪律因素、辅助认识因素、相反效应因素和乌托邦复制因素(305页)，那么，监狱从没有“失败”，我们应该在一种对待非法活动的总体战略中重新定位法定惩罚，而监狱及其一般的惩罚并不旨在消灭违法行为，它旨在区分、分配和利用它们(307页)。18、19世纪之交的非法活动将社会冲突、反对政治制度的斗争、对工业化的抵制、经济危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它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失犯罪是所有非法活动中的一种，它受“监狱体制”及其网络控制，成为一个对付其他非法活动的工具。福柯认识到，“由以监狱为中心的刑罚制度所牢固确定的过失犯罪，是实现统治阶级不正当的利润与权力流通的一种非法状态的转移和调用”(316页)。警察—监狱—过失犯罪三位一体并构成循环，它们的效果形成了现代社会惩罚机制的结构性特征，并使整个社会处于被监视之中。

监狱的诞生以梅特莱农场正式使用为标志，到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一种微妙的、分等级的“监狱网络”，它包容了遍及整个社会的所有规训机制(342～343页)。规训技术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监狱体系”使得惩罚权力变得自然与正当，它促成了“规范”这种新形成的“法律”出现;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人们应当认识到，监狱是与“监狱”机制相关的，它们都行使着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旨在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354页)。

福柯通过精细的历史性分析呈现出现代监狱诞生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在监狱诞生的背后是一种权力技术学的发展、规训机制的普及和人性的逐渐被统一。一切论述都围绕着监狱这一主题，并以福柯自身及前人对该主题的深厚研究为基础，为一种惩罚方式提供了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解释。然而，《规训与惩罚》的内涵并不局限于此，当我们关注其中一些看似零星散落的阐述，并将它们与福柯生活的情境相结合，我们还能读到另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正在完成的故事，它讲述了现代性何以展开，如今又该怎样受到批判并令它走向终结的故事。

二

在福柯的笔下，监狱诞生的故事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这是一个众多当代思想家所认为的欧洲新旧制度更替的时代，启蒙思想与科学理性的宣扬与扩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与成熟、学术研究的学科化与专业化等都始于这一时期，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中，这些现象都被视为现代性展开的表现。就《规训与惩罚》表述的监狱诞生的故事而言，我们亦可将该故事的展开解释为现代性确立的历程，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种表征，就如《疯癫与文明》提供了另外一种表征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福柯在陈述监狱诞生的故事时，也有意识地表现了现代性展开的故事，而其中蕴涵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则表明，这一故事在福柯生活的情境中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规训与惩罚》的主旨从不同方面表现出与传统观点的差异。当传统观点认为监狱诞生意味着放弃旧制度下的残暴而使刑罚方式变得更加“人道”、更加“仁慈”时，福柯指出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惩罚权力经济学的考虑，出于对刑罚效率的追求。这样，当人们将“人道化”与“仁慈化”归功于启蒙思想的观念“自由”、“平等”和“博爱”时，福柯却说，“‘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及其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102页)。经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竭力追求的。如何使行为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效用，并不只是惩罚经济学的根本追求，它还是现代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中的普遍追求，它促成思想家们为着经济而思索，并创造出各个学科的经济原则。

现代性对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追求表现在犯罪惩罚中，就有了以监禁涵盖介于死刑与轻微处罚或罚款之间的整个惩罚领域。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146页)。它所运用的规训原则正是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一书所倡导的原则。拉·梅特里曾说:“既然思想是很明显地随着器官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那么，那造成器官的物质当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一旦获得了感觉的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感受羞恶的感情呢?”^[1]监狱的时间表体现的是不断的操练、重复，使规训肉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进展形成习惯并改变精神，这正是拉·梅特里思想的实证化^[2]。现代监狱诞生有赖于“政治解剖学”、“权力力学”的诞生，它们是多样性起源汇合成的一般方法的成形与普及，最终提供了统一的、机械的模式。时间与空间的分割和定位与肉体及其操练相结合，便能够缔造出驯顺的肉体，它们构成了一部完美机器中的有机元件。此外，“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这是一种‘进化的’时间”(180页)，同时也发现了一种“进步”的意义。由此可见，线性时间、进步观念、完美社会这些启蒙的理想一一呈现在监狱诞生这个具体的个案之中。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如果说规训是一种技术学，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现代社会便是技术性社会。在其中，全景敞视机制的无限普遍化是缔造这个技术性社会的思想根源，而促成全景敞视机制产生的是经济原则，即权力行使以最小代价创造最大效应，并造成权力的增长。全景敞视机制为规训渗透到社会创造了条件，它使得权力可见但不可确知，使得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226页)，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监视社会，个人成为全景敞视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福柯对监狱诞生过程的描述内含了对现代性展开进程的描述，自此以后，现代性展开的故事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也可以通过监狱的不断失败与改革从未产生原则上的变化反映出来。监狱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以及教养原则的不断重申(302～305页)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明证，然而在福柯看来，持续的“失败”和改革恰恰表明了监狱体制的成功，在这些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惩罚权力经济学，监狱及其一般的惩罚有效地区分、分配和利用了非法行为，从而十分经济地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或者说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控制。

经济原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首要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监狱及其运用的规训方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时代获取社会管理利润的最佳方式。福柯在证明这一点的同时并不想将现代性展开的故事描述为一幕资产阶级成功的喜剧，因为向多数人揭示一个少数人进行统治的秘密就意味着反叛这一统治。我们若是将福柯的研究与他所处时代的学术情境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看出，《规训与惩罚》正是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篇檄文，秘密的揭示正是要宣告以现代性为主题的故事即将完成。

福柯在1976年说道:

近10年或15年出现了对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同时这种易碎性和这种不连贯的个别和局部批判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性在这些事实中暴露出一些东西，它们是最初没有预见到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的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抑制作用。^[3](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表述中，福柯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现代性的后果，即总体理论，它正面临着批判它、抑制它的潮流，也就是说，个别和局部的批判抑制了18世纪末以来占据主流位置的普遍性和总体性理论。一切总体理论都不过是个别性、局部性知识与统治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种结合使它们成为普遍性知识，结果它们“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4]贬低或者过滤掉其他个别性和局部性知识。福柯同样属于他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中抑制总体理论的行动者之一，他与同道学者对个别性和局部性知识的描述便是在为现代性展开的故事编写一个结尾。显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表现的监狱的诞生正是揭示一种局部的知识，用它来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的权力^[5]。当他着力于描述法国刑事制度的诞生时，他描述的也是局部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因为西方层面的总体性描述将使得故事缺少个性而变得简单化、抽象化(34页)，相反，对地方性、个体性、局部性知识的表现恰恰还表现出一种针对现代性而外显的对普遍性、总体性、整体性及其代表的权力的强烈反抗。

不难发现，福柯的研究旨在批判、抑制现代性。当他描述现代性发挥效用的过程时，不过是想让读者看清楚我们最后能够从哪个方面对它发动攻击。在20世纪70年代，以现代性为主题的故事快要结束了，福柯及其同道，多数是我们今天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正在努力为它画上一个句号，同时也因为自己的追求与写作实践，开始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三

《规训与惩罚》无疑是福柯学术实践的一个成果，它还表现出作者研究该主题时的那段生命的意义。如同福柯其他著作所代表的那样，学术实践是其生命的展现，他在这种实践中讲述批判权力、重申历史感的故事。如果说故事的开始与结尾意味着时间的始终，那么，福柯作为个体生命的死，应该算是他的故事的终结，然而，就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构成的差异而言，福柯和他的同道过去和现在不过在讲述着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这个故事旨在告诉读者，学术实践的理想是对同一性不间断的解构与对权力无止境的批判。福柯身处后现代谱系之中，他以其丰实的个体性与局部性叙述为这个新故事呈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版本。

《规训与惩罚》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

结束本书的这一终点应该成为一种历史背景。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都应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354页)

福柯研究规训与惩罚这一问题的目的并不意在描述某种超时间的客观监狱的诞生，在借助这一主题批判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同时，毋宁说福柯是在展示他持有的那种批判的武器，即带着历史感的谱系学。过去，关于谱系学的研究有尼采的成就，福柯并非企图在尼采那里挖掘出谱系学思想的起源，因为起源崇拜正是谱系学所避免的。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提倡谱系学必须与此时的历史性情境相融，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是其来源，但并不是那种不可变更的客观灵魂或精髓。从谱系学的视角来判断，《规训与惩罚》完全是一部实践着福柯谱系学思想的著作。当福柯倡导读者以此为背景来研究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与知识的形成时，他正是身体力行，为谱系学实践的故事谋篇布局。

谱系学反对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深以为然的永恒之物。对于传统史学而言，福柯如同尼采那样，认为它是一种依赖于形而上学的东西。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指出:

传统史学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这是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传统史学通过尽可能接近它们来完成这一点，将自己置于历史的高峰脚下，不惜冒接受那十足的青蛙的视角这样的危险。^[6]

这样做，是因为传统史学身处那种起源的幻象之中，历史学家信奉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在起源之处，存在着一种不变的本质或真理，而研究便是揭开戴在“已经是的东西”之上的由偶然、诡计等因素组成的面具。福柯并不拒斥对事物起源的认识，他反对的是历史学家将起源神圣化和纯粹化，并荒唐地认为其中已经包含了贯穿历史过程的同一性之根。福柯说道:

对血统的搜寻并不是奠定基础:相反，它动摇了那些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打碎了先前认为是统一的东西;它显示了先前想象为保持自我一致的东西实际上是异质的。^[7]

揭示起源的异质性是谱系学的策略，在《规训与处罚》之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福柯对起源的关注，如操练方式的来源(181页)、层级监视的来源(200页)、全景敞视主义规训机制的来源(235页)、监狱形式的来源(260页)……显然，按照谱系学的要求，福柯不会沉迷于在揭示各种事物来源时赋予其原初形态某种未来不可超越的目的性，而是清晰地告诉读者，时代变了，事物的性质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例如，如果现在说儆戒是惩罚的目的，那它从来不曾是唯一的目的，它“一直服从于诸如复仇、驱逐入侵者、赔偿受害者和恐吓他人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8]。这样，任何现存的事物并不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目的，过去、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在此意义上，历史不是形而上学，如果其中存在某种形而上学，那也只是历史学家们的构造。历史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机体”，“谱系学家需要历史来消除关于起源的幻象”^[9]。

《规训与惩罚》中那种惩罚权力经济学让我们记忆犹新。这是福柯借助谱系学方法进行的历史表现。福柯已经认识到，历史舞台是各种力量对抗与叠加的场所，在上面演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争夺的戏剧，人们争夺生存资源并将之同化，因此而产生逻辑。支配造成了规则，而规则施展着暴力。“人性并不是经历了无数战斗，直至到达普世的互惠，即规则最终取代了战争;人性在一个规则系统中慢慢从中获得进步，设置了它的所有暴力，从而从支配迈向支配。”^[10]于是，从《规训与惩罚》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经济学打过自己的小算盘后，要从司法改革前无规则的惩罚权力(87页)发展到改革之后的“规范化的权力”(353页)，传统认识中所谓的司法改革的人道化、仁慈化实际上不过是遵从了经济学原则。

在我们当下的学术情境中，不能将福柯单纯地看成历史学家，但由于谱系学同时也是现实的历史学(wirkliche Historie)，他实则更有资格成为现实的历史学家。谱系学需要以历史感作为它的特殊工具，这种历史感否定绝对真理、超历史的视角、超时间的支点、最终目的，它运用分辨、分离和分散事物的眼光，看到的是分歧和边缘事物，并分解自身的同一性。“历史感将人那里所有被认为不朽的东西都放在变的过程中。”^[11]同一性的瓦解与强调变化是后现代谱系的当代特征，在福柯这里，它们都是历史感规避了形而上学的效果。有了这种历史感，历史就不再是传统认识下的历史，而成了现实的历史，它是各种力量战斗时偶然的结果，既无原初目的，也无统一结局。当历史将它的命运交付给偶然性之后，历史便以区分、断裂的形式呈现，传统史学中的必然性和连续性也由此被证明是一种虚幻，表现的是一种非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情感。带着历史感的现实的历史学会愉快地关注那些低处的、边缘的、阴暗的、衰败的东西，因为传统史学的主题总是那些高处的、中心的、光明的和兴盛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历史学并不排斥传统史学的主题，而是对它们保持一种怀疑的目光。如果说传统史学表现了对确定性和同一性的崇拜，那么现实的历史学因其历史感，为的是揭示差异与分歧，从而进行解毒和治疗。如此，我们可以理解福柯何以选择疯癫、疾病、惩罚、性等传统史学中的边缘化主题。

借助于分析尼采的谱系学，福柯了解了历史感的三种用法，它们分别针对柏拉图式的三种历史学模式，即以滑稽模仿破坏实在性、以分解破坏同一性、以献祭破坏真理。于是，谱系学家以滑稽模仿的形式将传统史学的假面舞会带入狂欢，用不断呈现的面具(每一种面具都代表一种实在性)来消解原来那唯一的面具;或者，谱系学家以分解的形式，揭示那唯一的、同一性的面具(自我)之下其实有着无数的灵魂，而传统史学追求的同一性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幻想;或者，谱系学家揭示出历史学所戴面具呈现的那种客观性之下，有着求知意志的种种主观情绪，求知意志消除了知识主体的统一性，知识施展着暴力要求它的主体献祭，使人们为着求知而灭亡^[12]。历史感的这三种用法是瓦解传统史学实在性、同一性和真理的有效有段，而福柯以《规训与惩罚》作为谱系学方法的一次实践使这种历史感得以彰显。在消解传统史学、批判现代性的同时，福柯也从事着呈现一种后现代历史学的工作。如果像福柯自己说的那样，谱系学家是好的历史学家，那么，作为谱系学家的当代代表，福柯开启了历史学的新篇章。不过，谱系学拓展的故事刚刚开始，当我们也走出起源幻象以后，只能说，历史学的终点尚不可知，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知识并非与权力无关，历史学的命运将在权力的竞技场上决定。

【注释】

[1]拉·梅特里著，顾寿观译:《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3页。

[2]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也指出，百科全书运动在“技术上的兴趣不是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考虑，而地地道道地是(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技术知识的同质化”。参见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3]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5～6页。

[4]同上书，第8页。

[5]同上书，第10页。

[6]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此处引用电子文本。此文另有王简译本，可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65页。

[7]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此处引用电子文本。此文另有王简译本，可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65页。

[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此处引用电子文本。此文另有王简译本，可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65页。

[9]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此处引用电子文本。此文另有王简译本，可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65页。

[10]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此处引用电子文本。此文另有王简译本，可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65页。

[11]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2]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