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皮博迪·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导读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导读教师:张广智

版本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站在21世纪的桥头，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历史情怀不禁油然而生。当下，时贤正在回顾与总结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史学史家也忙着总结与思考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以往历史学的理解，其重要性是绝不亚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重要性的”^[1]。

而要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进行总结，令我们会立即想起1913年出版的现代英国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年)的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确是一部可资借鉴的史学史名著。为了更好地总结20世纪的历史学，我们的确需要追随前贤，写出类似古奇这样的“二十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经典名著，为此，我们更需要对古奇这部大作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一

古奇是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著述颇丰，对历史学的发展进程，尤其是近现代欧洲史学素有研究。在现代英国史家中，在对历史与历史学有双重思考与研究的学者群中，他或许可与比他晚出35年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相媲美。

1873年10月，古奇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曾就学于伦敦、剑桥等大学，毕业后又前往柏林和巴黎留学，受到德国兰克史学的极大影响。他长期生活在上层社会，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孕育出来的学者，又是一个在政界与学界同样活跃的两栖式的历史学家。早在大学时代，古奇就有心政治活动，并成为格拉斯顿派的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奉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留学归国后，他投身政界，但也不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06年和1913年，他两度当选为国会议员。从1911年开始，他主编了自由党月刊《当代评论》，并与这家刊物结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奇曾在英国外交部历史司供职，为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准备材料。1922—1925年，他当选为英国历史协会主席，1933—1936年出任英国和平理事会主席，1935年牛津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古奇称德国为“第二故乡”。他赴德留学，以及与兰克学派在英国的传人阿克顿的结交(1896年)，都加深了他对兰克史学的景仰。他长期奉行兰克史学思想的原则，著述丰硕，主要有《德国和法国革命》(1920年)、《当代欧洲史，1878—1919》(1923年)、《十七世纪英国的民主思想》(1927年)、《战后英国的对外政策》(1936年)、《外交和政策研究》(1942年)、《战争前夜:外交研究》(1936—1938年)、《当代史，1885—1914》(1947年)、《几种自由观》(1948年)、《从培根到哈里法克斯的英国政治思想》(1950年)等。他还主编有《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1783—1919》(1922—1923年)和《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1926—1938年)等。而其中《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最受学术界的推崇，称得上是古奇的代表作。

1910年，古奇为《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撰写了论述近代历史学成长的专文:《历史科学的发展》(第二十六章)，此文后来成为《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的雏形。经过不断增补与修订，大作终在1913年问世。此书一出版，即获西方史学界好评，古奇因此声名鹊起，得以跻身世界第一流史家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他对此书作过几次比较全面的补充与修订。此后，这部著作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其他多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甫一面世，美国著名史学史家绍特威尔就发表书评，称其为“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对史学亦是对文学的贡献”^[2]。20世纪50年代的修订本出版后，有论者更称其作是“对历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3]。

在中国，20世纪前期一些留美学人在学成归国后致力于近现代西方史学名著的译介工作，在当时与梁启超一起被称为“中国新史学派”领袖的何炳松贡献尤多。何氏曾于1924年翻译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祖师鲁滨孙的名作《新史学》而蜚声史坛，影响深远，其后，他曾出版《西洋史学丛书》之构想。据《何炳松年谱》所记，他拟将《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译成中文，计划把它列入《西洋史学丛书》出版，并于1929年春开始翻译^[4]。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何炳松后来中止了这一译事。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原拟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出版计划的古奇之作，在新中国又重新由该馆组译出版，即是目前所看到的耿淡如译本。该译本融会了许多后继者的辛劳^[5]，尤其要提出来的是谭英华先生，他从史学史专业方面作了大量的校注(见原书所标的“谭注”)，颇具功力，为读者理解这部原著提供了方便，亦为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增色不少。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叙述《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东传史，在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史学史的研究，既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著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著作及思想向外界传播、为读者所接受的过程的研究。从接受史学的角度而言，一位史家、一部名著、一种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等，何时传入他国，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输出后在输入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都应引起史学史家的关注，都应当从输入国的接受环境与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找到解释。

如此看来，为了加深对《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认识，我们不仅要细心领会古奇之书的自身内容，而且还要从上述角度，包括它的东传史作一番研究，唯其如此，才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该书历久不衰、常读常新的学术价值。

二

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内容宏富，是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系统总结与思考，据谭英华教授初步统计，全书涉及500多位历史学家，遍布10多个国家和地区，范围辽阔，头绪纷繁。1913年初版时有27章，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修订本增加了一篇。除第一章外，其他部分多采用分国阐述与专题介绍相结合的方法。第二至八章叙述德国史学，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第九至十三章叙述法国史学。第十四至十九章叙述英国史学。第二十章叙述美国史学。第二十一章主要述及除德、法、英三国之外的其余欧洲国家的史学。第二十二至二十七章纯属专题范围。

该书“导论”介绍了自初版本问世以来近40年的史学新成就。第一章题为“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如标题所示，概述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期间的史学状况，实际上仍具有导论的性质。只不过前一个“导论”是本书主题(19世纪历史学)的延伸，后一个(第一章)则是19世纪史学的溯源，两者前后呼应，构成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发展的全景。阅读本书，这是不可跳跃与忽略的重要篇章。

关于第二至八章德国史学部分，古奇大体是以兰克史学为中心，前后推溯、左右延衍来展开论述的。其中第二至五章述及兰克史学产生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在这一部分，古奇着笔于尼布尔的批判史学，留意于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为拿破仑战争激发起来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情况。

尼布尔的杰出成就体现在早期罗马史的研究方面，他在《罗马史》一书中成功地对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及其可信程度作出了批判性的考察。古奇认为，尼布尔的学术成果使他成为“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家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92页)，成为后代史学的榜样和典范。

与尼布尔专注罗马史不同，沃尔夫、博克与特弗里德·缪勒的研究则集中在古希腊文化方面。古奇写道，沃尔夫以其富有创见的《荷马诗篇绪论》，为近代批判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博克通过搜集古希腊铭文资料来考察希腊文明，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缪勒则借助考古学与神话学，再现希腊历史与文明。此外，艾希霍恩的名著《德意志法律与制度的历史》，使他得以“跻身于历史科学”创始人之列(133页)，并有力地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萨维尼进一步发展了前者以法律研究历史的方法。雅各布·格林的童话研究创立了条顿族起源的科学，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法是对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德意志史料集成》的问世，不仅孕育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精神，而且对后来的德国史学也发生过有力的影响。

而对于兰克，古奇指出，兰克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提出了历史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如实直书”)这一著名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在其附录中又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历史研究方面，这标志着“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179页)。而为兰克赢得世界大史家声誉的是他的代表作《教皇史》，这既仰赖于此书的丰富资料，更由于它的客观叙述。最后，古奇对兰克史学的贡献作了总结，认为兰克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的原则;他通过对权威性资料的分析、鉴别、考订，创立了考证的科学;他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并描写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使近代欧洲历史更加为人所知。兰克的史学家地位，是在他与他的批评者长期斗争之后获得的。兰克的学术讨论班(Seminar)，使他的许多门生在历史研究的广阔领域中赢得了盛名，其中威茨、吉泽布勒希特和聚贝尔的名字将永远与兰克的名字联结在一起，尽管聚贝尔后来背离了老师而成为普鲁士学派的一名主将。

普鲁士学派精神上的创始人是达尔曼。古奇指出，这一学派的三位主将，即德罗伊森、聚贝尔和特赖齐克使普鲁士学派驰名全世界，并对德意志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特赖齐克，他“代表德意志从联邦的瘫痪状态上升到1870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275页)。在他身上，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该学派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颂扬霍亨索伦王朝，宣传民族主义。

关于法国史学，古奇在第九至十章中以学派落笔，而在第十一至十三章则以专题展开。

关于法国浪漫主义学派，古奇主要介绍了夏多勃里昂、梯叶里、米什莱等人。他认为，“在拿破仑统治的沉重压抑毫无生机的时期，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打开了情感的源泉，扩大了想象的天地和激发了历史感”(301页)。而梯叶里的《对英国的征服》(全名应为《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表现出一种新的编纂艺术，他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产儿，想象力多于批判性”(313页)。古奇称米什莱具有最伟大的天赋，文笔富有表达力，能把庄严雄伟和诗情画意同他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他是史学领域的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最伟大的一个专心致力于历史的文学家”(318页)。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这部著作取得了艺术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但他终因心情过于激动和感情过分强烈而使历史研究缺少了精确性。

关于政治学派，古奇列举的人物有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及《英国革命史》都享有声望。米涅以撰著《法国革命史》而闻名。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史》也在历史学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古奇指出，政治学派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他们对国家比对个人更感兴趣，他们认为历史的解剖和生理比它的外形和色彩具有更大重要性”(332页)。

古奇关于19世纪法国史学的专题论述，包括法国的中世纪和旧制度、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研究。在中世纪与旧制度研究方面，他着重评价了古朗治及其两部名著《古代城邦》和《古代法国制度史》，并论述了他的史学方法;此外，还介绍了若干对旧制度作过阐述的著作。

在法国大革命研究方面，古奇认为拉马丁的作品为了颂扬革命而忽视了史实，而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则要认真得多，并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更清楚地阐明了大革命的性质，并开创了对革命的科学性探索”(395页)。该书的一个新观点是把革命作为旧制度的一种合理的延续。吉内的《法国革命论》曾引起震动，一个共和主义的思想家却猛烈地攻击雅各宾主义，颇使人们感到惊愕。泰纳的《现代法国的由来》一书，全面否定了大革命，认为法国人从1789年以来所做与所想一半像疯子，一半像孩子。索勒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较为公正与深刻，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地位也要高得多。奥拉尔著有《法国革命政治史》，但他的贡献在于对大革命时期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编订。

在拿破仑研究方面，古奇写道，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史》是形成拿破仑研究传统的主要因素之一，他的后期著作大大削弱了早期著作中的英雄崇拜主义。而泰纳则把拿破仑刻画得一无是处，说他不过是一个生非其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而已。马松、旺达尔与乌塞是三位著名的拿破仑崇拜者，由于他们的著作同时问世，对法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第十四至十九章英国史学部分，古奇最先论及的是哈兰，他开创了辉格派史学，其作品《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国内国际意义的近代英国史，是对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政治的一种持续的攻击和对1688年原则的歌颂，这种论点也成了日后辉格派历史哲学的权威。继之而起的麦考莱，则是该派最著名而又最雄辩的解释者，他的《史论》和《英国史》颇具影响，后者被古奇称作“自吉本以来在英国语言中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494页)。此外，作者还涉及托利派史家爱利森及其《欧洲史》，以及内皮尔、詹姆士·穆勒等人。

古奇认为，英国对古典社会的研究比其他国家发达，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希腊史著作出自提尔华尔的手笔，而在这方面作出更显著成就的是辉格派大史家格罗特，他的《希腊史》“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515页)，此书的缺点是太偏重于雅典，忽视了其他城邦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关于罗马史的批判研究，则主要归功于托马斯·亚诺尔，此外还有梅里韦尔。

在19世纪上半叶，除麦考莱外，给英国历史研究以重大推动的当数托马斯·卡莱尔。古奇认为，他的《法国革命史》既体现了他的道德与宗教信念，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人物刻画得生动形象，但卡莱尔并不能正确理解所述事件的性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为克伦威尔恢复了名誉，把他描写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人。《腓特烈大帝传》一书也显示了他的文才。古奇称“卡莱尔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不愧为最伟大的英国历史肖像画作者”(537页)。他的门生弗劳德的《英国史》便是按老师的指导精神来写的，把亨利八世也当作民族英雄。

英国史学中的牛津学派，从斯塔布斯开始引进德国的学术研究方法，用缜密的态度研究历史。古奇指出，斯塔布斯的《英国宪政史》持论公允，阐述广泛，是第一部记述英国民族生活的权威著作，也是探求英国宪法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牛津成为当时系统研究史学的一大中心，他与弗里曼、格林一起形成了牛津学派。但弗里曼与斯塔布斯的史学风格迥异，他在历史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历史的统一性观念，即认为欧洲从古希腊经罗马帝国再经中世纪至近代欧洲，其间不存在任何中断。格林比前述两人更富有创见，他的《英国人民简史》的问世，是“历史学上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568页)。这不仅因为此书的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主角。此举虽非首创，但格林却是以具体史实来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早的一位。

此外，古奇还指出，加第纳对英国革命的研究是根据大量公私案卷资料进行的，他的著作被认为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史学最坚实而经久的成就;莱基的《十八世纪英国史》的学术价值，可与前者的历史著作相媲美;西莱的《英国的扩张》是第一部从事这一专题研究的专著，后来成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圣经”;克莱顿的《教廷史》显示了作者的渊博学识与公允态度。

阿克顿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宣扬宗教与自由的结合，强调史家的求真与公正态度，但又说史家不仅是事件与意识形态的解释者，而且是道德的捍卫者;他还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深入理解当前现实的基础，而且也是德性的学校与人生的指导。但古奇认为，阿克顿学问渊博，思想深邃，富有文才，但却未能写出一部单独的大作，他应邀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在他生前出版了第一卷，“他把相当巨量的未曾用的知识带进了坟墓”。而另一位史家梅特兰以研究英国制度著称，他的《英国法律史》奠定了英国法律史研究的基础。

在第二十章美国史学部分，古奇写道，美国历史文献的真正研究始于贾雷德·斯帕克斯，班克罗夫特及其《美国史》则标志着美国史学的成年;美国史家对旧世界的研究，始于华盛顿·欧文，虽则他是一个文学家而非专业历史学家;普列斯科特的《墨西哥的征服》、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是更为出名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后者，被认为“足以代表美国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659页)。帕克曼的史家地位却经历了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马汉虽不是海军史的首倡者，但却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海军史的广泛意义，并能使非历史专业读者对它感兴趣的人。

在有关诸小国史学的第二十一章中，古奇分别论述了波希米亚、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俄国、波兰、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史学概况。需要指出的是，古奇在这里用“小国”这一概念，既有从地域大小，更有从19世纪的史学成就来划分的含义^[6]。

从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七章，作者开始采用专题的叙述方法，记述那些由各国学者进行合作的研究项目。

第二十二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述及法、德、英、美国学者对古埃及史的研究情况，其中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学的创立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第二节述及亚述学的创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第三节述及克里特文明的发现，以及关于赫梯、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古代文明的研究情况。

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介绍了19世纪西方史家对古希腊史的研究情况。古奇指出，由于施利曼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早期希腊历史的叙述传统。第二节则介绍了拜占庭研究的进展情况。(www.xing528.com)

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高度评价了蒙森及其对古代罗马史研究的划时代贡献，第二节介绍了其他罗马史研究者的贡献。

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叙述学者应用批判方法研究《旧约全书》与犹太人历史的情况，第二节则介绍新教学者为教会史的科学地位所作的努力。

第二十六章介绍天主教派历史学家的有关著述。

第二十七章专论19世纪西方学者，主要是里尔、弗赖伊塔格和布克哈特等人对文明史研究的成就，此外还谈到了兰普勒西特与兰克学派的争论。

以上是对《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简略的内容介绍。我们可以从作者或详或略或隐或显的陈述中，窥探其思想轨迹，寻求出作者的史学观念。

三

如果说古奇在政治上是一位亲德主义者，那么，在史学上他也是德国兰克史学的信徒。细读全书，我们可以察觉《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写作旨趣与编纂方法上，也是奉行兰克及其客观主义史学方法的，这一点是贯穿全书的，正如他在1958年“灯塔版序言”中所标榜的那样，“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公平，尽量了解遥远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那些我们所未曾具有的思想意识”，历史研究者应当是“一心一意献身于追求真理”(4页)，俨然一副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的面孔，一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所标榜的“如实直书”那样。

为了寻觅《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底蕴，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贯穿全书的近世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史学作一些分析研究。

客观主义史学肇始于尼布尔，而至兰克为集大成者，在这面旗帜下，兰克的门生威茨、吉泽布勒希特继续乃师衣钵，对此古奇书中阐述颇详。

兰克的确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祖师，虽则兰克史学比后者(客观主义史学)的含义要更宽泛一些。从兰克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824年)到他晚年的《世界史》，从标榜“如实直书”到“消灭自我”，都旨在向人们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史家撰史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即如古奇所赞美的“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平品质”(215页)，又指出兰克《教皇史》的出名在于它的“客观叙述”(190页)，兰克的其他历史著作也体现了这样的治史旨趣。这就是兰克史学中反复被人们宣扬的客观主义原则。

19世纪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背景，颇有助于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旨趣之张扬与传播。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这样写道:“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这部小说里的葛雷格来德先生说:‘我所需要的是事实……生活之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19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同意他的。在19世纪30年代，当朗克(即兰克——引者)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wie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7]

“如实直书”(即“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并不成功的“格言”，为何在19世纪得到了惊人的成功?此乃时代使然，19世纪西方人评价历史作品的首要标准是:真实性优先于文字表述。兰克的《教皇史》获得了政治取向不同的各界读者的普遍看好，这充分说明当时人们欢迎那种“客观叙述”的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19世纪的历史学区别于文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时代与学术的前提条件。

古奇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褒扬，反映了其学术取向，即信奉兰克所宣扬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

不过，客观主义史学是虚妄的，历史的编纂与编纂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主体行为，希望在历史研究中摈弃主观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想法。历史学家能否不带有任何道德情感、伦理价值与政治标准呢?能否抛开兰克所说的“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那个崇高的任务呢?显然不能。当代西方著名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论及历史主观性时，甚至这样说:“真正的主观性问题恰恰相反: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价值可能经常彼此非常的接近，以至于根本不可区分……在过去数个世纪中，历史著作史中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多少都能在过去的史学大师及有影响的史学家有意或无意采用的伦理的或政治的标准找到其根源。”^[8]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史学大师”兰克那里找到其踪迹，进而“找到其根源”呢?

尽管如此，就我们看来，兰克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还包括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在当时仍有其积极意义，总体而言，他们较之前的西方史学(例如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史学)还是最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归之于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此外，19世纪中期以后，兰克史学包括他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在德国各大学被广泛接受^[9]，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兰克的那一套治史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颇能适应当时的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的趋势，在历史教学和培养高级历史学专业人才中，它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

正如前引，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是对“历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这一评论并非虚妄，在西方史学史中，古奇此作确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史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观全书，这的确是一部有特色的书。

第一，它是对19世纪西方历史学作出的系统总结。19世纪是注重历史的时代，也是“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个时代，史学繁荣，史家辈出，在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西方社会，历史学尤其兴旺，仅古奇一书所列史家林林总总就有500余人。作者在1913年初版前言中说:

本书的目的是，总结并估价近百年中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描绘本行业的大师，追溯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名著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6页)

古奇此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初衷，尤其是对19世纪西方重要历史学派的分析、对学派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的勾勒、对一些史学大家的描绘、对19世纪史学新成就的阐述等，令读者印象深刻。当然，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与缺漏，如对马克思的评论，只有“马克思拘泥于他的经济决定论的体系”一句，真可谓惜墨如金，遑论其他更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介绍了;此外，该书对西方近现代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亦未论及，对影响遍及西方学术界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朗格诺瓦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作品等也未作介绍。这部分归之于作者的识见(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抱有偏见)，部分原因乃是个人的能力有限，靠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对19世纪西方史学这一系统工程进行总结，难免会顾此失彼或取舍失当。

第二，它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与德国兰克史学的糅合物。这一点在古奇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世道变迁、人间沧桑，他一味笃信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却始终不变，他所师从的兰克学派的传统史学方法也一成不变。如古奇早年标榜客观主义史学“如实直书”的信条，在1958年修订版的前言中还这样说:“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公平”，“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3～4页)。细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力图据此写作的，他采用寓论于史的笔法，记述事实而不轻易评论，征引原作而不擅自论断是非。但从根本上说，作为一名英国自由主义史家，他的偏爱与取舍都“始终隐约地流露在字里行间”。既要恪守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又要遵奉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这似乎是永远难以两全的，于是他不得不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窘境。但不管怎样，古奇的这本书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第一手的或现今已失传的原始资料，功不可没。平心而论，倘失去这一点，其书的权威性与学术地位恐怕也就难以成立了。

第三，它是古奇数十年来锐意进取与不断完善的学术精品。从本书1913年的最初版本至1958年“灯塔版”的问世，历经半个世纪，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修订，作者增补了这段时间内史学的新成就，调整了全书的布局，使之更趋完整，终于成了古奇全部著作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3页)。这种精益求精与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对那种知识浅薄而急于求成的浮夸学风不啻是一针有力的清醒剂。

古奇的这本书，是为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作总结的一种奠基性的工作。其书在20世纪初出版后，引发了另两部史学史著作，即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1937年)与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年)的出版，古奇之书对其有着直接与启导性的影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随着中译本的发行)，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史学史领域中都将占有一席之地。

行文至此，以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的一段话作结:

我们继续在热烈而又永不停止地探求真理，但斯芬克斯仍然对着我们微笑不肯吐露她的秘密。(4页)

探求真理，永不停止，这也是我们读《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所悟出的一点体会。

【注释】

[1]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代译序)，见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等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2]The American Historial Review，Vol．19，No．1(oct．，1913)．

[3]L·弗雷德语，见S·W·霍尔帕林主编:《近代欧洲史学论文集》，芝加哥大学1970年英文版，第74页。

[4]房鑫亮:《何炳松年谱》，刘寅生等编:《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50页。

[5]参见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编后记。

[6]古奇在“导论”中把“学术著作较少的国家”也归入小国类中叙述，在19世纪，德、法、英三国就其史学成就而言，当然是西方史学的“大国”了。

[7]爱德华·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8]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著，陈新译:《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9]参见乔治·伊格尔斯:《1760—1800年的哥丁根大学和历史学的演变》，《国际史学史》杂志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