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导读教师:周兵

版本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系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以下简称《屠猫记》)一书出版于1984年，向我们展现的是一项别具一格的历史研究，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我们过去自以为熟知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阐释。

一

作者达恩顿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对这种新视角、新方法进行了说明。他写道: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它试图不仅展示人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构想世界，并赋予其意义、注入感情的。不过研究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正途，而是走了在法国被称为心态史(l'historie desmentalités)的这条蹊径。尽管在英语中它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名称，但还是可以统称为文化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3页)

可以看出，达恩顿所谓的新观念、新方法就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手段，它带有很强烈的文化史的特点，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历史人类学，在近些年来的西方史学界，这种研究取向又常常更多地被归入到所谓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范畴。其中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从一个看似无法理解的、‘难懂的’仪式、文本或行动出发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其次它是一个“程式”，“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去理解他们的意思，去探寻意义的社会层面”;最后，它是“作为一个‘符号世界’的文化概念，共有的象征符号在其中‘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服务于思想和行动，塑型分类与判断，并配置警示或控诉”。因此，“要理解一种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溯赋予文化所用的象征形式中的真正意义”^[1]。一般的文化史研究，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大写的文化，即一种总体的文化，或者说是那些由上层精英们所创造出的文化形式。与思想史相比较，思想史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哲学家们的思想创造与传承，偏重于个体的人物及其思想、理论，而新文化史家研究的则是普通人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他们试图揭示普通人的世界观、宇宙观，说明他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现实并在日常的生活、行为、言谈、举止中表达出来，研究的对象也从个体转向多数人的群体。这种研究所要做的不是要把那些来自市井街头的普通人变成睿智的哲学家，而是要认识在寻常的市井生活中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慧。因此，新文化史主要侧重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层面，这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文化史的主要创新之处。

本书的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理念下展开的，同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可谓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如果说人类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田野调查、现场访谈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旧制度下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就是达恩顿历史研究掘之不尽的宝藏。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乃至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新材料不断发掘的基础上的，再加上新的理论、方法的解读和诠释，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达恩顿写道:

我相信，没有什么方法比徜徉在档案馆更好的了。……通过细细浏览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件，我们也许能够揭开一个迥异的意义体系。线索甚至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中。(4～5页)

本书的写作正是着眼于对各种新史料的重新分析，这些史料有的是新被发现的，有的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有的是人们早已熟知并已成定论的，但达恩顿却都将之阐释出新的意义来。

二

《屠猫记》全书分6章，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都是一项独立的历史个案研究，都是以一个文本为基础通过再分析和阐发而形成的。达恩顿希望读者不仅能够了解作者本人的想法和研究，还能够自己去阅读他所选用的那些文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因此在每章最后，达恩顿都把他所用的原始文本附录于后。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将《屠猫记》一书所作的研究视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更多地是强调方法和手段，而并不强求在结论上达成完全的一致。

全书各章的内容看似琐碎庞杂互不相关，却都统领在达恩顿的新文化史概念之下，旨在说明18世纪法国社会的特性。其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主要集中于18世纪的法国社会，依照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结构，审视从最普通的农民、工匠，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精神世界。

如第一章题为“农民讲故事:鹅妈妈的涵义”(Peasants Tell Tales: The Meaning of Mother Goose)。作者从“小红帽”这个几乎人人都非常熟悉的童话故事入手，却展示出了不为人知的18世纪法国农民的精神状态。在“小红帽”的故事被日后的民俗学家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之前，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便流传着大量类似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非常普遍。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过了后人加工修饰过的文学版本，那时的民间故事要显得朴实直率得多，甚至还有些粗俗和野蛮。达恩顿在书中引用了“小红帽”故事的一个早期版本，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结尾并没有猎人出现并杀死恶狼救出外婆和小红帽的圆满结局，而是可怜的小红帽和外婆一起都成了狼的腹中美餐，整个故事听来都是血淋淋的。狼的凶残、人的无知，以及这个世界的残酷，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细看这样的情节背后，其实正是18世纪以前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

如果仅仅从这样一则“小红帽”的故事和文本就事论事地分析其中潜藏的社会心态，并得出某种结论的话，不免流于简单。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止于此，他细细梳理了从心理学家到民俗学家对这样一种原始的文本及其隐含意义所进行过的各种研究，介绍了从中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各种民间口头文学的流传演变，引用了其他一些民间故事的内容作为旁证，结合当时农村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将之作为在印刷术和教育普及以前法国乃至西欧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讨论。其中所反映出的，正是那时候农民之间所流行的文化，“表现了如今业已消失的一个农民社会的情欲、价值、兴趣和态度”(53页)。书中所展现出的资料的丰赡、考证的翔实、分析的细致和方法的巧妙，充分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

此后的几章，达恩顿同样是利用史料进行分析，但展现的却又是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第二章“工人造反:若圣瑟韦亨的大屠猫”(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分析的是一群城市手工业者的民间信仰;第三章“一个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文本里的城市”(A Bourgeois Puts His World in Order: The City as a Text)，则是一个外省的资产阶级眼中的城市生活;接着他又把视线转向了巴黎和知识分子的世界，第四章“一个警探整理文件:知识共和国的剖析”(A Police Inspector Sorts His Files: The Anatomy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通过一个警察保留下的各种文件资料，来看他们表述现实的独特方式;第五章“哲学家修剪知识之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模式”(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édie)，对启蒙运动的重要文本《百科全书》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爬梳;第六章“读者对卢梭的回应:浪漫主义感性的构塑”(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根据读者对卢梭著作的反映和回响，说明卢梭是如何突破百科全书派而开辟出一条新的思想之路的。

达恩顿写道:

阅读的观念贯穿于全书各章，因为可以像读一个民间故事或一篇哲学文本那样去阅读一项仪式或一座城市。分析的模式也许千变万化，但在每一个事例中都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其意义——各个时代所刻录下的意义都保存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中。(5页)

就像人类学家解读一个原始的文化并获知其意义一样，文化史家可以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内在，这是达恩顿在本书中所展现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三

如前所述，本书是有关18世纪法国文化史的若干个案研究的一个合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便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大屠猫的故事。尽管用屠猫这样一个略显夸张的题目作为书名，或许是出于出版发行方面的考虑，但这一部分的分析的确是全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作者在全书6章中所作的最精辟、最具条理性，也是最完整的一项个案研究。以下我们不妨通过对它的具体介绍，来进一步了解达恩顿的治史理念和方法。

首先来看资料的使用，也就是作者赖以展开整个历史分析的基础——文本。18世纪60年代初，巴黎的一个名叫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工人，留下了一部回忆自己人生经历的手稿，在其中记录了他30年代在巴黎的若圣瑟韦亨印刷工场(或作坊)当学徒时的一段经历。孔塔写道，当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苦，工场里有两个学徒，一个叫热洛姆(Jerome)，也就是孔塔为自己在书中虚构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列维耶(Léveillé)。他们一起住在工场的一间肮脏阴冷的房间里，每天几乎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刻不停地跑腿打杂，还要受到来自其他工人的侮辱和作坊主的虐待，但换来的只是一顿顿残羹剩饭。食物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怒，他们非但不能同作坊主夫妇同桌吃饭，只能在厨房等着他们盆子里吃剩下来的残渣。更加糟糕的是，厨子有时甚至还会偷偷地把剩饭剩菜卖掉，而让学徒们吃猫食——那些腐烂变质的食物没人会吃，即使连猫都不要吃。

这种人不如猫的强烈对比让孔塔把话题转到了猫的身上，猫在他的整个叙述中以及在若圣瑟韦亨的印刷工场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作坊主的妻子非常喜欢猫，对其中一只灰猫尤其宠爱。对猫的痴狂似乎在整个巴黎的印刷业中蔚然成风，至少在许多作坊主中情况确实如此，当时的工人已经称他们为资产阶级(bourgeois)。有个作坊主爱猫成性，一共养了25只猫，而且还为它们画像，喂它们吃烤熟的鸟肉。而与此同时，学徒们却不得不疲于应付那些在大街小巷，甚至工场车间里四处乱窜的娇贵的宠物，它们的地位令学徒的生活显得更加悲惨，整晚都有猫在学徒们的屋顶上打闹、嚎叫，吵得他们无法入睡，而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就要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作坊主却可以睡到很晚，甚至不跟工人们一起工作，而由工头负责作坊的日常管理。

这样的境地令学徒们实在不堪忍受，一天晚上热洛姆和列维耶决定试着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善于摹仿各种声音的列维耶爬上屋顶，偷偷地躲在作坊主的卧室附近学猫叫，可怕的声音让他们夫妇一刻也不能安睡。连着几个晚上都是如此，这使他们误认为猫都中了邪，于是命令学徒们想办法把猫除掉。这正是学徒们求之不得的结果，在其他工人的帮助下，他们拿起可以找到的各种工具开始了一场对猫的大屠杀。

尽管女主人特意关照他们不要伤害她最爱的灰猫，但列维耶和热洛姆还是首先就把那只灰猫给杀死了，然后在房顶墙头、屋里屋外，把能够发现的所有猫都扫荡一清。他们还把那些抓到的猫放进袋子集中到院子里，整个工场的工人都聚集在一起对猫进行模拟的审判，分别有人担任法官、警卫、忏悔牧师和刽子手。在宣布了罪状、执行完最后的仪式后，他们就把猫吊死在临时的“绞刑架”上。目睹了这恐怖血腥场面的作坊主夫妇，虽然心里颇多抱怨，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学徒和工人们继续在“兴高采烈”、“混乱无序”和“哄堂大笑”中狂欢。

这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屠猫的事件给印刷工场辛苦乏味的生活添加了快乐的元素。在以后的日子，列维耶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和表演这场有趣的闹剧。在印刷工们的行话里，模拟工场生活中发生的有趣事件，被称作“拷贝”，比如模仿羊的叫声等，这是他们平常最主要的寻开心的方式。孔塔回忆道，列维耶总能做出最滑稽的“拷贝”，引来大家的喝彩声，这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上的活，或是大声叫好，或是敲打工具发出各种声响以示共鸣。而在所有的搞笑闹剧中，大屠猫的“拷贝”，在热洛姆看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事情。

然而，令现代的读者困惑不解的是:这种事情究竟有什么滑稽可笑的?无聊地学羊叫和反复重演对那些可怜生灵的屠戮究竟乐趣何在?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工人们乐此不疲、如此兴奋的呢?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已经使我们无法理解前工业化时代欧洲手工业者们的笑料。于是乎，达恩顿就此提出可以借鉴人类学的做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人类学家认为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突破口，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一个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你已经开始一步步接近它的谜底了，“通过理解大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78页)。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指出，要理解大屠猫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它发生的背景或“语境”(context)，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的，包括在巴黎印刷业中的作坊主与工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节日的，模仿自狂欢节和‘满师礼’等仪式;象征的，赋予猫以多种意义使它成为魔鬼的化身、家庭成员的替代品和女性淫荡的象征。”^[2]达恩顿就是依据这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他对大屠猫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

首先，如历史学家所必须做的那样，是对其使用的资料进行最基本的考证。对达恩顿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一个孤立的文本而展开的，因此必须说明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印刷工人，尤其是排字工，是手工业者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不像其他目不识丁的下层劳动者，在两三个世纪以前他们是少数几个能够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生活的行业之一。孔塔的文本属于存世的大量印刷工人的自传之一，尽管存在着不少语法和拼写的错误，但它的内容在其中还是较为全面丰富的一种。经过后来整理者的校正、编辑和考订，其真实性亦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达恩顿也指出，必须要把孔塔的文本同实际发生的事实区别开来，我们读到的只是孔塔对事件的叙述，是他个人的版本，其中不免虚构、夸大、杜撰和歪曲的成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历史学家来去伪存真，通过解读文本从而揭示其中隐含的深意。

大多数读者对大屠猫故事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它表现了下层手工劳动者对业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作坊主的一种无声和间接的反抗，反映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日渐明显的对抗与矛盾。孔塔叙述的背景就是这种工人与作坊主间强烈的对比，它表现在一些生活的基本内容上:工作、食物、睡眠。而在工人之中最低级的学徒尤其境遇悲惨，他们甚至还不如作坊主豢养的宠物，猫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学徒之上。总的来说，根本的矛盾还是在于包括学徒在内的全体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因为“文本中清楚表明，屠猫反映了在所有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一种仇视:‘因为作坊主们爱猫;所以(工人们)恨它们。’在策划了屠猫的行动后，列维耶成了作坊里的英雄，因为‘所有工人都团结起来反对作坊主，足以说明在全体印刷工人心目中都认为他们(作坊主)是坏的’”(79页)。

史学界过去一般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前的手工生产阶段，劳资关系还处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作坊的劳作和生活甚至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美满的大家庭，不论是作坊主，还是普通工人，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共同工作。这同孔塔描述的现实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于是达恩顿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到1740年时巴黎印刷作坊中的和谐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www.xing528.com)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恩顿追述和分析了一些相关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文本解读这样一个狭小天地里跳了出来。17世纪后半期，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大的印刷工场开始兼并和淘汰那些规模较小的作坊，整个行业被少数作坊主所垄断。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虽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他们的处境却开始恶化。由于工场数量的相对减少及其规模的扩大，每个工场工人的绝对数量在增加，加之工场只能是家族世袭经营，因此一个熟练工人几乎不可能在日后创办自己的作坊，而从工人上升为作坊主。唯一的机会也许是娶作坊主的寡妇，但这种可能并不太经常发生。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工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来自他们之下的学徒们的工作竞争。对作坊主而言，学徒是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学徒。连对称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匠或工人(journeyman)又被叫做“雇工”(àlouer)，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称为作坊主的“同伴”(compagnons)。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由原先同雇主间的合作关系逐步沦为他们的一件商品，这也正是孔塔自传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的基本背景。

达恩顿又列举了瑞士纳沙泰尔印刷行会(Sociététypographique de Neuch0tel，简称STN)的档案作为旁证，对劳动者地位的变化趋势作进一步说明。虽然该档案不是直接的证据，但18世纪印刷行业的基本特征及其出现的主要问题还是非常相近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在巴黎乃至法国，类似的档案没能得到完整地保存，STN档案却正好提供了诸如作坊主如何雇佣、管理和解雇工人等重要的信息。资料显示，当时大部分印刷工人的工作都极不稳定，流动性也非常大，作坊主常常根据临时的工作需要而招募工人，等工作一结束就解雇他们，因此雇佣和解雇非常频繁。作坊主总是抱怨工人懒惰、打架、酗酒、旷工，他们与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对立。

于是达恩顿得出结论:

在某一时期，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工人同作坊主也许曾经共同生活在一个幸福大家庭中，但在18世纪法国和瑞士的印刷厂里，它已经不复存在了。(82页)

包括孔塔在内的印刷工人都相信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论是作坊主还是印刷工都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手足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但到了18世纪，这种局面已经完全变了样，作坊主已经完全脱离了繁重的手工劳动，而成为了雇主和资本的拥有者，在日常的社交、饮食、习惯等方面都过着同工人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现实中工人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现实同过去的强烈对比，令学徒和工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敌对心理，情绪的郁积需要发泄，并最终爆发为屠猫的行动，一种无声的反抗。

四

达恩顿带领我们首先从文本中了解了基本的事实及其背景，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选择猫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的对象?为什么屠猫的行动能够带来快感和满足?作者将他的分析从前一部分关于社会史或经济史的讨论转到了文化史的领域，试图去发现民间仪式和符号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也是在达恩顿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他的分析从仪式和象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了猫在文化中的特殊含义。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狂欢节(或称嘉年华)对于处在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可以暂时抛开通行的社会准则，在仪式中不顾贵贱、等级的束缚，在狂欢中将规则颠倒过来。在狂欢节期间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例如乱性、打闹、恶作剧……不受约束、毫无顾忌。

在许多狂欢仪式中，猫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勃艮第，狂欢节的人群通常在粗犷的音乐声中对猫大肆虐待，撕扯皮毛让猫发出凄厉的惨叫，成为了狂欢节中的一项重要仪式。再如，在每年6月24日为纪念施洗者约翰举行的狂欢节上，人们围着篝火又唱又跳，然后把一些被认为有魔力的东西扔进火中，以求消灾祈福。猫是最常被用来投入火中的东西，或是被装进袋子，或是用绳子吊着，或是直接绑在柱子上烧。巴黎人一般把猫塞在布袋里直到其烧成灰烬;在圣夏蒙(Saint Chamond)，人们更喜欢在猫身上点着火追着它满街跑;在勃艮第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有围着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猫跳舞的风俗;在梅斯(Metz)地区，人们将十几只猫同时放在柴堆上把它们一起活活烧死。参加这些仪式的，一般包括了来自各个等级和社会阶层的人，几乎是一项全民的活动。

除此之外，各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和仪式。以印刷业为例，印刷工人们每年都要在他们的守护圣徒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纪念日里举行游行和宴会。在18世纪，工人们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逐渐被作坊主剥夺了，但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工会里进行庆祝仪式，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他们还会在聚餐后举行一场模拟的审判。孔塔把印刷工人工会比喻为一个微型的“共和国”，有着他们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人一旦违规，都要接受处罚，通常是交少量的罚款充公，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大吃一顿，闹到很晚方才罢休。

此外，一个工人从进作坊当学徒开始，一直到他满师、离开作坊，甚至结婚生子，工会都会有相应的仪式，之后一般都以凑份子聚餐而结束。孔塔的自传里介绍了四种比较重要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刚进作坊当学徒的“围裙礼”，一是四年后正式成为一名排字工而举行的“满师礼”。从中我们看到，工人们的世界尽管平凡而普通，有时甚至无礼放肆、缺乏教养，但仍然严格地坚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这些固定的仪式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属于工人自己的亚文化，并与资产阶级的作坊主亚文化形成强烈的对立。

然后再进一步来看一下猫的象征意义。达恩顿指出，在各种文化中，不同的动物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具有了不同的仪式价值。而虐待动物，尤其是猫，几乎是一种遍及近代早期欧洲的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因此，若圣瑟韦亨的学徒和印刷工人们大屠猫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文化赋予了猫和屠猫特殊的意义。

达恩顿依据民俗学对动物象征体系的研究，认为猫在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中主要有三种文化象征意义。第一，“猫”象征女巫，“屠猫”则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达恩顿分析指出，在许多民间迷信中常常认为女巫会假借猫的样子来实施魔法，蛊惑人心。而破解这种巫术的办法就是通过残害猫令其丧失魔力，比如割尾巴、剪耳朵、打断腿、扯掉或烧掉皮毛，尽管听来有些残忍，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第二，猫和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常常被看作是二位一体，也就是说，“猫”象征主人，杀死一只猫可以给它的主人及其全家带来不幸。因此，工人屠猫的行为，尤其是把女主人最爱的宠物灰猫先除而后快，一方面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另一方面上则表露出他们对作坊主及其妻子的仇恨;他们本身也在屠猫这种象征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与快感。第三，“猫”象征了“性”和淫荡，暗指作坊主妻子的淫荡和不忠。通过猫的象征意义，工人们将女主人与猫的淫荡画上了等号，并藉以暗指作坊主的愚笨和被戴绿帽，从中弥补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最后，“猫”还象征了在狂欢节仪式中经常出现的“审判”和“行刑”。工人们对猫的模拟审判和处决，实际上就是以猫为象征对作坊主进行了一场缺席审判，猫的有罪代表了作坊主的罪恶，对猫的处决也就是作坊主应受到的惩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借此希望恢复公平、秩序和过去的传统。

由此达恩顿得出结论，大屠猫事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更不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和信仰，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即便是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象征体系。工人们藉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实现某种平衡。

五

达恩顿从单纯的文本入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用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主张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这种方式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它为我们指向了一条新的历史研究的途径——从心态史转向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道路。

不得不承认，达恩顿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他所使用的史料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和有足够的代表性，不论是“小红帽”的童话，还是大屠猫的故事，都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最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不具备典型性和普遍性，从单一的文本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达恩顿希冀仅仅通过6个文本，就可以涵盖从农民、工人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省和乡村到巴黎，包含整个18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文化和思想体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积累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和任务。

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罗杰·夏蒂埃，就对达恩顿的《屠猫记》一书所使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提出了率直的批评。他认为象征符号并不是像空气一样人人都要呼吸，为所有人所共享的，“恰恰相反，它们的意义是不稳定的、易变的、多义的”^[3]。因此，人们并不能轻易地对它们进行某种解释，轻率地假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某种文化(如18世纪初的巴黎印刷工人的文化)是按照一定的符号体系而建构起来的。在《新文化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也总结了夏蒂埃的这一批评，“他(夏蒂埃)质疑这种假设，即‘符号形式被组织成一种‘体系’……(因为)这假定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彼此的相互依赖，反过来又假定存在有一个共有的和统一的符号世界。’尤其是，一种‘普遍的习惯用语’如何能够说明所有的文化表述?换句话说，夏蒂埃以吉尔茨式的解释模式寻求意义的有效性，因为在文化形式的挪用或运用中它往往会淡化差异。寻求秩序和意义的强烈要求模糊了冲突和斗争的存在”^[4]。

除此之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不能同历史学家基于历史资料的研究方式简单地画上等号，而不加甄别地将之用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上。夏蒂埃指出，“诸如‘文本’或‘解读’等术语的隐喻性用法总是有风险的，但当在人类学调查下通向目标的唯一途径只是一种书写的文本时，甚至更加冒险”^[5]。因为，人类学家所解读的文本，或仪式、符号，都是直接地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而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文本是经过某位作者的加工，是间接的。以达恩顿所解读的屠猫的文本为例，它同吉尔茨所分析的巴厘岛的斗鸡仪式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了叙述它和解释它，历史学家要依赖于一份事先早已写好的报告，一份业已存在的文本，其中被植入了它本身的特殊目的。虽然这个文本展现的是事件，但作为一种书写行为结果它也在构成事件”④。为达恩顿提供屠猫这一事件的，并不只是一个目击者，而且还是一个文本的制造者，而他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一种间接得来的文本之上的，这势必要求历史学家的解读工作同人类学家的做法有所区别。

但是，不论如何，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所展示出的历史人类学倾向，正是其文化史观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且他还深深地着迷于对历史上的符号和象征的人类学解释，并以此为乐事。在追溯文化史的源流中，达恩顿以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例，认为在文化史家中早已注意到通过揭示象征的比喻关系来帮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工作，“赫伊津哈主张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参与模式发生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表现的关系”^[6]。须知道，赫氏关于象征主义的想法，形成于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而今它业已是当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了。达恩顿将自己定位于同时受到文化史的传统和人类学影响下的历史学家，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把它们运用于自己的文化史研究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拘于某种特定概念和理论的象征主义，而“倾向于宽泛地使用‘符号’一词，将之联系于任何传递某种意义的行为，不论是声音、影像还是手势”^[7]。他也相信人类学的理论确实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进行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在一次访谈中达恩顿进一步谈道:

为了逐渐形成一种恰当的人类学方法，必须求助于人类学理论所发展而成的象征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还有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凯斯·巴索(Keith Basso)、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其他等人的。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一样东西代表另一样这种简单的想法。……不，人类学家们都坚持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它们能够传递许多不同的意义，尤其当它们被用于仪式中时。^[8]

在距离《屠猫记》出版二十年后，达恩顿更加坚信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了。他表示，即便是人类学也“已经变得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同时，也会常常作档案的研究，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其所研究的文化深层的、时间的维度。旧的人类学家研究空间中的文化、历史学家研究时间中的文化的差别已不再存在，对于像克利福德·吉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甚至从未有过”^[9]。这样的信念深植于达恩顿的文化史观中。

【注释】

[1]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in Cultural History: Betw 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8，p．96．另参见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and Frenchnes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7，No．4(Dec．，1985)，pp．682-695有关部分。

[2]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p．98．

[3]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p．104．

[4]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in Lynn Hunt 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2-13．

[5]④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p．99．

[6]Robert Darnt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1990，p．333．

[7]Robert Darnt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337．

[8]Robert Darnton and Marek Tamm，“Interview with Robert Darnton”，Eurozine，2004-06-21，in websit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2004-06-21-darnton-en．html．

[9]Robert Darnton and Marek Tamm，“Interview with Robert Darnton”，Eurozine，2004-06-21，in websit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2004-06-21-darnton-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