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名著导读：马丁·盖尔的归来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的归来》

导读教师:周兵

版本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1]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历史学家。专长于16世纪法国史、英国史研究，尤其侧重文化与宗教生活及妇女史方面，先后任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86—1987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要代表著作有《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Duckworth，1975)、《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与性》(Society and the Sex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15th-18th Centuries: Bibliography，Berkeley，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4)、《边缘女性:三部17世纪传记》(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和《奴隶、电影、历史》(Slaves on Screen: Film and Historical Vis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等。

一

1982年，一部以16世纪法国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影片对历史生动而真实的再现，受到了从普通观众到电影评论家和职业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欧美史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历史与电影(或是影视史学)的学术讨论。这部名为《马丁·盖尔的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的电影取材自法国历史上的一起真实案例，由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ld Depardieu)、纳塔莉·巴耶(Natalie Baye)主演，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导演丹尼尔·维内(Daniel Vigne)。在剧组里，另外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成员，她就是担任电影历史顾问的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戴维斯的参与，为电影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电影不仅在场景、服装、道具等方面忠实地还原了16世纪法国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历史事实及语言对白等方面，也通过发掘史料尽可能地予以再现。由于较为成功地将历史与电影的叙事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兼顾了戏剧性和历史性，因此这部电影自公映起，就被推崇为历史电影的代表作，而历史学家则评价其为影视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纳塔莉·戴维斯并不满足于此，她仍深深地感受到虚构的、视觉的电影终究不能完全代替历史的解释，诸如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心态等历史因素往往是演员的表演和台词所无法传递的。于是，她又在1982年专门写作了《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用更为熟悉的历史学家的语言重新分析了这个离奇而富有深意的历史事件，在法国同电影剧本等一起出版。第二年，戴维斯的著作英文版单独成书出版，在电影的巨大影响之后，又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马丁·盖尔热”。

马丁·盖尔的故事发生于16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蒂加(Artigat)的小山村，14岁的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又译为马丹·盖赫，1525年生)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与邻村富裕的贝尔特朗德·德·罗尔(Bertrande de Rols，又译为贝彤黛·德·荷尔，1523年生)结婚。马丁相貌平庸(身材高瘦、黝黑、擅长剑击)而且患有性无能，因此两人婚后八年一直没有生育，贝尔特朗德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恶毒的诅咒，即“女巫魔法的束缚”，直到八年后一位老妇人告诉他们如何解除咒语(进行了四次弥撒，吃圣餐仪式中的面包、糕饼)，而有了第一个儿子——桑西(Sanxi，又译为桑克西)。

年轻的马丁并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婚后一直“梦想摆脱小麦、砖窑、家产以及婚姻”，而过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直到有一天他偷了父亲的谷物，因为害怕惩罚，“根据巴斯克人的礼教习俗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借机离开家乡(1548年)到了西班牙。马丁经过一番游历当上了西班牙枢机主教的侍从，并曾在战争(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作战)中负伤而断了一条腿。

马丁失踪后一直杳无音信，在这些日子里，贝尔特朗德始终坚守贞操没有再嫁。直到八年后(1556年)，一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人离奇地回到了阿尔蒂加，他的真名叫阿尔诺·居·迪勒(Arnaud du Tilh，又译为阿尔诺·居·逖勒)，尽管冒牌的马丁与真马丁有着鲜明的区别，他“身材略为矮胖，强健结实，不擅长运动”，但却“能言善辩”，有着“令演员嫉妒的记忆力”，而且是个“放荡的”、“生活糜烂”、“沉迷于每种背德行为”的年轻人，但八年的时间已经渐渐磨去了人们的记忆，而且迪勒经过“煞费苦心的准备、推敲、背诵、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与生活”，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身份信以为真，最重要的是，贝尔特朗德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丈夫。阿尔诺之所以会假冒失踪的马丁，是因其在1553年退伍后(他曾离开家乡投入军中，为法王亨利二世作战)，于归途中遇到两位马丁的朋友，误把他当成了马丁，于是生了冒名顶替马丁的念头，他还设法摸清和记熟了有关马丁的各种情况。

此后的三年里，假马丁和贝尔特朗德相亲相爱，“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与其他村民的相处也相当融洽。但当阿尔诺开始以马丁的身份出售继承的家产，甚至要求叔叔皮埃尔(Pierre Guerre，又译为皮耶)交出自己离家期间暂时掌管的财产，并且提出控告时(但最后获判无罪)，这些做法引起了皮埃尔的不满，也使得早已怀疑其真实身份的叔叔逼迫贝尔特朗德控告阿尔诺(但她希望败诉，并且希望法官判决他是她的丈夫)。

这件事先是闹上了希厄(Rieux)的地方法院，法庭最后判决阿尔诺无罪(在150个证人中，60人不确定，其他肯定与否定者大约各半)。不服判决的皮埃尔向图卢兹(Toulouse)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高等法院根据注重“品质而非证人的人数”、“宁可错放有罪者，也不可误罚无辜的人”等原则，以及由于法官让·德·葛哈斯(Jean de Coras)同情新教徒的立场，即将准备作出有利于阿尔诺的判决。而就在这时，一个拖着木腿的男子出现了，他自称是真的马丁·盖尔。

真马丁的突然出现不仅令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也完全改变了法庭的判决。最后，阿尔诺以冒名顶替、窃取继承权、通奸罪被处以绞刑;而贝尔特朗德则因法庭相信她是因为轻信而受到了蒙蔽，最终被安排进了女修道院。至于马丁，法庭将其当年的离家出走归咎于年轻和冲动，考虑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残疾、财产与妻子的遭遇已经足以作为惩罚而没有继续追究。

二

本书述说的时代与对象是16世纪法国的下层农民，在那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不能读书写字，而且没有照片，画像也不多，没有录音机与指纹鉴定技术，没有身份证和出生证明，就算教区出生和死亡的记录有所保存也往往并不齐全，有关农民的日记、自传、传记、家族史等都非常之少。然而关于马丁·盖尔的这个离奇故事在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有关审判以及真假马丁·盖尔的传闻在当地流传广泛，事后不久就有两部关于此案的书籍问世。其中尤其难得的是，亲自参与了马丁·盖尔一案审判的图卢兹法院法官让·德·葛哈斯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第一手的记录，他在1561年将这起案件的整个过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包括所有证据、证词、法庭的辩论和判决，以及他本人的一些评论等。他的这本书在16世纪非常畅销，先后出版了法文、拉丁文等多个版本，被重印了很多次。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作家吉约姆·勒修尔(Guillaume Le Sueur)，也在他的地方史著作里，记录了马丁·盖尔的案件，在史料上印证和补充了葛哈斯的回忆。此外，像蒙田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也都曾对这个案件发表过评论。即便是在400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当地的人们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在现代，先后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出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

激发戴维斯写作这部历史著作的灵感亦来源于此，但历史学家的工作要更为严谨。戴维斯对资料的可靠性尤为重视，她不仅对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葛哈斯和勒修尔的记录细加考查，对其版本、文字等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对两者记录的真实性相互验证;而且还对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如对法国南部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同许多传统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一样，戴维斯在书的第一部分就对故事发生的背景作了详细的交代，包括人物的背景、地理、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当地的风俗民情等因素。同布罗代尔所强调的作为结构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长时段”历史不同，戴维斯将这些因素首先予以陈述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和重现历史人物基本的生活状况，使读者了解历史事件形成、发生的背景和环境。

通过考证，戴维斯发现，盖尔一家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是来自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1527年老桑西·达盖尔(Sanxi Daguerre)带着全家(妻子、儿子马丁、弟弟皮埃尔)离开了祖辈世代生活居住的巴斯克地区搬到了阿尔蒂加。阿尔蒂加属于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位于比利牛斯山下的平原地区，经济上以种植业为主，处在以图卢兹为中心的法国南部贸易网的沿线，是一个没有很强的贵族或教会势力、相对自由和独立的小村庄。达盖尔一家为了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还把自己原本巴斯克味道十足的姓改成了盖尔，以后马丁同贝尔特朗德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盖尔一家为了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举动和标志。

整个马丁·盖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间的关系而展开，失踪的马丁·盖尔、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居·迪勒和先被抛弃再受“蒙骗”的妻子贝尔特朗德·德·罗尔。戴维斯非常细腻地依次向我们描绘了这三个人物，试图从中寻找和解释影响他们日后行为的内在原因。

马丁内向、软弱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家出走是整起事件的起因，戴维斯的叙述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点。马丁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全家来到了阿尔蒂加，这对小马丁来说，是个全新而陌生的环境，这里的人甚至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可以想见，他的适应过程一定是非常艰难的。戴维斯指出，在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时，马丁一定因为自己的名字而受到过不少戏弄，因为虽然那时候马丁这个名字在巴斯克地区非常普遍，但在朗格多克却并不多，农民往往称他们的家畜或山上的熊为“马丁”。此外，由于是家中的独子，只能生活在一群女孩中间(没有兄弟，只有几个妹妹和堂妹)，马丁的少年时代由于缺少玩伴而非常孤独。而正当青春期刚刚到来时，另一个女孩突然进入马丁的生活，成了他的妻子。与贝尔特朗德婚后因为不育症而迟迟没有生育，这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根据当地的风俗，马丁自然而然地成了村民们嘲笑讥讽的对象，村里的年轻人“一定曾经涂黑了脸穿上女人衣服聚集到盖尔家门前，敲打酒桶、摇铃敲钟、把剑碰得嘎嘎作响”。贝尔特朗德的娘家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婚后三年没有生育就可以解除婚约。虽然贝尔特朗德一直不为所动，坚持马丁的不育是由于受到巫咒所致，而且经过不断的求医问药、虔诚的祈祷礼拜，终于解除了咒语而有所结果，但在此期间马丁一家精神上所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马丁与贝尔特朗德在性生活乃至感情上的不和谐也为日后事件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丁身上，集合了巴斯克与朗格多克两种不同文化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成年后的马丁为什么会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甘于平淡的农村生活，甚至离家出走，投向西班牙一方与法国军队为敌的原因。戴维斯并没有像心理史学家那样，尝试用某种心理学的方法为马丁的性格及行为进行精神分析，她所做的，仅仅是尽量全面地向读者描绘马丁·盖尔这个人，告诉我们由资料可知的有关他的一切。戴维斯甚至根据有限的材料简单地勾勒了马丁离家后的主要经历。

在马丁失踪八年后，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出现在阿尔蒂加。究竟出于什么目的，阿尔诺要冒充另一个人的身份呢?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同马丁一样，阿尔诺也是个不安现状的年轻人，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阿尔诺出生于朗格多克当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中兄弟众多，因此在老迪勒死后他只继承到了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土地和财产，经济的因素也许是促使其日后离家并假冒马丁的原因之一，而他出色的记忆力和口才也保证了他能够成功地冒名顶替。根据史料，年轻时的阿尔诺在家乡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混混，喜欢耍点小聪明、爱胡闹，吃喝嫖赌、游手好闲，还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甚至一度被怀疑具有某种巫术和魔法。这些都令阿尔诺与平淡的农村生活显得格格不入，为了寻找更加冒险的生活，他也同马丁一样选择了离家从军，只是他加入的是法王亨利二世的军队，与马丁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久以后，经过精心伪装的阿尔诺改头换面出现在了阿尔蒂加，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失踪已久的马丁·盖尔，包括马丁的妻子贝尔特朗德。

在戴维斯的叙述中，女主人公贝尔特朗德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作为女性，她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女性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从最初有关马丁的描写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贝尔特朗德是一个非常独立和有主见的女性，对于父母包办的同马丁并不愉快的婚姻，她默默地、矜持地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婚姻不是一个女人能够自主选择的。然而当这个婚姻因为马丁的不育而出现危机时，她却勇敢地自己把握了命运，坚持拒绝解除婚约，并与马丁一起想方设法解除了“巫咒”，用怀孕生子反驳了流言蜚语、嘲弄讥讽;在马丁失踪的日子里，她完全可以离开盖尔家，带走自己的嫁妆择人另嫁，但她选择了留下，宁愿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种种迹象表明，贝尔特朗德是一个倔强、高傲、有主见而且受人尊敬的聪明女人，很难相信她会连自己丈夫和一个陌生人都分不清楚，作者对此深表怀疑。戴维斯认为，作为女人，贝尔特朗德过早地与马丁开始了一段并不幸福的婚姻，双方缺乏理解、信任，以及和谐的性生活，加上因丈夫出走而遭到抛弃，又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这使得“贝尔特朗德梦想一个全然不同的丈夫或情人的归来”。而阿尔诺的出现正迎合了她身心长期压抑的需要，令其沉寂的心灵重新燃起了火焰，“或许有明确的约定，或许只是心照不宣，她(贝尔特朗德)帮助他(阿尔诺)成为了自己的丈夫。贝尔特朗德从新马丁那里得到的正是自己的梦想成真，一个可以一起平静而友善并且充满激情地共同生活的男人”。

与此同时，贝尔特朗德的态度又是相当矛盾的，感情也相当复杂，她被包围在各种关系的漩涡之中。这使她不得不屈从于皮埃尔而同意向法院提起控告，但内心又希望败诉;使她一方面帮助阿尔诺补充记忆、完善供词，另一方面她在自己的证词里又相当小心翼翼。当真马丁出现后，她表现得完全像一个受骗上当的妇女，向马丁“请求宽恕她的过错，原谅她因无力抗拒阿尔诺·居·迪勒的诈术和勾引而犯错。……当初是因为你的妹妹欣然相信他，你的叔叔也接受他，而我望穿秋水望夫归来，因而才相信他。……当我知道他是个骗子时我巴不得去死，要不是敬畏上帝，我会自尽”。最后法庭的判决也没有追究她的罪责，而使她得以从通奸的罪名中全身而退。(www.xing528.com)

从戴维斯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假马丁阿尔诺到来后的三年里，这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的，“平静且没有争吵”。阿尔诺一改纨绔的本性，而显得本分老实，处处尽到丈夫的责任，与村民的相处也非常融洽;贝尔特朗德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其中一个不幸夭折。读者能够从许多事例中明显地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感情，那是超越了虚假婚姻关系的实实在在的爱情。当后来阿尔诺在审判期间暂时获释回家时，贝尔特朗德热情地欢迎他的归来，“递上干净的白衬衫，亲手给他洗脚，将他迎上自己的床榻”;当皮埃尔带人袭击阿尔诺时，又是贝尔特朗德挺身而出，“用身体隔开双方”，为阿尔诺挡开拳脚。在法庭上，阿尔诺每次提到贝尔特朗德时，总是“柔声细语”;甚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贝尔特朗德，称如果她发誓说自己不是她的丈夫，他情愿“惨死上一千次”。在这样一个从冒名顶替到相知相爱的过程中，连阿尔诺本人都已经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了真的马丁·盖尔，当成了贝尔特朗德真正的丈夫，当成了盖尔家财产的继承人。谎言越编越大，不论是阿尔诺还是贝尔特朗德，都在尽力维护着暂时的欢愉。因为随着阿尔诺向叔叔皮埃尔要求自己作为马丁应得的那份财产时，表面的平静被打破了，旧的乡村社会基础被触动，而令他人对其身份的怀疑演变成了指控。

根据戴维斯的解释，假马丁阿尔诺与皮埃尔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代表了新旧两种势力的冲突，是年轻一代同顽固守旧的传统力量间的矛盾，是信仰或同情新教信仰的人们同天主教权威之间的斗争。皮埃尔告发阿尔诺的举动，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确认后者不是自己的侄子而是个冒牌货，他只是在尽力维护自己在家族中的权威，他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乎，他把阿尔诺告上了法庭。

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在希厄和图卢兹的两次法庭审判，包括法庭的组成与职能、诉讼的程序与过程、相关的证据和证词、当事人的言行和表现、法官的讯问与判决等。但即便是法庭，对于阿尔诺的身份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阿尔诺在贝尔特朗德的帮助下，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口才，极力掩饰着自己真实的身份，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有关的证据，如长相、笔迹等也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双方的证人又大致相当，证词也都言之凿凿，更多的证人在法庭垂询时都因为不确定而拒绝指认阿尔诺的身份。由于证据并不充分，希厄的地方法庭判阿尔诺无罪。不过，皮埃尔很快就向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如果不是最后时刻真马丁·盖尔的突然出现，法庭最终判决的天平就会倾向阿尔诺一边。

戴维斯不仅对当时的法律诉讼过程予以了详尽的描述，而且从法律的角度对刑罚和量刑的有关原则规定都进行了解释。由于真马丁的归来，法庭得以作出明确的判决，阿尔诺·居·迪勒被以冒名顶替和通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几天后便在阿尔蒂加被绞死。

在戴维斯的历史叙述中，除了三个主要人物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始终贯穿全书，那就是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让·德·葛哈斯。值得注意的是，葛哈斯的《令人难忘的审判》一书，不仅是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研究的基本史料，同时他本人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整个研究的对象之一，戴维斯在书中专门列出了两个章节讨论这个讲故事的人及其著作的流传。

作为法官，葛哈斯参与了马丁·盖尔一案的整个审讯过程，这个案子留给他的印象显然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事后不久就决定将之永远地记录下来。作为作者，他细致地将各种证据、证人的证词、原告和被告的辩论，尤其是被告阿尔诺在法庭上的表现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对之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和分析。由于这一事件本身的离奇，再加之葛哈斯的精彩叙述，《令人难忘的审判》一书成了16世纪的畅销书，马丁·盖尔的故事也随之广为流传。不论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在写作时，葛哈斯对被告阿尔诺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其中甚至掺杂了些许奇怪的敬意与同情，这种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其本人倾向新教信仰的背景。戴维斯还进一步考察了葛哈斯作为法官和作家的职业生涯，以及他的个人感情和家庭生活，直至其后来改信新教并为之献身的经历，她把对葛哈斯的研究同对马丁·盖尔的历史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在此，我们看到了戴维斯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她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还包括后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叙述方式及其感情和话语，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史学中注重文本的解读和流传的分支学科阅读史的先声。

此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戴维斯还将后人对这一事件所作出的回应作为问题来讨论。马丁·盖尔的故事不断流传，被人们引用、转述和评论，于是同样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说法、不一样的结局，对人物的命运和态度也产生了具体而微妙的变化。蒙田曾就此撰文《论跛足》，提出认识事物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人的推理是有缺陷的。法官的推理未必可靠，历史学家的认识同样如此。最后时刻出现的拖着木腿的马丁在后来的传说中成了某种符号和象征，可以意味着惩罚，也可以解释成谎言。戴维斯耐人寻味地指出，尽管葛哈斯在法庭上作出了某种判决，但在他的内心及后来的传说中，仍然有着些许怀疑;作为历史学家她尽力使真相重现，但那也只是对此事的一种解释和复述。

三

纳塔莉·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这一事件的叙述，其文字完全是传统叙述史学的风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代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等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

如果结合《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的成书时代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风靡一时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倾向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更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亦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但这种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是讲故事。《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法规对婚姻的态度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和扩大影响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了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书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惯例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的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激流。

《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起被史学界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

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阿尔蒂加村，投向了马丁·盖尔、阿尔诺·居·迪勒和贝尔特朗德·德·罗尔。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一案是非常特殊的，也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类似的冒名顶替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自英国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潮流就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但有关下层群众的记载却在更多时候被物化为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微观史学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纠正了这一取向，展示了历史更加真实的一面。

阅读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需要时时留意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源于一部电影。因此，有必要从影视史学的角度将本书同电影版的《马丁·盖尔的归来》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所谓影视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定义，它是指“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史学以电影、电视及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编纂形式——文字和文本，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电影《马丁·盖尔的归来》恰好应和了影视史学研究的这一趋势，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16世纪法国农村的生活场景。电影对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极大的普及作用。但另一方面，电影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不能做到完全地忠于事实。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用更加传统的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马丁·盖尔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在电影中被曲解、忽略的一些问题，如新教与天主教的矛盾等。

影视史学是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在不断发展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尽管对它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始终存在各种争议，甚至对影视手段究竟能否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历史文本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影视史学为古老的历史学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尽管两者传达的媒体不同，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以影像手法来表现过去、再现历史，而后者依赖文字书写的方式，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反映历史，但影视史学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可以预见，在史学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在竞争、并存与兼容中继续前进，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就是最好的实例。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的主体地位在书中处处可见，这不仅因为作者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位女性历史学家，而且书中的中心人物贝尔特朗德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戴维斯学术思想的形成时代，正值女权思想高涨之时，加之她本人的女性和犹太人身份让她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其个性反叛、左倾、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主要致力于16世纪法国史的研究，但她对革命、社会转型、工人、黑人、反犹太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一直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她作为美国女性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提高女性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1987年，戴维斯在她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所作的演说中，以《历史学的两个主体》为题，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保护神，而不再是附属于男性、听命于男性的侍婢的形象，女性的视角和研究在史学中应占有平等的地位。

站在这样的立场，戴维斯笔下的贝尔特朗德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相较于马丁的懦弱和逃避、阿尔诺的虚伪和假冒，贝尔特朗德的形象显得尤为突出，作者也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这个女人。虽然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及一些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把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主体加以观察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本书也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妇女史研究来看待。

总的来看，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既是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从资料的搜集、运用，到叙述、分析、立论的展开都相当完备而紧密;同时，这部书也综合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运用了许多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甚至新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历史研究，这对我们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注释】

[1]该书又译为《马丹·盖赫返乡记》，江政宽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