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尤》：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

导读教师:赵立行

版本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一位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出了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著作，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部著作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群，甚至爬升到小说类出版物排行榜的首位。而且，这部著作最初以法文版面世，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国均成为畅销书。这部著作就是法国著名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19—)的《蒙塔尤》。在这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作者运用独特的素材、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像显微镜似地剖析了一个独特的村庄，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同时，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真实流露的内心情感，又使这部著作超出了严肃历史著作的范畴，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查理·T·伍德(Charles T．Wood)评论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我们阅读它所产生的情感，如同济慈首次读到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虽然从学术上讲这是一部地区史，但是它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中世纪生活的理解，远甚于马克·布洛赫以来的任何书籍。”^[1]

一

勒华拉杜里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来到蒙彼利埃教书。1973年起，他在法兰西学院和高等实验学院任现代文明史讲座教授多年，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达六年半，现为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主编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勒华拉杜里访华的采访录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史学研究道路^[2]。他说，他青年时代进行史学研究时，持有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后在他的老师、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农村史。在对朗格多克的农民进行研究时，他引入了马尔萨斯关于限制人口和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诸如生活条件恶劣、瘟疫等观点。他还研究过气候史，但并不认为气候和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只是认为气候的某些波动会在经济史上造成一些后果。此后，他进行了大规模的计量研究，其中在高等实验学院研究了什一税，即农业生产史;此后他还研究了新兵史，着眼于19世纪法国士兵的体质和智力特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集中精力研究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农村的历史。在计量史方面，他还研究了巴黎的房租。以后他又转向农村史、城市史、地区性的大众文化史。他参加了由阿歇特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法国史的写作，撰写了其中两卷，分别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制”和“17和18世纪到旧制度、绝对王权时代和启蒙时代”。他还在新闻媒体上向公众介绍史学著作，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结集为《在历史学家中间》。他还出版了一本自传《巴黎—蒙彼利埃》，总结自己的政治道路和学术生涯。在国立图书馆任职期间，他借助电脑信息系统，检索了馆藏的700多万张卡片，对16—20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的作者、书名、出版地等各方面作了计量研究。目前，他十分注重研究16世纪，内容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文化大爆炸、社会上升和社会活力等诸多方面。拉杜里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及的外，代表性作品还有《朗格多克的农民》、《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和《罗曼人的狂欢节》等。

在拉杜里的著作中，《蒙塔尤》是最具代表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该书一经发行，便在广泛的读者之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发行量高达几十万册，成为一部地地道道的畅销书。这样的结果是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在中译本序言中他提到，“20多年前我有些出乎意料地创作出一本发行量颇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出乎意料，是因为获得出版上的成功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最初唯一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一个村庄的枯燥乏味的专著，并预计它最多能卖出几百本。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地撰写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拉杜里自己说这部著作的畅销纯属意外，也许并不是谦虚，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部著作确实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首先，同所有其他传统的历史学著作一样，《蒙塔尤》的创作是基于作者对历史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分析，而且他所运用的差不多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其次，作者以严肃的态度界定和分析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一个社会，从结构、组织和心态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该部著作洋洋洒洒五十万言，无论如何也称得上一部历史巨著。但是这部著作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的独特之处。他选取的不是什么大题材，甚至也谈不上一般历史学家所普遍认同的小题材，而是描绘了一个几乎连法国人都不知其所在的小山村;在写作过程中，他探讨的重点不是什么重要事件或者重要人物，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普通民众，描述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同时他所运用的材料也比较独特，只是某一个主教进行异端审判时的法庭记录。也许正因为这些独特性，才使得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赢得了无数的读者。

我们不妨摘录几段国外对该部著作和拉杜里本人的评论，从中感受它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对历史学家而言，《蒙塔尤》是一个金矿;对普通的读者则是快乐之源;人们不可能每天都能发现这样的杰作。

《蒙塔尤》重构了一个中世纪村庄的社会生活，专家们称赞其为一部民族志史的杰作，而公众则称赞其细腻地揭示了往昔普通人的思想、情感和活动。

一部著作既需要才能也需要勇气，而该书的作者两者兼备:探索的方法、组织的能力和表达的技艺。《蒙塔尤》无论在历史研究方面还是在写作技艺方面都是一个里程碑。^[3]

二

历史著作写作的首要步骤便是搜集和整理史料，拉杜里写作《蒙塔尤》也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任何历史研究都要从分析原始材料开始。简要地说，我们这本书也将遵循这一原则”(前言)。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拉杜里秉承了年鉴学派一贯主张的对待史料的态度。我们知道，年鉴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对传统历史学的反动和补充，他们主张拓展历史的题材和内容，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涉足经济、社会和文化，构建整体史。而这种创新最重要的前提便是拓展史料的范围和形式。《蒙塔尤》的创作正是缘于对这种新史料的关注和探寻。

蒙塔尤位于法国的阿烈日地区，是奥克西坦尼南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著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甚至很难见到它的名字，按道理说，这样一个村庄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但是，一段记载完整的与蒙塔尤村有关的资料，却使它免于被永久地淹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中，最终在拉杜里的笔下成为历史关注的焦点，蒙塔尤村村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在现代被完整地“复活”了。

这一史料便是过去历史学家很少使用的法庭审判记录，同中世纪后期异端审判和迫害，尤其是对阿尔比派或称纯洁派的镇压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尔比派的形成受到保罗派和鲍格米迦派的影响，由于十字军东征和商业交往的进行，原来在东欧传播的这些异端思想传入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并在土鲁斯的阿尔比城形成中心，因此而被称为阿尔比派。该派认为有两个造物主，一个是看不见的，他们称之为慈善的上帝，另一个是可见的，他们称之为恶毒的上帝;他们把《新约》归结于慈善的上帝，而把《旧约》归结于恶毒的上帝，除了插入《新约》中的某些《旧约》的片断之外，他们全盘否定《旧约》并谴责《旧约》作者撒谎。他们认为所有的罗马教会都是贼窝，是我们阅读的启示录中的妓女;并主张取消教会的圣礼，公开宣讲神圣洗礼的水同河水别无二致，代表最神圣的耶稣基督的圣饼同普通面包没有区别，认为即使耶稣的身体同阿尔卑斯山一样高大，也早就被那些吃他的人吃完了。他们还认为坚振礼和忏悔完全是虚妄的和无意义的;他们宣讲神圣的婚配形同娼妓，并认为如果他们怀上孩子，其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拯救;他们甚至否认肉体的复活。阿尔比派的宣传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当地的教会，教会和当地的伯爵对他们的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压制。对这些日益壮大的异端运动，罗马教会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教皇宣布异端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接受他们观点的人都被逐出教门，而且禁止任何人资助他们，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家里和土地上，或者与他们进行交往，否则同样要被逐出教门;任何人带着此罪而死，不但不能享受他人能够获得的特权，而且不能享受弥撒以及葬在基督徒中间。宗教裁判所更是大力搜捕、审判和镇压这些异端。因此，阿尔比派在中心地区很快就销声匿迹，有一部分人转移到偏僻的乡村和山区进行隐蔽和零散的活动，蒙塔尤山村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了阿尔比派的影响，许多人同情并加入阿尔比派，甚至连当地的神甫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由于阿尔比派残余在这些地区的活跃，教会镇压的脚步也随之而至。就这样，蒙塔尤山村及其村民的故事进入到宗教审判的法庭记录之中。

该地区的主教富尼埃是负责审讯和镇压异端的领导者，正是他提供了关于蒙塔尤村的详细的资料。同当时宗教裁判所的许多法官一样，他对追查和审讯异端分子非常热心和认真，而且对审讯非常在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细节癖”，对涉及异端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物都会追根刨底，直到弄清楚为止。他善于让当地的村民们娓娓道来，从中发现关于异端的蛛丝马迹。对于异端嫌疑人的陈述，他则细心地让手下全部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最终编撰成《宗教裁判记录簿》。

应该说，从富尼埃主教开始，这份《宗教裁判记录簿》就已经存在，而且历经岁月沧桑被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它是现成的，并不是由拉杜里发现、搜集和整理的。同时，对这份历史资料的研究也不是始于拉杜里，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重视这份资料，并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在《蒙塔尤》一书的前言和注释中，他提及了许多这些前辈的名字。但是，真正充分挖掘和拓展这份资料的内涵，并使其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恰恰是拉杜里。

这份资料是由当时的富尼埃主教一手促成的，随后他步步升迁，最终当选为阿维农教皇，即伯努瓦十二世。因此，这份资料是研究教皇史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份资料的内容主要是审讯异端的记录，其中心主题是异端和异端迫害，因此它也是研究宗教异端的重要资料。但是，拉杜里利用这份材料所研究的主题既非教皇亦非异端，而是其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活。拉杜里所关注的是被审问者的出身和社会构成，是他们的叙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山民的生活、组织、信仰和心理。在拉杜里的眼中，这些讲述者不再是异端嫌疑分子，而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这份资料中，拉杜里创新性地发现了新的主题和内涵，在他的笔下，这份异端审判记录成为他复原14世纪一个中世纪小山村的丰富的素材。

拉杜里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独特的视角来运用这份材料，决不是来自他偶然的灵感，而是同他逐步确立的新的历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力求展示宏大的历史题材，注重研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格局的“长时段”和“中时段”，而忽略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短时段”，在他们那里，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当成了转瞬即逝的浪花。在辽阔浩瀚和波澜壮阔的地中海面前，一朵浪花又能说明什么呢?然而，同样是年鉴学派，发展到以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开始出现转向，他们开始从宏大转向微观，从高度概括走向具体剖析。他们仔细地收集起被他们的师长和前辈们忽略的浪花，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如果说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者们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那么拉杜里等人则孜孜以求，以水珠来求证海洋。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类似解剖学家的微观观念，那份小小的宗教裁判记录簿才能成为丰富的历史画卷，那些卑微、穷困的山村村民才能成为历史的主角，那个遥远闭塞的小山村才能成为一个社会大舞台。

拉杜里在《蒙塔尤》这部著作中，偶尔会不经意地向读者提示自己的微观史学思想。在本书的论述正式开始之前，拉杜里引用了《奥义书》的一段话作为引子，告诉人们通过一团泥可以了解所有的泥制品，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的铜器，通过小小的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的铁器。通过这段引文，拉杜里在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通过微观的剖析，认识和了解构成事务的最基本的成分和细胞，才能了解各种变化和形式，每一个微小的东西都代表着一个大宇宙。在描绘蒙塔尤山村的阶级斗争时，拉杜里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微观史学观点，他说:“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428页)拉杜里在这部著作中对自己的史学理论的阐述仅限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同布罗代尔有着很大的不同。布罗代尔在撰写他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时，不时地用很长的篇幅来向读者阐释自己的理论框架，把“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理论思考以及整体史的观念表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的著作就是严格按照这种理论框架而展开的。但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并没有用相同的方式来直接表述自己的史学观念，而是把自己的史学思考更多地融入到具体的写作当中。

拉杜里对蒙塔尤村的论述确实是以小见大的，尽管从材料中所见到的是细碎的情节和邻里之间的飞短流长，但是他却从这些琐碎和略显重复的情节中概括出大结构和深层的社会含义和社会联系。他通过对蒙塔尤村的解剖，找到了蒙塔尤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通过对家庭细胞的详尽描绘，原本微不足道的蒙塔尤村成了一个大的社会;他通过详细描绘当地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管理层次和方式;蒙塔尤村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则是通过描绘一个典型牧民的转场放牧生活来完成的;相互抓虱子在他的眼里成了邻里交往、表示友好和尊卑关系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妇女们的饶舌则是文化和信仰传播的途径。

富尼埃主教的“细节癖”成就了一份详尽的关于蒙塔尤山村的资料，拉杜里微观剖析的能力使这份资料变得更加丰满和生动。如果我们说《蒙塔尤》这部著作的问世，是一份独特资料和拉杜里独特的微观史观的完美结合，一点也不过分。

三

有了详尽的第一手材料和具备了独特的认识历史的观念，只是具备了解剖历史的前提和条件，关键是要找到解剖这段历史的适合的方法。在这里拉杜里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构建历史，从而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和人类学的跨界结合。

人类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考古、实地考察等方法来复原古人类和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通过构建他们赖以活动的结构和模式，寻求各种看来杂乱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和活动的意义。拉杜里考察的对象不是原始社会，而是中世纪的山村;他也没有运用真正的考古和实地考察的方法，而主要是借助已有的材料。但是，他同人类学家一样，试图考察蒙塔尤村的结构和模式，深入剖析构成这些结构和模式的最基本的细胞，从而最大限度地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www.xing528.com)

拉杜里把对蒙塔尤的剖析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1294—1324年，也就是蒙塔尤村受到阿尔比派影响最为严重的那个时期，这种对特定时期的强调给读者以很强的历史感，也同时突出了该部著作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的特点。但他的分类描述的方法却非常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方法。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分两个部分来描绘蒙塔尤山村的生活，他分别将其定义为“生态”和“考古”。我们可以根据其内容将其大致再细分为这样几个部分:环境、婚姻和爱情、社会网络、信仰心理。这样的分类描述方法，淡化了他所描述的历史时段的特殊性和蒙塔尤村的独特性，从而涵盖了蒙塔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一种超越特殊的普遍性呈现给读者。

拉杜里首先描绘了蒙塔尤人所生存的环境。尽管他并不认为环境对历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这在拉杜里后面的分析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拉杜里向我们讲述了蒙塔尤人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在物质环境方面，蒙塔尤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这里的人们既从事农业也从事畜牧业，但人们的劳作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这里手工业不发达，货币也非常匮乏。尽管也有一定的经济交往，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在“可携带的范围内进行”。正是这种封闭性才适合成为异端的最后避难所。就人文环境而言，蒙塔尤尽管在理论上隶属于某个领主、隶属于法国国王，同时受到教会的管辖，但是，这些名义上的管理者往往对这样一个小山村鞭长莫及，真正起着关键管理作用的还是在当地有名望的家族。家族、家庭和亲属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网络。家族和家庭是利益、名誉和势力的中心。即使有长途转场放牧的牧人会离开家庭，但是仍然处于家族和亲属的网络中。他们的活动不是削弱了反而有时是加强了这种亲属之间的联络。同时，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尽管有着穷富和地位高低的差别，但总体来说他们之间的落差很小。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异端才可能在这里扎下根来，并通过家庭网络的传播而发挥影响，而远离政治中心和地方的自成一体，也使得异端传播变得隐秘和安全。

拉杜里用很长的篇幅分析了蒙塔尤人的婚姻和爱情观。在拉杜里看来，在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婚姻和爱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了解社会构成和社会心理的重要成分。尽管在习俗上蒙塔尤禁止近亲之间发生性关系，但是人们对性生活相对还是不那么严格。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事情比较常见，有许多非婚生子女也并不罕见，人们可以选择姘居的形式或做露水夫妻，地位较高的人一生中有许多情妇，离婚的女人也会有许多情夫，人们甚至对教士和神甫的风流韵事也非常宽容。这里尽管偏僻，但是他们还是抱有中世纪欧洲所具有的一般的婚姻爱情观，也就是说，他们也把婚姻和爱情区别对待。尽管婚姻外的爱情、姘居等比较普遍和自由，但是这并不必然地导致婚姻，而且婚姻也并非必然地和爱情相关联。在蒙塔尤社会中，婚姻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社会行为，当时婚姻的缔结往往意味着财产的转移，是一个家庭致富或者变得贫困的原因，因此它决不是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决定的，一个家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婚姻增加自己的财产，至少不让自己的家庭因为陪嫁而变得贫困。同时婚姻的缔结也同信仰的一致与否有关，社会的压力使得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婚姻变得非常困难和危险。例如，一个信奉异端的男人一定要谨慎地选择一个同样信仰异端的“好女人”为妻，否则，不但自己可能会受到牵连，甚至整个家庭和家族都会因此而受到株连。因此拉杜里总结蒙塔尤的婚姻制度主要为“地区内婚制”和“信仰内婚制”。这种婚姻制度和观念再一次见证了家庭和家族的力量。

尽管蒙塔尤人的生活看起来非常细碎和杂乱，但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决定着文化的传递、人们的情感交流和信仰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可以借助书籍，也可以不借助书籍而通过人际交往的扩大来实现。在蒙塔尤，书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一般只有教士才持有，只有教士读给人们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书里的部分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蒙塔尤人只是把书当作一种东西，一种在起誓或者死者临终慰藉时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在蒙塔尤，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不是通过书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其独有的社会网络来进行的，主要是通过父子、长辈与后辈之间的传递，从年长者流向年幼者;然后借助当地社会交往中的等级结构产生和传播。这种社会交往的网络说起来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当地人最佳的社交活动是夜晚聊天，人们在聊天过程中会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甚至异端信仰问题，神甫有时候也借助这种聊天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解决严肃的问题。异端的传播者更是利用了这种社交方式，许多人就是在这种聊天中坚定了对异端的信仰。

除了这种家内的聊天之外，蒙塔尤人，无论男女都还有其他的社交方式，这些方式同样都成了文化和思想的重要传播途径。妇女尽管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在聊天和传播信息方面一点都不亚于男子。妇女尽管难以有正式的社交场所，但是她们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在磨房、在取水的地方，她们很容易相聚，这些地点成了她们聊天和交换信息的自然场所。正如拉杜里所说的，“女人们的闲言碎语从每个村子里冒出来，叽叽喳喳到处传播”(386页)。所以打听消息的任务基本上是由女人完成的。相对于女人的社交而言，男人们的社交在政治上更为重要，他们在村子里的广场上、在教堂前、在酒馆、在望弥撒的场所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的社交和交流的方式看起来原始、随意，但是它直接、频繁和生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某种程度的非正式性和不公开性，这正好为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异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途径。

这些山民尽管无法形成具有严密推理的逻辑和抽象的思想，但是他们对自然、对空间和时间也有着贴近自己生活实际的思考。蒙塔尤人没有非常精确的时间概念，他们往往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韵律来表达时间。这种时间尽管是模糊的，但精确的时间对他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与此相关，他们也不在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来认识自己，甚至在叙述一件事情时也缺乏逻辑。他们也没有精确的距离和长度的概念，因为这些东西他们也不需要。这种对事物的模糊认识使他们形成了对命运的强烈依赖，他们认为命运是万能的，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都是命运的安排，人们都会很乐意接受。

针对蒙塔尤人的宗教信仰，拉杜里同样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行描述。在拉杜里看来，蒙塔尤人并不是那种对宗教信仰特别较真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顽固地坚持某种教派的人。在他们的信仰中既有巫术魔法的成分，也有正统天主教的成分，同样也有异端的成分，而且这几种信仰成分可以混杂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人们生病，尤其是生奇怪的癫痫病的时候，会求助于巫师。蒙塔尤人虽然对天主教的教义理解得不多，但是他们通常会画十字，他们虽然不怎么相信圣餐礼上的圣饼和葡萄酒就是耶稣的肉体和血液，但是也不拒绝参加圣餐礼，因为到底吃一小块点心对谁都没有坏处。人们尽管不太相信圣母童贞受孕，但是对圣母的崇拜还是比较普遍的，与此相关，他们也普遍崇拜圣人。蒙塔尤人不怎么知道原罪，但是人人都接受洗礼，尽管他们不怎么重视忏悔，但是忏悔也是他们的主要圣事。尽管异端派和真正的天主教系统是不相容的，但蒙塔尤人并不关心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把异端派称作真基督徒，并接受他们的宣传。

在我们看来，蒙塔尤人的信仰比较混乱，但是在蒙塔尤人看来并不混乱。因为蒙塔尤人并不关心教派的区别，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宣传的东西与自己所关心的东西是否一致。蒙塔尤人并不像某些闭塞地区的人们那样，祈求神给他们带来丰收，他们所关心的是灵魂的拯救。无论何种教义，只要是能够帮助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他们就接受，否则他们就放弃。因此，“为了使灵魂得到拯救，他们接受各种教义”(480页)。如果认为天主教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便转向阿尔比派，因为阿尔比派答应拯救他们的灵魂，而且礼仪简单，愿意为他们实行临终慰藉。尽管他们生前没有规规矩矩过日子，阿尔比派的圣人也会引导他们进入天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冒着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的危险，蒙塔尤人还是愿意接纳和掩护这些异端分子。

拉杜里不想把蒙塔尤看成一个大的统治机构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而是要把它看成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环境，有着自己的交往方式，有着自己的信仰方式，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小人物创造的历史，是生命的颤动”。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作为旁观者对他们进行是非的评价，而是要向人类学家那样，走进他们的世界，体悟和感受他们。

四

拉杜里的《蒙塔尤》被史学界视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性著作，他通过研究一个小山村来揣摩14世纪一个社会的风貌，通过一滴水珠来见证海洋。但是要想真正理解拉杜里及其《蒙塔尤》，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待他们，而是要把他们放到一个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进程中去考察。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微观史学已经悄然发展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流派。这股潮流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迅速影响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一系列微观史学的代表性人物，如乔万尼·列维、卡尔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爱德华·格伦迪、罗伯特·达恩顿、纳塔莉·戴维斯以及勒华拉杜里等。其中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达恩顿的《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拉杜里的《蒙塔尤》均被视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性作品。《奶酪与蛆虫》主要描绘了一个磨房主的内心世界。这位名叫麦诺奇奥的磨房主有着一个奇怪的思想，认为宇宙是一块乳酪，又被蛆虫咬得遍体是洞。通过分析，金兹伯格认为一直存在着一个下层文化，麦诺奇奥的奇怪思想正是受这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则是通过分析欧洲下层关于猫的种种传说，来解释为什么1730年某日巴黎的印刷行的学徒们会联合杀猫，从而揭示这一行为的意义。《马丁·盖尔的归来》则从一个传奇故事入手来分析法国村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该故事说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的一个富裕农民盖尔离家出走，多年后归来与妻子过了三四年愉快的生活，但最后妻子控告此人为冒名顶替者，就在法庭即将判决时，真的盖尔出现了。

尽管我们称这些学者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但微观史学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格式，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是各有其特点，“如果说《奶酪与蛆虫》读起来引人入胜，主人公性格丰满，他的心态世界是全书的中心;那么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看两样不可捉摸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利和威信)是如何维护和转移的。总之，在观念和叙述方式上，列维的书都与《奶酪与蛆虫》有许多不同。列维的写法更具分析性，而且运用更多的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和方法”^[4]。而拉杜里的《蒙塔尤》却把整个山村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蒙塔尤山村从环境、感情到信仰的方方面面，无论在范围和内容上都大大超过其他微观史学家。

但是无论如何，微观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趋势，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陈启能先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概括。他认为，微观史学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微观史学特别关注个别的和群体的、局部的和整体的二律背反问题，认为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的冲突。微观研究的方法要求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要对这个人的所有具体情况进行考察，包括他独有的生命事迹，社会关系，亲属状况，社会地位，他的爱好、愿望、内心世界、眷恋、观念等，通过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微观史学的研究非常注重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恰当的足够的史料，尤其是有关底层民众的史料、个人的和私人的档案、地方的档案、口述的史料等;同时微观史学十分重视研究成果在叙述形式上的生动性，使之能引起更多的普通读者的兴趣②。

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史学的兴起所对应的是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由鼎盛走向式微。新史学的主要代表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这一学派以把历史的发展区分为近乎静止的“长时段”，变化缓慢的“中时段”和转瞬即逝的“短时段”，注重对历史进行结构的、计量的和科学化的解释，并主张学科的整合交叉，从而构建整体史为特征，在史学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对于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时代，年鉴学派固然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拓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但是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派也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年鉴学派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它的整体史的框架下，忽略了鲜活的人的作用，无论是历史上的伟人还是普通的百姓大众，都在它俯瞰的眼光下消失了;同时年鉴学派忽略了历史事件的作用，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它的静止的历史框架下被当作转瞬即逝的浪花忽略了。在历史整齐划一的运动中，人的情感、心理、思想、意识以及历史突变的力量都不存在了，历史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和结构化。这样的历史当然会引起某些历史学家的不满，他们都在寻求突破这种越来越僵硬的历史模式的方法，微观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值得关注的是，拉杜里作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身就是年鉴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学生，而布罗代尔就是把年鉴学派的大旗交到了这位弟子手中，因此他的史学观念的转向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从《蒙塔尤》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拉杜里的研究旨趣已经同恩师有了很大的不同。布罗代尔喜欢选择宏大的题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拉杜里则选择了一个细微的对象进行研究;布罗代尔着重研究静止的结构，而拉杜里则揭示具体的生活;布罗代尔把具体的人和事件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而拉杜里则善于解释具体的人的内心世界。拉杜里所追随的史学研究的潮流本身就是对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史学潮流的反动。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说年鉴学派走到了尽头，也不能说拉杜里实实在在地“背叛了”年鉴学派。从年鉴学派本身的发展来看，年鉴学派本来就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年鉴学派从费弗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到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再到以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每一代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年鉴学派从根本上主张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主张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发掘新的史料，力求各学科的整合，应该说，拉杜里在史料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年鉴学派针对自己不足的自我修正。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拉杜里的研究方法尽管同前辈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秉承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在拉杜里的眼里，他所研究的那个微小的村庄，仍然是一个世界和宇宙，他仍然试图用整体的眼光来认识这样一个缩小的宇宙。在他那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近乎静止的生存环境、变动缓慢的社会结构和交往体系。拉杜里的著作中出现了很多鲜活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但是这些人物和故事不能说是著作的主体，拉杜里仍然把他们视为素材，他们还是在拉杜里所设定的框架下活动的人和故事。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与前辈们的结合点。

【注释】

[1]Review Article by Charles T．Woo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1，No．5(Dec．，1976)，p．109．

[2]参见《年鉴学派的建树不可逆转: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3]以上摘录参见《蒙塔尤》英文版(Geore Braziller，inc．1978)封底。

[4]②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