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名著导读》：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导读教师:赵立行

版本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中，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堪称一座丰碑。尽管这部著作问世已经14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它所设定的文艺复兴的特点和性质，它对文艺复兴各个方面的论述以及所提出的问题，都仍然指导着当今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人们可以对他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丰富，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超越。

一

布克哈特以其对转折时期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而著名，促成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有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家庭的氛围，一是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史学训练，一是当时的社会变动。

雅可布·克利斯朵夫·布克哈特，1818年5月25日出生在瑞士北部德语区的巴塞尔城。他的家庭非常和睦幸福，而且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据说，他的母亲对艺术有着极高的天赋，尤其偏爱造型艺术，这种对艺术的修养应该说对布克哈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布克哈特从小就喜欢艺术，而且一生都保持着这种爱好。他喜欢画画，有许多速写本，里面描绘着他对旅行的印象，描绘了许多建筑，尤其是教堂建筑。而这种对艺术的爱好，也对他日后着迷于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走上文化史的研究道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母亲在他12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她对布克哈特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也只能限于早期的启蒙。相比较而言，父亲对他的影响更大。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牧师，甚至有点狂热，他指望布克哈特以后也能成为新教牧师。因此，在完成了中等教育后，布克哈特便遵从父亲的安排和建议，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为以后能够成为牧师奠定基础。

然而，布克哈特并未能如父亲所希望的，在大学顺利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相反，他逐渐开始对宗教产生怀疑，并到了厌恶的地步。一方面，在大学里，他受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教师的影响，对宗教和教会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1838年，他去意大利旅行，亲眼见到了许多的建筑、雕刻和绘画，在陶醉于意大利艺术的同时，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第二年公开宣称自己不愿再研究神学。父亲和家人对他极度失望，但是布克哈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尽管如此，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以及他在大学里对神学的学习和研究，使他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关于宗教教义和教会史的知识，这些都对他以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放弃了在巴塞尔大学的神学学习之后，布克哈特征得父亲的许可，转而到柏林学习历史。在柏林学习的这段时期是布克哈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布克哈特认为自己在德国的学生时代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德国的经历对他的政治和学术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柏林度过的头两个学期，使他渐渐疏远了过去在瑞士的同学，在波恩读书时，他的情趣和理想已经同年轻的德国学生别无二致。他醉心于德国图林根和莱茵河岸的风光，流连于中世纪德国的城镇，并热切地研究中世纪的教堂和艺术品，甚至愿意为“伟大神圣的德国故乡”工作和生活。正是在这里，他受到极为严格的历史学的训练，并确立了自己研究文化史的方向，同时与许多史学大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其中，著名史学家兰克、艺术史家库格勒以及古典学家伯希和(Boeckh)对他的影响甚大。

布克哈特最初选择到柏林去学习历史，是因为当时兰克在那里教授历史，而且设立了德国历史奖学金。在他离开巴塞尔前往柏林之前，他很希望有人写信把自己推荐给兰克，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有人把他引荐给当时的艺术史家库格勒。当时兰克和库格勒都在柏林开设讲座。由于事先被引荐给库格勒，他觉得有责任加入库格勒的课程。因此，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他师从一些古典学学者学习。但从1840年夏季学期开始，他定期加入兰克的讲座和讨论班，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兰克的课程和讨论班。

兰克对布克哈特的影响甚大，正是兰克使布克哈特受到了严格的史学训练。兰克是当时柏林大学的首席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史学泰斗。兰克对史料的注重以及对客观史学的追求，都在布克哈特身上打下了烙印。尽管日后布克哈特的治学风格渐渐背离了兰克，而且在许多信件中他屡次对兰克的学术风格颇有微词，但是他从没有怀疑兰克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伟大和从他那里获得的训练。他认为，作为一位历史学的教师，兰克满足了自己的所有期望。他曾经写道:“我师从兰克可谓三生有幸，他是一个无论如何赞美都不过分的学者。无论他的课程还是他的劝告都对我的研究助益甚大。”布克哈特著作中对历史的准确把握，对史料的信手拈来，都与他在兰克讨论班上的训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艺术史家库克勒同样对他影响甚大。布克哈特首先被引荐给库格勒，而且加入了库格勒的建筑史课程，同库格勒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布克哈特曾经写道:“我作为你的孩子在柏林度过了四年……我所获得的最好的教育应归功于你。”库格勒在艺术史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宣传和评价现代艺术，他相信一个艺术史的高峰就要到来，并希望德国能够引领这一潮流的发展。他认为德国伟大艺术兴起的基础是民族的团结一致，因此，画家必须选择描绘民族团结一致的主题，画家不应该选择宗教主题，而应当选择历史主题。二是库格勒认为艺术品与当时时代的思想和社会环境相关，也就是说受到当时“文化环境”的影响。布克哈特接受了库格勒的观点:既要乐观地评价现代艺术的未来，又要坚持社会和政治背景对理解艺术作品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果说库格勒没有塑造布克哈特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的观点的话，那么他肯定巩固了布克哈特在这一领域的兴趣，并赋予他更好地研究艺术问题的眼光。

除了兰克和库格勒，还应该提到一位古典学家伯希和，正是他区分了两种历史，一种是报告所发生的事件的历史，另一种是集中于事件发生时的环境。因此，历史包含着对事件的叙述和对环境的描绘，最初历史的这两个方面是一体的。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同样给布克哈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影响布克哈特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布克哈特生长在瑞士。瑞士当时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的交汇点，同时以其中立和宽容的态度，包容着各种各样的欧洲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布克哈特对欧洲文化心驰神往，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欧洲文化的传播者。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他的欧洲梦逐渐破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欧洲陷入空前的混乱，文化变得支离破碎，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难以觅到欧洲统一文化的影子。这使得布克哈特极度失望，他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不能与时代相容。在德国完成学业后，他先到了巴黎，后来到了巴塞尔大学、苏黎世工艺学校任教。1858年，布克哈特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历史教授。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后，1871年，柏林大学邀请布克哈特到该校接替兰克担任历史学教授，但他拒绝了，“当布克哈特拒绝兰克在柏林大学的席位的时候，他也拒绝了历史研究的现代取向，即向科学方法和职业化的转向”^[1]。1897年，他逝世于该城。在他的后半生，布克哈特在孤寂和与世隔绝中埋头于艺术和历史的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把已经断裂的欧洲文化接续起来。

菲利克斯·吉尔伯特教授认为:“布克哈特转向文化史是为了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即现代的世界，当他开始从事研究历史时，他对未来的光明充满信心，并希望用自己的工作为之服务。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现代世界抱有越来越强的批评和怀疑态度。然而引导他走向文化史的问题仍然是他思考的中心，现代人的形成成为他的文化史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最主要的主题。”^[2]为展示欧洲文化完整的发展进程，布克哈特曾经给自己编制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尽管这一计划不可能完成，但是他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完整的三部曲，即《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时期、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正是欧洲文化史上三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希腊文化史》描绘了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古典文化高潮，也是欧洲文化的起源时期;《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描绘了古典文化的衰落;《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则描述了古典文化和意大利民族精神的融合以及新的时代的到来。

二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布克哈特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把人们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系统化地概括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

应该说，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并不是从布克哈特开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时代进行评价和研究。他们把自己的时代称作一个新的时代，而把罗马灭亡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称作“黑暗的时代”。而且“文艺复兴”这个词也是同时代的艺术史家瓦萨里提出的，表明了人文主义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觉认识。理性时代的学者们同样也关注文艺复兴，其中伏尔泰在其《论各民族的风尚与精神》中，指出了文艺复兴是新的文化运动，它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性。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强调这一时期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并没有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来进行综合考察。到了19世纪中期，对文艺复兴的研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其中法国史学家米西勒在其《法国史》的第七卷中，专门论述了文艺复兴，称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人的精神。同时，德国史学家伏伊格特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人文主义的特征是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世俗精神。但是，他们都是零碎地触及文艺复兴的某个方面。正是布克哈特通过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关于文艺复兴概念的完整体系。

布克哈特称自己的这部著作是一篇论文，因而他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叙述式的写作方式，而是采用论题式的讨论。布克哈特把对文艺复兴的论述分为6个篇章，每篇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代表着他对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文化时期的独特的思考和概括。

第一篇主要论述文艺复兴产生的大背景。这一篇他定名为《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认为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源自以国家形态为代表的政治环境。至于为什么在国家前面加上一个艺术工作作为限定，布克哈特给出了答案:这些国家“都只是依靠它们的实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随心所欲，常常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哪里只要这种邪恶的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补救，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2页)。他意在表明，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意大利的国家已经在本质上发生变化，其统治哲学已经开始具备近代精神，而正是这种变化为文艺复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国家分为三类，分别是暴君专制国家、共和国和教皇国。暴君专制国家虽然比较残暴、血腥，但是他们崇尚实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诸多国家中生存，也善于利用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为自己服务。共和国在意大利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为代表，尤其是佛罗伦萨，布克哈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所勤奋研究的问题”。共和国的政府没有种种陈见，一切均从政治出发，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反映了这样的精神。而以保守为特征的教皇国则表现出衰落的特征。教皇国到处都是腐败的风气，买卖圣职盛行，族阀主义严重。这一切都表明封建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解体，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整个意大利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封建制度。

第二篇名为《个人的发展》。在这一篇里，布克哈特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文艺复兴的重要特点，即个人和人性的发展，强调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成了精神的个体”。暴君专制不但培养了暴君的个性，也培养了他所任用的人的个性，共和国更是给个人行使和享受权利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作为个性解放和发展的表现，在各个领域意大利都出现了许多多才多艺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家，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创造了新的完美的作品，并且他们作为人，也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还有的人，除了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之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深有钻研”(131页)。在他看来，多才多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基本特征，而多才多艺的出现正是个性被解放的表现，由于人们内心感到了自由，所以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与这种个性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是开始出现近代形式的荣誉概念。这里所说的近代形式的荣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所认同的荣誉观而言的。在中世纪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下，荣誉是和出身、门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现在，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新的荣誉的获得不再依靠血统和门第，而完全靠个人的努力与才能。也正因为如此，诗人、学者成为社会所崇拜的对象，“这种新的崇拜过去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这时却大量地给予了佩脱拉克”。布克哈特也同时看到，为了追求荣誉，那些被解放了的个性也会走向极端，“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解开，看到可怕的彰明较著的事迹，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148页)。由于个性被解放，机智、讽刺和嘲弄也随之大量出现，成为人们针砭社会、表达自我的重要形式。在布克哈特看来，意大利已经变成了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而且这时候意大利有着大批适合于嘲讽的人物和对象。这种种现象无论是好还是坏，是道德还是不道德，都是人性解放的合理结果。(www.xing528.com)

第三篇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在这一篇，布克哈特归纳和概括了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对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作者首先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之一，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175页)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文化的关系不仅仅是模仿，而且是新生。布克哈特为读者分析了这一时期会在意大利出现古典文化复兴的原因。他认为，14世纪之前，之所以没有出现对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热情，是因为它需要一种市民生活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有在当时的意大利才开始出现。其次，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和精神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人们在古典文化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古代遗迹和古代学术都给人文主义者提供了滋养，人们凭吊古罗马时代留下的古城和遗迹，心中升起一种考古的热情和爱国的感情，他们联想起历史，联想起昔日的光荣。而古代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则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它们成了知识的源泉。也正因如此，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搜求古籍的狂热。不但如彼特拉克那样的人文主义者珍藏和研究古典作品，就是教皇、暴君和主教们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和整理各种手稿，在这方面教皇尼古拉五世和美第奇家族是其中的代表。为了能够保存和传播古籍，抄书之风盛行。意大利专门出现了以抄书为职业的阶层，其中有抄写希腊文的“写本人员”和抄写其他文本的“抄书手”。古典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为人文主义者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社会从上到下的支持则为人文主义者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君主和国王，都以各种形式对人文主义者进行支持和资助。人文主义者通过自己古典学的修养，成为在当时社会中大有作为的人，他们为国家草拟公函，在重要的场合演讲，并用拉丁诗歌的形式描绘时代的气息。同时，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使得人文主义者具备了宽容的胸怀，他们开始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真理，不管它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当然，在这一篇里，布克哈特也分析了崇尚古典文化所带来的弊病，由于人文主义者逐渐教条地理解古典文化，同时有人为了出人头地，不追求真才实学而用古典来浮夸虚饰，成为导致人文主义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篇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在这一篇里，布克哈特向人们表明，个人和人性发展之后，必然引发人们对所生存的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关注，客观地研究外部世界和自己成为必然。关于这时候自然科学为什么得到人们的关注，布可哈特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摆脱了中世纪的盲从和迷信，人们便有了了解真实世界的渴望，“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284页)。第二个原因是，这时候宗教已经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教会置若罔闻，“暴君和自由城市有时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对自然科学上许多极端违反宗教的问题置之不问”(286页)。第三个原因是人文主义者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这同样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正是由于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各种学科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在摆脱束缚和身心自由的状态下，开始欣赏和感受外部世界的美丽。在他们的眼中，“大自然这时已经洗刷掉罪恶的污染，摆脱了一切恶魔势力的羁绊”(293页)。但丁和彼特拉克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尽情地描绘山川和森林，画家们则把美丽的自然风光纳入自己的画框。如果说人们眼光向外可以看到一个宇宙，那么人们以同样的态度反观自己，同样会发现一个宇宙。人文主义者在研究自然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了解自身，开始揭示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诗人们通过自己的诗作来探索自己的灵魂，尽情地解剖自己，通过叙事诗来客观地描绘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布克哈特是这样赞美但丁的:

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而他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在他那个时代以前，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诗篇，但他是第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第一个有意识地把不朽的内容放在不朽的形式里。主观的感受在这里有其充分可观的真实和伟大，而它的大部分都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因而可以使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把它看作为是他们自己的东西。(307页)

与此同时，传记文学的兴盛也标志着人们对解剖人性的热衷。在传记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已经突破了过去的帝王将相，各种各样的人物均进入了传记作家的视野，“这类写作可以自由地描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同一般或是因为这个人很出众就可以写”(325页)。即便是自传，人们也不避讳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样把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复杂事件一起明显地揭示在我们面前。在文艺复兴作家的笔下，人物的外貌特征、日常生活，社会的世态炎凉均得到很好的描绘和发掘。

第五篇是《社交和节日庆典》。在这部分中，布克哈特转向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力图从普通的社会生活中揭示新时代的气息。在这一点上，布克哈特与以前的史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史学将眼光局限于帝王将相以及政治和战争，而布可哈特则把笔触伸向了普通人的生活。首先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阶级的平等化，“当时最高级最完美的社交形式不问一切等级差别，并且只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受教育的阶级存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家世和出身不再发生影响”(353页)。依靠高贵的血统而立足的贵族开始没落，出现了贵族的平民化，大部分贵族融入市民社会中，从而与市民有了大致一致的兴趣和爱好。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那种认为门第无关一个人的好坏的信念越来越牢固和普遍，这样社会生活便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布克哈特认为，这时的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外表的美化，服装式样不断翻新，化妆品大行其道，精美的装饰和名贵的家具成为人们的追求。在社交领域，方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专门的高级社交形式——社团。体育活动和音乐都在逐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在社交场合广泛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领域，妇女已经从受压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与男子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在此篇中，布克哈特还描绘了当时的节日庆典。他指出，意大利节日庆典的特点是“一种全民族的共有的艺术和文化赋予这些表演以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特点”，二者只有“通过那种形成意大利社会基础的一切阶级的自由交往才能达到”。尽管当时的节日庆典仍然没有摆脱宗教的形式和色彩，奇迹剧和游行所表现的仍然是宗教的主题，但是人们在其中更注重狂欢和娱乐，宗教成分淡化而世俗成分不断增加。

第六篇是《道德与宗教》。在这篇中，布克哈特向我们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混杂、矛盾和新旧的交融。文艺复兴的人们主张张扬个性，但是也导致个性的扩张没有了界限，因而造成个性解放和道德堕落的并存。这期间，赌博成风，族间仇杀成为平常事，到处存在着犯罪、抢劫和谋杀，法律在人们追求个人名誉和利益面前变得软弱无力，而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当意大利的法律对于某些伤害和侮辱不能予以纠正，尤其当人类还没有适当规定的法律来对付这种伤害和侮辱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可以自由掌握法律”(429页)。文艺复兴在主张个性解放的同时，对爱情的追求变成了满足占有欲。布克哈特这样描绘意大利人的性格:

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作出他的决定。(445页)

在宗教方面，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种种的宗教形式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为教会服务。但是从总体上讲，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开始趋向世俗化，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古代知识的汲取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种各样的迷信也伴随着这一趋势而活跃着。

创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布克哈特构建欧洲整体文化的一个环节和步骤，其中既反映了时代思潮对他的影响，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和理解。如前所述，在这部著作中，布克哈特一改过去叙述式的写作方法，甚至不对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一个全面的介绍，而是把文艺复兴的历史化作一个个的论题。在论证过程中，他去掉了许多繁芜的细节，也避免了繁琐的材料的考证，而是紧紧围绕着中心议题，文艺复兴浓缩地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而这正体现了布克哈特对历史的追求。他在给一位后辈朋友的信中说:你为某种写作风格，为那么多的资料所紧紧纠缠，还是为了奖学金要表现自己的博学，而我并不接受这些，在我的书里，我只讨论真正使我感兴趣的东西^[3]。因此，阅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精神贯穿始终，那就是人的精神、世俗的精神、近代的精神。在这方面，布克哈格似乎深受当时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就是主张史学要追溯理想价值发展的历程，反映思想和精神的发展。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布克哈特找到了古典文化所确立的价值标准，找到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布克哈特在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重点探讨了三个要素，即政治、文化和宗教。他的第一篇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的政治形态，接下来他论述了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中表现，最后论述了当时的宗教状况。他之所以突出这三个要素，与他对历史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就是由政治、文化和宗教三者组成的，三者的此长彼消决定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具体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林立的城市国家的存在为意大利提供了一个颇具国际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意大利的文化得以繁荣，而宗教的衰落更加验证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向我们揭示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概括了人文主义的时代特征，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同时又敏感地把握了一个新旧交替时代所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提供了理论框架和丰富的命题。

三

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标志着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特征的归纳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均为学术界所接纳，它对文艺复兴概念的解释被公认为经典的正统观念。因而在这部著作发表之后，迅速引发了一个以布克哈特的解释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史的研究高潮，出现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最重要是英国史学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他按照布克哈特所设定的文艺复兴的概念，对文艺复兴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出版了长达七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尽管这部著作在篇幅上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大得多，但在对文艺复兴的解释上并没有超越布克哈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研究文艺复兴史的著作开始出现，尤其是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的出版，更是遵循了布克哈特所设定的强调个人发展的观念。而几乎在布克哈特的观点得到广泛欢迎的同时，反对布克哈特的观点也同时产生。这些反对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些中世纪史家，他们反对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评价过高，强调人文主义精神中所渗透的中世纪精神，从而否定文艺复兴的创新性。其中著名的有哈斯金斯和林·桑代克，前者著有《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强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继承性，后者则著有《实验科学与幻术史》，从科学的角度否定文艺复兴的创新性。尽管这些反对声甚高，但是他们所作的仅仅是批评，并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可以取代布克哈特的新的认识文艺复兴的完整模式，因而也没有能够阻止人们继续接纳和发展布克哈特的观点。

对布克哈特文艺复兴观点的争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告一段落。布克哈特的地位和论点并没有在这些争论中削弱，他仍然像一座丰碑，吸引着众多的追随者。此时的追随者们不再只是为布克哈特的论点摇旗呐喊，或者为他锦上添花，而是公认了他的论点对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丰富和具体了布克哈特的观点，从而把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众多学者在文艺复兴的不同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汉斯·巴隆以布克哈特所主张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了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写出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他提出了“市民人文主义”这一重要概念，来体现人文主义者积极参与公众生活的特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克里斯特勒和加林则从哲学的角度，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来研究文艺复兴，同样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克里斯特勒区分了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的概念，并从知识史的角度探讨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加林则通过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探讨了人文主义的起源以及它在哲学上的种种表现。他们的研究同样是站在社会政治的广阔背景下，努力拓展布克哈特所开创的领域。丹尼斯·哈伊和坚尼·布鲁克尔则从综合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肯定布克哈特的整体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他忽略的领域，从而形成新的综合。丹尼斯·哈伊的力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揭示了文艺复兴的背景及其外部的联系;而坚尼·布鲁克尔则以佛罗伦萨为中心，从社会层面的各个方面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化。尽管这些学者在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上超过了布克哈特，或者在某些问题上与布克哈特有着分歧，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布克哈特的认知模式，因而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丰富了布克哈特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出现，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向。这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结构的历史和趋势的历史，人们不再过多地对文艺复兴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力求按照新史学的方法，复原某个阶段某个区域的整体的历史，以及其中发挥作用的长期的动力。在他们的笔下，重大的事件渐渐退引到结构之后，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为民众全体所替代，文艺复兴史被纳入了一种整体考察的视野。同时，追随新史学所倡导的观念，人们也在努力发掘非传统的史料，原来不被重视的婚约、犯罪档案、法庭记录和私人笔记等，都被纳入了史学家所运用的史料的范畴。应该说，随着新史学观念的传播而出现的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新趋向，标志着文艺复兴史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向，它不再是在布克哈特所设定的命题和理论中来发展自己，而是完全运用了新的方法、新的史料，研究新的问题。尽管如此，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对布克哈特的背叛。新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在否定布克哈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也不是针对布克哈特的结论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布克哈特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而新的研究方法所代表的是另一个时代。在这种意义上，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自布克哈特发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来已经过去了140多个年头，其间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但是，当我们回望时，布克哈特仍然像一座山峰，高高地耸立着。

【注释】

[1]Benedikt Stuchtey，Book Review of Jacob Burckhardtand the Crisis ofModernity，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8，2002．

[2]Felix Gilbert，Jacob Burckhardt's Student Years: The Road to Cultural History，Journal of theHistory of Ideas，Vol．47，No．2，1986．

[3]Jürgen Groe，Reading History: On Jacob Burckhardt as Source-Reader，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0．3，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