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名著导读：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导读教师:赵立行

版本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两卷本)，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史学家。正如约翰·S·阿姆斯壮所评价的:“他是系统性地努力发展新史学——年鉴学派的最负盛名的代表。”^[1]《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既是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扛鼎之作，无论在体现年鉴学派整体历史的理论和思考方面，在搜集和驾驭材料方面，还是在逻辑的严密和结论的独特方面，都堪称典范。

一

年鉴学派是针对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而兴起的一个新史学流派，其开创者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1929年创刊的《经济和社会史杂志》则是其主要的理论阵地。传统史学注重研究军事史、政治史和事件史，而年鉴学派则认为由一个个重要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的历史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忽略了经济史、社会史、心理史研究的历史是狭窄和片面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整体的历史。以《经济和社会史杂志》为阵地，年鉴学派不断阐述和宣传自己的史学观念，并逐步得到史学界的认可，但年鉴学派真正在史学界确立地位和产生重大影响，却得益于第二代成员的加盟和成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190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墨兹省的一个小乡村，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教员，后来担任了巴黎郊区一所学校的校长。童年时期他在乡村度过，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而且充满感情，这种经历深刻影响着他对乡村社会的考察。对此，他的夫人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译本的序言中是这样描绘的:“他像一个真正农民的儿子那样生活，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乡村手工活的一切(这种与土地的亲近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乡村度过了童年之后，他来到巴黎读书，并顺利进入了巴黎大学，开始步入史学的殿堂，并在毕业后获得史地教师的资格。1923年，布罗代尔被派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担任教师，正是在这期间他对地中海和西班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以此作为自己未来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也正是从此开始，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深入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学术旅行，研读档案，搜集素材，增加感性认识，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以整个地中海作为考察对象是一项过于庞大的任务，单是搜集和研读浩繁的材料本身就需要超常的毅力和勇气，而要真正能够驾驭这些材料，就必须要有一种独特的眼光，也就是要有一种理论框架，而这种理论框架的成型得益于《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的启示，该杂志所主张的整体史观念和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与布罗代尔从整体上考察地中海的设想不谋而合，这自然使他非常关注年鉴学派并产生了亲近感。而他与吕西安·费弗尔的相遇和相识，则使他真正步入了年鉴学派的阵营，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成员。1937年，在他完成了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院的三年任教返回欧洲的途中，在船上巧遇自巴西度假归来的吕西安·费弗尔，正是在费弗尔的引导下，布罗代尔加入了年鉴学派。资料的积累和理论的成型使得把对地中海的考察付诸实施成为可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迟了该书的问世。战争期间，布罗代尔应征驻守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最后的崩溃使他沦为一名俘虏，并在德军战俘营里被囚禁达五年之久。但正是在战俘营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凭借着超常的记忆力和对资料的熟悉，他开始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写作。当1945年获释时布罗代尔已经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草稿，并于194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该书于1949年正式出版，获得史学界的极高赞誉。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问世奠定了布罗代尔的学术地位，也使他成为年鉴学派的中坚力量和代表人物。他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年进入《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并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问世的同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之后他身兼《经济和社会史杂志》主编和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的主任，成为年鉴学派实际的掌门人。1984年，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于次年11月病逝，享年83岁。

除《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外，布罗代尔还著有两部代表性的著作，同样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史学观念，即《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前者以分层的方式探讨了欧洲近代早期400年的经济活动，后者则是他计划撰写的《法国史》的第一部，但遗憾的是，计划当中的《法国史》的后两部未能问世。

二

如果说年鉴学派提出了整体历史的主张的话，那么布罗代尔则通过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对整体历史观念作出了最为详尽的解释。作为一部整体史，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应该在怎样的层面上展开?每一个层面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这些要素是如何相互协调和冲突的?也就是说，作为一部整体史，其具体的结构和系统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布罗代尔在这部著作中均给出了详细的回答。

为了能够清晰地展示地中海的结构性特征，布罗代尔不可能在空间上偏重某一个地域、某一个文明或某一个种族，在时间上也不能就某一个问题梳理完整的线索，而是要在空间和时间上把地中海融为一体。同时，为了突出地中海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布罗代尔试图找到维系这一结构的基础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以菲利普二世时期为基点对地中海作了一个横剖面，正是通过这一横剖面，他区分出了三个最基本的论述层面，即地理环境，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以及事件、政治和人。在他看来，维系地中海成为一个整体的基本力量有三种，这三种基本力量有着不同的快慢节奏，一种是几乎静止不变的力量，一种是变化缓慢的力量，一种是变化迅速、转瞬即逝的力量，正是这些不同的节奏共同演奏出一部地中海的大合唱。对此，布罗代尔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直截了当地进行了阐述:

本书是一个编写总体历史的尝试，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我更愿意说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卷二，975页)

这三种节奏被冠以不同的名称，或称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或称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或者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在这三种节奏中，几乎不变的地理时间是支撑历史的基础的结构性的东西，它是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舞台;而社会时间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变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个人时间虽然看起来最为热闹，变化也最为迅速，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几乎起不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就如同汹涌的波涛所激起的浪花，转瞬即逝。这三种节奏本身不是单调的和空洞的，而是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有着众多的类别和子类别。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就是严格按照这三种节奏来演奏的，他似乎站在一个能够俯瞰整个地中海的高度，通过展示一个统一结构中的各种成分的起伏与转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地中海的完整画卷。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一部分定名为“环境的作用”，主要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和道路交通环境，这些内容本身反映的是布罗代尔的地理时间，或者称为长时段的东西。为什么要首先描绘和分析所谓环境的作用?它在地中海的历史进程中起什么作用呢?对此，布罗代尔在第一部分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进行了解释:

要全力以赴地通过空间和时间展示一种演变缓慢而又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种手段。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长时段的流逝路线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像对历史一样，对地理提出一切要求。这样的地理学就特别有利于几乎静止的历史，当然有一个条件，即历史要遵循它的教导，并接受它的分类和范畴。(卷一，23页)

要清晰地了解地中海的环境特征和作用，在总体的框架下进行细致的分类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而环境的稳定性特征也使得我们可以切实地进行静态分类。

就地理环境而言，布罗代尔依据地中海的特征区分出山脉、平原、沿海、海洋和沙漠等不同的类别。从气候方面来说，我们既可以看到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的气候统一性，又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不同季节对地中海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而从道路交通方面而言，则可以分为陆路、水路、作为道路交汇点的城市等方面。每一种类别都可以再分为相互有着差异的子类别，每一种类别和子类别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又与其他的要素相联系。我们可以看到陆路的重要性，又可以看到海路的繁忙，而作为道路交汇点和交通歇脚点的城市，同样构成了地中海整体交通环境中重要的一环。正是这些不同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地中海的整体地理环境，它们制约和规定着地中海的经济生活、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为地中海多姿多彩的生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尽管这些环境要素变化缓慢，甚至几乎静止不动，但是却以特有的永恒性框定着地中海的发展轨迹。

布罗代尔用很长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剖析地中海的这些环境要素，并不是想向人们展示自己地理知识方面的才能和自己对气候资料的研究程度，他更愿意把各种环境要素看作一个个舞台，从而观察处于其中的人们如何表演自己的生活剧，这些舞台如何规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而人们的活动又如何给这些空洞的环境赋予了内容和意义。因此，布罗代尔所注重的是环境的人文性。他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一再表明这一观点。在给山下定义的时候，他说:“山究竟是什么?……这里应该加以考虑的，是人文的和不确定的，因而很难在地图上表现的界限。”(卷一，27页)在论述浩瀚的大海时，他说:“当然，这里的海域要用人类活动的尺度来衡量，否则它们的历史就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卷一，142页)在论述气候的篇章的开始，他又进一步表明:“在我们刚刚用大量的篇幅描述的那个拥挤、混杂和界限不清的世界中，除了人际交往、历史交融的统一性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统一性。”(卷一，342页)在谈到陆路和海路的时候，他再一次表明了这种观点:“如果没有人员的往来和联系，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地中海也就谈不上有统一性。”(卷一，412页)

关于环境的人文性，布罗代尔从两个方面引导我们来理解。一方面，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给了环境以生命的活力，使得环境可以借此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使得不同环境有了不同的特征。通俗一点讲，正是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才能使得山之所以成为山，平原之所以成为平原，海洋之所以成为海洋，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布罗代尔给了我们认识环境的新角度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山区并不只是大大小小的山和高地组成的地域，而是地中海的贫民区，无产者的储备区，躲避病灾或者海匪的地方，文明程度低下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异教徒历来的天下，自由人的藏身之地，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庇护所，为他人提供人力的制造厂。同样，地中海的气候一致性意味着地中海具有大致同样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地中海国家互相竞争或不得不进行贸易，扩大竞争。冬季意味着停顿和和平、谈判和达成协议，夏季则意味着快节奏的生活以及瘟疫肆虐。道路交通意味着交流的进行，交通工具的样式意味着城市存在的必然性;而从城市的存在，我们则能看到粮食问题、疫病的流行以及移民的流动等。因此，布罗代尔在这里并不是像地理学家那样论述山川大势、地理格局，而是关注在这些环境下活动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正是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才改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的隔绝状态，才使得他们互相交流和贯通，从而共同纳入地中海的整体之中。如果说各种不同的环境是构成地中海整体的各种素材的话，那么人的生活则成为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黏合剂。在这一部分中，布罗代尔向我们具体描绘了各种环境因素怎样通过人的活动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富有生机的地中海网络。

山区是闭塞的、保守的，往往排斥伟大的历史，但是“生活却要让高地的人类同低地的人类不断相混合”(卷一，39页)。谈到山区居民习惯下山的原因时，布罗代尔认为:“生活的艰苦和贫困，对改善境遇所抱的希望以及可观的工资的引诱，都促使山民下山。”(卷一，41页)这样，山区居民往往成为平原和城市人口的组成部分。而平原的形成更是人口流动和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在布罗代尔看来，平原最初是低洼泥泞、疾病流行的地区，只有不懈地努力进行改造，才能成为给人们带来益处的良田。因此，平原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征服者，它形同地中海内在的美洲。在改造和利用平原的过程中，城市大规模地参与投资兴建水利工程，因为“城市的富裕与平原的富裕不可分割地相联系”。游牧、季节性迁徙、入侵等都提供了各种环境主动和被动联系的机会。山上和山下相连，沙漠和绿洲相连，迁移者和定居者相遇，“游牧者不断遭到定居者的抵制，进而发生冲突，他们不得不越过、绕过或粉碎定居者设置的障碍”(卷一，104页)。岛屿虽然从性质上而言孤立于海洋中，但是它通常是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相联系的跳板，因此，岛屿往往参与重大的历史进程，是各种文明交往的中心。各种各样的道路更体现了这种联系，道路是各地相互沟通的标志和结果，也正是道路造就了城市。从这一角度而言，凡是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活动可及之处，处处都体现着地中海的统一性，人类的活动使我们从更广的范围来审视地中海成为可能。

布罗代尔为我们剖析了地中海环境的不同要素，列举了其中的区别和冲突，目的在于揭示地中海环境在人文层面的统一性，地中海地区人们的共同命运，以及在几乎恒定不变的环境影响下，人类生活不断循环重复的轨迹。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二部分定名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顾名思义，布罗代尔在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人以及人的活动，但他不是探讨一个个孤立的人和事件，而是要从宏观的角度论述地中海地区人的整体命运以及主要的发展趋势，抓住人类社会活动中尽管发生变化但相对比较稳定的成分，这些成分制约和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方向和趋势。正如在论述环境时要力求寻找统一性一样，人类的活动同样也要找到统一性的力量。这一部分对应着布罗代尔整体史的社会时间。尽管纷杂的人类活动并不像环境那样容易区分出清晰的类型，但是作为整体史的要求，也必须区分出构成人类整体活动结构的要素。布罗代尔主要找出了五种要素，分别是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和战争，这五种要素几乎可以涵盖地中海人类的所有活动。但是，这五种要素并不是五种容器，方便人们把不同的活动分类装入其中，重要的是阐述其结构和作用，从中摸索出规律性的趋势。

布罗代尔非常注重人类的经济活动，在这一部分中也是把地中海的经济活动作为首先论述的对象，他试图建立的是地中海的经济模式。他首先向我们提供了衡量地中海经济的尺度和范围，这样能够保证我们把地中海的经济放在一个合理的界限内进行观察。(www.xing528.com)

第一个尺度是距离。相对于当时的地中海而言，我们看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距离，在当时却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障碍的存在和沟通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空间似乎被拉大了，时间被拉长了，“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等同于一千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小。或者也可以说，16世纪的地中海大体上单独就抵得上1939年的整个世界”(卷一，549页)。由于距离的存在，造成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麻烦和失误，但同时由于距离的存在，也促成了许多潜在的机会。距离的存在使得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信件何时到达，也使得消息变得奇货可居，距离使经济的运行充满变数:“一切活动都会遇到距离的抵制，都要受到它的束缚和调节。地中海经济的发展注定是多灾多难的，历尽艰辛，步履缓慢。”(卷一，556页)

第二个尺度是人口。地中海地区本来是地广人稀的，但是16世纪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地中海的变动和发展带来了动力。布罗代尔把人口的增长称作“生物革命”，这场革命与“土耳其的攻城略地、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化、西班牙的对外扩张相比，更使我们关切”。人口增长造成了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它是财富的创造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慢慢地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

第三个尺度是地中海独特的经济模式。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对地中海区域进行总量分析，就可以确定其大量经济活动之间的基本关系，领会和理解地中海物质生活的重要结构。贵金属和货币是布罗代尔论述经济的另一个要素，他选择这样一个层面是因为贵金属和货币的流动对地中海的经济至关重要，货币的短缺和充盈决定着地中海经济的韵律和节奏。在东方的物品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地中海的贵金属外流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获得贵金属、获得货币是地中海地区长期紧迫的任务。反过来，地中海地区又像一个金银的蓄积地一样，不断开发和吸引外来的资金，对北非、美洲开发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黄金和白银进入欧洲。但贵金属的充盈又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价格革命给地中海带来的冲击具有深远的影响。布罗代尔在这里想要表明的是，金钱绝不是具有单一性质的东西，它所参与和代表的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贸易和运输是布罗代尔论述经济的又一个要素。贸易，尤其是远程贸易在地中海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地中海得以立足的贸易主要是东方的香料转运、粮食的转运等。地中海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自东方的贵重品以及其他地方的粮食均以地中海作为集散地。布罗代尔在这里想要证明的是，地中海在这些贸易和运输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地理大发现而受到削弱。尽管大西洋沿岸的地位渐渐提升，但地中海仍然毫不逊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所以针对地中海衰落的说法，他提出非常独特的观点:地中海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水准，只是大西洋地区飞速发展了:“地中海的商业实际上并没有枯竭，只是落到了别人的手里”(卷一，392页)。

而在政治要素方面，布罗代尔试图向我们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即领土国家已经取代过去的城市国家成为主流:

城市国家的竞争者——领土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提供现代战争需要消耗的大量物资和巨额费用。它供应雇佣军，购置火炮。不久以后，它还花费巨资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它的诞生和成长，是长期不可逆转的现象。(卷二，2页)

推动这股潮流涌动的，是一个个帝国的兴起，在历史大势的惠顾下，土耳其在东部的征服势如破竹，而西班牙的统一则显得顺理成章。布罗代尔非常注重历史大势，这如同大海涌动的潮流，落伍于这股潮流或者逆潮流而动，都必然遭到抛弃。对于历史大势，布罗代尔在这一部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实际上，历史形势这个事务，在它最广泛的意义上已经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基础都包括在内了。它促成或者废弃这些基础。当一场新的赌博开始时，赌赢的人永远不会是过去的赢家:手气过了。(卷二，35页)

这些大的帝国尽管形成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反映出在同样的潮流下的统一性特征。它们都出现了一个出身下层的“公职人员”队伍，都出现了一批法学家来鼓吹君主制，都拥有官职世代继承的趋向和捐纳官职的弊病。在看似有效统一的帝国中，各个地方有着高度的自治，国际银行和公共信贷成了维护国家统治的主要财政来源。这些大国在独领潮流之后，一些中等国家又被推上了浪尖，在这里，历史大势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构成集体力量的第三个要素是各个社会，在这一方面，布罗代尔试图引导我们透过纷乱的变动看到本质。尽管16世纪社会各个阶层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是这些变动往往成为相互抵消的浪潮，“16世纪尽管有过种种犹豫，却并没有非难、怀疑社会的真正基础，没有由于有这些犹豫而这样做。它大体上从先前的时代把社会的这些基础收纳过来”(卷二，77页)。封建领主和贵族虽然受到贫困的折磨、农民的对抗以及现代国家的压制，但是还是经受住了这些风暴，安然无恙。在农民和封建主对抗的过程中，农民只是偶尔取得胜利，而现代国家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往往把贵族和封建主当作自己的敌人，但是这些国家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合作者。同时由于非贵族出身的富裕阶层为了虚荣不断设法获得贵族头衔，一些地位上升的人也加入到贵族的行列，在风雨飘摇当中贵族的队伍不是萎缩了，而是扩大了。在富裕阶层和贵族同流合污的同时，穷人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境遇，各种各样的穷人似乎逐步走在一起，流浪汉增多，盗匪横行，甚至奴隶也照样存在。如果说在16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也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在一个富有的、生气勃勃的、被重建为一些拥有巨大不动产的强大家族的贵族阶级和人数日多的、日益贫困的、像毛虫和金龟子那样的、卑贱低下的、繁衍过剩的穷人之间，一切都在向两极分化。一种裂化现象把古老的社会一分为二，并且在两者之间挖掘深渊，什么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卷二，150页)。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逆转，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组合。

第四个要素是文明。在这部分，布罗代尔意在向我们揭示文明的深厚的基础，以及事物的形式和格局的预定论。文明作为一个单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有着与其他文明的交融和冲突，以及传播和接纳，但是文明有着深厚的生存之根，它始终维系着一个文明的独特性。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文明就像沙丘一样，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隐藏着的断层上。沙粒听任大风扬起，飘来飘去，被吹集成堆。但是沙丘这个无数运动的固定不变的总量，仍然留在远处一动不动”(卷二，166页)。且不说具有固定地域和历史的文明，就是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国家、四处漂流的犹太人，也典型地体现了无法被同化的文明特征，在布罗代尔看来，“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卷二，241页)。由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妄谈地中海的衰落和退出舞台是不客观的，它与新生的现代世界共存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地中海在现代世界上打上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印记”(卷二，278页)。

第五个要素是战争。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谈到战争，总是把它视为与文明相对立的东西，总是善于分析成败得失，但是在布罗代尔整体史的结构中，战争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战争是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的;战争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战争有着规律性，总是“一个‘内战’时期继一个‘外战’时期之后到来，先后次序相当清楚”(卷二，311页);战争是寻求联系和对话的一种方式，“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寻求接触，甚至在必要时寻求殴斗这样的绝望的接触，是因为，正相反，它想继续进行对话或者把对话强加于人，而这样做的原因又是它需要分享它的敌人的高级技术”(卷二，342页);战争始终存在着攻势和守势，富人以防守为主，而穷人则总是进攻。通过分析战争，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子，是万河之源，无岸之海。战争是万物之父，但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极少得到的和平之父。”因而战争反映了一个地区文明的盛衰。16世纪的地中海大规模的战争逐步减少，而蜕变为各种各样的海上行劫和小范围冲突，大规模的战争此时已转入大西洋地区。这种趋势并不表明地中海进入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更主要地是说明地中海已经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正是通过考察这些要素所形成的历史趋势，布罗代尔向读者清晰地表明了影响历史的百年趋势、长波和形势，这些趋势是决定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三部分是“事件、政治和人”。在这部分中，布罗代尔主要向我们介绍在菲利普二世时期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以及重要的人物。这一部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应该说在前两个部分中很多都已经出现过，但是出于整体史和结构分析的需要，这些事件往往只是被零碎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对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可能细致完整地描述。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追求的是整体史，寻求的是历史结构和规律，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往往把具体的事件本身看成是次要的、作用甚微的。但是，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布罗代尔用了几乎和前两个部分同样的篇幅来描述和概括这些重要事件，本身就反映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卷二，416页)。另一方面，他又表明自己决不是反对叙述事件，而且事件本身不论多么短暂，都会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甚至照亮某个广阔的深景。布罗代尔在这里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整体史思考:其一，尽管整体的结构和趋势是剖析历史的最主要的工具，但是“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缩减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卷二，415页)。因此，这一部分正好是对前两部分总体考察的有效补充。其二，兰克等人的传统史学研究只是触及了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且还不是很重要的部分。

三

布罗代尔通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向人们展示了整体史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构，从而把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整体史的观念，上升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层面，也使年鉴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布罗代尔向我们揭示出，历史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进程，人们要想研究它，必须首先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形成一定的宽广的视域，才能把握住历史的主要潮流，不为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所纠缠从而失去方向，才能把握全局，不为历史瞬间的精彩所吸引而停住脚步。地中海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有着众多的种族和文明，有着无数的征服与扩张、聚散和离合，不用俯瞰的眼光，不略去细枝末节，就很难把整个地中海纳入一个统一的考察范畴中去。其实，任何历史考察对象，无论一个地域、一个文明，还是一个阶段，甚至一个事件，都有着复杂的成分，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从整体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眼光。我们站到一定的高度，淡化历史的细枝末节，并不是要虚化历史，而是要更清晰地显现历史发展的纹理，找到推动历史大潮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机体。

其次，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要具备解剖历史机体的能力。寻找到历史的框架，只是研究和阐释历史的第一步，只有深入地进行剖析，才能弄清历史构成和发展的机理。布罗代尔在这本著作里向我们展示了解剖一个历史机体的技巧和方法。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并不是由一个个的事件串联起来的一条直线，也不是由一个个成分拼缀起来的平面，而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相互搭叠而建构起来的立体构造。它不像直线那样简单而又直接，也不像平面那样一目了然，必须经过我们细致的解剖才能确切了解其构成。我们要了解支撑整个构造的基础，要了解立于基础之上的主要的构件，以及附添在主要构件之上的其他构件，这些构件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关系和构造，才能说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并了解了所选定的历史考察对象。布罗代尔对环境这一基础的探讨，对集体的力量和趋势的探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种解剖历史的方法进行的。他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理论，以及所谓的结构、局势和事件，都反映了他解剖历史对象的层次。

第三，布罗代尔在这部著作里向我们表明，历史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涵盖着人类的一切活动，有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文明、战争等各个方面，有集体心理、社会大势、社会交往等各种成分，绝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注重的政治、军事和人物史所能涵盖的。因此，历史研究应大大丰富其内涵，把传统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环境、经济、社会史和集体心理等内容纳入其中一起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是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提出的，是由布罗代尔认真实践的。布罗代尔对环境的大篇幅的剖析，对经济模式和经济数据的考察，对社会阶层心理的挖掘，以及依据社会发展大势对历史的推理和预测，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四，布罗代尔在这部著作中表明，由于是从整体上考察历史对象，由于历史的各个成分是相互关联的，并有着较长的发展周期，因而时空观念在这里变得不再那样绝对。地域可以依据人类的活动和交往的足迹而向外延伸，时间也会因历史发展周期的轨迹而相互连接，过去和现在可以放在同一时空进行探讨。尽管这部著作限定为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但是他的探讨并没有局限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在分析各种历史成分时，他往往追溯古代，展望新的时代，把它们看成一条完整的发展潮流，从而避免了结构的空洞和历史的干枯;同时，他也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地中海这样一个地域，而是把直接或间接同地中海产生联系和影响，或者被地中海所影响的地域统统纳入视野，亚洲、非洲、北欧、大西洋地区等都成为地中海人类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个更大的坐标来确定地中海的地位，更能客观和精确地界定地中海的历史地位和特征。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研究整体史的方法和范例，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都有其不足和矛盾之处。首先，布罗代尔过分强调长时段，强调结构，把它们看成解释历史进程的有效工具，这一点也常遭到学者的质疑。托马斯·F·格里克(Thomas F．Glick)就认为:“长时段和结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其本身是无法解释的。在布罗代尔的著作和他的学派中，这些概念替代了解释，而且助长把空间联系和世俗经济曲线实质化，而牺牲了系统分析。”^[2]尽管布罗代尔在行文中处处强调人文性，但是在整体结构和趋势的掩盖下，人的活动似乎被虚化了、被统一化了，成了辅助和解释结构的成分，成了成分和成分之间的黏合剂，人的创造性、自由性被结构抹杀了。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人的活动的独特性被消弭了，淹没在大海之中。其次，布罗代尔尽管在书中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绘“事件”，但是他始终无法妥当地安排这些在他看来“转瞬即逝”的事件，在构建结构的过程中，完整的事件被裂化为各种不同的片断，而他单独独立出来的关于“事件”的篇章，又很难和他论述结构和趋势的部分有机衔接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正文的附录。再次，布罗代尔在著作中非常重视结构和趋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深层的动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历史预定论和历史循环论的感觉，透露出一种悲观的、无可奈何的气息。

无论如何，《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作为一部整体史的典范、年鉴学派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史学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也深深地影响了史学研究的走向。布罗代尔的著作被广泛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以至于人们说，如果设立诺贝尔历史学奖，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注释】

[1]John A．Armstrong，Braudel's Mediterranean: Un Defi Latin，World Politics，Vol．29，No．4，p．626．

[2]Review Article by Thomas F．Glick，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6，No．29(May，1976)，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