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历史》导读，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版

希罗多德:《历史》

导读教师:黄洋

版本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版，1959年版，1978年重印时修订。

“哈里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在此发表其研究(historia)，以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barbaroi)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湮没无闻，尤其是他们相互爆发战争的原因。”^[1]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90—前431年)这段著名的开场白宣告了西方历史学的兴起，他也因其开创性的历史书写而成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西塞罗语)。但是，要充分体会希罗多德的创新，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古代希腊，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特性使他的创新成为可能，他又是在哪些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

虽然今天我们视历史学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它并不是人类文明传统中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历史学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后起的伊斯兰文明也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学传统。但是，在人类的其他古代文明如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虽然也有保存过去记忆的不同方式，但似乎没有发展出历史学这一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留下传之后世的专门历史学著作。早期犹太文明虽然表现出了对记载历史的兴趣，《旧约》从创世之始进行叙述的方式明确反映出了犹太人的历史意识，而《列王纪》和《历代志》等篇章则更是其早期历史的记载，但犹太历史学在兴起之后，很快就被宗教所吸收了，历史和宗教一体化了。而且在公元2世纪，犹太的历史学传统就完全中断了，直到16世纪之后才得以复兴^[2]。因此，历史学的兴起和独立的历史学书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在特定的文明背景下滋生出来的。

就古代希腊文明而言，早在历史学兴起之前，就发展出了保存历史记忆的方式，这就是神话传说。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神话就是他们过去的历史，它们先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后又以英雄史诗的形式传承下来。不过，神话虽然包含了历史的成分，却不能等同于历史，因为它还包含了大量的虚构和传说。即便是以歌唱特洛伊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为主题的《荷马史诗》，所采用的也仍然是神话叙述方式，将历史包裹在神话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神话的叙事方式总是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事件和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以明辨真假为基本原则，并且试图以理性的方式、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本解释事件与行为。因此，在历史从神话方式中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某些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历史学的产生。

这种变化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治上的。在古风时代，希腊各邦纷纷制定法律，用以规范城邦政治生活的方式，说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在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性。当然，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还是思想方式上的。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logos)，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哲学的兴起^[3]。这种转变的核心内涵是，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认知能力的无限潜力以及自我感受的重要性，不再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社会和宇宙，而是以自身的认知力和自我感受来理解和把握。在这种思想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原先的神话史观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认为神是人创造的。他说道:

凡人们认为神明是像他们那样出生而来的，而且像他们那样穿衣，有着人的声音和身体。但是如果牛和狮子也有手，也能像人类那样绘画和进行创作的话，它们也会把神明描绘成它们的样子:马儿会描绘成马儿的样子，牛儿会描绘成牛儿的样子。事实上埃塞俄比亚人把他们的神明描绘成黑色的且有着扁平鼻子，色雷斯人的神明则是红头发和蓝眼睛的。^[4]

色诺芬尼的思想实际上标志着希腊人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他们不仅从人自我出发来看待自然和世界，甚至从人自身出发来看待神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史观不得不开始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了西方的历史学。

但历史学的产生并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在希罗多德之前，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就已经对历史学的新方法进行了尝试。这位赫卡泰俄斯在领导爱奥尼亚起义之余，撰写了一部《地理志》(Periegesis)和一部追述希腊英雄谱系的《家谱》(Genealogies)，两者均以散文体写成。散文体虽然不是历史学的独创^[5]，但历史学从一开始即以散文体作为其表述的方式，在体裁上不同于用于神话书写的诗歌体。赫卡泰俄斯的《地理志》共两卷，分述欧罗巴和亚细亚之地理状况，并配以一幅地图。他的《家谱》开门见山地写道:“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如是说:我记载这些，因为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而希腊人所讲的故事(logoi)多种多样且荒诞不经。”^[6]和色诺芬尼一样，赫卡泰俄斯同样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质疑和反叛。更重要的是，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即明辨真假。他的这种认识也许和他的地理研究分不开。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游历过异乡他国。希罗多德记载了赫卡泰俄斯在埃及的一则逸事。在底比斯，他向埃及僧侣宣称，其家庭往前追溯16代是神，但埃及僧侣拒绝相信任何凡人的祖先是神明^[7]。和埃及人的讨论可能使他认识到，希腊人种种传统说法的不真实，进而开始尝试修正这些不真实的说法，以批评的眼光，来重新书写英雄的谱系。但是，他的历史书写的尝试显然并不成功，因为尽管他试图以理性的方式理解过去，但是选择的主题却是神话传说。正如奥斯温·穆雷(Oswyn Murray)所指出的，这“即表明了从神话中解放历史的愿望，又说明他还不能区分二者”^[8]。要等到希罗多德，历史学才真正地从神话中“解放”出来。

二

和他的先行者赫卡泰俄斯一样，希罗多德同样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小亚细亚这片和西亚文明交汇、和埃及文明联系紧密的地方正是古风时期希腊思想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摇篮。约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出生在这里西南沿海的希腊城邦哈里卡纳苏斯，此时为波斯帝国所占领。关于希罗多德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仅仅从其所著《历史》的记载以及后来的文献传统略知一二，他曾经游历过黑海地区、埃及，可能还到过巴比伦，参与过推翻哈里卡纳苏斯僭主吕格达米斯(Lygdamis)的斗争，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来到雅典，在此居留十余年后，迁居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亚(Thuria)，《历史》中提及的最晚的事件可能是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该书第6卷中，他评论说在波斯王大流士、其子薛西斯及其孙阿塔薛西斯统治的三代人之间，希腊人遭受的苦难比起之前二十代人还要多，一方面是由于希波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希腊世界内部争夺霸权的斗争，后者所指显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9]，但他再没有提到公元前430年之后的任何事件。据此可以推测，他大约卒于公元前420年代。据载，后来图里亚人在市政广场上为他建造陵墓，以示纪念，可见他的《历史》已经为他赢得了名声，据说他在雅典时曾经当众朗诵其著作的部分篇章，并受到雅典人的好评。

希罗多德《历史》的主题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众所周知，战争是一个荷马式的主题，也许希罗多德想要赢得荷马式的声誉。无独有偶，他的后继者修昔底德选择的主题也是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不难看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受到了荷马的启发。史学史家莫米格里阿诺甚至断言，要是没有荷马，希罗多德不可能想到撰写他的《历史》^[10]。然而他并不只是简单地仿效荷马。荷马记载的是遥远过去的战争，它经过一代一代吟唱诗人的歌颂和传唱，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主题。但是希罗多德记载的是最近发生的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主题，需要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发现它，显然希罗多德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眼光。

考虑到希罗多德的游历，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最初的计划可能是像赫卡泰俄斯那样，成为一名地理学家，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发现了希波战争这个主题而转向历史写作的。然而，仅仅发现这个主题并不足以使希罗多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特洛伊战争不同，希波战争是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它的传说和记载很少，希罗多德不可能依靠这些有限的传说和记载详细地记述战争的全过程，他必须像现代历史学家一样，进行研究调查，收集资料，然后进行著述。正像他在开场白中所说的，他发表的是他的historia，这个后来用来表示“历史”的词在古典希腊文中意为“探究”或“研究”。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历史学就是和探究、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著述必须是历史学家本人进行探究的结果。对于希罗多德而言，探究首先就意味着探索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世界。他的探究并不是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意味着游历和访问那些陌生的地区、陌生的国度。因而，希罗多德奠定了西方历史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力求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力求发现新的史实。

在游历他国的过程中，希罗多德通过亲历和询问等方式搜集所需要的资料。然而仅仅收集资料也仍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找到处理这些资料的方法，方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述。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书写中，采取了一个一贯的做法，即将资料的可信程度进行分类，明确交代哪些是他亲眼所见，哪些只是听他人所说的。例如在记述尼罗河的源头时，他说:“直至埃勒方提那(Elephantine)是我亲眼所见，从此往南则仅仅是道听途说。”(Ⅱ，29)在描述埃及风土人情的过程中，他不忘交代:“至此我所说是我自己所见、所想和我的调查，此后所说则是从埃及人那里听到的情况，但间或也加入我所见到的。”(Ⅱ，99)而对于他人所说，他对其可信度也进行进一步区分。在埃及进行调查时，他尽可能地询问于僧侣，他们显然掌握了大量关于埃及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为了核实一些资料，他还专程前往太阳城(Heliopolis)，因为据说那里的僧侣最为博学(Ⅱ，3)。据此可以看出，希罗多德非常重视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对于一些不十分可信的资料，他也并不避讳，而是明确加以说明。如果有不同的说法，他也不厌其烦，一一加以记载，并且坦言自己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希罗多德其实已经确立了西方历史学中甄别史料、进行史料批评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他表现出了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诚实态度。作为开创性的历史学家，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把记述看作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而不纯粹以自己的好恶或主观判断来进行取舍。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职责是记叙人们向我叙说的事情，但相信一切并不是我的责任，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我的整部历史。”(Ⅶ，152)

正是因为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成就了一部包含多面性的历史，这和希罗多德的后继者修昔底德截然不同。同样是以战争为主题，修昔底德完全关注战争的进程以及影响战争的最直接因素，开创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学传统，而希罗多德则奠定了另一个主要的史学传统，即政治军事史与文化史并重的传统。他的《历史》被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划分成9卷，并分别用9位缪斯女神来命名，其中从第1卷至第5卷开头部分共计近一半的篇幅主要用于记载波斯帝国的形成，其境内及周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风土人情，只是在第5卷才开始进入希波战争这一正题。希罗多德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地中海周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到各地地理风貌、动植物生长生活习性，可以说既是政治军事史，又是文化史、民族史，还可以说是人类学著作，从而使得他的《历史》成为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乃至动植物学家发掘相关资料的宝藏，也使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阅读。最为明显的角度就是，它是一部世界史，旨在记述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这在希罗多德的开场白中即已交代清楚:他的目的是“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barbaroi)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湮没无闻”。通常认为，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书写中体现出了世界性的眼光，并且表现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少有的开明思想。他对外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持有希腊人常有的歧视态度，而是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确，希罗多德表现出了对外族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和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特别提到，希腊人在许多方面是向埃及人学习的(Ⅱ，51，58)。

三

然而，要说希罗多德完全不带偏见，甚而至于站在了时代前面，则可能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他所撰写的不是一部简单的世界史，而是一部有着特定视角的世界史。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的读者——他的同胞——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而且试图告诉他们如何看待那个世界。

在希罗多德看来，世界是由两个从根本上对立的部分即希腊人和“蛮族人”组成的，他们之间自古就处在冲突和敌意之中。在《历史》的一开始，希罗多德就试图追溯这种敌意的源头，并且说最初是由强抢对方的妇女所造成的。尤其是当海伦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时，导致了双方的战争，他借用波斯人的看法说:

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亚细亚人不把抢掠妇女当回事，但是希腊人不然。仅仅因为一名斯巴达的妇女，希腊人就组织起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毁灭了普里阿姆王的王国。从这个根源他们(波斯人)相信希腊世界对他们怀有永恒的敌意:波斯人拥有亚细亚及其蛮夷诸族，而在他们看来，欧罗巴和希腊世界则殊异于他们。(Ⅰ，4)

因而在希罗多德看来，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冲突和战争只不过是早已存在的敌意的延续。也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他不仅关注和记述引起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即波斯向希腊世界的扩张、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反抗以及随后波斯军队向希腊本土的入侵，而且还关注到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希罗多德试图在希腊世界和“蛮族”世界的文化差异中寻求冲突的根本原因。为此，他不惜花费近一半的篇幅详细记述和希腊世界对立的诸“蛮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方式。

如果详细考察希罗多德对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记载，不难发现在看似客观公正的描述之中，他不经意间突出了它们和希腊方式之间的差异乃至对立。例如，不同民族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似乎是希罗多德关注的一个重点，几乎对所有民族的记述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在谈及吕底亚人的习俗时，他说普通吕底亚人家的女儿无一例外地卖淫积攒钱以准备嫁妆，直至出嫁之时，而且她们为自己选婿(Ⅰ，93)。这些习俗之所以受到希罗多德的注意，是因为它们和希腊人的文明方式完全对立。女子保持贞洁是希腊人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且其婚姻也须听父亲之命。同样，吕西亚人以母亲名字确定身份，自由妇女与奴隶生子合法，而自由男子与女奴生子不合法(Ⅰ，173)的做法也对立于希腊人的方式。在记述巴比伦人时，希罗多德特别提到了他们以拍卖少女结成婚姻的古俗:“在每个村庄，每年一次，所有已达婚配年龄的少女集中到一起，男人们则围着她们站成一圈。拍卖师一个个将他们拍卖，从最美貌的女子开始。……婚姻是交易的目的。……按自己的意愿为女儿选婿是非法的。”很难判断希罗多德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十分肯定，并且说“此风虽已不在，但现在所有下层少女都卖身济贫”(Ⅰ，196)。他还记载了巴比伦妇女的另一个奇异风俗，即她们一生中必须到爱神神庙卖身一次，连贵族妇女亦不例外，又补充说塞浦路斯部分地方也有类似习俗(Ⅰ，199)。对于里海东面的马萨格太人(Massagetai)，希罗多德注意到他们虽然各人都娶妻，但却有混交之风。但他们最不合常理——至少完全不合希腊人礼仪——的做法是死亡之礼:当一个人足够高寿的时候(希罗多德没有说明具体的岁数)，所有的亲属举行盛宴，将他和牛一同杀死以为牺牲，然后煮而食之。病死者不得为亲人所食，遭埋葬而被视为不幸(Ⅰ，216)。与此相似，亚细亚另一个称为伊色多尼斯人(Issedones)人的部落，也由亲属将长者和羊杀死以为牺牲，分而食之，并将死者头部保存以为圣像，儿子向其敬献祭品，“就像希腊人恪守祭祖礼一样”(Ⅳ，26)。另有印度人，同样以吃死去的父亲来尽孝道。希罗多德记载说，波斯王大流士曾召集在宫中的希腊人，询问他们要如何才肯以死去的父亲为食，得到的回答说世上任何金钱也不能使他们做如此不孝之事。之后大流士又当着希腊人的面问印度人，要如何才肯不以死去的父母为食，而将他们火化。此言一出，印度人大惊失色，立即要求大流士不得再提如此可怕的不孝之事(Ⅲ，38)。这里姑且不论希罗多德这些记载的真实与否，显然这样的历史书写是有意识地在强调“蛮族”传统与习俗和希腊方式之间的对立。

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受到了希罗多德的重视。例如波斯人不立神像、不建神庙、不设祭坛，否则便被视为愚蠢的行为，而神像、神庙、祭坛是希腊人神明崇拜最为基本的方式;更有甚者，波斯人也不进行祭酒、不演奏音乐、不戴花冠、不举行祭餐(Ⅰ，131—132)，而这些也是希腊人习以为常的祭祀方式。和波斯人相似的是斯基泰人(Scythians)，除了战神以外，他们不为其他神明树立神像或建造祭坛和神庙;祭祀时也不祭献新收成，也不祭酒(Ⅳ，59—60)。希罗多德似乎认为，斯基泰人尤其崇拜战神的原因和他们好战有关。在战争中，他们的习惯是每个军士痛饮他所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而后将所有被杀敌人的头颅割下来带到国王面前，并将头皮剥下用作手帕，或缝成外衣;头颅则用作酒杯(Ⅳ，64—65)。斯基泰人的野蛮习俗令读者触目惊心，也许希罗多德对此的描述并非漫无目的。按照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9ois Hartog)的解读，斯基泰人是他所着力描绘的蛮族人形象，他们恰好形成希腊人文明方式的对立面:他们没有定居和城市生活，没有法度，是最野蛮的人(Ⅳ，106)，并因此而尤其排斥希腊式文明方式。换言之，他们形成了希腊人的“他者”^[11]。

不难想象，希罗多德的希腊读者会多么惊叹于“蛮族”的这些野蛮习俗与希腊文明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且在惊叹之中形成蛮我之分的世界想象。希罗多德似乎在告诉他的希腊读者，希腊人和“蛮族人”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文明的差异和对立。而通过这样一种叙述，他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希腊人的世界历史体系，这个体系把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所有其他民族——都看成希腊人的“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索瓦·哈托格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关于“他性的话语体系”。“蛮族人”的“他性”体现在诸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斯基泰人外，在埃及人身上体现得同样明显。埃及人的习性不仅殊异于希腊，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错”。在谈到埃及的特性时，希罗多德说:

不仅埃及的天气奇特，尼罗河和其他地方的河流不同，而且他们(埃及人)所有的举止和习俗都和其他的人完全倒错。例如，女人外出买卖，男人则在家纺纱织布;纺纱的通常方式是线头朝上拉，埃及人则朝下拉;男人用头顶东西，女人则用肩膀挑东西;女人站着小便，男人则坐着小便;他们在屋里放松，但在屋外吃饭……祭司不由女人担任，而由男人担任;儿子不必赡养父母，但女儿必须如此;在其他地区祭司留长发，在埃及他们剃光头;在其他国家死者亲属削发悼念，埃及人平时都剃光头，但在亲人去世时蓄发须;他们和其他人与动物分居的做法都不一样，和牲畜同处一室……在书写和计算时，其他人如希腊人从左向右写，埃及人则从右向左写。(Ⅱ，35—36)(www.xing528.com)

这些记载看似琐碎，其实都意在强调埃及文明的“他性”。另一个倒错的例子是亚马孙女人族。她们本是传说中希腊人的敌人，但希罗多德还是把她们包括在了自己对现实民族的记述之中(Ⅳ，110—117)。这里牵涉到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的评价问题。如若按照传统的真实与否为标准来判断，那么希罗多德的许多记载可能都是不真实的，但这样的解读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更为有益的思路是分析希罗多德为什么这样来进行历史书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亚马孙女人族的记载就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理解的。亚马孙女性社会是对希腊城邦社会秩序的根本性颠覆和反对。希腊城邦文明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而亚马孙女人族则是男性社会的对立面和敌人，被称为“男人杀手”(Ⅳ，110)。她们不仅完全舍弃男人，而且扮演了希腊城邦社会里男性所担任的角色，不是像希腊妇女那样相夫教子，纺纱织布，而是骑马射箭，攻城略地。因而她们完全是希腊城邦文明的对立面，是希腊文明典型的“他者”。如此一来，她们受到希罗多德的关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当然，希罗多德对于蛮族人“他性”的叙述不会不包括政治生活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所着力渲染的是波斯人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波斯专制王权是贯穿全书的又一个主题。希罗多德首先叙述了波斯专制王权的兴起。在第一卷中，他用了大量篇幅记述居鲁士建立波斯王权的经过。他持续不断的征服说明了其对专制权力的无穷欲望，而且他的专制也表现在他恣意惩罚自然的行动中。希罗多德记载说(Ⅰ，189)，在试图越过金德斯河时，居鲁士为湍急的河流所阻，顿时大怒而下令惩罚该河。这让读者联想到后来薛西斯的类似行为:在率领大军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时，波斯人架设的桥梁为风暴所摧毁，盛怒之下的薛西斯下令将镣铐掷入海峡以囚之，并令人抽打海峡300鞭子。希罗多德描写道，他令抽打的人说“如此野蛮而专横”的话(Ⅶ，35):

你这苦涩的水流，你的主人这样惩罚你，因为你挫伤了他，而他并未伤害过你。大王薛西斯要越过你，无论你愿意与否。

在这里，一个专制暴君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十分明显，对波斯君主惩罚自然的描写事实上成为突出波斯专制主义色彩的一种有效方式。

但如果说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的统治还算温和的话，那么他所刻画的其他波斯君主就完全是暴君形象了。冈比西斯在征服埃及后的所作所为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连通常十分宽容的希罗多德也禁不住屡次称他为“疯子”:他令人挖出法老阿马西斯的尸体，对其百般蹂躏，之后将其烧毁(Ⅲ，16);他在孟斐斯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并以刺伤阿匹斯神牛来肆意亵渎埃及人的宗教崇拜(Ⅲ，27—29)。他还违反一切道德纲常，娶自己的两个亲生妹妹为妻，后来又谋杀了自己的亲生兄弟和妹妹兼妻子(Ⅲ，30—32)。此类残暴行为不胜枚举。大流士一世的冷酷无情和薛西斯的骄奢横暴同样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在希罗多德笔下，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不断征服与扩张是波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大流士和薛西斯征服希腊和欧罗巴的企图更是专制君主权欲与野心的大暴露，薛西斯本人简直就成了专制君主恣意暴虐(hybris)的化身。

和波斯专制主义相对照，希罗多德也对希腊城邦民主而相对平等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了描绘。如果说他对波斯专制统治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他对民主政治的赞扬与肯定同样明显。事实上希罗多德是最早提及“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的古典作家，他明确记载雅典的克里斯梯尼建立了民主政治(Ⅵ，131)，并且认为民主政治给雅典城邦带来了优势和新生。就在克里斯梯尼改革之后不久，雅典成功地击败了卡尔基斯和贝奥提亚人的联合进攻。对此，希罗多德评论道:

雅典的力量日益增强，这说明不只在一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民主都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之时，他们在战争中不比邻邦更为成功，但一旦被从僭主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后，他们就是最为优秀的战士了。这说明当受到控制之时，他们懈怠如同为主子劳作一样，而当获自由之后，每个人都热切渴望作出成就。(Ⅴ，76)

虽然这段话仅仅是就雅典民主政治所作的评论，但如果联想到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君主专制的描述和评论，就会发现作者是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偶尔希罗多德也会将两者进行直接对比。薛西斯在进军希腊的途中向叛逃至波斯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os)询问希腊人会如何应对，后者回答说至少斯巴达人会抵抗到底。他说道:

当斯巴达人单独作战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但在作为整体时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为优秀者。乃因他们是自由的，不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主子，那就是法律。他们敬畏法律要更甚于陛下的臣民敬畏陛下，他们会遵从法律的任何要求。(Ⅶ，104)

这里以斯巴达为例所表述的希腊人的自由与法制就同波斯的君主专制形成了直接而鲜明的对比。

至此似乎可以说，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求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他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战争的直接原因，一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他的后继者修昔底德在其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中，同样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在希罗多德看来，战争的直接原因十分明了，那就是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征服以及后者的反抗。对于战争的根本原因，他则试图从“蛮族人”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寻求解答，这种探究的结果使希罗多德相信，“蛮族人”从根本上对立于希腊文明方式的传统与习俗。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与记载了波斯帝国统治下不同民族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宗教崇拜方式以及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希罗多德客观上向他的希腊读者(及后世西方读者)刻画了一个“蛮族人”的形象，一个希腊文明的“他者”形象，这一形象以专制、残暴、野蛮以及未开化为基本特征。当然，对这些基本特征的描述并不是单一的，希罗多德同时也记述了“蛮族”的一些文明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文明方式同希腊文明的方式是相对立的。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说，希罗多德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东西方二分的世界史体系，这一体系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必须说明一点的是，本文所提出的仅仅是阅读希罗多德的一个视角，也许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历史》中的全部内容。因其内容的丰富性，其他方式的解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为不同的学者所采用。例如，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就认为，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不带种族偏见，将希腊文明源头追溯到西亚和埃及的解释模式^[12]。而也许丰富的内涵和多种阅读的可能性也正是希罗多德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注释】

[1]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版中译本(王以铸译，1959年版，1978年重印时修订)将barbaroi一词译作“异邦人”，似不能反映原意。

[2]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20．

[3]关于希腊理性思想的兴起，可参阅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Jean-Pierre Vernant，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que)，三联书店1996年中译版。该书法文版由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于1962年，其后多次重版，前言为1987年重版时所加。

[4]色诺芬尼，残篇14、15、16。

[5]已知最早的散文体作品是哲学著作，即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所著的《论自然》一书。

[6]见《希腊历史残篇》(F．Jacoby，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Berlin and Leiden，1923)第一卷第一篇(转引自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88)。

[7]《历史》，Ⅱ，143。以下引用《历史》，均在文中夹注。

[8]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TheOxford History of theClassicalWorld，p．188．

[9]参见Simon Hornblower ed．，Greek Historiogra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

[10]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34:“At first sight the programme appears to be a Homeric one; indeed without Homer，Herodotus could never have conceived it．”

[11]Fran9ois Hartog，Le miroir d'Hérodote: 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Paris: Gallimard，1991(Nouvelle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premièreédition，1980)．

[12]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1，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