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与董其昌并列的松江画派的领袖陈继儒在明代文化艺术史上，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著名的文人画家、绘画理论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出版家和戏曲小说批评家，是晚明文坛的一代宗师。

而且，陈继儒是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最重要的知音之一，他认为当时众多名家中——

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髑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笑，关汉卿、高则诚曾遇如此知音否？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夫乾坤首载乎《易》，郑卫不删于《诗》，非情也乎哉！不若临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于梦。梦觉索梦，梦不可得，则至人与愚人同矣；情觉索情，情不可得，则太上与吾辈同矣。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张长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观，大丈夫七尺腰领，毕竟罨杀五欲瓮中。临川有灵，未免叫屈。”（《批点牡丹亭题词》）

这是他给王思任批点《牡丹亭》所撰的题词，赞誉王思任的《牡丹亭》评论脍炙人口，对戏曲具体情节、结构、语言等分析很独到。陈继儒对汤显祖《牡丹亭》既推重其“当行本色”，又赞赏其“翻空转”奇，更肯定汤显祖写梦重情，给汤显祖以最高评价。

陈继儒自己也撰写了《牡丹亭》评批本——《玉茗堂丹青记》。其批语相当精彩，例如第十九出总评：“不俗处在惧内。”赞誉《牡丹亭》将李全描写成怕强盗婆老婆的强盗。第二十出总评说：“天下无情人不识相思字，天下有情人当解相思死。”极度肯定《牡丹亭》的爱情描写。第三十出总评“冷后闹场亦不可少”，则分析其写作手法和艺术效果。

陈继儒的生平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一作麋公；又号白石山樵、白石樵、眉道人、雪堂、醇儒、麋道人、空青公、无名钓徒。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幼年喜欢读书，聪明过人。四岁识字，六岁入学就读，其父濂石公（1520—1602）甚怜爱，往返必肩负，时人称继儒为“汗血驹”，非凡品^[62]。“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明史·隐逸·陈继儒》）擅长诗歌、文辞，少负才名，饶智略。又“少狂，好谈击筑舞剑、荆卿隐娘之术，则家贫多病不任侠”（陈继儒《复闵康侯》^[63]）。

十岁《毛诗》书义皆通达。十三岁，始习举子业。十四岁习五经子史，手抄《战国策》以藏。

十五岁娶妻卫氏（1560—？，宣城人），夫人年仅十三。十年后生长子梦莲（1582—？）。共有子三人，九年后又生梦松（1591—？）、再过三年生梦草（1594—？）。三子之名皆有“梦”字，前二子，皆有实梦；第三子生时未有梦，而恰偶得唐伯虎《梦草图》，即以为名。

二十二岁时，患重病，几死，幸得御医何承云治愈之。陈继儒《赠御医何承云序》云：“秋，余抱病三月，几于鬼邻，而复值母（其父嫡妻未生育，继儒为朱氏所生）艰，内有哀痛迫肠，外有虚热攻体，时命大谬，谓当已耳。适余恍惚中，若有以告公者，当是时，余未识公也。及公至，按而视之，洞烛如白日，投药试饵，应手而愈。”^[64]

万历六年（1578），二十一岁补诸生，后于万历十年岁试不利；万历十二年，通过科考录遗，次年第二次参加乡试，又不利。于是放弃科举，隐居乡间。《明史·隐逸·陈继儒》曰：“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他于万历十四年、二十九岁弃去功名时，上《告衣巾呈》，郑重宣告：“例请衣襟，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于师尊，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申转。”弃去青襟，决绝功名，烧掉儒服衣冠，隐居小昆山南，“所居岸泖之间，在水一方，初筑室以祀二陆，又对三高士墓，书石以志感”（《无声诗史》卷四）。他在“二陆读书台”原址旁辟地建婉娈草堂。

隐居后，他度过了二十年坐馆授书生涯，先后设馆于何园观濠堂，嘉禾李久凝、杨观渝家，徐阶，嘉禾包氏、王世贞之家塾和项家九溪桥别业。同时勤奋著述，赢得声名远扬。四十九岁回华亭。

五十岁移居东佘山，“遂构高斋”，榜其所居之堂曰“神清之室”，“广植松柏，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五十七岁时（1614，甲寅）得高氏故墟，因树设门，接以短廊”，“结薖庵于坠骡坡下，有紫篁翠柏，间以修梧高柳，赤日可蔽。仲醇每挈伴，竹炉藤几，纳凉斗弈其间。北则采药亭，时有山僧野叟，草衣筇杖，点缀行游，宛然赵伯驹兄弟《高逸图》也。”（《无声诗史》卷四）在此终身隐居。

陈继儒对他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告诫徐霞客说：

今宇内多故，尧舜在上犹有水旱夷狄盗贼之忧，此无他也，遇丰稔则吏梳而官篦之，遇流劫则寇梳而兵篦之。京陵虽幸太平，而秦晋楚洛之涂炭极矣！吾兄决策西游，不若姑待而姑缓之，以安身立命为第一义。（《答徐霞客》）

这是徐霞客崇祯九年（1636）远游云南时，陈继儒的劝说之信，从中可知陈继儒放弃科举仕途，选择隐居的真实原因。

陈继儒虽然科举不利，后又隐居，但他的杰出才华，声名远播，赏识者很多，名臣荐举他为官者有多人，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推举多达八次，他都婉言谢绝征辟。名臣黄道周上疏举荐陈继儒，称与之相比自己有“七不如”，《明史·隐逸传》载：“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直指使者行部，荐举无虚牍。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

陈继儒退隐后，“智如炙髁，用之不穷。交游颢贵，接引穷约，茹吐轩轾，具有条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他既与众多权贵交游，也与穷儒贫生交往，皆能应对得体，不亢不卑，平等交往。他在《檐曝偶谈》里介绍自己的交往经验说：“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舌华录》卷一引）他决不攀附权贵与打秋风。至于江南文士，虽或居高官，则与他惺惺相惜，“娄东四王公雅重仲醇，两家子弟如云，争与仲醇为友，惟恐不得当也”（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

“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其过人的智略，和少年时形成的侠义心肠，表现在他虽然隐居，但有关旱涝或国计民生之事，向当局者慷慨陈词，有解民于水火的热肠。因而吴梅村称其“通隐居成市，风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65]。在陈继儒的尺牍里，有多篇是专谈江南大水，而恳请当道救荒的，如《上荆石王相公》《上徐中丞乞救荒》《与尤郡丞》《答韩使君》《与韩鹏南使君》《上聂使君》《复陶太守救荒》《与友》等。他向当道官员真实陈述灾情，痛切反映百姓的疾苦，坦诚提供救灾的见解，时代责任感跃然纸上。如《上徐中丞乞救荒》叙述水灾的灾情、百姓的热切渴望和京中士大夫的殷切期望，由此三端，督促中丞徐某赶紧上疏朝廷，请求救荒。他同时致信当朝宰相王锡爵《上荆石王相公》，强调水灾严重，百姓生路全无，如不及时解救，势必铤而走险，危及朝廷的统治；又用桑梓之情打动大权在握的王锡爵。陈继儒对于救荒一事的主动热情，由地方到朝廷推动救灾的系列性具体运作，显示了他的行政手腕与经济之才，陈述救荒理由，则反映出他识见过人，策略精密。

他虽是隐士，但对爱情题材的戏曲做了热情的评点。他说：“‘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世无真英雄，则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范牧之外传》）理解和赞赏青年人的真纯爱情。

他虽然是隐士，却精心组织书生编书，“而仲醇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通过编纂和出版畅销书籍，获利甚丰。

陈继儒本人善文，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说：“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有风致”；其“小诗，便娟轻俊”（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

他在艺术领域好文物，富收藏，精鉴赏，更兼书画为晚明一流，诗文、评论之著述极为丰富，喜从博雅君子交游，善结交。而且结交的挚友中包含董其昌、程嘉燧、李流芳等一流书画家，徐霞客、汤显祖、王思任、袁宏道、钟惺、屠隆等一流文学家以及青年才俊陈子龙、黄宗羲、张岱、方以智、夏允彝，还有达观禅师这样的高僧，皆与其交往相从；和晚明江南政坛和文坛最高层次的人士王世贞、王锡爵等，为他们所推重。陈继儒为人洒脱，无论隐士高官、名流士子，都相结交。

陈继儒的交游

《明史·隐逸传》说“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柜敉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直指使者行部，荐举无虚牍，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晚年佘山道上，来访士子不绝如缕。

黄宗羲谓陈继儒大有盛名，“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题品，便声价重于一时。故书画器具，多假其名以行世”。参谒者极多，以至于“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般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66]。鉴于陈继儒的崇高和巨大的声望及他的渊博学问、过人智谋，朝廷屡次延揽他，他却屡征不仕。

继儒与其兄绍儒为挚友，终生不渝。绍儒本姓绍，乃濂石公螟蛉之子，因濂石公嫡妻不育，而领养。补华亭增生。弟缙儒（1562—？），字叔真，府庠生。继儒二十四岁馆于姚，弟缙儒相从。

他与董其昌的友谊，自幼至老，“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刺史相连，八十余年，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陈继儒《祭董宗伯文》，《白石樵真稿》卷八）。两人的友谊与书画创作和研究密不可分，故在其书画评论一节再叙。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皆崇佛。崇祯二年（1629），陈继儒和董其昌诸人在松江白龙潭，请苍雪大师讲授佛教名典《楞伽》，眉公以佘山茶饷众人，并有诗记之：“漫笑人非天目时，手书文敏得相贻。化人龙出随听法，应讲潮来不失时。玉版远从阳羡寄，碧云难和子瞻词。执香前道千余送，聊代碑云去后思。”关于陈继儒的宗教活动也颇有记载，如陈继儒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六日，从北庵听讲《楞严经》一参，又见檀香瓜中佛和中峰禅师画像。

他与莫是龙交好，十七岁时和莫是龙合作《云山图合卷》（藏天津艺术博物馆）。

他与前辈画家也多有深厚友谊。如万历十年（1582，二十五岁）跋前辈画家宋旭（1525—1606？，时年五十八岁）《景西居士天台图》：“梦游同汝坐莓苔，瀑布悬崖万丈来。梦里瀑声还撼梦，不知真个到天台。送编通游天台作。陈继儒。”叙两人之友情。

二十三岁，授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嘉兴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后辞官归家奉养双亲，里居二十年）《毛诗》。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二十三日）：“余结发游松，从眉公授《毛诗》。草窗，眉公之友也，故与呷习。今相隔三十一年矣，今草窗饮啖不衰，可念也”^[67]。可知陈继儒与周草窗为友。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九日又记载，得扇一柄，上有继儒题诗一首，诗意既清迈，书法亦苏、黄、米相杂。万历三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暖甚，眉公先生见过。”记载陈继儒来访。万历四十年四月十四日日记载，李日华见客持眉公先生书小词一首，佳甚，特录之，曰：“遥忆去年谷雨，柳蘸鹅黄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曲罢留侬归去，家在竹溪西住，古木挂藤花，吃新茶。”十一月二十日，记载陈继儒到李日华处索观书画，极喜王叔明《秋山草堂》，以为在《青弁图》上。又观李日华子李亨画册，题云：“会嘉游戏画梅，似得无师自然之智，然子久、叔明、懒瓒、幼文，种种具在笔端，画学深诣如此，岂徒南宫之虎儿，当是大小李将军复现耳。”万历四十三年三月十日，李日华“作眉公《广秘笈序》。”天启四年（1624），李日华至松江访陈继儒，阻风未经，等等。

他与当朝宰相王锡爵和王衡父子交往颇称密迩。王衡在《祭徐长孺》说：“衡生平多忤寡和，年二十而交兄，又一年交仲醇，始知天下有朋友。”性情孤僻的王衡，如此看重与陈继儒的交情。他们结伴读书温经，准备科举考试，都爱好古文诗词。支硎山读书期间，一日出门三次，室外所见，则相约用天如和尚半诗半偈之体，联袂作诗。万历十三年一道参加顺天乡试，均告败北。归来后，结伴游武林，寄寓僧舍，“山月空明，虎嗥户外。两人唱险韵，递为长歌。歌成而酒寒者罚。往往斗句如风雨狎至。鹘兔交驰。落笔掣去，不复便能记忆。以后如此类者甚众”（陈继儒《王太史辰玉集叙》）。

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乃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一品大员。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以谨慎严厉著称。万历十二年至十八年（1584—1600）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五月（1593—1594）任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任职时间前后共五年多。卒后，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

万历五年（1577）王锡爵任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为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可在职居丧不守孝），与礼制不符遭群臣反对，神宗将反对者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宽恕，均无效，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乡葬父，众多官员联名挽请张居正回朝，锡爵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张居正去世后，受到反对派的疯狂攻击，万历皇帝不念张居正的丰功伟绩，对自己的“恩师”、“先生”追夺官爵，将其家产充公，将其家属充军。很多朝臣诋毁张居正，而王锡爵却上书当局，指出“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万历十二年（1584）冬，王锡爵被召回朝中，官居宰辅。他上任伊始便奏请神宗“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营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帝咸褒纳。任首辅期间，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神宗全都照准。他还解救过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

锡爵“性刚负气”（《明史》本传），因清介耿直，而不善转圜，得罪同僚和朝臣，最后辞官。锡爵弟鼎爵，进士，累官河南提学副使。其独子王衡也是榜眼，人称“父子榜眼”。

王锡爵是如此序声的高官，可见陈继儒与“权贵”结交是有选择的。

锡爵子王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科举起初不利，后举首才，因其父当朝，引起争议，遂不复会试。至二十九年，锡爵罢相已久，始举会试第二人，廷试亦第二。授编修。

王衡自幼体弱多病，先于其父辞世，留下独子王时敏。王时敏自幼由祖父抚养，祖孙感情甚笃，直到弱冠之年成婚，才离开祖父独居。

陈继儒对王时敏很关心，经常与之来往。天启七年（1627）四月七日，陈继儒访王时敏于绣雪堂，作《同斯翁过逊之山馆话雨诗》：“半载文园病，前怅别□深。何其今昔雨，童话十年心。池畔蛙声乱，楼头漏点沉。一尊更相劝，惜我鬓毛侵。”

王时敏成就为一代大画家，在清初被誉为“国朝画苑领袖”，是享誉海内外的“四王”领衔人物。王时敏生有九子，全都考中进士。其中第八子王掞，清代官至大学士，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锡爵子王衡和孙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因又称“四代一品”。

王时敏次子王揆之子王原祁因画艺著称于世，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也列入“四王”之一，其画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四王”占画坛正统地位近三百年。

陈继儒这位挚友的后裔王时敏和王原祁祖孙是弘扬他与董其昌建立的南北宗说和“松江画派”的“四王”中的两个，陈继儒与王家的友谊可谓奇缘。

他与前辈文坛领袖王世贞关系密切。

王世贞是晚明的杰出文坛领袖，他不仅是当时正统文坛的领袖，而且极力推崇正统文坛历来鄙视的戏曲小说，并身体力行，亲纂文言传奇小说集《艳异编》、创作传奇（昆曲）名著《鸣凤记》，晚明文坛还将《金瓶梅》都归到王世贞或其门生名下。由于王世贞的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因此晚明最重要的戏曲、小说著作，甚至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都与王世贞的推动或帮助有关。王世贞以其崇高的威望和其肯定与重视新兴戏曲小说的进步文艺观，推动了晚明戏曲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引领了晚明先进的文艺思潮，这一切使王世贞成为晚明杰出的文坛领袖、中国文学史上可与王士禛并列的最杰出的文坛领袖^[68]。

王世贞对后辈青年尤其贫穷的文人热情提携、帮助，陈继儒说：“但知公气笼百代，意若无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陈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

陈继儒与王世贞及其家族其他成员的交往，主要因王锡爵父子而起。陈继儒自叙：“往余与辰玉并砚席时，弇州公与文肃公皆居南城靖庐。两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两公。两公又转委之曰：且以视两学使者。盖麟州（世懋）先生归自秦，和石（鼎爵）先生归自洛，一时四王震海内。”（《王缑山集序》）王世贞和世懋兄弟并驾齐驱驰骋文坛，陈继儒曾说：“琅琊王长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兴，学士大夫拟于眉山两苏氏。”（《寿琅琊王闲仲先生六十序》）万历十三年，王世贞曾邀请陈继儒到弇园赴宴，陈继儒《重阳缥缈楼》记载：“往乙酉闰九月，招余饮弇园缥缈楼。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用，而诗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当时有多人将王世贞比作苏东坡甚至捧为高于苏轼，王锡爵说：“盖公晚而好子瞻也。”他病逝前，犹手持苏集不释。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六说：“而犹有高出子瞻之语，儒者胸中有物，专愚成病，坚不可疗，岂不悲哉。”批评甚为严厉，但远在其身后。而陈继儒不和稀泥，敢当场对宴席主人、一代文坛盟主半开玩笑，半作批评，在其悠然自得之时当众杀其风景，此乃性格耿介兼之文史娴熟使然。从陈继儒《弇州读书后序》一文看，他对王世贞从整体上来说，是很肯定的，此尤可见他对王世贞的上述批评是公正的，尤其是王世贞逝世后，他作《祭王元美大司寇》极度赞美王世贞之文章与其在文坛的崇高地位：“我明攘夷，顿还二曜。独于文章，残氛未扫。奈何崛起，全力芟夷。譬之胜广，斩木揭旗。以待龙隼，非公其谁？”陈继儒对王世贞当面批评，死后赞美，显示评批家的风骨。万历二十七年（1599），王世贞去世后九年许，其长子王士骐又延聘陈继儒教授（时42岁）儿子读书。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继儒（时47岁）尚馆于王家。

陈继儒也用深情的笔触回忆前辈两王。陈继儒为王锡爵作《寿荆石王公七十序》（代陆平翁作）、《祭荆石王相公文》，血肉丰满，形神毕肖，栩栩如生，情深意切。陈继儒描写王世贞：“生而美姿观，风采玉立。与客谈笑，觉温秀之气溢于眉目间。”又比较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的神采：“大美，神仙相也；小美，王子相也。”“形貌秀丽，举动严肃，性明心灵，能涉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来，则极类元美先生。形貌奇异，举动急速，性慧气刚，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来，则极类敬美先生。”（《见闻录》卷四）都是概括性的歌颂语言，当时李贽、焦竑等多人为其所做的传记也有类似赞美。陈继儒又曾具体记载王世贞的刚直：“王元美公为郎时，适有客席，而严世蕃亦与。世蕃久不至，众客待之良苦。已入，问何故如许来迟，世蕃云忽病伤风耳。元美笑谓云：爹居相位，怎说得伤风！众客大笑。而亦有为公咋指者。”（《见闻录》卷五）王世贞借用《琵琶记》戏曲中的话，意为：“你爹处相位，你怎能说伤风败俗的话？”王世贞性情耿直的形象跃然纸上。

陈继儒与众多年轻人交游，其中多人后来是名彪史册的杰出人物，最著名的有黄宗羲、柳如是、杨文骢、冒辟疆等。例如杨文骢（1596—1646）。崇祯二年（1629）九月杨文骢拜会陈继儒，以师礼相待。杨文骢有《投赠陈眉公先生》诗：“野水含烟渺一方，溯回无计始等堂。秋依高士尤疏宕，山借幽人倍郁苍。独鹤放时为出处，潜龙勿用是行藏。皈依我自从天末，亦学凡雏绕凤凰。”陈继儒对杨文骢甚为推重，留饮山中，出示所藏珍品，并作《山水移序》。又题杨文骢《南村别墅十景图》，前后还有李日华和董其昌题跋。此时前后，黄宗羲至松江，访陈继儒。崇祯七年七月，杨文骢任华亭教谕。崇祯八年七月既望，杨文骢在陈继儒处观摩《赵子昂书头7寺碑卷》。崇祯九年三月杨文骢作《山水册》八页，每页有对题。陈继儒、董其昌和杨文骢分别为题就（吴湖帆旧藏）。崇祯九年陈继儒题杨文骢《山水册》（藏上海博物馆）。杨文骢在孔尚任的戏曲经典《桃花扇》中成为李香君与侯朝宗爱情的重要帮助者和见证人。但《桃花扇》将他的人品写得不好，而事实是他坚持抗清，最后殉国，与侯方域入清后迫于压力而应举中举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一个忠贞的爱国志士。可见陈继儒结交的都是忠良人士。

陈继儒待人的真诚与热情，令他们在多年后依旧留下温馨而悠长的回忆。

例如冒辟疆（1611—1693），他在董小宛去世后痛定思痛的《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十五年前（1636年），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一种衣服，可以代指女子）碧纱笼（把题诗用碧纱笼起来，比喻文采声名鹊起），一笑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于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说我：对于女人和名声都不看重，现在怎么可能效仿那些轻薄之人铺写艳情之诗以欺哄地下的灵魂呀！）

又如黄宗羲（1610—1695），抗清英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年轻时与他交好。

黄宗羲父黄尊素，乃东林七君子之一，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戊辰（1628）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其为“忠臣孤子”。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他的父亲忠端公（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阙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十九，伏阕上书讼父冤。”^[69]

黄宗羲为父颂冤而进京途中，在杭州西湖遇陈继儒。他见陈继儒拥“画船三只，一顿幞被，一见宾客，一载门生故友。见之者云集”。来此近十日，不见山光水影，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数日来只看得见一条跳板。”

次日，七十一岁的陈继儒到年方十九的黄宗羲所寓太平里小巷“答拜，乘一小轿，门生徒步随其后”。黄宗羲“出颂冤疏，先生从座上随笔改定”。为他修改颂冤疏，且文思敏捷，“随笔改定”，黄宗羲回忆时，语含感激与钦佩。

第二年，己巳秋，黄宗羲到松江佘山拜访陈继儒，留信宿而别。陈继儒为黄宗羲书近诗《吊熊襄愍诗》于扇相赠，诗云：“男儿万里欲封侯，岂料君行万里头。家信不传黄耳犬，辽人都唱白浮鸠。一腔热血终难化，七尺残骸莫敢收。多少门生兼故吏，孤坟何处插松楸。”

此诗凭吊抗清名将熊廷弼（1569—1625），为其被冤杀而鸣不平。熊廷弼为万历进士，由推官擢御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按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召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守备大固。熹宗即位，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破辽阳，三任辽东经略。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冒失主战，终致兵败溃退，广宁失守。熊廷弼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入狱，为阉党所害。此诗第二句“岂料君行万里头”指熊于天启五年（1625）斩首，并传首九边^[70]。陈继儒将此诗书赠黄宗羲，十七年后，黄宗羲投入抗清战争，可谓赠得其所。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霞客（1587—1641），比陈继儒小29岁，两人是忘年交。徐霞客多次来访，如崇祯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徐霞客访陈继儒，饮至深夜。崇祯五年五月十六日，跋温日观《葡萄图共题卷》：“温日观，华亭人。寓西湖玛瑙寺，写葡萄如破袈裟。雪极重之。其书法师杨凝式。晚年专修净土，道行高卓，不独书画胜也。崇祯壬申五月十六日，题于佘山顽仙庐。同观者王景晖。”上文言及徐霞客崇祯九年（1636）远游云南时，陈继儒特写劝说之信，拳拳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他还与青年一起合作撰文，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继儒与张岱有妙对：“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此后，张岱从陈继儒游^[71]。万历三十三年，张岱祖父赠送继儒一大角鹿。继儒携至西湖六桥、三竺间，竹冠羽衣，往来于长堤深柳之下，见者啧啧，称为“谪仙”。后眉公以此复号“麋公”。

另如抗清英雄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闲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陈继儒对青年才俊和后来的抗清英雄陈子龙的关心和教导，真诚而有力，故其自撰年谱特作记载。

陈继儒自己耿直而敢言，他与王锡爵、王世贞、黄宗羲和董其昌的友情，人以群分，惺惺相惜。正是这样的文人群体，促成了江南之风鼎盛，创造出辉煌的晚明文化。

江南灿烂辉煌的文化，还包括名媛名妓的书画诗文。她们与文人交友切磋，陈眉公与她们也颇有交往，其与河东君柳如是的友谊，尤可称道。陈寅恪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陈寅恪认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而陈子龙“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72]。柳如是曾为他作寿诗。柳如是与挚友泛舟与秋塘时，“出其所寿陈征君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之句焉”（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伍《秋塘曲并序》）。陈寅恪案：“陈眉公岩栖幽事其所作清平乐下半阕云：‘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可与河东君‘大隐号先生’之句相印证。”而“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岁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而陈继儒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有“赠杨姬”诗云：“少妇颜如花，妬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陈寅恪指出“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73]。

柳如是甚至为亲近陈继儒而曾居住佘山，陈寅恪指出“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74]并进而指出：“故颇疑河东君崇祯五年冬自苏州往松江祝陈眉公之寿，因留居其地。”“河东君将离苏州，前往松江之佘山，即眉公所居，祝其七十五岁生日。遂卜居佘山，不返苏州。”^[75]陈继儒得到柳如是的崇敬，他也接纳她的友谊，并有文字往来，以文为友，雅谊也。河东君特来为陈继儒祝寿，并卜居佘山，高情也。陈继儒与青年妓女不避嫌地亲切交往，与权贵朋友来往一样，不卑不亢，意态豁如，故能赢得三教九流人物的一致敬重和亲近。

此可见陈继儒并非专门结交权贵、富豪，绝不势利。他也经常去看望文坛贫困朋友。例如张大复，苏州昆山人。明代著名戏曲家、声律家。一生作传奇三十余种，著名的有《如是观》写岳飞抗金，《天下乐》写钟馗嫁妹。他科举考试屡试不利，四十以后，眼盲，且患多种疾病，为治病而丧尽家财。家贫眼瞎，丧妻失子，依旧读书、写作不殆，每有心得，他便口述，由继子记录，《梅花草堂笔谈》就这样成书。陈继儒为《梅花草堂笔谈》做序，说：“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书，老不能询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狭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

陈继儒经常去昆山看望张大复这位贫病交加的朋友，为残疾而不能外出的朋友解闷，他们交流读书听戏的心得，他聊昆山腔，聊传奇，聊丝竹，聊家长里短、地方新闻。张大复记载有一天他前来拜访，恰巧女儿正要出嫁，他本感孤苦，女儿又要离他而去，更有伤感：

今日眉公见访，会将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叹曰：“大地一梨园也，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齿发，刚合即离，真可发一笑耳。”斯语甚警，辄录之。眉公与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然别后每觉意思翛远，寝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眉公语》）

陈继儒参透人生哲理，言语警醒而意味深长。戏曲虽然演的是悲欢离合，但常以大团圆结局，而人生则相反，生离死别是必然的命运，人们必须接受。正是以此为譬，开导友人。(www.xing528.com)

陈继儒的交游包括达观禅师等方外之士。

他与当时的文人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王思任等观点比较激进的人士，不仅交好，更且尊奉以文会友的原则建立密切的友谊，评论其作品，支持他们的优秀创作和进步观点。如赞扬袁宏道“正气干霄，清风透胆。某介在邻壤，既耳熟之，又心仪之矣”（《与袁使君石公》）。赞誉屠隆的戏曲创作：“前读《昙花记》，痛快处令人解颐，凄惨处令人堕泪。批判幽明，唤醒醉梦，二藏中语也。往闻载家乐过从吴门，何不临下里，使俗儿一闻霓裳之调乎？若近有新声，亦望见示。”（《与屠赤水使君》）评论王思任的游记为“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书王季重游唤》，《陈眉公全集》）。陈继儒为王思任《游唤》作序曰：“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宕诸山，时懦时壮，时嗔时喜，时笑时啼，时惊时怖，时呵时骂，时挺险而鬼，时蹈虚而仙。其经游处，非特樵人不经，古人不历，即混沌以来，山灵数千年，未尝遇此品题知己。”（《书王季重游唤》）还有《盘花诗和王季重使君》《读书佳山水为王季重使君》等诗，与王思任《和眉公韵》等，互相唱和。

王思任（1575—1646），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思任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今属上海）三县。清兵南下后，为南明礼部右侍郎，进尚书。隆武二年，绍兴为清兵所破，绝食而死。他是著名文学家，著有《王季重十种》，文笔放纵诙谐，时有讽刺时政之作，游记成就最高。他是著名的《牡丹亭》评论家，有著名的《王思任批评牡丹亭》，陈继儒为之作序。

陈继儒晚年筑别业于佘山，本人也致力于书画著述。同时精于养生。他常用道家的方式“辟谷”，几天不食，清空肠胃，给以休整。他“君子坦荡荡”，心境极佳，身体一生健康，故而能享高寿。他精研《老子》，深通生死之道。八十二岁时，自感面临生命尽头，他又辟谷数天，做诗多首，与亲友告别，于佘山之精舍溘然长逝。临终前，从容“自为遗令，纤悉毕具，殁后降乩诗句，预刻时日，贮箧衍中，其井井如此”（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他临终前自撰的挽联曰：“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鸷飞鱼跃。”^[76]人以为他潇洒，他却自感一生艰难，潇洒是因为心灵坚强、智慧出众，能超越苦难也。又遗训其子孙：“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遗命葬在佘山中，平地上不封不树。洒脱地要儿孙免哭，哭则伤身，“请将珠泪，弹向花木”，清明时节，若思亲而欲流泪，不如浇灌花木。

陈继儒生前文采风流的巨大影响，使松江成为群贤毕至的文化圣地。与他生前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他逝世后，原本“吾乡峰泖之胜，传播遐迩。自陈征君殁，烟霞寂寞，四方游屐无过而问者”（《莼乡随笔》，《青浦诗传》卷一九）。这又从反面证实陈继儒当年的巨大影响。

陈继儒文学和书画艺术成就杰出，编书和出版创利丰裕，陈继儒根本不必像当时一般的山人那样四处干谒秋风，一生清高。他的书信显示，除了为民请命而有求于官方之外，平时都是官员们有求于他：或有事向他请教，或请他作文，或仰慕眉公的文名而希望结交，或希望眉公介绍而结识当朝大老；亦有出自对他的关心爱护，以此显示自己敬重斯文，附庸风雅，于是才有不求自来的钱财礼物的赐赠。前已言及，朝廷屡次延揽他，他却屡征不仕，他绝不汲汲于名利。

陈眉公不仅不汲汲于名利，弃诸生后，甘于清贫，并以“名利坏人”作为家训（陈眉公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中有“名利坏人，三尺童子皆知之”等语）。尽管他接待来访者殆无虚日，拜谒者“往往缨弁之彦，轻肥之子，间有投赠”，而陈眉公“四壁萧萧，不为动”（《眉公府君年谱》附卢洪澜《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陈眉公家境稍微殷实之后，一方面他并不积贮钱财为子孙计，以为“人各有天，吾不为青草忧春雨也”（同上）。另一方面乐善好施，接济亲友，“弟之子，姊之孤，赖仲醇得存”（《眉公府君年谱》附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至族党故旧及闾里之孤子无告者，辄多方赈恤，垂橐无厌”（《眉公府君年谱》附卢洪澜《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每当“寒夜途行，闻驿夫挽舟声，必停桡煮糜以济饥寒僵仆者”（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谱末识语）。陈眉公更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屡屡为民请愿为此而不辞辛劳地“飞来飞去宰相衙”，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又曾募捐建桥，造福乡里：“募翁氏，请藏经建阁以镇兹山，山壑界石梁，后人往来，称‘眉公桥’。”（《眉公府君年谱》“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五十六岁”条载）

陈继儒在晚明声誉卓著，可是到清代，受到极度的贬斥，直至今天，必须拨乱反正。

陈继儒的著述

陈继儒博学多通，又“志尚高雅”（黄道周语）。他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兼能书画之学，懂得清赏清玩，而且博闻强识，大凡经、史、诸子，儒、道、释诸家无不了然，琴、棋、书、画又无所不晓；更兼小说评论文章和戏曲评点著作风行。所以，其著作极多。其诗文有《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眉公杂著》四十八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内收《偃曝余谈》、《妮古录》、《群碎录》、《笔记》、《读书镜》）、《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岩栖幽事》、《太平清话》等，考订史实、读史评论、论评书画、典故训诂，内容极为丰富。作为著名的书画评论家，他又著有《书画金汤》、《眉公书画史》等。

陈继儒的著作内容丰富，言论精当。例如《梅花庵记》曰：“元末腥秽，中华贤者先几远志，非独远避兵革，且欲引而逃于弓旌征辟之外。倪云镇隐梁溪，杨廉夫隐干将，陶南村隐泗泾，张伯雨因句曲，黄子久隐琴川，金粟道人顾仲英隐于醉，李先生隐于乡。”对于元末江南文人的处境和应对，颇为熟稔，并有着理解的同情。

陈继儒的著作传播很广，甚至还被编入别人的名著中。例如明人徐长孺则将苏轼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辑成《东坡禅喜集》。此书的明万历十八年（1590）原刊本，九卷，有日本元禄二年（1689）中野伯元的翻印本。其卷九“佛印问答语录”乃是从陈继儒《问答录》（《宝颜堂秘笈》本，一卷）的四十则中抄录的三十一则。陈继儒的作品竟然收入到苏轼的著作中，其对佛学研究的言论之深湛，由此可见一斑。又有天启元年（1621）凌濛初增订本，凡十四卷。此版未收入初刻之第九卷本中，但收入了陈继儒（以冯梦祯为主，亦迻录了茅鹿门、李卓吾、陈眉公、王圣俞、钱麓屏、陶石篑）等人的评语，专家认为陈继儒等人的这些评批，对于读者理解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颇有启迪之功。

陈继儒作为著名的戏曲评论家，戏曲评论著作有《陈眉公批评西厢记》《陈眉公批评音释琵琶记》《陈眉公批评幽闺记》和《绣襦记》《玉簪记》《红拂记》等戏曲名著评点本六种，汇编成《六合同春》在明末刻印出版。

他更是一位著名出版家，“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77]，让他们寻章摘句，诠次成书，以取得生活之需。辑编的书籍有散曲《清明曲》八卷、《古今诗话》八卷、《佘山诗话》三卷、《国朝名公诗选》十二卷；《宝颜堂秘籍》（《眉公秘笈》）六集四百五十七卷、《古文品外录》三十四卷、《乐府先存》三卷、《秦汉文脍》五卷、《古逸民传》二十二卷、《古论大观》四十卷等，刻《晚香堂帖》、《来仪堂帖》。

陈继儒的书画艺术和理论

陈继儒“与董玄宰、王辰玉齐名。”“玄宰久居词馆，书画妙天下，推仲醇不去口。海内以为董公所推也，咸归仲醇。”（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

陈继儒书法学苏轼、米芾，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搜采，于自摹刻之，成《晚香堂帖》，共二十八卷。其书笔法清劲秀逸，气运清远，雅而有致。

陈继儒的书法作品重视内容，如《薛文清》行书：“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此薛文清之言也。文清抗阉振，生死不回，初产时黄河清三日，真圣人也。”（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初九）

陈继儒的山水画，墨韵清丽，气韵空远，率真平淡，“涉笔草草，苍老秀逸”，“皆在笔墨畦径之外”（《明画录》卷四）。董其昌说：“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之画师甜俗魔境耶。”（《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一）

尤精于墨梅奇石，率意自秀，点染精妙。“善写水墨梅花，即其制创，无不堪垂后世也”（《图绘宝鉴续纂》卷一）。他有一首《题画梅轴》说：“我有一枝笛，顽儿拗作橛。三三两两花，一开绣如铁。”画家自称“顽儿”，手拿竹笛似的画笔，在画纸上随意折拗，写出屈曲的梅树老杆，点缀着铁锈红的花蕊。最后一句，将画家将自己冰心铁骨——既隐居山中，又关心国计民生和旱涝灾情并为之慷慨陈词，这样淡泊名利又关心世情的风骨——隐寓画中的精神，形象地揭示了出来。

其总体成就与董其昌相仿；笔墨清丽秀发，两人相仿，但于柔润浑朴之中时有刚正之气，此则为董其昌所不及。董其昌曾称赞说：“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画师甜俗魔境。”陈继儒又善画水墨梅竹，格调超逸，点染精妙，出人意表。尤其是水墨梅画是他所创制，为后世所宗法。他指出：“写梅以枝干为主，横斜曲直，取态取姿，宁令如儒寒道瘦，不得臃肿，以为奇古，此杨补之、马远之法也。”（《梅花图》题辞）又认为“儒家作画，如范鸱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俩；又如陶元亮入远公社，意不在禅，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与富翁俗僧无异。”故其画能出笔墨畦径之外，独自成家，风格卓特。

如《云山幽趣图》（辽宁博物馆藏）王伯敏评论说：“笔致洒脱，杂树疏落可人，云气流动，韵味天成，所谓‘运墨而五色俱’于此可见。”^[78]《书画鉴影》著录《雨过云过图轴》，绢本，墨笔。右上自题六言诗，有“雨过石分五色，云过山余数层”语，故名《雨过云过图》。张伯驹认为此画“笔墨极近董玄宰晚年之作”^[79]。

传世作品有《梅花图册》（《明画录》卷四）（四页，藏辽宁省博物馆）等。

陈寅恪夫妇颇爱陈继儒之画，两人作诗相和。陈夫人唐晓莹先做《题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一绝》：

孤干如虬伴竹栽，共浮清影上妆台。东皇似解诗人意，故遣寒香映叶开。

陈寅恪继作《和晓莹题陈眉公梅花诗画册绝句》：

老梅根旁绮窗栽，疏竹光摇玉镜台。待得月明双弄影，愁心千叠一时开。

陈继儒《题梅竹兰菊四谱小引》云：“夫二春舒丽，百卉竞芳，大都非粉艳则浓华。……仆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芬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亦澄莹其神骨。”（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卷首，集雅斋藏版）陈寅恪伉俪赞美陈画之梅，枝干虬劲，青竹相伴，寒香清影，能够使愁心转为开朗。唐晓莹与其夫感应到陈梅“澄莹其神骨”，他们是陈继儒的异代知音。

陈继儒的书画创作和绘画理论的建立和阐发都与其挚友董其昌有密切关系。

陈继儒作为明代一流的书画家，他与同郡的董其昌志同道合，为终生之知交。两人以府学生员同学而相识，陈继儒说：“予与玄宰并游胶庠中。若宫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儿玄宰，小儿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两生，为齐晋兄弟之国。”（《董玄宰制义序》）他在《祭董宗伯文》中回忆两人的深情厚谊说：“兄长不佞儒四岁，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一隐一仕，终生为友。

陈继儒常以良友身份在关键时给董其昌以有力影响。政治黑暗、政局殆危时，陈继儒及时提醒：“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陈继儒《文娱序》）这与董其昌明仕暗隐和毅然辞职有密切关系。董其昌辞官在家隐居时，两人互访共游，常喜泛舟五湖三泖之间和松江（吴淞江）、浦江，“随风东西，与云朝暮”，“壶觞对引，翰墨间作，吴苑酹真娘之墓，荆蛮寻嫩瓒之踪”，心灵相契，意气相投，画艺相得。董其昌家业殆尽、狼狈出避时，陈又以佛言相劝：“以宿因付之过去，以冥极付之未来”，“逍遥盘礴，博得一活足矣”^[80]。帮助董其昌摆脱心理阴影，启发他迅即潜心于书画创作之中。

董其昌学画较晚，待他兴趣转向书画后，陈继儒提供自己所藏的丰富珍贵的书画名迹与佛学典籍供他观赏研习。此后，陈继儒对董其昌的书画不断及时地给以高度评价，如论其书法“纵横变化，气吞古人，所谓天马一出万马空也”（陈继儒《跋董云宰帖》）。他给董其昌的绘画成就也给以最高评价，尤其是董其昌逝世后，陈继儒所撰祭文、董氏行状等，对董的生平和艺术成就都起了盖棺论定的作用。他的论董观点影响极大，任道斌指出：“作为在民间有特殊影响的美术批评家与鉴赏家，陈继儒在论及中国美术史时，宣传董其昌及‘南北宗论’，宣传‘松江画派’及隐逸画家，贬斥吴门末流，推陈出新，对董其昌成为十七世纪的新正统起到重要作用，也对稍后的隐逸、遗民、僧人以及士大夫文人画家群体的诞生起到积极地推动。”^[81]

陈继儒与董其昌的书画成就齐名，理论主张一致，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松江派，正由他们携手开创，并同为领袖。

陈继儒在有关的书画题跋中，多次谈到自己与董其昌在书画上共同的追求。他们都心仪米芾，《题玄宰画扇》说：“云山、高尚书、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一书法写之。故苍老高古耳。余与玄宰谈及此，未尝不作点头石也。”他们都继承元四家，尤宗倪瓒，《题董宗伯玄宰画云林笔意》说：“子久叔明、梅道人及云林皆从董北苑笔。而三子犹有门庭，间杂纵横家意。惟云林虚和萧淡，酷类其人。余列倪画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仪此论。”

陈继儒与董其昌论画的观点相同，艺术追求相同，因此他是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共同倡导者，他的论点阐发和补充了董其昌的观点。他们俩互相推重、知重。

陈继儒关于南北宗的言论很多，例如《书画家南北派》：“写画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为宗……所谓士夫画也。北派以李大将军为宗，所谓画苑画也。大约出入营丘，文则南，硬则北。不在形似，以笔墨求之。”（《陈眉公全集》）学术界一般认为南北宗论是董、陈二人的共同意见，南北宗的创立和传播，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具体论述中，陈继儒也多有与董其昌相同的见解，例如董其昌说过“烟云供养”的问题，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一、《妮古录》卷三也都有：“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烟云供养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人相处时间多，一起讨论和谈论是看法往往相同，因此书中常有相同的观点。

陈继儒是书画鉴定的大家，真正的权威。黄宗羲至谓：“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题品，便声价重于一时。故书画器具，多假其名以行世。”（《思旧录》卷一）

他写了不少书画鉴定的文字，如《白石樵真稿》卷十六《题画》，卷十七《跋帖》，收录近百篇的书画题跋，有不少精赏妙识，至今常被引用。画学思想散见于《书画史》《书画金汤》《妮古录》《太平清话》等著作。

陈继儒的绘画理论，属于有代表性、较为全面的文人画理论。它同样涉及了明代绘画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思想倾向。学术界公认，陈继儒的绘画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82]：

1.首重气韵

文人画家自晋起，即首标气韵，陈继儒亦然：“大都书有不可学处，亦犹画家气韵必在生知。禅家所谓无师智不可强也。”（《妮古录》卷一）

2.二重笔墨

气韵是内涵，笔墨是它的表现形式，是文人画形式美的核心。陈继儒也重视笔墨。

唐代兴起的水墨画，融会和发展了传统的笔法，成为文人画家表情达意的最佳形式。但起先对于笔墨的研究，仅限于技法探讨。荆浩谓：“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笪重光说：“笔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笔者能。墨以笔为筋骨，笔以墨为精英。”（《画筌》）

陈继儒就笔墨发表了许多言论。他说：“文人之画不在蹊径，而在笔墨。李营邱惜墨如金，正为下笔时要有味耳。”（《陈眉公全集·又题玄宰画》，《岩栖幽事》）又指出：“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岩栖幽事》）批评：“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之妙。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妙者，有笔墨俱无者。力乎？巧乎？神乎？胆乎？学乎？识乎？尽在此矣。总之不出蕴藉中沉着痛快。”（《妮古录》卷一）充分阐发笔墨的重要性，甚至不可或缺性。

3.崇尚简闲淡远

陈继儒推重清简雅逸淡远的画风。他认为：“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岩栖幽事》）

由于南北宗和神韵说是晚明至清初绘画、诗歌和戏曲领域共同的追求，因此陈继儒的文学评论与绘画的评价一致。例如他评价董其昌的文章：“其高文大册，隽韵名章，温厚中有精灵，潇洒中有肃括。推之使高，如九万里垂天之云；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恣态横生矣。”（《董宗伯〈容台集〉序》）其评秋潭老人门下的三开士之诗：“其诗精微幽澹，清远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领略也。”（《书三开士诗》）

这样的风格并无疲软虚无的弊病，因其又是痛快沉着的。陈继儒说：“（山谷）又云：‘下笔痛快沉着，乃古人妙处。’”（《妮古录》卷二）又曾引唐李冗《独异志》（卷中）吴道子作画的一则掌故：“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画鬼神于东都天宫壁，以资冥福。答曰：‘将军试为我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唯唯，脱去缞服，装束走马，左旋右转，挥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笔图壁，飒然风起，唯天下之壮观。（据云：‘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赞誉强劲雄壮的风格。其欣赏的趣味宽广。

4.给米芾和倪瓒以最高评价

蕴藉清淡闲远风格的画家，晚明画坛公认以米芾、倪瓒为最高，陈继儒是提出这个评价的主要人物之一。陈继儒认为米芾为“旷代一人而已！”（《米襄阳志林序》）而米芾之后，就是倪瓒：

倪迂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惟张志和、庐鸿可无愧色。宋人中米襄阳在蹊径之外，余皆从陶铸而来。元之能者虽多，然承率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妮古录》卷一，《太平清话》卷二也有相似言论）

子久、叔明、梅道人及云林，皆从董北苑笔，而三子犹有门庭，间杂纵横家意。惟云林虚和萧淡，酷类其人。余列倪画于三子首座。（《题董宗伯玄宰画云林笔意》）

5.以山水和梅竹兰菊为重要题材和“四君子”的定位

宋元风行的文人画风格的绘画的典型题材，为山水、花草。花草则以梅、竹、兰、菊为主。万历年间，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作《题梅竹兰菊四谱小引》云：“夫二春舒丽，百卉竞芳，大都非粉艳则浓华。”“仆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芬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亦澄莹其神骨。以故诸水墨家尽往往求工此四种，不极其肖不止。”（集雅斋藏版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卷首）陈继儒在此首次将梅竹兰菊称为“四君”，“四君”之名，因此而起。后人也有加上松树或水仙，或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的。

“四君子”之称，准确道出中国绘画的精髓，影响巨大而深远。由于儒家美学的“比德说”贯彻其中，这些花竹象征着高洁、正直、坚忍、乐观的品格和美的精神，“四君子”耐寒而不畏霜雪的习性意味着不畏强暴，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能茁壮生长和存活的不屈精神。

陈继儒山水与花竹兼长，并很有心得。陈继儒《题画竹》云：“写兰取姿，写梅取骨，写竹直以气吞之。”（《陈眉公全集》）鲁得之《鲁氏墨君题语》载：“眉公尝谓余曰：‘写梅取骨，写兰取姿，写竹直以气胜。’余复曰：‘无骨不劲，无姿不秀，无气不生。惟写竹兼之。能者自得，无一成法。’眉老亦深然之。”他还总结自己的作画经验：“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疏密，皆有意态，得画家写生之趣方佳。”

6.以禅论画

文人画的画家多重禅修，推崇顿悟。陈继儒也多此类言论，如：

画者，六书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钟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山水、写兰、写竹、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正是禅家一合相也。画用焦墨生气韵，书以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禅家宾主法也。（《太平清话》卷四、《妮古录》卷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风靡晚明的禅悦风尚，说：“道学侈谈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二《续说郛》）可见陈继儒在晚明的影响之大。

陈继儒画论的内容丰富，其他如论书画同源和同法：“自来善书者必善画。画法即书法也。古之萧散韵士，以此写其性灵。非积数十年精神不行书。”（《松江志小序·画苑》）“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外生，画须熟外熟。”（《太平清话》卷三，《岩栖豳事》）。自赵孟頫之后书画同源形成文人画的基本理论之一，陈继儒的言论出自自己的体会。

陈继儒认为从事创作和鉴赏，必须基于平静优雅闲适的生活环境，他介绍说：

象先时与余相对，如遇桃花渔父、黄葛野人，乃余实谢不敢。惟当风日萧淡，焚香一炉，从纸窗木榻旁，婆娑旧碑残墨，或得韵人小幅，悬置壁间，卧游数巡，便觉不履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开，胆瓶注之，潠水剪枝，无风生韵。两人如此度日，胜于清凉国矣。诗不云乎：岂其食鱼，必河之鲂。（《书范象先壁》）

三月茶笋初肥，梅风未困，九月莼鲈正美，秫酒新香。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岩栖幽事》、《笔记》、《太平清话》）

为了保持这样悠游的生活，陈继儒明智地选择和坚守隐士的生活。否则，“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蓏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花史跋》）。或为生计劳苦，或为功名利禄奔竞，即使经济宽裕也破坏心境，且无空闲，无法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无暇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无心感受人生的惬意适怀。在晚明追求风流、享乐的环境中，在世人热衷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氛围中，陈继儒选择散淡闲适，享受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意义。“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陈继儒《檐曝偶谈》），做一个不同寻常的闲人，清醒明智，识见超凡。

古人以天人合一为准则，出则行万里路，壮游名山大川，饱览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入则享受自建的名园佳林。但这都要花费巨资，书生和隐士一般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陈继儒说：“余出不能负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辟香山五亩之园。惟买舟幞被，于郡城内外名胜处避客息躬。倪尚书《经锄堂》所谓每月一游，则日日可度。每岁一游，则可闻三十年也。”（《笔记》卷二）只能就近游览，精心打造自己的庭院，照样做到人与山水的心灵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