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明代文学领袖及其文艺观评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

王世贞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进士，先后任职大理寺左寺、刑部员外郎和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万历时期出任过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郧阳巡抚，后因恶张居正被罢归故里，张居正死后，王世贞起复为应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

王世贞的父亲王6是明代名臣，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行人，迁御史。二十九年，复巡按顺天，筑京师外郭（永定门城），修通州城，筑张家湾大小二堡。当年，鞑靼部首领俺答进犯古北口，以御史巡按顺天疾驰御之。史称“庚戌之变”，王6因指挥得当，立下奇功，连升五级超擢为右佥都御史出抚山东。三十一年，出抚山东甫三月，以浙江倭寇告急，出任提督军务，巡抚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进右副都御史，任用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率军于普陀山大破倭寇，杀、俘数千，溺亡无数。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巡抚大同，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斩虏八百。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王6在辽东大胜。王6与严嵩有积怨，王世贞与严嵩子世蕃失欢，值忠臣杨继盛死，世贞又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嘉靖三十八年严嵩冤称王6于滦河战事失利，将其下狱。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被杀，李攀龙、戚继光、王材、方弘静写挽诗。隆庆元年（1567）正月，王世贞与弟弟王世懋上京为父亲申冤。八月，王6得到平反。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礼部以王世贞的父亲“破虏平倭，功业可纪”，为其请旌。

王世贞重视研究军事，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王世贞升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青州。嘉靖三十六年（1557）立春，王世贞抵达山东，受命开始募兵，目睹了兵防慵懒，王世贞深感忧愁，并思考如何强军。万历二年（1574）九月，王世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四月，王世贞上疏请撤荆州府二卫班军远戍者半数，以防卫本府，并商军饷事宜。万历四年（1576）五月，王世贞上《议处本镇军饷以资边用改添实力以固地方疏》申言兵饷事宜。

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来吊唁王世贞亡父，王世贞结识戚继光，并成为好友。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汪道昆来访王世贞，戚继光以宝剑相赠，王世贞遂作《宝剑歌》。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戚继光被解职，来访王世贞。

王世贞是一位正直负责的官员。隆庆三年（1569）正月，王世贞赴浙江参政之任。四月，王世贞履任，开始裁撤贪吏，对巨富不仁之人进行打击。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妻弟王生欺辱江陵知县，王世贞奏请严惩不贷，并致书张居正。张居正心怀不满，二人产生嫌隙。六月，张居正迁王世贞为南京大理寺卿。九月，张居正发动吏部夺王世贞俸禄。十月，张居正指使刑科都给事中弹劾王世贞，使王世贞回籍听用。

王世贞为维护正义，不惜得罪张居正，虽受打击报复而不悔。

王世贞作为著名诗人，与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合称“后七子”。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领文坛二十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等。

王世贞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的文学创作说：“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其《艺苑卮言》是著名诗话和文艺评论著作，也有这个特点。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收录此书，并在题注中评论说：“其论诗独抒己见，能道人所不敢道”，“其魄力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评价极高，也非常正确。王世贞的其他著作和书信等，都有文艺评论，颇多精深见解。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之外，就是晚明清初的王世贞、钱谦益、吴伟业和王士禛（号渔洋）四人。其中王世贞，过去都仅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或诗坛领袖，并不作为整个文坛的领袖看待。本节首先确认王世贞是晚明文坛的杰出领袖，然后简论其文艺观，并从其文艺理论的杰出成就及其影响角度，论述他对晚明文坛的领袖作用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杰出的晚明文坛领袖王世贞

王世贞是杰出的晚明文坛领袖，他的系列性的文艺观点，涵盖诗文、戏曲、小说和书画，即晚明所有的文艺领域，并以其文坛领袖的崇高地位和得风气之先的精辟观点，引领当时的理论建设和文艺创作，影响巨大。陈建华先生指出：“没有王世贞，就没有晚明先进文艺思潮。”^[1]而其全面的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领先性的观点和晚明文坛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其成为晚明杰出的文坛领袖。

笔者曾撰《杰出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和《杰出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及其重大影响》^[2]，论述王渔洋（王士禛）的诗歌、小说创作和诗歌理论成就，倡导神韵说与清平淡远的神韵派诗歌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戏曲小说的优秀之作给以高度评价，团结、指导和帮助年轻后学包括洪昇、孔尚任和蒲松龄等戏曲小说家，使其成为清初杰出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和王士禛之间的钱谦益和吴伟业只对诗坛有影响，吴伟业虽有戏曲作品，但他们在诗歌理论和戏曲小说理论方面没有重要贡献，因此没有成为影响整个文艺领域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和王士禛则成为前后相继的影响很大的文坛杰出领袖。

王世贞是晚明著名的文坛领袖，《明史》本传说：“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奖，声价骤起。”^[3]评价极高而公允，但其仅指正统文坛，即诗坛，而未及王世贞是涵盖戏曲小说与书画诸多领域的文坛领袖。

王世贞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作为史学家，王世贞是著名的六经皆史说的重要倡导者，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颇高成就。古时文史相通，其史学成就可与文学成就交相辉映和相得益彰，更可增加其在文坛的分量和声望。作为文学家，其在晚明文坛的创作地位和领袖地位，首先是靠著作宏富，卓有成就，且能够驾驭众多体裁，驰骋自如。其同时的著名学者胡应麟评论说：“弇州王先生巍然崛起东海之上，以一人奄古今制作而有之。先生灵异夙根，神颖天发，环质绝抱，八斗五车，眇不足言。弱冠登朝，横行坫坛，首建旗鼓，华夏耳目固已一新。”（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十八）清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朱彝尊（1629—1709）在其名著《静志居诗话》中评论王世贞在晚明的创作地位、成就和影响：“嘉靖七子中，元美才气，十倍于鳞。”“乐府变，奇奇正正，易陈为新，远非于鳞生吞活剥者比。七律高华，七绝典丽，亦未遽出攀龙下也。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部列肆，百货具陈。且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

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其同时的文化大家陈继儒说：“但知公气笼百代，意若无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陈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胡应麟说当时其为众望所归，故“一时诗流，皆望其品题”（出处同上）。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曰：“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从正反两方面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

王世贞的文艺批评“气笼百代”、涵盖所有文艺体裁作品，晚清陈田（1850—1922）《明诗纪事·己签序》赞誉：“弇州负博一世之才，下笔千言，波谲云诡，而又尚论古人，博综掌故，下逮书、画、词、曲、博、弈之属，无所不通。”王世贞发表众多独创性与权威性兼具的宏论高见，因此能“奖护后进”，更可贵的是，其在世时的晚明最杰出的戏曲小说之诞生或挺立，都与他有关。

王世贞作为正统诗坛的领袖，非常赞赏和重视戏曲小说，起了极好的表率作用。他“好宾客，文酒淋漓，流连觞咏而绝不近声伎。听丝竹，每当燕笑欢噱时，人或谈及忠孝节烈，则慷慨而扬眉”（屠隆《大司寇王公传》）。他和众多著名文人曲家有着密切的来往，如李开先、郑若庸、梅鼎祚、梁辰鱼、张凤翼、何良俊、顾大典、汪道昆、屠隆等，与他们互访、互通书信、相聚偕游或饮酒赋诗，一起听曲或支持他们的戏曲创作活动。例如李开先为其戏曲名作《宝剑记》向其求序，他为梁辰鱼作《古乐府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二），并支持和赞誉《浣纱记》等。

王世贞亲纂文言传奇小说集《艳异编》三十五卷，后有约天启年间玉若堂刊本，增入署名汤若士（显祖）评《玉茗堂批评续艳异编》十九卷。今传四十卷本《艳异编》分星、神、水神、龙神、仙、官掖、戚里、幽期、冥感、梦游、义侠、徂异、幻术、妓女、男宠、妖怪、鬼等十七门，收文三百六十一篇；《续艳异编》分神、龙神、鸿象、宫掖、幽期、情感、妓女、义快、幻术、鳞介、器具、珍宝、禽、昆虫、兽、鬼、徂异、定数、冥迹、冤报、草木等二十二门，收文一百六十三篇。书中从历代笔记传奇、史传杂记中撷取爱情与怪异两类故事，合为一帙。自汉魏至明代间此两类小说名篇，多网罗殆尽。其中少数作品较为稀见，如《姚花仕女》等。

王世贞亲纂文言小说，有着重要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清初文坛领袖、大诗人、历任高官显职的王士禛创作了多种文言笔记小说集，赞赏、鼓励和亲自评论《聊斋志异》，可视为王世贞影响的结果。

在王世贞的时代，当时最杰出的戏曲作品是首部昆曲剧作《浣纱记》和时事剧的首创之作、昆剧杰作《鸣凤记》，当时最杰出的小说是长篇巨著《金瓶梅》。《浣纱记》问世后，颇受批评，因王世贞的支持而屹立于文坛剧坛。

王世贞的以上表现和其肯定和重视新兴戏曲小说的进步文艺观，推动了晚明戏曲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引领了晚明先进的文艺思潮，这一切使王世贞成为晚明杰出的文坛领袖、中国文学史上可与王士禛并列的最杰出的文坛领袖。

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述的总结者和完善者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的题注说《艺苑卮言》“推崇汉、魏，唐以下蔑视也”，后来的评论者也多做如是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从《艺苑卮言》中论述的历代诗歌、戏曲等，其视野宽宏，眼光高远，评价通达公允、深刻醒目。综观其完整的有关论述，可知，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真意是秦汉文章和盛唐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作家应该认真学习汉唐文学的精神和其高度艺术成就，以此为典范，提高自己的欣赏和写作水平。

王世贞对于秦汉文章和盛唐诗歌的伟大艺术成就，评论正确而深刻。例如：

鲁迅的名著《汉文学史纲要》的“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论述司马相如时，肯定其高度成就，并引王世贞的观点作为论据：“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4]

鲁迅强调司马相如赋所取得“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的极高成就，“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而“历代评骘家”的论点只引用了王世贞一家。他引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的一条观点：“《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

鲁迅高度认可王世贞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而且认为他的评价水平最高，故特予单独引用。此可见王世贞文艺评论的识见之高。

但是，王世贞对于汉唐大家并不一味肯定和歌颂，他也指出其缺点并毫不留情地给以严厉批评。

例如司马迁《史记》是史学和文学顶峰式的经典。对于《史记》的写作艺术成就，王世贞是非常赞赏的：

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帝王纪，以己释《尚书》者也，又多引图纬子家言，其文衍而虚；春秋诸世家，以己损益诸史者也，其文畅而杂；仪秦鞅睢诸传，以己损益《战国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刘项《纪》、信越诸《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

王世贞对于《史记》的史学成就给以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评其不足。例如其《蔺相如完璧归赵论》这篇有名的史论，其对《史记》记载和描写完璧归赵这件千古闻名的事件，发表异见。文章开首即批驳司马迁说：“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接着分析当时的形势：“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实情、本意）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这个分析符合“弱国无外交”的真理，指出了蔺相如违背这个真理而做出的进退失据的错误处置。接着再仔细分析此事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示了王世贞令人信服的高明史识：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

最后的结论是：“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此文在史学研究上，学者们高度肯定王世贞从当时的形势大局着眼，分析从秦赵两国强弱关系，指摘蔺相如看似高明实则智短而失策，其侥幸成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此文开始即抓住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撇开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过程，不牵涉蔺相如个人品德优劣，根据当时的实际形势，分析并推出论断。此因颇有人批评蔺相如的僶池会是不自量力地以赵王为赌注，孤注一掷，博得自己的声名，从道德角度给以批评，而钱锺书也颇为赞成此论并作了严厉的批评：

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武亿《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有曰“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曰：“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其论事理甚当，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记澶渊之役，王钦若谮于宋真宗曰：“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搏耳！”武氏斥如行险侥幸，即亦以其君为“孤注”之意矣^[5]。

王世贞则不用事后旁观者清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又分析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批评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又推断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卓越的史识做翻案文章。

以上是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给王世贞的批评做出公允肯定的评价。从文学角度看，笔者认为此文批评司马迁在违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违反了生活真实，违反了人物关系的真实，展示了王世贞追求和重视文学真实性的文艺观。

《史记》研究在明代形成第一个高峰，众多学者给《史记》以至高无上的评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王世贞对这个研究高峰的形成和发展，作了颇大贡献；但是他不仅极度赞誉《史记》的伟大艺术成就，而且对其不足，作了公正的批评。前人指出《史记》的失误往往是具体细节上的疏漏，而王世贞批评《史记》经典篇章的重大失误，则在《史记》研究史上有首创作用。受其影响，近现代曾国藩、朱东润、钱锺书等都对《史记》中的一些经典篇章，发表了严厉的批评，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正确、全面和深入理解和评价《史记》，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眼光。

而对司马迁观赏汉赋的眼光，王世贞又给以批评：

太史公千秋轶才，而不晓作赋。其载《子虚》《上林》，亦以文辞宏丽，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诸篇，便是千古恶道。

说司马迁并不真正懂赋体艺术，司马迁不会做赋，这个批评是非常严厉的。

对盛唐大诗人王维和杜甫，王世贞也是既做高度肯定，也有批评：

摩诘七言律，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至“酌酒与君”一篇，四联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无，尤不可学。凡为摩诘体者，必以意兴发端，神情傅合，浑融疏秀，不见穿凿之迹，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虽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作则伤境。（卷四）

他指出王维和杜甫不可学、不宜多作的具体缺点。

可见王世贞“文必秦汉和诗必盛唐”不仅不是片面地全盘肯定和提倡只学汉唐，而且对汉唐大家能正确分析和评论其不足之处。同时也鲜明地表示了王世贞并无独尊秦汉和盛唐之意。

同时，王世贞还说：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

前面强调取法乎上，必须努力学习秦汉文章，最后提醒读者，具有“熟读涵泳”，“渐渍汪洋”的根底之后，“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是古非今者”，“已落第二义矣”。这是他主张的“剽窃模拟，诗之大病”（卷五），倡导独创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阐发。

综上所述，王世贞对著名的“文笔秦汉、诗必盛唐”说，纠正前后七子中其他人的偏颇，做了总结性的全面而深入的论说，完善了这个重要的观点和论说。

三、《艺苑卮言》的宽宏眼光和独到见解

《艺苑卮言》是一部诗文简评史，对秦汉至他自己所处的晚明时代的诗文都有评论，表达了一系列的精彩见解。

对自历代帝王的诗文到船夫棹歌、歌妓艳诗都有高度评价。

例如他评论汉高祖、汉武帝的诗歌说：

《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汉武故是词人，《秋风》一章，几于《九歌》矣。《思李夫人赋》，长卿下，子云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绝，落叶哀蝉，疑是赝作。幽兰、秀簟，的为傅语。

“《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悲来，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王通）赞二帝语，去孔子不远。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为嫌，悲壮呜咽，与《大风》各自描写帝王兴衰气象。千载而下，惟曹公“山不厌高”，“老骥伏枥”，司马仲达“天地开辟”、“日月重光”语，差可嗣响。

以上三段言论都评论了《大风歌》。《大风歌》意气高扬，胸襟开阔，历来受到史学家、文学家和美学家的极高评价。例如刘勰的权威美学著作《文心雕龙·时序》评《大风歌》和《鸿鹄歌》两首为“天纵之英作”：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

天纵：天所放纵，即天所赋予，这是古人对文艺作品最高的评价。《论语·子罕》：“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刘勰此论引用《论语》的赞词，给刘邦的文艺天才以极高的评价。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评汉高帝《大风歌》：“神韵所不待论。三句三意，不须承转。一比一赋，脱然自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岂亦非天授也哉！”

刘勰和王夫之的评论稍显抽象，重点都在赞誉汉高祖的天才，而王世贞则具体而实在，尤其“安不忘危”一语，抓住西汉自高祖到宣帝诸君的用心所在，西汉能保持长期发展、繁荣，居安思危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如当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杨慎（1488—1559），中过状元，受过重用，可是他不怕得罪荒淫皇帝，上疏抗谏，耿直忠贞，受过廷杖，他最后谪戍和终老云南。他特立卓行，为世俗所讥评。王世贞则理解其心胸和心理，分析说：

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卷六）(www.xing528.com)

他的评诗眼光，还顾及底层，包括妓女：

正德间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咏，以骰子为题，妓应声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污，抛掷到如今。”极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联云：“故国五更蝴蝶梦，异乡千里子规民。”亦自成语。（卷七）

妓女极为沉痛的自感身世之诗，王世贞说“极清切感慨”，评诗眼光精切深入，而“可喜”两字，虽是他热情肯定此女才华的有分量的赞词，但也是他作为高官，对妓女自伤身世的凄惨，有着隔岸看火的重大局限。这是古代诗人作家的共同局限。

除了具体分析和评论了秦汉至晚明的所有重要作家和诗人的同时，他也有总论性的简介。例如他区分盛唐和中晚唐诗歌的区别说：

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清代叶燮的杰出诗学名著《原诗》引用此句，并赞扬这个观点：“斯言为能持平。”王世贞并不独尊盛唐，对中晚唐的评价很公正。气、意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文论擅长和独特的美学观念，王世贞此论也作出了贡献。

王世贞作为诗人和正统文坛的领袖，爱好戏曲小说，并给以极高评价。清初李渔《古本三国志序》开首即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

王世贞将《史记》《庄子》与《水浒》《西厢记》相提并论，有首创作用。与他同时的李贽在万历初年（1573）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6]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苏轼并列，颇有眼光；而将李梦阳的文集放入，则颇为失衡。

此后李贽《焚书·童心说》（1590）又说，“天下之至文”自先秦起，“变而为近体，为杂剧，为《西厢记》《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将杂剧、《西厢记》、《水浒传》和八股文都并列为“古今之至文”，即最高的文学作品，颇为恰当。但是在具体的名单则详后而略前，不算完整。

明末清初金圣叹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是“六才子书”，即六种文学体裁的最高典范之作，比王世贞增加了两种，更为全面。

他们都打破戏曲、小说是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艺的观点，抬高其地位，开了时代的风气，而王世贞的首创性作用，显示了文坛领袖的领先风范。

王世贞还提出了“鬼神于文”的重要观点：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班氏，贤于文者乎？人巧极，天工错。庄生、《列子》《楞严》《维摩诘》，鬼神于文者乎？其达见，峡决而河溃也，窈冥变幻而莫知其端倪也。（《艺苑卮言》卷三）

古人认为文艺杰作是通鬼神的产物。王世贞说“鬼神于文”，形容作品的出神入化，虽可解释为“通鬼神”，也可看作为比喻。古人关于诗文创作通鬼神，早有涉及。例如：

刘知幾《史通》评论《左传》说：“若斯才也，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7]杜甫也多有论及，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下笔如有神。”

而董其昌、金圣叹和李渔诸家则直接说“通鬼神”。

董其昌说：

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到此将通时，才唤做解悟。了得解时，只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动人心窍，理义原悦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画禅室随笔》卷三评文）

董其昌借用《管子》的原话，继承其思想和观点。董其昌之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于此论述很多。例如金圣叹^[8]指导读者：焚香读书，以期鬼神通之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六十二）

“通鬼神”不仅针对读书，尤其也针对写作，是读书、写作的高级境界。金圣叹又说过：“看书人心苦何足道，即已有此书，便应看出来耳。莫心苦于作书之人，真是将三寸肚肠，直曲折到鬼神犹曲折不到之处，而后成文。”他甚至认为杰出的作家比鬼神还要高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寺惊》第四节批语）。

在评论张生用激将法敦请惠明杀出重围外送书信的描写，圣叹评论为“通篇神彩。此乃真正神助之笔，须反覆读之”。这里的“神助之笔”，是“通鬼神”的结果，因“通鬼神”，故而得到“神助”。早在《金批水浒》中，金圣叹即指出《水浒传》这样具有最高艺术成就的伟大之作，是得到“鬼神来助”的“出妙入神”之文（《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四十一回总评）。

以上“神助之笔”“鬼神来助”“出妙入神”等语，在今人文中常常是作为比喻，比喻文笔的高妙杰出。在金圣叹和古人那里，有时是真用，有时兼有比喻和真用，但这种比喻也以信其实有为基础。

著名戏曲家、小说家和戏曲理论大家李渔在评论金圣叹时说：

圣叹之评《西厢》，……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期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神所附者耳（李渔《闲情偶寄》卷三词曲部，格局第六《填词余论》）。

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认为自己思维活跃，读古人文字，“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原因在于“若天授神指”（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通鬼神”是灵感论的一个重要论题，是当时美学家研究的最为精深的问题。

综上所述，《艺苑卮言》虽是王世贞的少作，其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具有宽宏眼光和独到见解；而其文艺评论的精彩观点，与当时最高水平的美学家达到同样的高度，得到当时和后世最高水平的美学家的认同或引用。

四、《曲藻》的戏曲评论及其杰出成就

王世贞非常喜欢戏曲，非常重视戏曲的研究和评论，《艺苑卮言》最后特附一卷，此卷后以《曲藻》为名，单独刻印，成为戏曲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曲藻》既有引述前人曲论观点，更有自己的创新性观点。其对前人或他人的观点之肯定或驳难，都精当地为自己观点对推进和形成，起了对比作用。

王世贞颇为深刻地总结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关键尤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他的这些要求，归结为“动人”，作为戏曲成功与否的明确而具体的衡量标准，有力地指导了戏曲创作的实践。并可作为评论标准，例如他称赏《荆钗记》“近俗而时动人”，批评《香囊记》“近雅而不动人”。

《曲藻》的许多重要论点，成为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在《曲藻序》中提出了曲由词发展而来：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

古代研究家公认，词由诗发展而来，词是诗余。王世贞提出“曲者，词之变”，正确指出曲在文学上的来历。他所说的曲，兼指元代散曲和杂剧中的曲，并首创性地将元曲与宋词一样，并列为“一代之长”。

在王世贞的启示下，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说：“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

当今学术界一致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提出的重要观点，后来又补充说王国维是引用清焦循提出的观点。从《曲藻》及其所附的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可知，最早提出这个重要观点的是王世贞和受到王世贞影响的茅一相。

在《曲藻》中，王世贞更为全面地梳理了诗、词、曲的发展过程：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王世贞又曾说：“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强调诗词本是唱的，具有专门的曲调，是曲调亡，最后造成诗词失去生命力，于是曲代词而兴，才导致了曲的产生。这个眼光是独特而正确的。

王世贞不仅梳理诗词曲的发展过程，还提出北曲发展到南曲的原因。他在序中也谈到其原因：

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时时采入，而沈约四声遂阙其一。东南之士未尽顾曲之周郎，逢掖之间，又稀辨挝之王应。稍稍复变新体，号为“南曲”。高拭则成，遂掩前后。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今谈曲者往往合而举之，良可笑也。

这里还精彩地总结了北曲和南曲的不同艺术风格：“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在《曲藻》中进一步具体区分说：

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吾论曲三昧语。

康海曾说：“南词主激越，其变也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朴实。”（《看山阁集闲笔·东乐府序》）区别了南北风格的基本区别，但言简而义约，属于感觉性鉴别，而非理论性叙述。

王世贞则做全面的理论分析，故而在论述南北曲风格之不同时，还特地补充其原因：“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晚明的禅学兴盛的时代，绘画分南北宗而崇北宗；诗学开始兴起神韵说，重南宗顿悟，推崇平淡闲远的山水诗。王世贞紧随时代潮流，精确指出南北曲风格之异的美学北京是北曲是北宗渐悟的产物，而南曲的风格与南宗顿悟及其同时代的绘画、诗歌风格相一致。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

王世贞南北曲风格的比较分析，论点精辟，用语警新，与同时代的徐渭赞誉昆曲“流丽悠远”（《南词叙录》）等著名论说一样，深得学界赞同，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皆引用。而且“这对于戏曲创作在艺术实践中全面利用南北曲的特点，用以丰富戏曲的表现力，是有好处的”^[9]。

在具体评论作家和作品时，他认为马致远的散曲为第一：

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长句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俱入妙境。小令语如“上床与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结尤疏俊可咏。元人称为第一。真不虚也。

从其所引的例句，皆是散曲中的佳句，可知他评论马致远为元人第一，指的是元代散曲第一；这个评价是恰当的，而不是不少学者误会的，他将马致远评为元杂剧第一。

《曲藻》此条之后，紧接着即评论《西厢记》为北曲即北杂剧第一：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是骈俪中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减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是骈俪中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是骈俪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

评论《西厢记》是北杂剧和戏曲第一的，早就有不少戏曲研究家说过，也是公认的观点。王世贞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因其文坛领袖和政坛高官的身份，更得到当时人的重视。他所罗列的佳句和评论，是权威性的意见，经常为后世研究家所引用。

《曲藻》评《琵琶记》冠绝诸剧，为南戏第一：

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

晚明曲坛在嘉靖至隆庆年间关于《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和本色、文采之高下，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和争议，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王世贞参与这场论证，发表了一言九鼎式的高明观点，成为定论。

王世贞与当时众多著名戏曲家结为好友，梁辰鱼为其中之一。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一和《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都记载，王世贞与好友戚继光一起访问梁辰鱼，梁辰鱼正坐在楼船里，顾自仰天啸歌。王世贞有诗《嘲梁伯龙》云：“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这是他以其卓越的艺术眼光，支持和赞赏新出的昆曲第一部剧作和杰作《浣纱记》。对此，凌濛初批评说：

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弇州公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兢为剿袭。（凌濛初《谭曲杂札》）

王世贞对戏曲的极高评价，有重大影响。作为文坛领袖提倡和赞赏戏曲，他对《西厢记》《琵琶记》的评价，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世贞对戏曲经典和名著的精当和极高的评价，作为《鸣凤记》的作者更以其亲身的创作实践作为有力的表率，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在当时文坛、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对戏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功勋卓著。

五、王世贞的美术评论

王世贞除了能书，同时对书画理论也深有研究和见解，是卓有建树的书画评论家，著有《王氏书苑》《画苑》《弇州山人题跋》《弇州墨刻跋》《三吴楷法跋》等。

王世贞对绘画和书法的评论也很有影响。明人詹景凤说：“顾吴中诸书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这既是对他的书法所做的评论，也可移作为对他的书法评论的评价。

王世贞的书法和他的文学主张一样，不师唐以后的人。其《淳化阁帖十跋》说：“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品、临摹者，三四割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因此明人有曰：“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

“古雅”二字，正是王世贞平常论书的标准之一。王国维美学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即“古雅说”^[10]，而“古雅”这个美学概念，王世贞则是最早提出者之一。

犹可道者，王世贞的重孙王鉴（1598—1677）为清初“四王”之一。王世贞富收藏，尔雅楼中藏书万卷，书画文物无数，家藏古今名迹甚富，使王鉴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为王鉴学习临摹历代名画真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王鉴师承董其昌的神韵派南宗画，明末已为著名画家。他在明亡后坚决不出仕，坚持了王世贞刚正的政治品质。入清后，作为明朝遗民，他和王时敏一起，并列为“四王”和“清六家”（“四王吴恽”）之首，是清初正统派绘画的领袖之一，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一位大家。其绘画主张和创作实践，是其曾祖父王世贞的文艺创作理想的袅袅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