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代文学：比较总论

汤显祖（1550—1616）和莎士比亚（1564—1616）是同年逝世的两位戏剧巨匠。自20世纪30年代赵景深师发表第一篇题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章以来，到60年代的徐朔方和80年代至今天，同名文章有近十篇之多，还不包括将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趣的是，最早将汤、莎两翁并列在一起加以赞美的，是一位热爱和崇拜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人——日本汉学家、学术权威青木正儿。他在日本昭和四年（1929）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这部名著中有关汤显祖的章节时，满腔热情地赞颂道：汤、莎二位“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有不少共同点。这首先表现在他们都是一个戏剧时代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作家之一，是英国伊丽莎白戏剧时代的旗手。汤显祖是中国明代伟大的作家之一，是明清传奇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戏剧作品不仅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巨大成就，而且都给后世文学以深远影响。

汤、莎戏剧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虽然他们的题材往往表现的是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古代，但是都具有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排除封建制度设置的重要障碍；消灭封建割据，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愿望。他的爱情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压迫、封建恶习之间的冲突。爱情剧（包括喜剧）都讴歌青年追求纯正、自由爱情，宣扬个性解放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在批判落后反动的封建势力外，对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血腥剥削、资产阶级人物的阴险、残酷、贪欲和已开始尖锐起来的民族矛盾、种族歧视都给予揭露和谴责。他赞颂有理想、有自信、富于智慧和同情心的资产阶级先进人物，同情贫苦的劳动人民。

莎士比亚戏剧的巨大成就使他在世时即得到崇高评价，同时代的戏剧家本·琼生为他的第一个戏剧集题辞时即称他是“时代的灵魂”，赞美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汤显祖青年时代胸怀忧国忧民的治世大志，后经反动势力打击、摧残，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就用笔来批评当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在戏剧舞台，将其未尽的高远度世之志和胸中郁勃之气，发而为戏曲。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歌颂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进步青年，赞扬他们要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先进思想和战斗精神，唱出了时代的心声。他的《邯郸记》和《南柯记》揭露和批判晚明的黑暗政治现实：统治阶级腐朽无能，边患严重、天灾频临，生活上极端腐朽，还要互相倾轧，人民挣扎于饥寒交迫之中，正直人士则备受摧残、打击。

莎、汤两人都处于封建末世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或兴起时期，他们都能正确、深刻地反映自己的时代。

汤、莎两人的剧作都是改编前人而作的艺术再创造。汤显祖“四梦”有三个据唐代传奇小说，《牡丹亭》据宋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莎士比亚的几乎全部剧作全据现成的历史材料和文学作品改编。但两人都富有创新精神，重新熔铸思想内容、人物性格、语言和氛围，闪耀出新的时代光芒。

汤、莎两人都有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是精通戏剧舞台艺术规律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当过演员，指导过排演，参加过剧团的创作演出。汤显祖曾组织、导演过自己的戏曲创作。他不仅自己能唱曲，常常咏歌自适，还亲自教小演员演唱。戏剧既属文学范畴，又归艺术领域，汤、莎之作做到了案头场上，两擅其美。

汤、莎两人都是著名诗人兼剧作家。汤氏的现存诗歌多达二千多首，他的不少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他是明代著名诗人，“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受到明代大诗人徐渭等人的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写过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一些杂诗，还有两首长诗：《维纳斯与安都尼》《鲁克丝受辱记》。莎士比亚的不少诗歌称颂友谊和爱情，歌颂青春和美，反映了肯定生活、要求个性解放的理想。

汤、莎两人都擅长于创作诗剧。汤显祖的传奇由曲和白（说白）连缀而成。曲属诗歌的一种体裁，由诗，词发展而来。中国的传奇本身即是诗剧，有人或称为剧诗。莎士比亚的大多数剧本都是诗剧。他们不仅在形式上用的是诗，而且在剧本的总体上具有浓郁的诗意。(www.xing528.com)

汤、莎两人的戏剧语言都追求华美的风格。汤显祖的语言融会六朝辞赋和唐五代词的绮丽神采，加以精心锤炼而成，前人评为“婉丽妖冶，语动刺骨”，具有独特的瑰丽风格。但他又以元曲的本色为基础，所以华美而丰实。莎士比亚的语言华丽而成熟，典雅中不乏通俗，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两人都善于用得心应手的语言表现丰富广阔的生活和深邃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心理。

莎士比亚打破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一般公认他是不守规律的典范。他和追随他不守规律的作家如歌德，如雨果，都被列为结构宽阔的一派（open theatre）。汤显祖也是不守规律的典范，他无视传奇的格律（指音律），为此他所写的戏曲遭到曲律家的批评和修改。汤显祖对此很为愤慨，竟说：“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明代戏剧理论家王骥德批评说：“临川（即汤显祖）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佶屈聱牙，多令歌者咋舌。”他们的纵横才气，都非一般规律所能束缚住的。

另据艾希纳《文学笔记》知西方许多人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古典悲剧和小说的混合产物”，而杨绛总结我国的传统戏剧的结构，称为“小说式的戏剧”，汤显祖的作品是此类戏剧的典型。可见汤、莎戏剧的另一共同点是采用小说式的比一般戏剧较为松散的结构，如此则可反映宽阔的社会背景。既继承西方传统，又深受我国传统戏剧影响的现代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就根据中、西戏剧的这个共同点或者说连结点，发展出一条新的创作规律：“现在对一个人应该从他整个社会关系来掌握他。戏剧家唯有用史诗式的形式，方才能够反映世界全貌。”布莱希特所要创立的戏剧的史诗式结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站在汤显祖、莎士比亚等前辈艺术大师的肩膀上进行的创新。

当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有许多不同处和差异性。汤、莎两人都是多产作家，但汤显祖的诗歌多而戏剧少，莎士比亚则戏剧多而诗歌少。毋庸讳言，汤、莎两人在戏剧创作成就上是不相等的，莎士比亚的成就要更大些。这首先从戏剧的数量上看，莎有三十七个剧本，而汤仅有五个。汤的《临川四梦》，当然与莎氏剧本一样，都是文学史上完美的典范作品或颇有艺术成就的精品，但数量多寡悬殊，自然决定总体成就的高低。

不同文化背景，对他们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文化渊源主要仅是古希腊和罗马文学艺术和历史、哲学。汤显祖所需要的学习文化遗产的任务要比莎氏艰巨得多，从而在创作上的文化准备上耗费远过于莎氏的精力。从先秦到明代汤氏的师辈，两千多年浩瀚的文化遗产的积淀摆在汤显祖的面前，而他通过刻苦学习，“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精于哲学，成为一个渊博而深厚的学者。他甚至对佛、道也有深刻研究，并一度迷恋其间。这些对他的创作起了很大影响。汉语艰深的文字，传奇比诗、词更严格的声律和韵律，必须字斟句酌，使汤显祖在创作戏曲时不得不小心跋涉，步履维艰。创作传奇在技术要求上比莎氏的诗剧更繁难苛刻得多，更不必言早年在学习汉字使用时比西文要困难得多。

不同的生活道路，给两人的创作有更大的影响。莎氏出身市民阶层，大约在二十岁左右离乡到伦敦，自谋生计。他起先在剧院作杂役，接触社会各阶层众生，既熟悉剧院生活，又丰富了社会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因此他的戏剧既写王公贵族，也将各类平民刻画得跃然纸上。

汤显祖出生于世代书香门庭，后来一直在上层社会中生活，与劳动人民生活的隔膜比较深。他有志于治国安民，当过一阵官吏，尤其是曾在浙江西南一个偏僻的山区遂昌当过五年县官，初步地、小范围地推行自己进步的治世蓝图。这样的生活经历一方面决定他所表现的人物限于上层知识分子及其周围的人物，还有达官贵人。即使有下层人物出现，也是丫环、店主等与上层人物接触较多的人物圈子。但这位有宏大政治目标的作家在作品中编织和融化了自己未能实现的崇高理想。

汤显祖是我国传统的写意美学的追随者，他推崇神韵一派的“表现”式的诗学理论，他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他的戏剧美学也强调神似，而不赞成仅仅形似。莎士比亚受西方亚里士多德始的“再现”式的诗学理论之影响，崇奉写实美学，所以他将戏剧看作是生活的再现，他说：“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上场的时候，也都有下场的时候。”两人作品的民族风格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遵循的美学原则有别。

在创作方法上，汤、莎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家，但汤显祖主要运用的是浪漫主义，而莎士比亚则倾向于现实主义。汤显祖追求“奇”，他曾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他的剧本都写幻境，梦境，故而被称为“临川四梦”。写梦为我国文学家所擅之胜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祖师庄子写了著名的“梦蝶”寓言而首开其端。汤显祖是写梦的大师，如在《牡丹亭》中，他用“惊梦”、“寻梦”写杜丽娘炽烈而真挚的爱情，离奇地写出她殉情而死，死后又和情人结合，更离奇地表现她为了捍卫真挚爱情和幸福生活，抗议和批判吃人的封建社会对青春和真情的扼杀，还要还魂复活！这个出人意想的浪漫主义结局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作家的得意之笔，所以有时把《牡丹亭》干脆改名为《还魂记》。莎士比亚有时也让鬼魂出现，如哈姆莱特的父亲的幽灵在城堡暗示自己被谋杀的冤屈，他主要写的是人世间的真情实况，是一幅幅广阔、真实、生动的历史社会生活的画面，经常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