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代文学—再评《牡丹亭》人物描写

《牡丹亭》围绕以上主题，塑造了一系列的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和重要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主角无疑是杜丽娘、柳梦梅。汤显祖在全剧的人物形象中灌注了历史意蕴，是晚明乃至整个封建时代后期同类历史人物的真实代表。

杜宝形象新论

出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的压力和需要，20世纪后期的评论文章和文学史著作都一致严厉批评杜宝是一个封建官僚，对女儿杜丽娘进行封建专制式的严厉迫害。

“文革”后，不少论者部分肯定杜宝，认为他是一个清廉、勤政的官员，给以正面赞扬。笔者也很赞同。

的确，剧中描写杜宝爱民劝农，农民爱戴这位勤政清廉爱民的好官。他作为文官，朝廷有难，迅即奔赴淮扬前线，镇守边境。杜宝坚守危城，还发豪言：“你待要霸江山，吾在此。”表现了他的责任心和满腔报国豪情。但面对现实他又哀叹：“我杜宝自到淮扬，即遭兵乱。孤城一片，困此重围。只索调度兵粮，飞扬金鼓。生还无日，死守由天。潜坐敌楼之中，追想靖康而后。中原一望，万事伤心。”清醒认识任务的艰难和前途的叵测。在这千难万难之时，杜宝惊悉夫人遭难、女儿坟茔被盗，真正祸不单行，不禁凄然垂泪，却依旧能公而忘私，全力对付敌寇，清醒、智慧地设计劝降李全，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第四十六出《折寇》）。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回顾一生，“自三巴到此，万里为家，不教子侄到官衙”（第四十九出《淮泊》），不用私人，不循私情，品格清正。

因有关论述已多，不再展开。

但是众多学者还是批评杜宝对女儿实行封建专制的严厉管教，使杜丽娘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杜丽娘在家中没有自由，连后花园也不准游玩，防止她受到诱惑，滋生爱情的萌芽，终于逼使她一病而亡。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杜宝对女儿充满了出自天性的挚爱，但是正由于爱之深，所以要求严。

杜宝明确提出严格要求女儿，首先是读书“拘束身心”（第十六出）。“拘束身心”不是摧残身心，也不是不给她自由、温馨的日常生活，而是严格培养女儿成为一个合格的贵族女性。

在第三出《训女》中，作者描写杜宝对培育女儿的有远见之处是：

一、女儿必须每天早起，更不能白日睡眠，树立勤快度日的习惯和态度，将来出嫁了“把家当户”，能够自立门户，勤恳操持家政。

二、“女工一事，想女儿精巧过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坚持要为女儿请来老师，教她刻苦学习并背诵诗书，这不仅是杜宝所说的“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她以后就会和饱读诗书、史书的丈夫具有大致相当的文化水平，双方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如意交谈（“不枉了谈吐相称”）。

在第五出《延师》中，杜宝向陈最良哀叹：“我年过半，性喜书，牙签插架三万余。（叹介）伯道恐无儿，中郎有谁付？”三妇评本的陈同批语是：“蓦然感怀，只作淡语叹惜，惟恐伤女情也。故下即云：‘他要看的书尽看。’”此评分析无子老人的人物心理，更是精确评论了杜宝爱惜女儿的微妙心理活动。不少研究家批判杜宝性格冷酷，摧残女儿，而同处明清时代、同是少女身份的陈同则能深切体会杜宝疼惜女儿的细微心思和言行表现。

杜宝从自己坚信的儒学出发，尊重自己夫人，爱护自己女儿，对自己的婚姻，对女儿的婚姻都具有负责任、讲原则的特征。本文前已论及，这样的描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牡丹亭》的重要主题思想之一。

甄氏形象新论

甄氏一再表现出娇惜女儿的感情。当杜宝要女儿“多晓诗书”时，她说“但凭尊意”，陈同的批语说：“夫人答语甚缓，直写出阿母娇惜女儿，又欲其知书，又怜其读书，许多委曲心事。”接着杜宝批评丽娘：“适问春香，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钱宜评曰：“归罪夫人，极是。世上慈母纵女不教，甚至逾闲者正复不少。故《易》于父母，皆称‘严君’也。”杜宝紧接着又唱【玉胞肚】：“宦囊清苦，也不曾诗书误儒。你好些时作客为儿，有一日把家当户。是为爹的疏散不儿拘，道的个为娘是女模。”陈批：“爹娘分说，意在专责夫人。”丽娘呼应其父要她认真读书的吩咐，甄氏说：“虽然如此，要个女先生讲解才好。”陈批：“请先生是正意，却从阿母娇惜深心写出。又将女先生一跌，文情委曲入妙。”杜宝表示反对，要请正规的儒生，甄氏说：“女儿啊，怎读遍的孔子诗书，但略识周公礼数。”陈批：“书难遍读，礼数略识，夫人终是娇惜女儿。”（第三出《训女》）

第十一出《慈戒》甄氏夫人因见女儿丽娘无精打采，情思无聊，昏沉独眠，问知她到后花园游玩，身子困倦，责骂春香引逗她。

夫人尽管深知女儿游园是她自己的主意，老夫人还是只骂丫头，不责小姐，难怪杜宝在第三出《训女》中责怪她纵容女儿。这里的陈批也再次强调她娇惜女儿，钱宜更认为：“‘年幼不知’一语，慈母为顽劣儿女开解，不知误多少事。”

但正因为有甄氏这样娇惜、庇护女儿的母亲，才会有杜丽娘这样性格倔强、自主性极强的大胆女子。可见，甄氏的形象为人妻谨守妇道这是时代的束缚，但也有自己的性情；为人母慈爱护犊，也不只一味的管束。

杜丽娘形象新论

杜丽娘是《牡丹亭》的第一主角。她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中国式爱情至上观。

杜丽娘在游园时青春觉醒，梦中与柳梦梅邂逅、相爱。她醒后对这次爱情奇遇一直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去寻梦。寻梦不着，她急得生病，爱情不能如愿，她的病越来越重，最后殉情而死。临死时还特地要求将遗骸埋在梅树底下，因为这里是她和柳梦梅的定情之所。她人死而心不死，所以死前自己画像存真，命春香藏在太湖石底，“有心灵翰墨春容，傥直那人知重”，希冀将来柳梦梅也许能看到此画，遗容也可受到他的爱怜。死后，她的亡灵又寻机与情人幽会，最后为了爱情而复活。

她为爱情而死，为爱情而活，除了爱情，没有别的念头。爱情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汤显祖将她刻画成一个十足的爱情至上者。但是与西方文学名著中的同类形象相比。杜丽娘的爱情至上观带有中国式的特点。

首先从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观念看，作家们都认为人的感情与季节和不同季节的景物有关。春天是爱情萌发时期，秋天是人们悲叹韶华速逝或亲人伤别的季节。故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怀春和悲秋似已成描写爱情的固定格局，明清传奇尤其如此。描写杜丽娘爱情经历的小说原作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叙述丽娘春天与梦梅在梦中邂逅、定情，因两人无缘重会而病起恹恹，到秋天就泪尽而死。丽娘的爱情至上观的表现，与春、秋两个季节有很大关系。

其次，因为中国当时还是封闭式的封建社会，男女之间的接触机会极少，所以即使少男少女因偶然的机缘而相遇并相爱，可是往往乍见即永别，良缘极难实现，短暂的欢会和长久的相思，是他们铁定的命运。于是对两情缱绻的良辰美景的回忆和对爱情前景缺乏希望的惆伥，总是占据着女主人公的心灵，对爱的执著便更强烈也更持久，也就更显得高于一切，并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与汤显祖同时或稍晚的莎士比亚、莫里哀相比，他们的爱情戏剧题材则基本采用轻松明快的笔调，大多（如莎士比亚）或全部（莫里哀）用喜剧形式表现。汤显祖以后的传奇名家如吴炳、李渔、阮大铖等人的作品也以喜剧描写爱情题材，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仅孟称舜《娇红记》描写爱情悲剧。汤显祖以前的元杂剧和明传奇，也多爱情喜剧。从生活现实看，《牡丹亭》的前半部，应是爱情悲剧，更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和本质。杜丽娘这个角色的艺术生命和其感人的魅力也显然在前半部，因此商小伶等多位钟情女子大受《牡丹亭》感动，悲极而死，也在于此剧的前半部。

第三，杜丽娘及其以她为代表的痴情女子都坚信爱能战胜一切，包括自然界的生命规律。这样的浪漫主义的爱情至上观，更是中国式的。西方爱情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如果殉情而死，爱情经历也就到此结束。中国的一些爱情名作与此不同，情人们或约定今世良缘不成下世定要重续姻缘，或双方爱得难分难舍盼望以后世世代代能永结伉俪，也有爱情虽被扼杀而其志不可摧毁，死后化为枝叶连理，鸳鸯双栖或蝴蝶共飞；杜丽娘为爱情死而复活，张倩女的魂离病躯追随爱人同去，敫桂英死后化为厉鬼向负情汉报仇，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式的爱情至上观的艺术反映，西方罕见如此描写。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爱情作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理想婚姻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比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更大，而西方作家喜欢用浪漫主义笔调多写成功而少写失败。

追求自主婚姻，爱情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产物，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也早有这个观念的萌芽，它带有反封建的进步要求和思想观念。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人生权利。照理，青年应有两大人生内容，即事业和爱情。当时的女子被剥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发挥才华的权利，当然毫无事业可言，所以青年女子唯一的人生追求便是爱情。故而爱情至上观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应有产物，在杜丽娘的时代无疑是进步的和正确的。

文艺作品中表现的爱情至上观对封建意识是一种猛烈的冲击。以杜丽娘为代表的一批晚明先进女性所追求的自主婚姻，个性解放，及其由此而产生的爱情至上观，都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必然产物。

汤显祖也是有意识地刻画杜丽娘的爱情至上思想的。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强调指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明清曲论家、戏曲家也都看出汤显祖将杜丽娘塑造成一个有代表性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艺术典型的创作思想。如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万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深于阿丽者矣。”洪升认为此剧“肯綮在死生之际”，“掀翻情窟”。他们的认识虽还不够深刻全面，但对汤显祖的这个创作思想，则无疑是赞同和赞赏的。

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杜丽娘一生爱好的是天然，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但前已言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在实际行动中追求自由婚姻，她完全遵循“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她只是机缘凑巧，在梦中看到了如意郎君，愿意嫁给他而言。她在梦醒后，不敢对父母讲出实情，不敢请他们设法寻找这个青年，而是将心中的愿望深埋心底，带着这个没有实现的愿望离开人间。等到她还魂后，她立即要柳梦梅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联姻原则。

这与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沉稳的性格有关。她的沉稳性格还表现在第七出《闺塾》，丽娘对陈最良讲课的不满和可笑，深埋心底，只是说了一句：“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教演一番。”建议他讲解得清晰一些，否则，听他的课，岂非完全在浪费时间，毫无收获。

杜丽娘对科举也是极其重视和热衷的。第三十九出《如杭》，杜丽娘复活后，和柳梦梅刚到杭州，听说当今正在科举开考，她马上督促柳梦梅前去赶考，并把酒送行。她对科举制度无疑是拥护的，对科举也是热衷的。

杜丽娘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感情，柳梦梅考试结束后，来不及听结果，就安排他到淮扬前线去探望父母，报告自己复活再生的喜讯。这也反证她与父母毫无隔阂，不存在封建家庭对她的压迫、摧残的问题。

柳梦梅形象新论

《牡丹亭》男主角柳梦梅是一个一心一意走读书做官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

柳梦梅是剧中第一个出场的角色，紧接第一出《标目》之后，第二出《言怀》即由柳梦梅出场，他一出场即“言怀”，言怀的内容即大谈寒窗攻读，立志做官：(www.xing528.com)

【鹧鸪天】刮尽鲸鳌背上霜，寒儒偏喜住尖方。凭依造化三分福，绍接诗书一脉香。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

这首上场词已极其明确地表明柳梦梅一心走读书做官道路的意向。可是他接着又感叹说：“所恨俺自小孤单，生事微渺。喜的是今日成人长大，二十过头，志慧聪明三场得手。只恨未遭时势，不免饥寒。”虽已为举人，尚未进京赶考而得到功名，生活困顿，全赖郭囊驼的后裔种树所得，相依活命。他总遗憾地感到这样的处境“不是男儿结果之场”。

正在这时，他梦见杜丽娘，并听到她说：“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于是他梦醒后又憧憬“那时节走马在章台内，丝儿翠，笼定个百花魁。”短短一出戏，几次表现出他对科举及第的强烈向往，真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且柳丽娘在梦中并未与他谈到“发迹”之事。杜丽娘专心致志于男女间真挚的情爱，不仅梦中幽会时未遐谈及“发迹”之事，后来魂灵与他欢会时也未顾及此事，一直到她回魂后，被陈最良发觉，她与柳梦梅两人逃到临安，随行的道姑在江头沽酒时发现秀才们赴试，回来报告，丽娘才催他也赶快赴考。可见在此之前柳梦梅听说杜丽娘梦告发迹之期，纯属他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的结果，更可见他对“发迹”做官向往之急切。

柳梦梅闻讯去赶考，结果仍过了试期。他恳求主考苗舜宾让他补考未允，就哭着哀求：“生员从岭南万里带家口而来。无路可投，愿触金阶而死。”而且还真的“起触阶”，要自杀。可见他视科举及第比生命还重要。

与杜丽娘相比较，柳梦梅对爱情的态度有显然的不同。杜丽娘梦醒后，极其留连梦中与书生的爱情，故而去寻梦，寻梦不着，悲极而殉情病故。柳梦梅在梦中即将爱情和功名平分秋色，梦后也未多想与梦中美人的姻缘和恋情，却与香火秀才韩子才在古台上怅眺，感叹“则俺连篇累牍无人见”，自哀时运不济，怀才不遇，文章未能上献圣上而获知遇之恩。他干谒权贵，又千里赶考。只是因为路上饱餐风雪雨霜而患病，才在养病之处巧遇丽娘幽魂。可见他满脑子是汲取功名的念头，并曾一度视科举及第比爱情还重要。

柳梦梅热衷于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是极其清楚明白的。汤显祖从正面肯定柳梦梅的这个志向，当代论者一般认为这是作者局限性的表现。汤显祖在《邯郸梦》等作品中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有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作者在熟睹官场黑暗、科举弊端并自己屡受打击愤而辞职后对科举制度作出的否定。我认为这些见解都有偏颇。

读书做官道路也就是通过科举做官的道路。科举制度是通过官方考试选拔官员，因此科举制度说到底也就是一种考试制度，而且也是封建社会中唯一的考试制度。当代研究家在评论明清进步戏曲、小说家批评科举弊病时，都对明清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

我认为科举制度本身，在封建社会中是切实可行而且是正确、科学的。

欧美汉学家一贯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并有人专门写书，用统计方式论证明清两代通过科举，识拔了众多出身低层的人材。18、19世纪的欧洲人甚至觉得中国最可爱的有两点：一个是自然神论，一个是科举制。他们说：你们选官要通过考试，而我们只能选择“欧洲衙内。”（参见刘桂生《才子佳人小说在近世欧洲为什么走运》，《中国文化报》1987年10月21日）通过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比较，更可见出中国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而且正当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之时，正是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建立文官制度之时。

封建社会中科举弊病当然是有的，我归纳一下，主要有三条：一是将科举作为选拔人材的唯一途径，这便将人材的晋身之路逼得太狭窄，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因科场不利而无法发挥作用，二是科举考试仅以八股经义文章取士，考试的范围单一；三是考试过程中营私舞弊现象屡有发生。这三种弊病并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毛病。我们当今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也十分注意不要将正规的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与识拔人才的唯一途径，考试内容要切合实际，也必须努力防止考试与录取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凡有考试制度，这三种弊病都必须防止和克服，古今一例；但考试制度必须有，名称可以不同，选拔人材这一实质性的意义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是抱着报效国家、为历史和人民做出贡献而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当然，他们也不免有光宗耀祖、追求富贵名誉的动机。但是优秀知识分子总是将公和私这两方面的动机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正确的。至于投机者、败类大量混迹其间，固在所难免，不过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是古今一例的现象，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无法避免，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返观明清时期的文坛剧坛，作家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和批评科举制度，而且还都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以冀通过进士及第的途径，为国家和人民承担历史义务和责任。他们批评的主要是科举考试中的不公正现象和知识分子从政后见利忘义以及地位改变后休妻再娶、另攀高枝的丑恶行为。这都是政治黑暗和道德败坏的问题，并非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缺陷。以汤显祖来说，他对晚明官场痛恶深疾，他本人在科举考试中也遭受过极不公正的打击，可是他的《牡丹亭》还是让柳梦梅通过金榜题名，皇恩浩荡的方式，与杜丽娘最后结成美满婚姻的。他又歌颂科举出身的杜宝勤于职守，勇于抗敌，讥讽屡试不第的陈最良。他的另外三梦也只作上述的批判，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科举道路。所以柳梦梅对科举道路的向往和热衷，不仅是人物本身的思想，也是作者汤显祖的思想。柳梦梅最后高中状元，与心爱的丽娘缔结良缘，是汤显祖和封建时代众多文人共同的“英雄加美女”的理想的反映。

综上所述，柳梦梅的读书做官道路在封建社会中无疑是有合理性的，科举制度是我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存在。汤显祖对此的认识和艺术描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春香形象新论

第五出《延师》杜宝在延聘陈最良做丽娘的老师时，最后对陈最良说：“先生，他（指小姐）要看的书尽看。有不臻（他本作“尊”）的所在，打这丫头。”“冠儿下，他做个女秘书，小梅香，要防护。”（第五出《延师》）杜宝说“打这丫头”，小姐犯错误，打丫头做惩罚，因为丫头有监护小姐、及时报告的任务。

第十一出《慈戒》中，夫人尽管深知女儿游园是她自己的主意，老夫人还是只骂丫头，不责小姐，她纵容女儿，只是一味责骂丫头。

杜丽娘去见陈最良时，春香问她：“先生来了怎好？”丽娘回答：“少不得去。”夹批：“‘少不得去’，是见道语，亦似英雄语。”丽娘紧接着说：“丫头，那贤达女，都是些古镜模。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接着杜宝向陈最良介绍女儿与他见面时，也说：“春香丫头，向陈师父叩头。着他伴读。”（第五出《延师》）古代较为开明的书香、官宦人家，让小姐读书，还让丫环伴读（此举也为了让丫头随时伺候小姐和先生），所以家里的文化氛围浓厚，子女的才华出众。

第七出《闺塾》春香泼辣大胆，爽朗干脆、调皮滑稽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可爱。

春香闹学，她戏弄陈最良，这个小丫鬟实际并未受到责罚。在一个仁义、和谐的家庭，仆人、丫环并不会受到迫害和欺凌，他们的生活不仅衣食充足，还是有乐趣的。俏皮的丫头，善于鉴貌辨色，主人严厉，就安分守己、唯唯诺诺，客人忠厚老实，就与他调笑，甚至故意欺负，春香对陈最良就是如此。

杜宝家表面上对丫鬟很严很凶，实际上是温柔的。丽娘死后，他们依旧留养春香，将她当作女儿一般收养。

后来甄氏告诉春香，杜宝有讨小的心意，春香劝甄氏随顺杜宝的这个心意。可见春香并不是反封建的小闯将。她引逗丽娘游园，也不过是小孩家贪玩和爱好花草园林而已，并无特别的深意。

陈最良形象新论

陈最良虽然忠于孔孟之道，平时讲话也满口都是“之乎者也”，但限于智力，经书没有读懂，更没有读通，行为古板，头脑冬烘。陈最良抱着爱护女弟子的目的讲课，但他在给杜丽娘上课时，迂腐地用“后妃之德”来解释《诗经·关雎》的主题，用枯燥教条来教育学生，他只能按前人的注解照搬，所以上起课来只能照本宣科，极其乏味，引起小春香的很大反感，连温柔文雅言辞谦恭的杜丽娘也忍不住批评说：“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陈最良的经史水平这样低，当然无法在科场驰骋，只能终老林下。汤显祖在《腐叹》一出给他以辛辣的讽刺。剧中的后生们称他为“陈绝粮”，因为他只能死读书，既考不上功名，又不善自理生计。又因他“医、卜、地理皆知”，又称他为“百杂碎”。调侃之处不少。粗看上去，陈最良仅是明代一大批未考上科举，只会死读书的典型，无疑是一个可笑可悲的人物。

据此，长期以来国内论者无不对陈最良持全盘否定观点并加以痛诋，甚至指斥他“是一个陈腐得发臭的老学究”（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十足迂腐、庸俗、虚伪、自私的道学先生”，“暴露了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很多弱点”（中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他迂酸顽固，腐朽虚伪，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新的气息和生机，成为封建道德的化身”（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上论点既批判了陈最良的封建意识，又彻底否定了他的个人品质，有一定的偏颇性。陈最良的确有其迂酸陈腐的一面，但就陈最良个人的品质来说，从《牡丹亭》的描写来看，他并不像以上几种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所指责的那样虚伪、自私、发臭，相反，他为人真诚善良，也颇有热情，并富于人情味，是一位善良的、真诚的书生。何以见得？《牡丹亭》中有两个重要情节表现了陈最良的优秀品质。其一是第二十二出《旅寄》，比出叙述柳梦梅上京赶考，途中“不提防岭北风严，感了寒疾”，跌卧路旁。恰逢陈最良外出求职，路过此地，听见呼救声，他将柳梦梅扶归自己借居的梅花观。他“颇谙医理”，于是调药医治，救了年轻书生的性命，还留他在此将息养病。陈最良当时自己已陷于极度的生活困顿，所以“求馆冲寒”——冒严寒外出寻求教书的机会，以此糊口。可是他在途中邂逅遭难的陌路书生，便丢开自己的急事，热情相救。他不仅救活柳生的性命，还让他长期留住养病并多方照料。从剧中情节结构的角度看，正因陈最良的这个善举，才给柳梦梅提供机会拾画叫画，并和丽娘幽魂有重逢的机遇。其二是柳梦梅遵照杜丽娘的嘱咐，掘墓开棺，帮助她复活还魂。此事系秘密进行的，所以陈最良误以为有歹徒盗墓劫坟。他发现连小姐的骨殖也失踪了，在着急与气愤之余，就不远千里，赶到淮扬去报告杜宝。当他千辛万苦赶到扬州时，恰值战乱爆发，杜宝带兵御敌，在淮安被围。陈最良冒着连天烽火，不惜虞生命之险，又赶往前线，非要找到杜宝报告此情况不可。陈最良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杜宝托他“看顾小姐坟茔”，是他强烈的责任感的表现；另一方面，深入到他的内心来看，也是因为他与杜宝一家的感情，尤其是他对昔日女学生杜丽娘真挚、深厚的师生情谊。不是吗，当陈最良发现坟墓被劫盗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放声大哭，悲从中来；接着又满怀悲愤地大呼：“小姐，天呵！”接唱：“是什么发冢无情短幸材？他有多少金珠葬在打眼来！（白：小姐，你若早有人家，也搬回去了。）则为玉镜台无分照泉台。好孤哉！怕蛇钻骨，树穿骸，不提防这灾。”他对小姐芳年不永，孤眠黄土的悲惨命运满怀辛酸的同情和痛惜之情，亦表露无遗。陈最良的以上表现不仅不自私虚伪，而且十分真诚善良。陈最良性格孤僻内向，上课时严肃古板，其内心却很富情感，有同情心和人情味，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物。汤显祖有血有肉地写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无愧是名垂千古的大手笔。

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虽产生过不少经史未读通，科举未考中，又不擅自理生计的庸材，但是以孔子为创始的传统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重视技艺知识的学习，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讲究业余精于琴棋书画。陈最良为人古板，显然缺乏艺术灵感和艺术细胞，于琴弦书画无缘，但他平时做人认真，潜心读书，性格内向，甘于寂寞，所以爱上医书之类则与其性格十分契合。他乐于为柳梦梅治病，而且手到病除，可见他的确“熟谙医书”，对一般常见疾病的医术还是不错的。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和偏僻城镇，陈最良这样的业余医师还是很需要；这种状况，至今犹然，何况晚明。汤显祖一面调侃他科场不利，是个“百杂碎”，一面承认他“医，卜、地理皆知”，是“皆知，而非“假知”。汤显祖写出了生活真实，显出把握人物性格、智能与行为关系的准确性，也表现了陈最良这位封建时代中有一定技能和有用知识的老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性。从全剧来看，汤显祖在《闺塾》一出中对陈最良的迂腐的封建意识和蹩脚的讲课水平确有批判和批评，但对此人的个人品质和技能显然是充分肯定的。

从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对陈最良可笑的性格做了深刻的揭示和生动的刻画。

剧中第七出《闺塾》将陈最良迂腐、古板，缺乏情趣，学问浅薄，甚至知识贫乏，描绘得生动而有趣。这样只会死读书，智力庸常、记性和领悟力差的呆头鹅，憨态毕露，考不取科举是必然的，剧中将其屡试不中的原因已经描写得非常清晰。

结合汤显祖对明朝官场的认识，尤其是汤显祖明白即使考上进士而做官，如果做清官，也贫穷之极，因为明朝的官员俸禄极低。由此可见，他嘲笑陈最良，并无恶意，也无贬视和幸灾乐祸的心理，而是以一种坦然自嘲的胸怀，描写人世的艰辛。

陈最良因为老实无用，所以大家欺负他、嘲笑他，还给他取绰号，正是人善被狗欺。他还被春香看穿，遭到春香戏弄。春香看他老实忠厚，就故意欺负他，和他捣蛋，被抓获了，就软声讨饶，蒙混过关，丫头并未真正受罚，此因陈最良的确老实善良，被春香所看穿。

而第四出《腐叹》描写陈最良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差使，接受杜宝的邀请时说：“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一作尊），啼不得，笑不得。似我老人家罢了。”我们由此领会古代社会中的老书生当一个小女生的家庭教师，有着异样的困境，因为有些娇小姐不肯刻苦读书，老师批评不得，有的还经常逃课。至于年轻书生，在古代是不可能被邀请做少女的家教的，男女授受不亲，试想：两个青少年男女在一起亲密单独长期相处，会产生什么后果？

第二十二出《旅寄》中，陈最良看到风雪中倒在地上的柳梦梅，听到他在喊：“救人！救人！”陈最良心想：“我陈最良为求馆，冲寒到此。彩头儿恰遇着吊永之人，且由他去。”柳梦梅又叫：“救人！”陈最良：“听说救人，那里不是积福处。”上去过问，并将柳梦梅扶回梅花观，将息度岁。陈最良问清柳梦梅是读书之人。他惺惺惜惺惺。但同时，陈最良也知道读书人是精寒料，穷得一无所有，救了他是一无还报的。所以他起初本想躲过去不管的。思想踌躇之后，还是热情相救，深入揭示穷书生救助穷书生的极不容易和难能可贵。

第四十五出《寇间》描写陈最良在寻找杜宝的半途上被李全抓获审讯，他老实讲出自己的姓名、身份、来此地的目的、杜宝家中的事体。他胆子小，被敌寇抓住，不敢讲假话。李全妻子笑说：“一向不知杜老家中事体，今日得知，吾有计矣。”她立即利用这个腐儒，骗他看人头，说是夫人、春香被杀，再令他给杜宝带去这个信息并威胁杜宝。陈评：“并不诳语，方是腐儒。然安知诳语不反杀其躯耶？后文‘志诚打的贼儿通’，即是此意。”

陈最良因胆小，怕受惩罚，在敌人面前不敢讲假话，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见到杜宝却说假话。明明是他将柳梦梅迎来的，他却将柳梦梅的来历赖到石道姑的身上：“老公相去后，道姑招了个岭南游棍柳梦梅为伴。见物起心，一夜劫坟逃去。尸骨丢在池水中。因此不远千里而告。”腐儒说谎，倒也不打草稿。

杜宝要将一大功劳，送给陈最良，要他送书到敌营，陈最良当场承认：“途费谨领。送书一事，其实怕人。”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送信，“志诚打的贼儿通”，终于立功受赏，得到了官职。

综上所述，《牡丹亭》塑造和刻画柳梦梅、杜丽娘，并不拔高他们，而是按照生活真实，描写他们符合时代认识的言行。他们不是反对婚姻制度、追求自由婚姻的叛逆者，而是品德高尚、行为洒脱的明代青年。对杜宝、甄氏、春香和陈最良的描写也是真实、生动而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实际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