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的忠奸之辨研究

北宋词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里无需赘言。北宋词在进行“忠奸之辨”对话方面，也有值得关注之处。下面以苏轼与宋钦宗赵桓为例进行分析论述。

苏轼在北宋词人当中，所存词的数量最多，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词人。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的文学品位，这是决定苏轼词具有以“忠奸之辨”的内容进行对话的主要原因。词的音乐文学属性，具有字数的严格规定性，不可能与散文相比，甚至不可能与诗相比。而且词的创作，虽然在内容表达上有追求世俗的一面，但在遣词造句上，又有追求高雅的一面。苏轼词作为文人化程度很高的典范，比较少见类似于散文直接使用“忠”“奸”这样的字眼进行创作，但不等于在词的意蕴上，彻底与“忠奸之辨”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关注苏轼词的如此相关内容，就只能从意蕴入手加以关注。下面以《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与《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为例，展开话题论述。如上两首词都是苏轼的代表作，分析论述这两首词作具有典型意义，先录两首词如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

下面先进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一词的分析论述。由于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按照顺序逐一进行。

为了阅读的方便，再录词如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是唐宋词史上的压卷之作，特别是中秋词自此一出，可谓“余词尽废”。古往今来，人们对此词无不给予了极高评价，对此词给予注释与诠解者数不胜数。概观之，多数人认为“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18]。唐圭璋认为此句写“向往月宫”^[19]。胡云翼认为：“词中反映了超尘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矛盾过程。词的开头是幻想着游仙，到月宫里去，可是他又亲自涂抹掉这种虚无的空中楼阁的彩画，而寄与人间现实生活以热爱”^[20]。朱东润认为：“词中抒幻想而留恋人世，伤别离而处以达观，反映了作者由超脱尘世的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过程”^[21]。朱东润的这个观点虽然是针对全词而发，但核心部分则是源于如上词句得出。略举如上四家便可看出大概意趣，各家之间虽有表述上的差异，但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如上这些观点代表了对苏轼此句词的解读主流，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苏轼此词以及“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的解读也有一致性倾向。宋神宗赵顼将“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的内涵解释为“终是爱君”（宋神宗赵顼原话的出处见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复雅歌词》：是词乃东坡居士以丙辰［公元1076年］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水调歌头》兼怀子由。时丙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也。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词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22]。宋神宗赵顼的如上解释，其意思是说，苏轼创作《水调歌头》一词，尤其是“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是完整地表达了对君主的忠爱情怀，表现出了一个“忠臣”应有的道德品质。这样一来，就使《水调歌头》一词，与“忠奸之辨”结下了密切联系。宋神宗赵顼的解释产生了巨大影响，引来了为数众多的响应者。大致观察，响应者可见有张惠言、董毅、沈雄、黄蓼园、刘熙载、冯煦、沈祥龙等人，此处不一一列出。^[23]由宋神宗赵顼引出的这一类型解释，为后人解读此词定下了主要基调。由此可见，所产生的影响确实不可以小而论，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诠释者多难以从固定的诠释当中走出。不可忽视的是，在“主要基调”的旁边，也有不同声音出现。可见有明人张綖《草堂诗余别录》后集如此云：“‘我欲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盖言居朝之忧悄，不如在外之潇散也，与韩退之‘天门九扇相当开，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无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同意。旧闻神庙见之以为爱君，固然，然尚未究其意之所在耳”（这一则材料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第177—178页，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其中明显表达了对“爱君”说的否定。夏承焘则将张綖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读来更为豁朗。他认为：“‘我欲乘风归去’三句，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24]在同书同页中还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作出解释：此句“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夏承焘的观点，是从“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怎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的记事“破绽”来发论的（说明：前人［指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复雅歌词》］记事无误，是夏承焘看错了。夏承焘的原话可看其《唐宋词欣赏》61页）。夏承焘是“当代词宗”，“对唐宋诸名家词均有精深研究”^[25]，因而对唐宋词的欣赏具有独到见解。夏承焘对苏轼如上词句涵义的破解，仅仅可以视为给我们所提供放心依据当中的一种。要想使所作出的结论完全令人信服，还需要进行详细地考论。

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当中这样说过：“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26]洪迈还举了傅洪注苏轼词不懂“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出自“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的例子。洪迈的话向我们提出了警示，这使我们想到同样的道理是，注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应该十分谨慎，不能只停留在字词句的表面，这在上引夏承焘的语录当中已经表明，兹不重复。

要考释准确“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句词的涵义，需作综合考证。张炎将这首词视为苏轼词当中“皆清空中有意趣”（张炎《词源·意趣》）^[27]的典范，是发现其中苞有深刻涵义的表现。受到张炎所指示路径的启发，刘体仁发现了“‘琼楼玉宇’”，当是“《天问》之遗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28]的奥秘。“《天问》之作，其旨远矣”，寄托着“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的深刻意蕴^[29]。这等于告诉我们，刘体仁发现二者的联系当中所存在的奥秘，是可以破解的。可以确定的是，“把酒问青天”之旨亦远，绝不可只作字面上的附会意解。经过考证可知，“天”暗指君主，即宋神宗赵顼皇帝。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当时将宋神宗赵顼皇帝指称为“天”的例证很多，具体可见如下几例。曾公亮说：“上（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30]。曾公亮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曾公亮接受了宋神宗赵顼的暗示，将王安石推荐到宰相的位置上，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上欲用安石秉政，曾公亮因荐之”^[31]。如上是曾公亮将宋神宗赵顼称为“天”的明确证据。苏轼在《乞常州居住表》中有两处提到“天”，其一为“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其二为“感冒天威”^[32]。此处所言的“获罪于天”与“感冒天威”，实指因在御史台任职期间写诗，被污蔑为有讥涉时政之嫌而引起宋神宗赵顼皇帝愤怒之事，其中的“天”指宋神宗赵顼无疑。如果说苏轼的话还有显隐之分的话，王安石的门生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的指责就没有遮掩之处了。他们认为苏轼所写之诗是“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33]。杨时认为：“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34]。经过如上比照，也可以可知晓苏轼所言“天”的实指对象是宋神宗赵顼。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期间，同样将皇帝称为“天”，其《狱中寄子由二首》之一就如此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宋人将皇帝称“天子”者也常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之说^[35]就是明证。苏轼将皇帝比作“天”的另外文例也可见到。《湖州谢上表》云：“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36]。《徐州谢上表》将皇帝比为日月与乾坤，仍有将其比为“天”的意思在^[37]。类此者还有，不必重复。苏辙也将皇帝比作“天”，《为兄苏轼下狱上书》云：“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所言即指皇帝对苏轼的恩泽^[38]。史书中也有将“天”比作皇帝的大量例子。《新唐书·吴武陵传》记，吴武陵与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柳宗元）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这里的“天怒”指“圣人”（皇帝）怒。需要知道的是，《新唐书》的作者，全部是北宋人。苏轼相信“天怒不可终朝”，《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以“前半纯是比体”的方式对此作了良好诠释。宋神宗赵顼也将自己视为“天”。这可从熙宁八年二月癸酉下的《王安石拜昭文相制》中可知。制文如此云：“门下，乾健坤顺，二气合而万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39]。“乾”与“君”对应，“坤”与“臣”对应，足见其中所涵意旨为何了。“诏令”是“王言”，传播之广与深入人心是人所共知的。依上考论，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青天”实际是问宋神宗赵顼，但这里的“问”不是责问，而是借助对自然“天”的发问升级为对“神宗天”的婉转追问，这正是开头的时候所提及刘体仁所云“《天问》之遗”的奥秘所在。

上述问题考证清楚以后，还要考证苏轼是否想回朝廷的问题，否则将“我欲乘风归去”转释为“想回到朝廷中去”就成了无根游谈。苏轼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在密州任职。具体时间为公元1074年九月起至公元1076年十二月^[40]。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苏轼创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值公元1076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恰为离开密州的前夕，是已经跨入三年一任的最后时刻。这一年苏轼早有盼归朝廷之意念。现存《苏轼佚文汇编》卷二收《与文与可》第二简明确地说：“今年冬官满，子由亦得替，当与之偕入京，力求乡郡，谋归耳。”^[41]苏轼文编年者确考此“简作于本年（公元1076年）四五月间”^[42]。此信的写出时间离创作《水调歌头》词时间相差仅三个月左右，信中说的“今年冬官满”与苏轼实际“罢密”时间完全吻合。“当与之偕入京”是苏轼内心的真实表白，也是官僚管理制度的必然，这样就引出了“我欲乘风归去”即“想回到朝廷中去”的词句。苏轼回朝廷是极有可能的，这可从宋代不成文的官制中可以得到应证。王水照先生说：“出朝的官员仍保留参政的资格，等待中央情势有变，他立即可以回朝施政。”^[43]苏轼想回朝廷还有其他原因。他自己认为：“吏事又其所短”（《徐州谢奖谕表》），其中可能有自谦成分，但是否含有对地方官杂事的烦乱之感？恐怕不能排除！另外，苏轼并不喜欢密州，这也是他盼归朝廷的原因之一。苏轼《与文与可》第二简中这样说：“密真陋邦也。”苏辙在《超然台赋》叙中证实了苏轼的判断：“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苏轼在此地任职之初，“承大旱之余孽”，蝗灾四起，盗贼横行，粮荒不断，连苏轼住的地方都极为简陋。至于说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所云的“余既了其（密州）风俗之淳”，不过是文人为作的伎俩而已，或者说是苦闷过后的暂时超越。苏轼盼归朝廷还可从宋神宗赵顼喜欢苏轼的事实中得到旁证。苏辙将此表述为“士大夫知上（宋神宗赵顼）卒喜公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宋神宗赵顼喜欢苏轼，还可从哲宗太皇太后口中得知。有史书记载：太皇太后曰：“此（指苏轼重新被提拔）乃先帝（宋神宗赵顼）之意也。先帝（宋神宗赵顼）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44]正因如此，苏轼才在《乞常州居住表》中说：“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如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可见在苏轼的心目中，“君父”是最值得信赖依靠的人。苏轼在密州任上盼归朝廷不单单因为上述原因，还有想回朝廷建功立业的胸怀大志在内。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表达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作于同时的《祭常山回小猎》诗也有“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的话。合诗词于一个整体来看，可知二者具有神理上的一致之处。另外此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典自如，也巧妙地表达了盼归朝廷的愿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人们解释这句词是“以汉文帝时的冯唐自比，希望朝廷加以录用，俾能为国效力，建树功勋。”^[45]苏轼还认为，具有“文学德度”之人，“宜在朝廷”，不宜“久此外远”。这种类型的话语表述也发自他在密州任上，见载于《与鲜于子骏书》第一首一文当中^[46]。而苏轼是公认的文学之士，就连司马光都承认苏轼是“文学富瞻”的名人（《司马光奏议》卷二十六《再举谏官札子》）。因此对鲜于子骏的话，实为肺腑之言，是感同身受的开怀表达。苏轼常奔波于朝廷与地方的经历及政治态度的变化也是重要判断依据。苏轼有意回朝廷的想法是一贯的，在黄州及在儋州期间也丝毫没有完全放弃回朝以期复出的意念。上述说明，苏轼想回朝廷是有基础的盼望，并非徒作空想。但苏轼在种种确有事实面前仍持怀疑态度，所以就出现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说。这就是夏承焘先生说的“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的由来。

事实确实如夏承焘先生所言。苏轼作此词时为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八月十五日，王安石复相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罢相。苏轼词中的担心正发生于此时，可见是有理由的。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敌情绪在密州任上仍然浓烈。表现为明确拒绝推行免役法、手实法与方田均税等法，毫不隐晦地写在他给上任不久的宰相韩绛的上书里。此“书”名《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写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下旬^[47]。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这个阶段，又是苏轼作为旧党成员发表反对“新法”政见的重要阶段。苏轼还将王安石视作“小人”，在其《再上皇帝书》中，明确要求宋神宗赵顼将王安石逐出朝廷，有明显的人身攻讦迹象。苏轼的这些所为，王安石及“新党”成员都是清楚的。加上苏轼写诗缘事托讽，共同构成了日后政敌蓄意制造“乌台诗案”的口实。王安石有没有为人的瑕疵？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吕诲《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云：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慢上，阴贼害物。”现在看来，言辞似乎有些过分激烈。但王安石故意为难苏轼是不用寻根问底、有目共睹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在密州任满赴京述职时得到了印证。这次果然受到了排挤，《与文与可》第三简如此称：“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苏轼没有将这次所遇到的尴尬说得十分明了。“至京城外改差”云云，实际是遭到了“有旨不许入国门”的难堪。无奈之下，苏轼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里暂住一段时间。这实际上是对持政见不同下野者苏轼的严肃惩戒。不过这仅仅是个信号而已。更大的打击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发生，离苏轼创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只差了三个年头。苏轼在希望中担忧，在担忧中退却，因此只能以“此事古难全”的平常心态自慰与慰人。

苏轼倡导“至味”诗学观，在创作中多以象征手法为其诗词增加韵味，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这种创作手法是苏轼始终追求的境界之一。陈廷焯是知苏轼者，有评价云：“东坡词纯是身世流离之感”（《云韶集》卷3），“寄慨多端，别有天地”（《词坛丛话》），“寓意高远”（《白雨斋词话》卷1）。受陈廷焯的影响，陈匪石也说苏轼词“寓意高远”，“别有天地”（《宋词举》卷下）^[48]。这些论说对我们认识苏轼词句以及全词的深刻涵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了更进一步寻找论据，可先举几首作品如下：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檻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儋耳》）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以上几首诗词是具有“寓意高远”，“别有天地”特征的典型，同时在苏轼的全部诗词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儋耳》诗作于公元1100年五月，此时为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一年的正月间宋哲宗赵煦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宋徽宗赵佶在即位的当初，所主持的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有利于元祐党人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已经死去的官员给予追复原官，具有明显的平反意味，未死而依然在贬谪之地生活的官员逐渐内迁，同样是在给予平反。65岁高龄的苏轼，趁着这个形势，于五月由贬地儋州内迁廉州。如果不懂此诗的写作背景，或没有后四句作为提示，此诗的前四句只能当成写景之作来加以关注。联系上述背景去诠释，方知“霹雳收威暮雨开”这样一句表面上似乎在描述自然景象的简短诗句当中，暗含着宋哲宗赵煦的去世，宋徽宗赵佶的即位，朝政出现更新等诸多事件。“垂天雌霓云端下”暗喻排挤元祐党人的政敌章惇、安惇、蔡京、蔡卞为台谏弹劾，失去了往日不可一势的威风。“快意雄风海上来”暗喻着朝廷所下发内移诏命的到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作于六月二十日，抒发了诗人夜间渡海返回途中的复杂心情。写法与《儋耳》诗相同，特别是前四句“纯是比体”，借景抒情，暗含着相同主题。“参横斗转欲三更”暗喻艰难的贬谪生活即将结束。“苦雨终风也解晴”暗喻朝政变化的必然。“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暗喻“自己心地本来光明，是谁在使浮云蔽月”^[49]。也有人认为，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的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的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我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50]。两者的诠释虽然表述不太一致，但都道出了诗所具有的隐喻特征。

《西江月》词有人认为是咏梅词，有人认为是“寓意为朝云作也”。从中看出的也是作品具有的隐喻特征。《卜算子》的作意就更让人难于确定。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二。一以鮦阳居士《复雅歌词》所云为主：“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另一说以王楙《野客丛书》卷24引蒲仲通语为主，认为此词为悼念温都尉之女而作，释“拣尽寒枝不可栖”者，谓少择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两说相较，第一说多为人认可。因为第一说是按照暗喻线索推论出的结论。虽然第二说有些牵强，但这里也不去一一较真。

拿苏轼上述创作的一贯性原则去衡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能够说明问题的。那就是解读这首词当然不能离开对创作环境的仔细分析。有关这首词的创作环境问题，已经在上面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同时还要注意苏轼创作时隐喻手法使用的必然。在苏轼的作品当中，有相当一个部分含有对痛苦、愤懑倾诉的一面，但更多的作品则表现了对痛苦、愤懑的超越。这两种主题的表达，有时是用单篇来完成的，有时则是两种主题有机的合一。这样就形成了开头表达对痛苦、愤懑的倾诉，末尾则表达对痛苦、愤懑超越的创作模式。苏轼之所以这样创作，是因为苏轼观物、体会人生的思维轨迹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苏轼每到一处，先有对陌生环境体验的痛苦、愤懑反映，紧接着便是对此地大自然的开怀拥抱，表现出十分豁达的胸怀。这从苏轼贬黄州及贬儋州的诗中可以得到应证。苏轼在密州期间心中也有苦闷。抛开此地恶劣的环境不说，身世不偶的思考，朝廷人事的聚变，王安石复相带来的后果等等，都是“多思”苏轼不能不想的重要问题。恰逢明月朗照的中秋，睹物又思人，这样就引发出了作者的一系列思考。这就是苏轼在创作《水调歌头》的时候，以追问的方式开头，随即续之以结论，这是上片创作的一个完整循环；下片依然有追问，也有结论续上，即“此事古难全”，也就是认识到了人世间所有存在的复杂性，从而给予超越模式的必然结果。这何尝不是对自身处境与欲回朝廷而又忧心忡忡的外现呢？“假象见意”说的根本是要求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苏轼假明月之象提出系列发问，明显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更不能仅仅仅以苏轼具有仙风道骨与“热爱现实生活”的一面加以诠释。要充分理解苏轼在苦难面前的彷徨与超越的必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哲理预示着苏轼的不幸，他的心理准备先是“谋归”。然而事实告诉他，“归”又是危险的。这种心里话对别人是难以开口的，只有借对亲弟弟子由的怀念方可道出。“与造物者游”的创作论牵引出以“问月”与“问天”隐含人生终极意义的作品，实为自然中的必然。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当中，表达了意欲回到朝廷效忠君主的情怀，只是考虑到朝廷当时的政治环境，才表现出了对回到朝廷会遭受到政治迫害的担忧。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宋史·苏轼传》卷338）^[51]。可以想见的是，苏轼在创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的时候，“爱君为本”的“忠臣”情怀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化，加上词篇当中“我欲乘风而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人们遐想的句子，就更使宋神宗赵顼在听到之后立刻联想到苏轼所苞有的“终是爱君”“忠臣”精神境界。由此可以做出进一步判断，后人沿着宋神宗赵顼的感觉，给苏轼此词做出类似定位，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篇幅当中，寄寓着自身的“忠臣”精神境界追求，在广泛的传播过程当中，生成了“忠奸之辨”对话的良好效应，单就这一点上来看，也足可以成为北宋词坛上的独特之作。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极大地提升了词的文学品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其中的硕果之一。这在客观上证明了苏轼在词界的开创，是不可否认的正确之举。

苏轼的另一首词是《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为了阅读的方便，再录如下：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在表述“忠奸之辨”内涵上，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具有相同品质。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论述，在苏轼词的研究领域，极少有人尝试。由此可见，要充分认识到的问题的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性”源于作品自身的复杂性，那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她的创作主旨与创作年代及创作地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致定论，呈现出少有的颇多异说态势。表现出“颇多异说”的明显特征体现之一为，不同版本给词作加上了内容不同的副标题。具体可见的是，由于理解与判断的不同，有的版本加上“黄州中秋”的副标题，有的版本则加上了“中秋和子由”的副标题，有的版本则什么也没有加。“黄州中秋”明显将创作地点判定为黄州，时间则显然为贬谪黄州期间。“中秋和子由”则将创作时间判定为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丁丑八月十五日作于儋州。有关此词创作年代的异说，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已大致列出，录下以供参考：《古今词话》以为东坡在黄州怀君之作。《苕溪渔隐丛话》以为“《词话》所云则非也”，引《聚兰集》作“寄子由”，并云：“疑是在钱塘作，时子由为睢阳幕客。”今人王松林也以为“倅杭州时所作”^[52]。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0定为庚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八月十五日作于黄州。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孙民、薛瑞生具从王案，惟对“把酒凄然北望”之“北望”，孙民谓“指望朝廷而非望子由”（出处见上阕编年），薛瑞生谓“盖设想子由望公耳。时子由贬筠州酒税，筠州与黄州正好南北相望耳”（见薛本第254页）。林冠群在其《苏轼〈西江月〉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一文当中^[53]，根据本词所表现出来的消沉情绪及所涉及的地理位置，提出应该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中秋在儋耳所作。林冠群云：“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七月二日苏东坡到达儋耳贬所，一个多月之后就是中秋节，这正是东坡情绪烦恼百端的时期，与这首词所表达的心情相吻合。”“从地理位置上看，‘把酒凄然北望’，唯有此时最为恰当。因为当时东坡居海南，子由居雷州，正是一南一北，隔海相望。”孔凡礼《苏轼年谱》与林冠群说相同，并谓“词云‘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为居儋情景。《苏轼诗集》卷41《和陶怨诗示庞邓》：‘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可参。”如上诸多异说主要集中在创作年代的分歧上，同时也牵涉到“把酒凄然北望”的意义理解。而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那就是“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是什么人的问题。苏轼是“把酒凄然北望”子由，还是“把酒凄然北望”帝君？如果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是子由，那么苏轼在词作里面，无疑表达了作为兄长思念弟弟的至诚情怀。如果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是帝君，那么苏轼在词作里面，无疑表达了作为“忠臣”的至诚情怀。可以确切地认定，“把酒凄然北望”的是帝君，因此苏轼在这首词当中所表达的是作为“忠臣”的至诚情怀，这样就与“忠奸之辨”的话题，完全找到了对应的契合点。显然，将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确认为帝君，需要加以认真辨识，仅仅以子由或帝君与苏轼所处的方向位置判断“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一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二是有让子由与帝君互相抢占宾语位置的嫌疑。如上两种做法均不足取，应该摒弃。排除法的道理告诉我们，将“北望”的宾语确定为子由，似乎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子由不在苏轼的北面，苏轼就不能“望”，反过来说，苏轼只要是“把酒凄然北望”，就只能“望”子由，其他人就一概不能“望”。苏轼的故乡四川在海南岛的北面，难道就不能“把酒凄然北望”吗？给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附上“中秋怀子由”的标题，是后人续上的“貂尾”，不足信。在这种逻辑面前，“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为子由说，完全适应排除法。明白不过的道理是，要论方位的对应，北宋都城开封才在杭州、黄州、海南岛的北面，所以这首词词不论作于何处，“把酒凄然北望”都能找到确切的以方向位置确认的宾语。如果按所写风物及词人心绪来判断，确认为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一词，创作于儋耳当是更为合理的判断。作为都城的开封，在儋耳的北方，帝君理所当然也在北方。在“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是子由说被排除以后，剩下的命题，只能以帝君作为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才可以成立。虽然在苏轼心目当中，弟弟与帝君是两个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影像，但在彼时特定的空间，“望朝廷而非望子由”的选择，无疑是苏轼当时的真实内在情结。(www.xing528.com)

将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确认为帝君，就等于确认了苏轼在《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一词当中，表达了苏轼作为“忠臣”的志诚情怀。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将令人信服的根据拿出来，却也包含着复杂因素。这在客观上告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包含着复杂因素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地分析论述。

上述问题的复杂性来源于苏轼的复杂性。苏轼的复杂性具有多个侧面，单就人生信仰来看，苏轼就不是一个简单地归属于信仰哪一家的著名人物。在知识结构上来看，苏轼不是一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门家，而是一个学际天人的通才。仅仅就苏轼能够达到儒、道、释三家皆通的高度，在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之匹敌。但从苏轼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上来看，其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依然是一个本分的儒家战士。儒家所确立的重要观念之一是，以帝君为君父，同时将忠君与爱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苏轼不论早年还是晚年，对儒家所确立的如上观念，始终视为终身追求的远大政治目标。在这个方面的实际事例，可以找出如下几条证据来说明问题：苏轼早年即立下“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少抱有为之志”（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引苏轼语），这是通过苏辙之口道出的苏轼早年所竖立起来有为于社会的远大志向；制科考试取得成功以后，向皇帝表决心为“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谢制科启》，见《苏轼文集》卷46）；在贬谪到英州的时候，回想起“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英州谢上表》，见《苏轼文集》卷24）的为人与为学经历，实际上是对日后竭诚尽力侍奉君主奠定基础过程的回顾；“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宋史·苏轼传》），是后人对苏轼所具有“忠臣”品德的盖棺论定；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苏轼始终奉行“大臣以道事君”（《乐全先生文集叙》，见《苏轼文集》卷10）的“忠臣”行事准则，并且将“大臣以道事君”的“忠臣”行事准则视为至高无上的大臣人格^[54]，苏轼除了身体力行这样的“忠臣”行事准则外，还对能够坚持“大臣以道事君”“忠臣”行事准则的张方平及范镇等人给予极高评价，这等于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整地体现了苏轼全方位树立起来的道德准则；苏轼在诗的创作当中，对事君的准则有所表述，如在《和陶咏三良》诗中，对晏平仲“事君不以私”的人格奖之以“贤哉”（《和陶咏三良》，见《苏轼诗集》卷40），这与上述所持的“忠臣”行事准则在道理上完全相同，在《陆龙图诜挽词》又出“谋道从来不计身”（《陆龙图诜挽词》，见《苏轼诗集》卷6），对陆龙图的人格道德赞美，在道理上与赞美晏平仲相同，“平生觉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见《苏轼诗集》卷41），是始终不渝坚持“以道事君”“忠臣”人格的诗性自我表白；苏轼在受到皇帝嘉奖他具有“爱君之心”后，真诚地生出“震惶”之感，这是得到皇帝认同之后，在内心里自我感觉到由衷愉悦的表现（《谢制科启》第二，见《苏轼文集》46）；“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见《苏轼文集》卷33），是苏轼向皇帝表达决心的肺腑之言，“报国”与爱君是事实上的同义语；从反面的事例来看，“乌台诗案”纠弹苏轼的主要依据即是论苏轼有“不臣”、“欺君”的表现，也就是有不爱帝君的倾向；宋神宗赵顼在苏轼开脱时所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所点破的也是“爱君”问题；宋神宗赵顼爱惜苏轼，苏轼哪里敢有视帝君为仇雠的一丝想法？张方平为苏轼知己，对苏轼的内心世界有着透彻了解，在其《论苏内翰》一文当中揭示苏轼的内心世界是“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志”，这等于将苏轼的“忠臣”情怀给予了完整宣示；有爱君的内在情怀，才谈得上有报君恩之志，苏轼知恩图报，为此在其诗的创作方面多有表述，儒“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谓朋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见《苏轼诗集》卷4），“我亦旗鼓严中君，国恩未报敢不勤”（《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见《苏轼诗集》卷37），“报国无成空回首，退耕何处有名田”（《秋兴三首》第二，见《苏轼诗集》卷47），在遭受百端政治迫害之后思想深处仍然“报国心犹在”（《望湖亭》，见《苏轼诗集》38），这里说的“报国”即“报君恩”，有时苏轼对君恩未报总有内心亏欠之感，因而尽管有阻力，但报君恩之志丝毫不减，并将之溢于言表，如“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见《苏轼诗集》卷23），“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报主恩”（《次韵王郁林》，见《苏轼诗集》卷44），“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寄题梅宣义园亭》，见《苏轼诗集》卷32）；苏轼随着阅历的加深，君恩未报的不安表现越发突出，“蒙恩放还阳羡”（公元1085年）时就有这种心迹，如“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满庭芳》）；贬谪在遥远的英州时，“恩深报蔑”、“恩重丘山”图报（《英州谢上表》，见《苏轼文集》卷24）的情结丝毫没有淡化，移廉州时苏轼年已65岁，即将进入生命的最后旅程，获得北迁诏命的时候，依然“拜望阙庭，喜溢颜面”，对于帝君之恩，仍有“报期碎首，言岂渝心”的“承恩”心态（《移廉州谢上表》，见《苏轼文集》卷24）。

诸如此类，无需再逐一列出。可以明确看出来的是，苏轼对帝君的深忠挚爱是始终如一的，没有因为仕途的变化而发生丝毫衰减。苏轼作为一个在政治生活当中，始终奉行儒家事君精神人格的“忠臣”，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当中，将“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设定为心目当中最为崇拜的帝君，无论如何都是有充足理由的。

苏轼的喜怒哀乐与常人没有两样，只是在痛苦面前，能够达到真正的超越程度，与常人有相异之处而已。这里要说的问题是，苏轼在贬谪海南期间，内心当中也存在诸多痛苦。《移廉州谢上表》这样说：“风波万里，叹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谓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只（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岂谓优容，许承恩而近徙。”（《移廉州谢上表》，见《苏轼文集》卷24）是谁拯救了绝望中的苏轼呢？在同表中苏轼认为是帝君给了他重生的机会，这实在是超过了父母的“鞠育”之恩。苏轼如上内心痛苦表述的关键字眼是：“凄凉百端，颠踬无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这个表述内心痛苦的意蕴，与“世事一场大梦”和“把酒凄然北望”一样，都是内心的真实表白。同样的道理是，能够减除苏轼痛苦的人，只能是给苏轼重生机会的帝君，而不是其他人。正因为苏轼在内心当中，对帝君寄托着如此深厚的期望，加上苏轼贬谪在遥远的南方蛮荒之地，就必然会在内心当中生出能够解脱痛苦的盼望。在常人的眼中看来，苏轼的“北归”与“北还”是必然期待。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即将“北归”与“北还”直接指向为“北回朝廷”。苏轼的这种一贯表述，能够用明确的第一手文本资料加以验证。可以找到的资料可见分别有释惠洪《冷斋夜话》所云“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逝矣。后七年北归”与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云“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北归”与“北还”直接指向为“北回朝廷”，于此在语词结构上相同的是“北望”，这就使我们不禁会做出这样的逻辑推理，“北望”在意义的指向上，当是“北望朝廷”无疑。“把酒凄然北望”无疑是内心痛苦的表白，类似于这样的内心痛苦表白，在苏轼的诗文当中可见不止一两处。“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提举玉局观谢表》，见《苏轼文集》卷24）看似表达欢快，实则隐含着无比深痛的海南贬谪之苦。“并鬼门而东鹜，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俯伏流涕，不知所云”（《到昌化军谢表》，见《苏轼文集》卷24），其中反映的痛苦之情，已经到了生离死别的预感程度。“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踏青游》，见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806页）分明道出在贬谪海南的困顿之感。“搔首凄凉十年事”（《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见《苏轼诗集》卷42），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久已存在于心中的酸楚。“七年来往我何堪”（《过岭二首》第二，见《苏轼诗集》卷45）说出了包括海南在内的贬谪生活的复杂感受，其中不无痛苦难言之隐。“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见《苏轼诗集》卷45）的发问，绝非故作无病呻吟，而是隐含着内心深痛的沉重思考。“寂寞东坡一病翁”（《纵笔三首》其一，见《苏轼诗集》卷42），以外形的枯病描写来衬托内心深处的辛酸。“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入寺》，见《苏轼诗集》卷41），带有明显的内心贬谪痛苦心态。在痛苦面前，苏轼并非一味地直接呼喊，有时以对“中原”的描写与提及代替心中的期盼，因为“中原”是苏轼曾经施展“致君尧舜”才华的理想之处，是养育自己皇恩生出的地方，自然就是帝君的象征。苏轼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理想追求的展示来有效地缓解内心的痛苦。“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余惜过岭而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见《苏轼诗集》卷45）将“归路”与“中原”相提并论。“凄凉望乡国”（《用前韵再和许朝奉》，见《苏轼诗集》卷45）中的“乡国”是“中原”的同义语。“回首天涯一惆怅，却蹬梅岭望枫宸”出自《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见《苏轼诗集》卷44），“枫宸”“泛指帝王的殿庭，也用作咏帝王之典”^[55]，在惆怅中“望枫宸”与“凄凉望乡国”以及对“中原”的渴望没有丝毫差别，都是表达了内心当中对帝君的无限忠诚之情。“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第二，见《苏轼诗集》卷43）诗句当中，明显描述除了“中原”的遥远，与《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第一首当中所云“倦客愁闻归路遥”意同，表达了苏轼对事君前程的渺茫感受。“登高望中原”（《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见《苏轼诗集》卷41），说明“中原”是苏轼在贬谪海南期间不可不望的理想目标。“中原北望无归日”（《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见《苏轼诗集》卷40），道出了事君不成的失望心情。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北望中原”成了苏轼晚年贬谪岭南期间的习惯性经典动作，也是诗、词、文创作的时候，所要表达思念帝君的类型意义。苏轼在以“北望中原”的描述表达思念帝君的意义，清晰而明确，不存在歧义。这为我们能够正确判断“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提供了直接而有益的参考。然而要确切领会“把酒凄然北望”的宾语是帝君的内涵，离开苏轼真实内心世界的把握，往往会容易出现不得要领的偏颇，这在客观上告诉我们，草率从事将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苏轼的痛苦不仅仅是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出的体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形成的仁民爱物理想无法实现给内心带来的剧痛。在君权神授的时代，像苏轼这样曾经“荣兼两职，宠于六卿”（《笏记二首》第一，见《苏轼文集》卷24）与“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二首》第一，见《苏轼文集》卷24）的人来说，长期贬居于蛮荒，就等于失去了启动物体的杠杆，还能谈什么“致君尧舜”？所以“把酒凄然北望”的根本，不会是仅仅在于党祸带来的贬谪之苦与兄弟之间的共同命运酿成的内心悲哀，而应该包括更为广泛的博大内涵，那就是对人类大爱失去无以施报机会的痛惜。对于苏轼这样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忠臣”来说，将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帝君的身上，在那样一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错误的选择。正是以这样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观察问题，所以才认定，在那样一个特殊境遇当中，苏轼将更多的希望，必然要寄托在帝君身上。唯有如此，“北望”帝君也就成了苏轼的习惯性经典动作。

“世事一场大梦”的人生虚幻不实思想，在苏轼脑子里的生成，并非一时三刻的事情。早在黄州贬谪期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到达黄州，按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计，此年苏轼43岁），苏轼的“人生虚幻不实思想”就有着充分表露，诠释这种思想的文学作品莫过于《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了。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既是苏轼的代表作，也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苏轼以如此成功的文学创作来表述“人生虚幻不实思想”，说明这种思想在苏轼的脑海里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二是苏轼以如此成功的文学创作来表述“人生虚幻不实思想”，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实在是大而又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黄州之贬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迫害对于苏轼来说，毕竟还是第一次。思想单纯且为人善良的苏轼还没有过早的思想准备，所以这时的“人生虚幻不实思想”表述，还不免带有玄想的色彩。正是因为如此，在黄州贬谪期间，还没有“几度秋凉”的惊弓之鸟神经质。而岭南贬谪的等而下之一系列打击（这一次贬谪始于公元1094年四月，此时苏轼57岁），对苏轼已经构成灭顶之灾，他感觉到了其中灾难的深重，故在贬谪岭南期间多次发出难以生还的感叹。正是因为如此，在岭南贬谪期间的“世事一场大梦”当中所包含的“人生虚幻不实思想”，才是真正的人生体验总结。下面可以找出一些表述人生体验真实痛苦的例证，供读者仔细品味。《与王敏仲书》第16作于贬谪海南初期，其中道出了苏轼心中的如上悲哀之感：“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预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覙缕此纸，以代面别尔。”（见《苏轼文集》卷56）。“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和陶还旧居·梦归惠州白鹤山居作》，见《苏轼诗集》卷45）的悲情与《与王敏仲书》第16所表述的意蕴没有任何相异之处。“虽未麒麟阁，已逃鹦鹉洲”“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见《苏轼诗集》卷41）与“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56]）一样明显带有劫后余生的大悲。“我老安能为，万劫付一喘”“区区我所寄，蹙缩蚕在茧”（《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见《苏轼诗集》卷45）表达的人世沧桑之感显然也是不乐观的。苏轼晚年在惠州与儋州的内在心绪里面所含有的悲苦情结远在黄州之上，这在他自题小像诗中将自己平生功业的三分之二归于此处的7年坎坷表达无余。年齿的增长使苏轼预感到了人生难再的必然，加之“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与侄孙元老四首》第一，见《苏轼文集》卷60）的年迈体衰感觉，无不使苏轼生出万念俱灰的离世预感，这与贬谪黄州时期尚存“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心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还有一个北宋时期人所共知的常识需要在这里给予提出，那就是北宋流放或贬谪大臣一般多在南方的两广、两湖等地区，其中的原因不需要解释。在逐臣心中多怀有“北归”、“北望”、“北思”情结。这恰好是宋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思想的体现。逐臣一旦“北归”，必然在内心生出“荣恩”之感。李纲贬于剑南州沙县，奉诏还朝时，自言“今蒙恩北归”（见《望江南》之三小序），在《望江南》词中，还将奉诏回朝径直称为“北归”。苏轼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初到贬谪之地海南时，没有被诏回的确切时间，因此在《与杨济甫书》中就言“北归未有期”（见《苏轼文集》卷59）。“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信条，使苏轼在儋耳贬所理所当然地要“北望”帝君。当“除书欲放逐臣回时”，苏轼的感觉是“快意雄风海上来”，心中的激动不言而喻。当想到“残年饱饭东坡老”时，苏轼又顿时生出万念俱灰的悲情，“凄然”又成不用强辩的内心必然。种种事实说明，苏轼是一个十分眷恋帝君的大臣，理所当然的是，儒家君臣遇合的“忠君”政治理想追求，成了苏轼血脉中的主流，因此“北望”又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永远不可能没有的习惯性经典动作。合如上数重论述，可知“把酒凄然北望”的最大宾语值当是帝君，而不是子由。

宋人有模仿魏晋名士风度的习惯，魏晋名士风度当中，包含着创造经典动作以显示自身独特个性的为人追求，因此在每一个经典动作当中，必然要注入丰厚的意蕴。苏轼在岭南贬谪的岁月当中（从公元1094年起，在岭南共度过7年贬谪岁月），“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臣”情怀始终没有丝毫褪色，这就会是人们自然想到，苏轼在创造的“把酒凄然北望”习惯性经典动作，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内涵的简单自然动作。为苏轼“把酒凄然北望”的习惯性经典动作，找到了以帝君作为宾语的研究，是对苏轼在《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一词当中，表述“忠臣”情怀的认定。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这里才将《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一词，当作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文学范本加以论述。

以词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另外一位词人，这里再推出宋钦宗赵桓。问题的分析论述，应该从如下角度进入说起。宋钦宗赵桓经过了从帝王之尊到阶下囚的角色转换，深刻地领会了正确任用大臣的意义。虽然宋钦宗赵桓不以文学著名，但也留下了为数不多的词作。据唐圭璋《全宋词》依《张氏可书》与《南烬纪闻》卷下记载，收得词作3首。为了分析论述的方便，录3首词如下：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西江月》）

塞雁嗈嗈南去，高飞难寄音书。只应宗社已丘墟。愿有真人为主。 岭外云藏晓日，眼前路忆平芜。寒沙风紧泪盈裾。难忘燕山归路。（《西江月》）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 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眼儿媚》）

以上3首词署名为宋钦宗赵桓，同时也是宋钦宗赵桓所存此作的全部，根据内容可以断定作于被金人掳掠北上的阶下囚时期。在这3首词当中，《西江月》“历代恢文偃武”一词有“奸臣招致北匈奴”与“壮士忠臣何处”两个句子，成为整体词作所呈现“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点睛之语。《眼儿媚》“宸传三百旧京华”一词当中有“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这样的长句，全词虽然没有呈现为“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但“奸邪”字样的出现，使词作具有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资质，可以成为这里加以关注的对象。相对比来看，《西江月》“历代恢文偃武”一词，是由“忠臣”“奸臣”字样构成的完整体现“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格局的作品，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此是这里所要关注的重点。

宋钦宗赵桓不以文学著名，在词的创作上也谈不到具有革新词体的功绩，但可以看得出来的是，《西江月》“历代恢文偃武”一词，明显具有以词记载历史与以词表述治国思想的品质，给词加入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当是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手法相结合的产物，使词的文学功能得以扩展，以及文学品位得以提升的同时，还为以词表达政治见解提供了有益尝试。在当时的词坛上，可以与之比拟者，实是为数不多，这无疑为北宋词坛注入了新鲜气息。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宋钦宗赵桓所持有的“奸臣”误国与“忠臣”救国的“忠奸之辨”思想。“奸臣”误国是中国古老的治理国家思想之一，影响极为深远。这种思想有其抓住问题实质的一面，也有忽视问题实质的一面。抓住问题的实质表现在，大臣作为君主的股肱，对君主选择正确的治理国家国策，确实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君主在任用大臣的时候，由于存在着君主自身的政治理想、治国能力、个人喜好以及被任用大臣的道德表现等多种原因，未必全部都能如自己的政治追求所愿。这就决定了在辅佐君主的大臣里面，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奸臣”。昏君以主观感受判断大臣的道德人格，往往将迎合自己胃口的大臣视为心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昏君是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辨认出“奸臣”与“忠臣”的区别。这样就会出现“奸臣”长期把持辅佐君主权势的局面，因而会导致国家纲纪的败乱，给敌国造成可乘之机，严重者会造成国家政权被颠覆的结果。从这个现象上看，“奸臣”误国的命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宋徽宗赵佶任用“奸臣”，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出现，印证了“奸臣”误国理论的正确性。忽视问题实质的表现是，“奸臣”误国的理论，有为君主开脱罪责的因素。在君权神授的时代，君主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君主居于祖宗为之开拓的盛世基业之上，君主本人又是一个具有正常智商的人，选用大臣得法，适当地偏离私欲的泛滥，就可以驾驭国家的政治局面，哪怕是处于强敌窥视的政治环境当中，也可以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与自己的人生利益不受侵犯。北宋的覆亡，宋徽宗赵佶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在“奸臣”误国的理论面前，宋徽宗赵佶几乎成了一个不需要承担丝毫责任的受害者。“奸臣”误国的理论，有成功归于君主，失败归于“奸臣”的讨好君主色彩，对于维护君主的权威有益，但在真理面前，却又少了正义性，因此存在着偏颇因素。宋钦宗赵桓接受了宋徽宗赵佶的禅让，走上了皇帝神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念及父皇给予自己礼遇的恩情。抛开宋钦宗赵桓对宋徽宗赵佶亲情感恩所造成的偏颇成分不说，单就“奸臣招致北匈奴”与“边境年年侵侮”的历史记事来看，却也存在着与事实相符的成分。北宋边患的出现，不是一时现象，而是由长期的积累所造成。但明显的与日俱争边患，出现于北宋后期，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边患的出现，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主动骚扰，还是北宋后期“奸臣”当政的蓄意挑起？请看史书的记载：“时朝廷欲用师于辽，致虚（范致虚）言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谓其怀异，竟不起复。”（《续资治通鉴》卷93）^[57]上述范致虚提出不要轻易与辽人开战的建议发于宋徽宗赵佶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当时人们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可见上述记事当中所提及的“宰相”当是蔡京与童贯，同时也可以看出，边患的出现与朝廷主动向辽人挑衅有关，而朝廷的决策又与身为宰相的蔡京与童贯密切相关。宋徽宗赵佶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加攻之约（与金国相约，来夹攻辽国），蔡京、童贯主之（是蔡京与童贯所做出的决定）。”（《续资治通鉴》卷94）^[58]在此期间，辽人曾经提出过“求和”的请求，被童贯无情地加以拒绝，还以“助贼”作为借口，罢免了建议接受“求和”者种师道的职务。在此期间，还有“朝散郎宋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怜，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之民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除名，编管广难。”（《续资治通鉴》卷94）^[59]在此期间还有朝廷内外，包括辽人在内，均提出过类似于上述的谏议，但均被朝廷否决，“联金攻辽”于是成为既定国策，并且在童贯、王黼、赵良嗣等人的把持之下，在辽人心怀善意的无奈退却与金人心怀恶意的步步逼近过程当中，艰难地施行着。辽人在宋金夹攻的环境当中，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天祚帝延禧“行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将洛索所执”，契丹人建立的王朝灭亡（之后存在的是西辽）。金人在辽朝灭亡之后，便逐步开始了与宋朝背弃盟约的军事挑衅。作为始终坚持联金攻辽国策并负责边防事务的童贯，面对着金人的恶意背弃盟约举动，已经失去了往日内斗的豪气，面对强敌的进攻，只能采取消极应付、躲避退却的态度。宋钦宗赵桓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至邯郸，遣郭药师为前驱，付以千骑，药师求益，复以千骑与之。药师疾驰三百里，质明（天刚亮），具言州县无备。其后金人邀取金缯，暴掠宫禁事，皆药师导之也（都是以郭药师作为先导的）。”（《续资治通鉴》卷96）^[60]郭药师其人先为辽人将领，后投降北宋，受到宋徽宗赵佶的礼遇，任职同知燕山府，后来转降金国，并且为金人伐宋屡立战功，是一个在后来史家给予“辽之余孽，宋之厉阶（祸害），金之功臣”评价的人物。“其后金人邀取金缯，暴掠宫禁事，皆药师导之也（都是以郭药师作为先导的）”所云，将郭药师带领金人攻打北宋的事实说得非常清楚，而作为一个曾经受到过北宋人帝王深厚恩遇的人，竟然能够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引来人们的谴责当是必然之理。郭药师这样的将领，当以叛将加“奸臣”论，因此其罪责理应大于“奸臣”，是招致“北匈奴”导致“边境年年侵侮”结果的罪魁祸首之一。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是北宋王朝进入生死存亡时期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关键阶段，不断有人上书提出清算蔡京、童贯、蔡攸等人罪恶的要求。其中之一是侍御史孙觌，他所进呈的上疏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倾注了批判“奸臣”误国的浓烈情感：

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国害民之政，祖尊法度，废移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窃奢极侈之风，而公私蓄积，扫荡无余。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置曲学之科以杜塞谏争（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涂，禁锢忠良，悉为朋党。闺门混浊，父子喧争。廝役官为横行，媵妾封为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记老奸巨恶，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属因人言，灼见奸状，凡四罢免，而凶焰益肆，覆出为恶。怨气充塞，上干阴阳；人心携离，上下解体。于是敌人乘虚鼓行，如蹈无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断，贬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恶，岂可独贷！

又言：方王师之伐北也，童贯、蔡攸为宣抚，提数十万之师，挫于歼辽；淹留弥岁，卒买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宠。萧后纳款，其使韩昉见贯、攸于军中卑辞祈哀，欲损岁币以复旧好，此安危之机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败（告诉说你们必然会失败）。今数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国用民力，从而竭矣。迨金人结好，则又招纳叛亡，反复卖国，造怨结祸，使敌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贯以重兵屯太原，欲取云中之地，卒无尺寸功。去年冬，贯复出太原，金人入塞，贯实促之。攸见边报警急，贯遁逃以还，漫不经意，玩兵纵敌，以至于此。迨敌人长驱，震惊都邑，贯、攸一旦携金帛尽室远去，曾无同国休戚之意。贯、攸之罪，上通于天，愿陛下早正典刑，以为乱臣贼子之戒。（《续资治通鉴》卷96）^[61]

在上述上疏当中，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蔡京的罪行，但最需要在这里引起注意的话是“于是敌人乘虚鼓行，如蹈无人之境”一句。这一句话是直接将招致“北匈奴”导致“边境年年侵侮”的罪责，不加任何忌讳地归于蔡京的表述，说明在孙觌的心目当中，蔡京宰相是误国的直接当事人。对童贯、蔡攸的罪行揭露，则是针对具体事件而论。其中以童贯“金人入塞，贯实促之”来判定其罪责所在，实是说明童贯是一个直接的引狼入室者，而“迨敌人长驱，震惊都邑，贯、攸一旦携金帛尽室远去，曾无同国休戚之意”一句，则将童贯与蔡攸的罪责视为同一，对“招致北匈奴”从而导致“边境年年侵侮”的结果，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

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年底（十一月），金人攻破汴京，宋钦宗赵桓被金人“邀请”前往青城。不久回到京城时，面对着前来迎接拜见的官民与太学生，“掩面大哭曰：‘宰相误我父子！’”（《续资治通鉴》卷97）^[62]宋钦宗赵桓这里所说的“宰相”，即为蔡京。稍后有欧阳珣在坚持抗金方可割地与金人时说：“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续资治通鉴》卷97）^[63]，这里的“奸臣”指包括蔡京在内的诸多死党。

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金太宗完颜晟正式颁发诏书，将宋钦宗赵桓与宋徽宗赵佶废弃为庶人。在这之后不久，金人册封张邦昌为皇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接受金人册封即皇帝位，宋钦宗赵桓与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掠北上，标志着北宋王朝的正式灭亡。

宋钦宗赵桓作为君主，虽然算不上开明君主，他所接收过来的处于危难局面的国家政局，不容许生长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当中的皇帝位置继承者，做出完全扭转乾坤的惊人举动，但宋钦宗赵桓对北宋王朝覆亡的大致原因还是清楚的。如果没有地处北方“匈奴”的大肆入侵，边患的产生虽然不可避免，但总不至于会如此迅速地到来，以至于最后推翻了王朝不说，竟然连万乘之尊的帝王宋钦宗赵佶与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也变成了阶下囚。宋钦宗赵桓能够从官吏的选拔任用上，找到了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充分认识到人可以在特定的情境当中，能够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表现。在父皇宋徽宗赵佶执政期间，早就形成了“奸臣”把持朝政的痼疾。“奸臣”把持朝政不仅在国内造成了政治腐败的危局，对于边患的促成，同样起到了加速推进的作用。宋钦宗赵桓不论是作为太子，还是作为皇帝，都亲自经历北宋后期政治事态发展的全部过程。在作为皇帝的时期，宋钦宗赵桓没有留下“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的圣训，但“宰相误我父子”的哭诉，已经距离“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的判断，没有太遥远的距离了。当“我今父子在穹庐”的时候，宋钦宗赵桓已经成了阶下囚，才说出了“奸臣”是“招致北匈奴”到来的大实话。这样就会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宋钦宗赵桓所云误我父子的“宰相”，与“招致北匈奴”的“奸臣”，实际上具有意义重叠的因素。从北宋后期的社会舆论上看，蔡京是“奸臣”无疑。宋徽宗赵佶作为一个昏君，对于蔡京“奸臣”的面孔，并非没有丝毫觉察（宋徽宗赵佶执政期间有为数众多弹劾蔡京的奏章将蔡京称为“奸臣”），只是作为“奸臣”的蔡京，能够完全表现出作为“奸臣”的所有伎俩，致使“奸臣”与昏君结成了一对同命相惜的命运共同体（宋徽宗赵佶曾经有过对蔡京的象征性贬黜）。与宋徽宗赵佶不同的是，宋钦宗赵桓即皇帝位不久，就接受诸多大臣的谏议，将蔡京及其同党一一加以贬黜，充分表现出敢于向“奸臣”伸出正义利剑的勇气。宋钦宗赵桓从太子到皇帝再在到阶下囚，自动地描绘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大起大落轨迹，与此同时，对“奸臣”误国的表述，也表现出了由不说到敢于出手黜落再到直言不讳称说的清晰轨迹。鉴于宋钦宗赵桓所经历的事实来看，出言“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从而表达“奸臣”误国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北宋覆亡事实的。

“忠臣”救国的思想表述，是宋钦宗赵桓在《西江月》“历代恢文偃武”一词当中的另一种重要观念。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是词的下半阕，是表述“忠臣”救国思想的具体部分。宋钦宗赵桓在创作这首词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阶下囚，依然在做着皇帝的美梦。唯有如此，才盼望“壮士忠臣”从天而降，将身处穹庐的“我今父子”营救回宫。“忠臣”是针对侍奉君主时所秉持的道德准则而凝练出来的伦理道德词汇，具有特定的意义指向。与“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说有“奸臣”不同的是，“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以说无“忠臣”来表述宋钦宗赵桓的“忠臣”救国思想。有关有“奸臣”而无“忠臣”的政治判断，北宋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就成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心目当中，难以改变的固定看法。以司马光为例，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至于此。”（司马光《与吕诲叔简》第二）^[64]其中的“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说的就是“有‘奸臣’而无‘忠臣’”的事实（“忠直”是“忠臣”的同义词，“谗佞”是“奸臣”的同义词）。而自从王安石施行变法以来，到宋钦宗赵桓执政为止，变反派始终占据着话语表述的主流阵地，可想而知的是，宋钦宗赵桓对司马光所说的“忠直疏远，谗佞辐凑”事实，无疑有着相同的感受。唯有如此，宋钦宗赵桓登上皇帝位之后，才将被视为“奸臣”的蔡京及其死党给予了逐一贬黜，与此同时还解除了元祐学术党籍的禁令。宋钦宗赵桓的这种做法，其目的无疑是在为举国上下做出清理“奸臣”，培养“忠臣”（元祐大臣多是敢于直言谠论的“忠臣”，因此而得罪“奸臣”，招来了无情打击）的示范。经过宋钦宗赵桓在选拔任用官吏决策上的调整，“奸臣”猖獗的势头必然会受到遏制，“忠臣”的成长也将会成为必然趋势。但由于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由“奸臣”种下的祸根过于深重，以至于在短暂的时期之内，无法培养出能够力转乾坤的“忠臣”集团。“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的判断，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而“壮士忠臣何处”的呼唤，确实反映出了宋钦宗赵桓内心当中，所存有的“忠臣”救国思想（救君主与救国是同义词）。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宋钦宗赵桓执政时期，将相、大臣、兵马的数量，丝毫不少于以往，但在君主身陷囹圄的时候，却不能给予有效的营救。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客观上也反映出彼时“壮士忠臣”的缺失，或者调兵遣将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