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的忠奸之辨对话成果

北宋以诗的形式进行“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对话的作品，先要看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有关石介《庆历圣德诗》创作的缘起，史书里多有记载。请看《续资治通鉴》卷45的记载：

（宋仁宗赵祯庆历三年［公元1043］四月）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介笃学尚志，乐善疾恶，喜声名，会吕夷简罢，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夏竦既拜，复夺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闻之曰：“介祸始于此矣。”（《续资治通鉴》卷45）^[4]

上述所记有明显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语例，即“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其中的“名臣”当是“忠臣”的同义词。而且记事是在《宋史·石介传》的基础上节略而成，这样就需要关注一下《石介传》当中没有被提到与这里所论述主题相关的问题。“（石介）又著《唐鉴》（不同于范祖禹所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宋史·石介传》卷432）^[5]当中所提及的“戒奸臣、宦官、宫女”云云，是《石介传》当中没有被《续资治通鉴》所提及的重要事实之一，而这个事实又是石介著述《唐鉴》一书的时候，特别加以注意的重要问题。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判定，石介著述《唐鉴》一书具有“戒奸臣、宦官、宫女”的追求，实是与创作《庆历圣德诗（颂）》“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在思想基础上，具有相同方面。这就是说，石介的《唐鉴》一书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颂）》在思想表述的倾向上，具有相互传承的部分因素。下面来看《庆历圣德诗（颂）》的全部内容：

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览英贤，手锄奸枿。大声沨沨，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蹢躅，怪妖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闻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镛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傅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署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毋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岂视扂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御榻。至今谏疏，在予箱匣。襄虽小臣，名闻予徹。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慤，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浃。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难，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慄，坠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觐，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神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愿陛下，寿万千年。（《全宋诗》卷286）^[6]

上述所录文字，《全宋诗》以《庆历圣德颂》取名，是依据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而为，《续资治通鉴》与《宋史》以《庆历圣德诗》取名，大概是因为石介的如上文字是以四言诗的形式所写成的颂诗，即“歌诗赞颂”（《庆历圣德颂并序》）而为。各家为之所取的题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可以不必去争辩。《庆历圣德诗（颂）》是接近1000字的长幅诗篇，其“文字鄙俚”（石介在诗序当中的自谦之语）是确切事实，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石介之所以要创作《庆历圣德诗（颂）》，其目的是在歌颂皇帝盛德的同时，与广大臣僚进行文学对话，以便激励大臣为国家竭诚尽忠。石介将如上目的表述为“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炜烨，昭于千古，万千年后观之，如在今日也”（《庆历圣德颂并序》）。《庆历圣德诗（颂）》对话产生的正面效果是广泛的，不好一一具体说明，而对石介自身产生的负面效果却非常清楚，那就是“介祸始于此矣”预言的被验证。石介在《庆历圣德诗（颂）》写成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打击，莫过于夏竦策划的发棺验尸事件，虽然最后由杜衍的担保而没有实施，但留给人们心中的记忆却是永久的。至于因此而受到牵连的人，也同样造成了重要影响，这里不去逐一叙述。其二是在《庆历圣德诗（颂）》当中，可以看一见到明显的“忠”“奸”零距离对称表述与近距离对称表述。统计可知，诗中共出现明晰可见的“忠”字4次，“奸”字3次，“贤”字与“忠”字在意义上有重叠部分，出现4次，“正人”“俊良”是“忠臣”的同义词，各出现1次，“邪”字是“奸”字的同义词，出现3次。以上基本数据确认之后，以及字意的同义性质确认之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为数较多“忠”“奸”出现的具体语例以及近距离对称表述与零距离对称表述的具体语例：“躬览英贤，手锄奸枿”“侍从周岁，忠力尽竭”“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素相之后，含忠履洁”“皇帝明圣，忠邪辨别”“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知贤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难，惟断乃克”“去邪惟难，惟断乃克”。上述之外，“举擢俊良，扫除妖魃”是事实上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语例，这里特别予以录出。上述所录出的语例当中，近距离对称表述为绝对多数，唯有“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为零距离对称表述。这个零距离对称表述（“忠邪辨别”即“忠奸辨别”，“邪”字是“奸”的同义词，上面已经说明）的出现，充分证明了皇帝在提拔任用大臣的时候，十分重视“忠臣”与“奸臣”辨别事实的存在。

如上两个方面的事实得以确认以后，我们还要看到的事实是，《庆历圣德诗（颂）》在表述的整体格局上，虽然呈现出“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程式，但在量的分配上，二者又不可能是对等的。即对“忠臣”道德事迹的表述占有绝对分量，而对“奸臣”仅仅是称呼的提起而已，只有通过创作背景的把握，方可知晓其中的特定指向。而对“忠臣”的道德事迹表述，则处处有具体的人物名字出现，数量也远远多于“奸臣”。《庆历圣德诗（颂）》表述“忠臣”的道德事迹，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忠臣”论，当是石介借助皇帝之口所表述的“忠奸之辨”思想。下面的大段文字即是石介“忠臣”论，可以录出以示：“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署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毋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岂视扂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御榻。至今谏疏，在予箱匣。襄虽小臣，名闻予徹。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慤，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其中主要表述了“惟汝仲淹”“曰衍汝来”“予早识琦”“惟修惟靖”“素相之后”“襄虽小臣”的“忠臣”道德事迹，而在上述一组人物当中，范仲淹又是被集中话语流量最大的对象。用于描述范仲淹“忠臣”表率的话语有如下：“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署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作者附注：上述的“弼”当是“辅佐”之意，可参“实赖辅弼”“并来弼予”，“弼”也引申为“辅相”，这时指范仲淹，如“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等所云即是如此，而不应该将“弼”视为“富弼”的省称）如上共54句，216个字，约占全篇960个字的四分之一。通过上述对范仲淹“忠臣”表率的描述，一方面要与全社会进行文学对话，其次也比较突出地表述了作者的“忠臣”观。这里就作者的“忠臣”加以分析。作者对范仲淹“忠臣”的品质，在如下几个方面给予了突出描述。第一，“诚”是“忠臣”品德的必要前提。“惟汝仲淹，汝诚予察”是评价范仲淹的第一句话，其中“汝诚予察”是核心表述，采用的是主语后置表述法，按照正常语序当是“予察汝诚”，即“我已经深深地觉察到了你（范仲淹）对我的真诚”之意。由于范仲淹具有“诚”的道德基础，才引出了范仲淹如下的一系列“忠臣”行为：“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署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之。”范仲淹从“小臣”到将相的为官过程，都是表现“诚”的过程。有幸的是，范仲淹的“诚”，为皇帝全部体察出来。石介将皇帝这种能够体察到范仲淹所怀有一颗“诚”心的道德，称之为“圣德”，充分表现出对皇帝与范仲淹的双重歌颂精神。第二，“无私”是“忠臣”品德的必然表现。由于怀着一颗“诚”心，所以范仲淹必然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无私”的品德。“弼每见予，无有私谒”，说的是不以私利谒见皇帝的道德表现。缘此而下，可以看到的到全是对范仲淹“无私”道德行为的描述：“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在其中有“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的话，是将“无私”化为“无畏”与建功立业的表现。“建功立业”包括“才能”在内，实指从政才能与军事才能的合一。可以看得出来，“功业”的建立，即“才能”的拥有以及充分展示，对于“忠臣”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衡量标准之一。“以道辅予”当是“以道事君”的同义语，也是非常重要的表述，其后续的补充语是“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为范仲淹“无私”的道德精神，又增加了新的表述内容，更是“忠臣”观当中的重要部分。第三，“一夔一契”是“忠臣”的表率，这里用来特指范仲淹其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说得非常清楚，其意思是范仲淹就是虞舜的贤臣蘷与契。其中所寓涵的意蕴是，“贤”是“忠臣”所要具备的必不可少因素。“贤”是对美德与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赞美之辞，所以可以称为对德才皆备的综合评价，即与古人所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尚书·虞书·大禹谟》）^[7]与“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上》）之“贤”相同。石介在《庆历圣德诗（颂）》当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等涉指“贤”字的表述，都是将“贤”作为德才皆备的对象来加以看待的。范仲淹其人及其一切表现，完全可以视为德才皆备的模范，所以成为这里首选的评价对象。通过将范仲淹高评为“一夔一契”的表述，石介无疑是将“忠臣”视为德才皆备的人物表率，是一种具有广泛指向意义的道德评价观。这种道德评价观，与石介秉持的儒家思想观念完全一致。

在现实生活当中，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视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其苟哉！’”（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资正统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卷21）^[8]王安石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闭奸兴良，稚子歌呼”“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王安石全集·祭范颍州文》卷85）^[9]。《宋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王安石传》卷314）^[10]。由此可以看出，“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做成里起来也”“至范文正公时便大励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熹《朱子语类》卷129）^[11]当不是凭空做出的臆断结论。这就是说，石介在《庆历圣德诗（颂）》当中，对范仲淹的评价，一方面表现出了与事实相符的品质，另一方面对后人准确评价范仲淹，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开启作用。

石介《庆历圣德诗（颂）》一诗当中，将范仲淹作为主要歌颂对象，所使用的文字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几位——杜衍、韩琦、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而且在歌颂范仲淹的文字当中，包含着具体明白的“忠臣”观，而且其中的意蕴至少也应该有如上三重之多。在全部诗作当中，还有明显直指“大奸”夏竦的话语。两相对应，形成了鲜明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格局，是难得的以诗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典型范例，是这里之所以要加以特别关注的目的所在。

北宋时期王安石所创作的《明妃曲》二首，也可以算作是以诗的形式，进行“忠奸之辨”对话的代表作品。先录全诗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适意无南北。（《明妃曲》第一）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明妃曲》第二）

王安石如上二首《明妃曲》，在王安石的全部诗作当中具有重要地位。就在写成的当时，在汴京的诗友，著名的文坛、政坛重量级人物，如欧阳修、刘敞、司马光、梅尧臣都相继写下了和作，可见诗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以小而论。这首诗的影响，一定与其本身的表现独特之处有关，那就是这首诗注意刻画人物，从描绘人物的“意态”，到解剖人物的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简直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把韩、柳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力更强。（吴孟复《明妃曲鉴赏》）^[12]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王安石的《明妃曲》有无更深层次的意涵？很明显的是，“他们的和章（指欧阳修、刘敞、司马光、梅尧臣的和诗）中所表达的，也都是与王安石原作同样的思想感情，并无一人对原作反映出稍有违异的意见。”（邓广铭《为王安石〈明妃曲〉辩诬》）^[13]邓广铭的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否在说王安石的《明妃曲》一诗，只是一篇针对王昭君本人的遭遇，进行创作的艺术性与爱国思想相结合的佳作，不存在更深层次的意涵？南宋人范冲（范祖禹的儿子，范祖禹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继承父志，在宋高宗赵构面前有意将王安石《明妃曲》当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句曲解为“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固然是深文周纳的伎俩，是解读诗作的大忌。但将王安石的《明妃曲》仅仅视为“诗中以王昭君失意的遭遇为主题，也讽刺了皇帝的昏庸（即造成王昭君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汉元帝，而不是画工毛延寿——作者附注）”^[14]，明显是简单了一些。我们认为，王安石的《明妃曲》塑造了矢志不渝“忠臣”的形象，其中不排除具有隐含自身的因素。这样一来，就将《明妃曲》与“忠奸之辨”的对话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令人不易认识到的问题是，王安石的《明妃曲》当中，没有出现过具体的“忠”字与“奸”字，这样就会造成对这里的立论产生误解的可能，将本来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成附会加以判定。要将问题说清楚，草率从事定然不可能奏效。这就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逐一加以论说。(www.xing528.com)

王安石本是合格的状元，但因其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招来了宋仁宗赵祯的不高兴，将本来是排到第一名的进士名次，与第四名的杨寘互换，王安石因此而成为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考试的第四名。对于这个遭到无端进士名次更换的事件，王安石“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王铚对于王安石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精神，给予过很高评价，认为“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王铚《默记》卷下）这说明王安石在内心里面，没有表现出对于宋仁宗赵祯的任何想法，这是作为大臣所具备的良好道德品质体现。

王安石还是在江东提刑任上的时候，就自我谦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忠臣”，而且没有任何自我矜持的意味。王安石的这种想法，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有过真情表述。可看《上富相公书》：

某（安石）不肖，当朝廷选用才能、修举（立）法度之时，不以罪废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安石）窃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胜任，任有大于一州者，固知其不胜也。自被使江东，夙夜震恐，思得脱去，非独为私计，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选择，出则被使漕运，而金谷之事，某（安石）生平所不习，此所以蒙恩反侧而不敢冒也。

惟不肖常得出入门下，蒙眷遇为不浅矣。平居不敢具书，以勤左右之观省，幸缘缪恩（恩惠）所及，敢布某（其）私心。诚望阁下哀其至（忠）诚，裁赐一小州（，处）幽闲之区，寂寞之滨。其于治民，非敢谓能也，庶几地闲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责，而免于官谤也。

若夫私养之势，不便于京师，固尝屡以闻朝廷，而熟于左右者之听矣。今兹蒙恩厚（、）赐禄多，岂宜复言私计不便乎？虽然，所辞者才力所不能，而所愿犹未敢（安）分理（理分）也。亦冀阁下哀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富相公书》卷74）^[15]

上述所引王安石《上富相公书》一文，各家所载略有文字与标点上的不同。基本标点符号以吉林人民出版社本为准，括号里面的字按照邓广铭引述文字给予了添加。邓广铭在引述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说明：“《临川文集》卷七四所载此书（指这一篇书信）颇有讹脱，今据《王文公文集》卷二所载参校引录。”^[16]由于存在着如邓广铭所说的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文本的时候，当然要以邓广铭的“参校”为准了。

王安石写《上富相公书》的背景是，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十月朝廷发布诏命，委派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接到诏命以后，写下了如上《上富相公书》，表述了愿做州郡长官而不愿接受任命的真实内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愿意去朝廷接受新的职务任命，是出于一片“忠诚”的内心，即情愿在州郡为朝廷做一些“治民”的实事，而不是出于真心的“私养”。王安石的这种内心，是“忠臣”的内心表白，也是自我认可“忠臣”的表白。王安石的如上“辞呈”，当然未能如其所愿，就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春夏之交，到京城接受了三司度支判官的官任。《明妃曲》恰好也创作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是王安石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与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的交叉年代，这时的王安石已经是一个接近40岁的人（王安石的生卒时间是公元1021—1086年），思想与性格已经定型。这一年对于王安石来说，又是角色转换的重要时期。可以想见的是，王安石在《上富相公书》所自我认定的“忠臣”与《明妃曲》诗中刻画的“忠臣”形象，不应该有过大的出入。而在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对自我形象与自我道德品质的认定，也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准备的随意称许。不论是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还是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所创作的《明妃曲》，都有与《上富相公书》自我称许主旨的相同之处，即要将自己的“忠臣”本色展现在世人面前。王安石的这种内心世界展示，有些人能够识别出来，更多的人可能识别不出来。就连王安石的诗友如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也未必能够完全识别得出来。后来者也许能够识别出来，可以见到的是，李壁在《王荆公诗笺注》卷6为《明妃曲》第一首的结尾“人生适意无南北”句下注时，将黄庭坚为给王安石《明妃曲》跋语的“词意深尽，无遗恨矣”全句照录下来，还附上黄庭坚与王深父的对话全部过程，说明黄庭坚对《明妃曲》一诗的更深内涵有了充分的领会。按照李壁的记载，黄庭坚在与王深父讨论《明妃曲》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极忠孝矣”的话，这是否意味着黄庭坚已经认识到了《明妃曲》当中隐含着“忠孝”的意蕴？下面还是通过对《明妃曲》的详细分析来说明问题。

在《明妃曲》一诗当中，王安石将王昭君刻画成了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在皇宫里面没有受到皇帝的宠幸，但对皇帝却始终怀着一个赤诚的挚爱之内心世界。“泪湿春风”“低回顾影”是对皇帝的眷恋，而这个眷恋是在遭到皇帝疏远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王昭君对皇帝的挚爱之心，在远嫁匈奴之后，依然没有衰减，其表现是“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个描写将王昭君在汉朝宫廷里是皇帝的妃子，在遥远的胡人那里，依然自认为是汉朝皇帝妃子的内心世界展现得不留余地。“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描写王昭君时刻惦记汉朝皇帝的内在心灵，与对“家人”（皇帝）的思念，所表现出来对皇帝的挚爱，没有丝毫区别。王昭君对皇帝充满了无限的挚爱之情，没有因为空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外人看来，王昭君被迫远嫁胡人，失去了侍奉君主的机会，无疑带上了“人生失意”的色彩。但在王安石看来，只要内心当中怀有一颗挚爱皇帝的赤诚之心，即便是在万里之外，自身“忠诚”于皇帝的光彩依然不会褪色。王安石用“咫尺长门闭阿娇”的事例，说明了“人生适意无南北”的道理，与自己坚持在遥远的京城之外做一个地方官，依然可以表现出对皇帝“忠诚”的事理完全一致。王安石如此刻画王昭君的形象，突出了内心世界当中所存在的始终不渝高尚情操，加上一心思念汉朝皇帝的行动刻画，分明为人们推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忠臣”人物形象。

《明妃曲》第二写王昭君“初嫁于胡儿”的事迹。在这里依然突出了王昭君对汉朝皇帝的挚爱内心世界。“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的热烈场面，与王昭君在汉朝皇帝后宫里面所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比。按照常人的逻辑，既然在汉朝皇帝的后宫里面受到不该有的冷遇，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了如此热烈的迎娶机会，哪怕是出于赌气，也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欢喜。而王昭君却与众不同，在内心世界当中，依然充满了对汉朝皇帝的眷恋，王安石是这样刻画王昭君的内心世界的：“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王昭君无疑没有因为“汉恩自浅胡自深”而改变初衷，因为王昭君始终认为汉朝皇帝才是自己“相知心”的主子。南宋人范冲根本就没有读懂王安石诗句的意思，却在宋高宗赵构面前随意曲解，实在是一件诗史上的悲哀事件。汉朝皇帝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没有及时宠幸王昭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贵的是，王昭君没有因此表现出对汉朝皇帝的离心离德，相反却在环境的任意变迁过程当中，越发表现出对主人的眷恋，这难道不是“忠诚”于主人的“忠臣”道德表现吗？王昭君对汉朝皇帝的眷恋之情，“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起来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情感。”（廖仲安《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鉴赏》）^[17]王昭君在王安石《明妃曲》一诗当中的形象，仅仅被视为王昭君本人的克隆，对于读诗的人来说，无疑是犯下了忌讳，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这里不必多加赘说。

在《明妃曲》一诗当中出现的人物，毛延寿无疑是欺君的“奸臣”，汉朝皇帝是被“奸臣”蒙蔽了的“昏君”，王昭君是在“昏君”与“奸臣”演绎的闹剧当中，被疏远了的“忠臣”。王安石的《明妃曲》以散文与小说的笔法，主要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其中在王昭君形象的上面，花费的笔墨最多，这与主题的展示密切相关。王安石在《明妃曲》当中，塑造王昭君这种类型的“忠臣”形象，寄寓着作者的“忠臣”观，也不排除涵有自认为类似于王昭君这种类型“忠臣”的意蕴。王安石“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的“忠臣”情怀，终于等到了得以表述的时候，那就是在就任三司度支判官之后不久，便向宋仁宗赵祯进呈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具体内容广为人知，这里没有必要介绍），全面表述了要为国家竭诚尽力的“忠臣”情怀，在当时政界引起了不小震动。王安石的“忠臣”品质，在日后的政治生活当中，均有充分表现。至于旁观者以别样的眼光去给王安石的道德加以定性，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话题讨论到此就可以收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