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散文《忠奸之辨》研究

这里的散文“忠奸之辨”对话，是指具有特殊意义对话的散文。其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必备因素，第一个方面是具有“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语言形式，以及表述“忠奸之辨”内容；第二个方面是切实具有广泛的对话、警示意义。按照如上准则，我们可以分别拿出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与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作为范例来加以分析。下面先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乎下，法乎天地。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相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銮声。金门未闢，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

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弥之；田畴多芜，何以闢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行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釐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起，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消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迥。相君言焉，时君或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死下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体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王禹偁《小畜集·待漏院记》卷16）^[1]

王禹偁于北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公元983）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谠论，颇能切中时弊，因此也受到多次贬谪，甚至终于遭到排挤，死于贬地。王禹偁的散文创作力求清新自然，绝除浮艳靡丽文风，对于北宋健康文风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动作用。王禹偁的散文与其诗歌（“白体”诗人）在内容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即能够针砭现实，表述理想。上述《待漏院记》即体现了王禹偁如上散文创作的优点，因而成为北宋文坛上被大力推崇的优秀之作。“待漏院”是宰相上朝时，等候召见的休息场所。“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相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将彼时“待漏院”的具体设置地点与设置目的说得非常清楚，这里无需重复。王禹偁为了配合朝廷设置“待漏院”的目的，写下了《待漏院记》，无疑是希望朝廷能够将此文章镶嵌在待漏院的照壁上（或任何一面墙壁上），以便警示当权宰相时时不忘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做到一心为国为民，而不是谋私误国、自我保全、碌碌无为。出于这样的写作用心，文章当中的表述话语以及文章内容的展示上，无疑不会超出传统上对忠臣贤相的表彰和对奸臣权相以及混世庸相的批判。审视《待漏院记》全文可知，既有相当于“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字眼，也有对于忠臣贤相、奸臣权相、混世庸相表现的具体描述，促成了《待漏院记》以散文的形式，进行“忠”“奸”对称表述文学对话的品质。

“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当中的“贤人”，与“忠臣”在意义上有重叠部分，所以将“贤”视为“忠”的同义词，是能够成立的；“佞臣”与“奸臣”在意义上有重叠部分，所以将“佞臣”视为“奸臣”的同义词，同样是能够成立的。“奸人附势，我将陟之”当中的“奸人”无疑是“奸臣”的同义词，这里无需多说。“直士抗言，我将黜之”当中的“直士”无疑是“忠臣”的同义词，这里也无需多说。另外，“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当中所指称的“咎（皋陶）、夔（后夔）至房（房玄龄）、魏（魏徵）”，分别是帝舜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贤臣，可以视为“忠臣”的代名词；“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的贤臣，同样是“忠臣”的代名词。

上述是对《待漏院记》一文当中，“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以及相当于如此表述事实的语辞实证。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在《待漏院记》一文当中，对于“忠臣”宰相与“奸臣”宰相描述而形成的鲜明近距离对称表述事实，其分别描述是：(www.xing528.com)

“忠臣”宰相“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弥之；田畴多芜，何以闢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行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釐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起，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消夷，苍生以之而富庶。”

“奸臣”宰相“其或私讎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迥。相君言焉，时君或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待漏院记》一文当中出现的上述事实，是没有注明具体“忠臣”“奸臣”字眼，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是明显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模式。既然如此，王禹偁在《待漏院记》一文当中，对于“忠臣”宰相与“奸臣”宰相道德行为的描述，就是典型的“忠臣”论与“奸臣”论，因而也是“忠奸之辨”思想的表述。在上述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忠臣”宰相“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的道德行为描述，以及“奸臣”宰相“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的道德行为描述，是再明显不过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模式。还需要注意的是，《待漏院记》一文当中，有对混世庸相道德行为的描述：“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体者。”通过对王禹偁给混世庸相以“亦无所取焉”的发论口吻品味，可以断定，王禹偁实际上是将混世庸相与“奸臣”宰相视为同一种类型的道德拥有者加以看待的。但是在王禹偁的心目当中，“奸臣”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死下狱，投远方”的惩处，而对于混世庸相的态度则是“亦无所取焉”，这说明没有将二者所造成的危害以及所给予的惩处完全混同在一起。王禹偁上述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是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矛盾精神的体现，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待漏院记》一文“描绘了三种宰相的形象：贤相一心为国，磊落光明；奸相一心为私，龌龊卑鄙；庸相占据高位，随俗浮沉”^[2]，用于箴规宰相的目的非常明显，因而是与宰相进行文学对话的著名散文。至于王禹偁创作《待漏院记》“请志院壁（希望刻写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的表层目标是否得以实现，并不影响《待漏院记》“用规于执政者”对话深层目标的展现。王禹偁之所以一再受到无端排挤，屡次遭到贬谪，与《待漏院记》以直言的方式，与宰相进行文学对话的做法，不能说连一点关系都没有。

司马光除了在历史学方面具有独特成就之外，散文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是其中的著名作品之一。后人将《谏院题名记》当作唯一的篇目，收入《古文观止》，说明其所具有的代表作意义。在《谏院题名记》一文当中，除了敦促谏官要为后世留下忠直的清名字外，在语言的表述上，有“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语例，同样是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方面。下面录全文如下：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曲）。呜呼，可不惧哉！（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卷66）^[3]

司马光曾经担任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依据《谏院题名记》一文当中所云“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可以判定，此文创作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知谏院任上。《谏院题名记》顾名思义，可以表明其中葆有的文学对话性质。从“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曲）”的表述当中，可以看出，“诈”是“奸”的同义词，“直”是“忠”的同义词，“回（曲）”是“奸”的同义词。从《谏院题名记》这篇短文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做到“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的谏官，当是“忠臣”的代表，一味地追求“汲汲于名者”与“汲汲于利”者，则是“奸臣”的代表。从“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曲）”的表述当中，又可以看出，“忠臣”就是“直臣”，“奸臣”就是“回（曲）臣”。“直臣”即正直大臣，敢于直言谠论的大臣，在他人的错误面前，包括在君主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奋不顾身地勇于提出谏议，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利君”。“回（曲）臣”即不正直的大臣，遇到问题绕着湾子走，以明哲保身为先，以“汲汲于名”与“汲汲于利”为先，采取伪装的手段，蒙蔽了君主还要玩手腕得到君主的信任，与“直臣”形成完全对立。

《谏院题名记》是一篇艺术散文，皆具叙事散文的要素。这里所要看到的，一是散文所具有的文学对话性质，其中所选取的文学对话对象，既以谏官作为重点，同时也兼顾到所有的朝廷以及地方大臣，是一篇具有广泛文学对话意义的散文。而在表述的时候，能够以“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构成文章思想表达的核心部分，成为我们研究所需要不可多得的可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