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廷任用官员的忠奸之辨研究

宋代朝廷在选拔任用官吏的时候，以“忠”与“奸”的道德判断，作为标准进行衡量官吏可否任命的现象非常明显。皇帝对于可以任职的官吏，在任命的诏书里面，经常会出现用于道德褒奖的“忠”字，也就是说，“忠德”是衡量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尺。与之相反，皇帝对于需要罢免或者需要对失职者进行责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用于道德贬低的“奸”字，也就是说，“奸德”是衡量惩处渎职者的重要标尺。下面先从皇帝任用人才说起，可以看下面几件诏书：

门下：移孝资忠，盖格言之攸著。节哀顺变，亦人子之大端。朕抚御中区，司牧黎庶，宵衣旰食。虽切于忧勤，一日万机，良系于辅弼，岂顾曾颜之细行。尚隳稷卨之殊庸，眷我台臣，遽锺艰疚。爰举夺情之典，克遵以义之文。扬于明庭，告尔有位，具官吕蒙正：阳秋禀气，金玉含贞。负经济之材，守之以道。怀挺持之操，保之以和。燮调而元化不愆，迈种而芳猷益茂。文学早光于训诰，重轻无爽于权衡。适隆注意之怀，俄迫茹荼之痛，得不举兹纶綍。起自苫庐，抑绝奖纯至之情。副当宁倚毗之旨，勗从王事，以代天工。苟尽瘁之诚，竭于奉上，则罔极之报。岂废因心，宜体急贤，勉祗成命。可。（《宋大诏令集·吕蒙正起复制》卷51）^[8]（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二月《吕蒙正拜相制》当中有“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见庙堂之器”的话。）

门下：代天工者在乎庶官，总邦治者系乎冢宰。苟非岩廊宿望，栋干奇才，何以副区夏之具瞻，荷朝廷之大任。我有良弼，佥曰其人。方隆眷注之怀，宜被甄升之命。聿申诞告，式协至公。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特进、行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二百户、食实封二千一百户张士逊。明允公心，粹和毓质。懿行循于宪度，嘉言本乎典常。朱邸效官，有谅直之益。青宫分职，存辅道之规。逮进位于枢庭，复联荣于相府。罄弼谐之素志，存将顺之深忠。既而偃息藩垣，抚绥黎庶。大布中和之治，每怀翼戴之诚。因出建于节旄，遂入居于台铉。益显和羹之誉，弥张补衰之能。协赞万机，见百工之咸绩。周旋一德，俾庶政之克谐。是用登左省之崇资，兼文官之重任。既加采邑，仍锡真封。用是褒奖，式符毗倚。於戏。万方砥砺，允赖于谟猷。四气均和，方资于燮理。宜循古训，以佐眇躬。俾协大中，无忝休命。可特受行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功臣、散官、勋、封，如故。（《宋大诏令集·张士逊进昭文相制》卷28，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四月己未）^[9]

门下：乾健坤顺，二气合而万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眷予元老，时乃真儒。若砺与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绣，人久伫于公归。越升冢席之崇，播告路朝之听。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大学士、特进、行吏部尚书、知江宁府、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王安石。信厚而简重，敦大而高明。潜于神心，驰天人之极挚，尊厥德性。泝道义之深源，延登杰才。裨参魁柄，传经以谋王体。考古而起治功，训齐多方。新美万事，尔则许国。予惟知人，谗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鈇。忠气贯日，虽金石而自开。向厌机衡之烦，出宣屏翰之寄。遽周岁历，殊拂师瞻。宜还冠于宰司，以大釐于邦采。兼华上馆，衍食本封。载更功号之隆，用侈台符之峻。於戏。制天下之动，尔惟枢柅。通天下之志，尔惟耆龟。系国重轻于乃身，欧民仁寿于当代。往复朕命，图成厥终。可特授依前行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译经润文使、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改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宋大诏令集·王安石拜昭文相制》卷56，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癸酉）^[10]

如上三件诏书，是从《宋大诏令集》一书当中随便选录出来的皇帝在任命宰相这样一级官吏的时候，所下达的诏书。这种诏书在书写的内容当中，有大量对宰相本人的道德评价、能力评价、受命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具体官职称呼的告知与待遇告知等等。皇帝以颁发诏书的形式，来向被任命的本人与全社会告知事项，实际上就是皇帝与全社会及其人民进行实实在在的政治务虚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话语表述权，执掌在皇帝与皇帝运作的机构一方，与谈判桌上的平行政治务虚对话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样的政治务虚对话，使官职管理制度得以进一步健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如上三件诏书作为一个完整的篇幅，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共同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皇帝在与被任命的个体之间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时候，除了其余与这里的话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之外，皇帝在诏书里面，都有专门的道德评价词汇出现——“忠”。具体来看，《吕蒙正起复制》当中有“移孝资忠，盖格言之攸著”的话（《吕蒙正拜相制》当中有“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见庙堂之器”的话，这里可以忽略不提）。《张士逊进昭文相制》当中有“罄弼谐之素志，存将顺之深忠”的话。《王安石拜昭文相制》当中有“忠气贯日，虽金石而自开”的话。这些话的出现（这些话的具体涵义不必解释），不是无谓的自然表述，而是出于特定目的给予的叮嘱，即直接或间接地在对话当中，对被任命者提出的“忠德”建设要求。这种对话方式与内容，就是皇帝与大臣以“忠”作为对话主体内容的政治务虚对话。以“忠”作为对话主体内容的政治务虚对话，只能是在任用大臣的时候出现，因为在选拔任用官吏的时候，重视以选贤任能作为追求目标的。而在诏书当中含有道德好评的表述，也等于向全社会发布对被任用者的考核结果。皇帝这样与被任用者以及全社会进行以“忠”为主体内容的政治务虚对话，是古代政治制度逐渐走向健全的表现，也是尊重对方（包括被任用者与全社会成员）的表现与向全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第二，在如上三件诏书当中，有两件诏书当中有“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的话，值得引起注意的“推忠”这个与“忠”有直接关系的词汇。这个名号的来由是这里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推忠”是宋代皇帝赐给大臣的名号之一种，这种给功臣赐予名号的做法源于唐代，但那个时候名号不称为犹如宋代所给予的“推忠”称呼，而是直接称为“功臣”。这种做法开始于唐德宗李适兴元元年（公元784），当时只将作为对效忠皇帝勇于赴难文武大臣嘉奖的称呼——“功臣”。到了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的时候，“功臣”名号成了所有将相都给予照例赐予的美名。宋代完全继承了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这种给所有将相都给予照例赏赐美名的传统，而且赏赐的对象有所扩大，赏赐的称呼也有所增加。具体来看则是，宰相与枢密使初次任命的时候，必须要给赐予“功臣”（“功臣”偏正词组的“正”，即中心词，“偏”的部分，即定语部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名号。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则需要根据皇帝的判断，适当给予赐予，如果遇到皇帝的特别恩遇，则将会如愿以偿，否则就不能得到赐予名号。刺史以上的正职官吏，所建立的功勋档次高，则可以得到“功臣” 的赏赐名号。宰相赐予的“功臣”名号第一次加六个字，然后可以续加两个字，这个字数要多于禁军诸班将校仅仅给予四个字的数量（初次赐予两个字，后来可以续加两个字）。“功臣”名号一共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类为二府大臣，其在“功臣”之前所加的名号为“推忠”“协谋”“同德”。第二类是皇子、外臣、文武官僚，其在“功臣”之前所加的名号为“推诚”“保德”“翊戴”。第三类为禁军将校，其在“功臣”之前所加的名号为“拱卫”“羽卫”。以吕夷简为例，宰相所获赐予“功臣”名号的全部内容是：推忠协谋（没有“同德”，以“佐理”代替，表明对其人的道德判断有不同看法）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户部尚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吕夷简。而在实际赐予“功臣”名号的过程当中，具体名号称呼往往有适当变化，但“推忠”的称呼多数都要保留，而且置于所有赐予“功臣”名号称呼的最前面，由此可见这个称呼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个名号存在的意义以及本身所含有的意义，正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按照“功臣”名号赐予的初衷，是出于对效忠皇帝勇于赴难文武大臣嘉奖称呼的初衷来看，宋代人在继承唐代人所建立的这个传统基础上，给“功臣”的名号加上了新的表述内容，从而成为不同于唐代人新的名号，这不可能是没有选择的任意所为。就“推忠”这个名号而言，是皇帝与被任用者以及全社会以“忠”字作为主体内容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这是因为“推忠”这个名号是有意义的实体词汇，而且具有可以解释的质性（不要将“质性”误以为“性质”的倒置）。其意思是施行“忠德”于君主，因为作为宰相的天职，就是在皇帝面前要承担忠臣的角色。这个名号当中所包含的“忠”字，是完全的道德指向性表述话语，有皇帝对被任用者的道德赞美意味，也有对被任用者道德追求目标的引领意味。如果将“推忠”与“同德”合在一起来关注，“忠”的道德指向意义就显得更为明显了。以“推忠”作为宰相任命时所赐予的名号，在北宋皇帝所发出的宰相“拜制”诏书里面，所见数量甚多，但又不是人人均有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推忠”这个由皇帝所赐予的“功臣”名号，不完全是“美名”的代号，也不完全是作为“享有载入国史之殊荣”（《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11]的资本。

皇帝在选拔任用宰相或者同一个级别官吏的时候，得到任用并且直到最后光荣退休的人居多，所以皇帝在这个领域与被任用者以及全社会以“忠”字作为主体内容的政治务虚对话，占据着绝对多数的数值。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宰相或者同一个级别的官吏，在侍奉君主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被罢免的结局。一些领军统帅，也会因为种原因，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所发出诏书的政治务虚对话内容也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下面选出三件罢免与谴责诏书来观览：

上宰之司，财成于百度。大臣之举，稽正于四方。其或理道有亏，修身寡慎。比周非类，玷辱具瞻。当我至公之朝，难居鬷假之令。具官丁谓，夙承委遇。遂极显荣，而罔念图猷。密交孼寺，致山园之擅易。曾靡敷陈，形简札以潜通。备彰款昵，私营器用，窃役工徒。证左甚明，违辟斯显。宜从黜免，用肃群伦。俾降秩于春坊，仍分曹于洛邑。犹存进退之礼，且示含容之怀。噫。戚实自贻，智不虑远。未为竄谪，无忘省循。可降授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保、分司西京。（《宋大诏令集·丁谓罢相谪太子太保分司西京敕》卷66，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六月）^[12]

判四方馆事田仁朗，任寄腹心，职居近侍。昨因戎卒，骚扰边陲。令总师徒，往申平荡。而稽违诏旨，诖误军谋。畏懦不前，张皇边事。遂使囗囗囗，敢摇虿毒。倾陷我城堡，俘掠我吏民。翫寇长奸，实由于尔。败我师律，合寘严诛，尚念尝侍轩墀。久经岁月，屈于朝宪，伸我私恩。勉怀思过之心，以荷曲全之惠。可责授商州团练副使，令御史台遣吏送赴任。（《宋大诏令集·责田仁朗诏》卷94，雍熙二年［公元984］四月庚申）^[13]

夫有功必赏，有罪必惩。所以敷大信于域中，示无私于天下。为邦之要，何莫由斯。天平军节度使曹彬等，位重藩侯，职司戎律。委斋坛之重寄，总禁卫之雄师。授以成谋，委之边事。乘拉朽摧枯之势，乏应机制胜之谋。发言各率于心胸，临敌殊疎于韬略。遂使七十州生聚，困于馈运之劳。二十万师徒，翻作迁延之役。沮武旅之锐气，长囗囗之奸谋。复念山后之民，制乃囗囗。喜王师之致讨，皆南面以宅心。及闻军旅之旋，多罹荼毒之祸。致人于此，职汝之由。不寘刑章，焉明沮劝。载阅搢绅之议，合从斧锧之诛。特示宽恩，聊从薄谴。曹彬已下，并别敕处分。朕昨者兴师动众，伐罪吊民，上顺天心，下从民欲。非谓贪其土地，乐在佳兵。诚以念彼生民，陷于异域。岂期择师，有昧知臣。致此丧师，宁忘自咎。其臣僚将校，有没于军阵、或陷于寇戎者，宜加优恤，录其子孙。应诸道州府百姓，有运粮不回者，令给复二年，仍赐其家粟三石。”（《宋大诏令集·责曹彬等谕中外诏》卷94，雍熙三年［公元985年］七月庚午）^[14]

如上三件诏书的内容，从题目上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是皇帝以“奸”字作为主体内容与被罢免者以及被谴责者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样本。不同于一般的罢免，其中包括调换岗位的罢免，所以如上三件诏书是带有严厉谴责内容的判词，对被谴责者所犯错误有明确的定性。在定性的时候，将带有道德贬义性质的“奸”字应用到了所发诏书当中，这预示着受谴责者所遇到的责罚程度，这就不是简单的批评了，而是要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降级处理，或者是贬谪穷乡僻壤的严重惩处。由于三件诏书面临的对象不同，受到责罚的程度也不同，对话表述的内容也会不同，需要分别作出分析。

《丁谓罢相谪太子太保分司西京敕》里面没有出现“奸”字，但不等于没有涉及到类似于“奸”的内容表述。为了印证在诏书里面对丁谓行为的描述，与“奸德”的表现有着极为近似之处，下面全部录出韩非子关于“成奸者有八术”的精细描述：

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

二曰“在旁”。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

三曰“父兄”。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主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

四曰“养殃”。何谓“养殃”？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之谓“养殃”。

五曰“民萌”。何谓“民萌”？曰：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谓“民萌”。

六曰“流行”。何谓“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议论，易移以辩说。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此之谓“流行”。

七曰“威强”。何谓“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百姓群臣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

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韩非子撰《韩非子·八奸》）^[15]

这里并不是说丁谓“遂极显荣，而罔念图猷。密交孼寺，致山园之擅易。曾靡敷陈，形简札以潜通。备彰款昵，私营器用，窃役工徒。证左甚明，违辟斯显”的表现，就是如上“成奸八术”之一的克隆或翻版，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将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所可以对比的是，从道德的准则上看，丁谓的如上表现，在道德表现的总体趋势上，达到了符合“奸德”判断的要求。丁谓作为一个“遂极显荣”的宰相，犹如《韩非子·八奸》“二曰”所描述的“在旁”者，可以利用君主所与的荣恩，在得到权势之后，到处欺世盗名，干出“罔念图猷”“密交孼寺，致山园之擅易”的勾当。丁谓的“比周非类”犹如《韩非子·八奸》“六曰‘流行’”所描述的“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造成了“玷辱具瞻”不符合身份的恶略结果。丁谓的“曾靡敷陈，形简札以潜通”犹如《韩非子·八奸》“八曰‘四方’”所描述的“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造成了“当我至公之朝，难居鬷假之令”的不良后果。丁谓的“备彰款昵，私营器用，窃役工徒”犹如《韩非子·八奸》“七曰‘威强’”“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百姓群臣而行其私”，所作所为均为自己谋私利，使国家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失。丁谓在当时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一道，被视为“五鬼”，做事“多希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皇帝在如上罢免诏书当中，虽然没有出现具体的“奸”字，但充分地描述了与人们一致认同的为奸者行为相同的诸多表现。由此可以认定，《丁谓罢相谪太子太保分司西京敕》是一份在表述的实质上，完全以“奸”字为主体表述内容，与被罢免者以及全社会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政治务虚对话。

《责田仁朗诏》与《责曹彬等谕中外诏》是两件性质相同的谴责诏书，针对的对象是武臣，所涉及到的事件，均与武臣不能尽职尽责造成了严重后果有关。责田仁朗为“翫寇长奸，实由于尔”，责曹彬为“沮武旅之锐气，长囗囗之奸谋”，均以鲜明的“奸”字作为定性的表述，所给与的最后惩处结果分别是“责授商州团练副使，令御史台遣吏送赴任”与“特示宽恩，聊从薄谴。曹彬已下，并别敕处分”。比起丁谓所给与的“降授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保、分司西京”，确实是重了一些。可以预料的是，以“奸”作为被责罚者的定性出现在诏书里面，最后使受责者所面临的惩处结果，必然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贬责程度。“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宋大诏令集·责潘美制》卷94，雍熙三年［公元985年］八月辛未）^[16]与“奸”具有相同的贬责意味，所迎来“侁可除名配金州，文裕可除名配登州”的结果，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宋代皇帝以“忠”“奸”作为基本的道德判断词汇，在诏书当中，不时进行远距离对称表述，是由诏书所面对的不同对象决定的。用之于提拔任职的对象所发布的诏书，具有奖掖的性质，所以多用道德褒奖的“忠”字作为主体表述内容的话语，与外界进行广泛的政治务虚对话。与之相反的政治务虚对话，也是政治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注定皇帝在面对着广泛的社会对话对象，必然要以道德判断的两个重要词汇——“忠”与“奸”，进行对称表述式的政治务虚对话。皇帝的这种政治务虚对话倾向，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即是褒奖“吉德”遏制“凶德”，或者说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理社会的方法体现。与儒家在“忠”“奸”对称表述时的趋势相同，皇帝在以诏书的形式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时候，用于道德褒奖的“忠”居于数值的主要地位。这种倾向符合人性发展需求，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一个国家对官吏的管理，包括任用与罢免甚至是惩处责罚，都需要在严格制度的约束之下进行。皇帝只是一个最终的裁决者，裁决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所以在最终裁决做出之前，需要诸多参与官吏管理的人员，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表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对于一个官吏职务的升迁、追加荣恩、嘉奖或降黜、罢免、责罪，都要以调查较为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作为依据。这些材料有些是大臣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所写成的奏章，最后以上书的形式提交到皇帝手中，成为皇帝最后做出裁决的底本。诸多大臣以上书的形式写成的奏章，可以直接表述自己的见解。大臣向皇帝提交的奏章，是大臣与皇帝之间，或者是大臣与大臣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这些政治务虚对话被关注的内容，与本书有直接关系的话题是，以“忠”“奸”对称表述的话语形式所进行的对话。下面先录出一件刘挚向宋仁宗赵祯所进上的奏章：

臣伏以辨大奸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识；褒遗忠而发潜德，国家之令典。臣尝观熙宁之初，王安石以道义文学起而辅政，先帝举天下听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日以望太平，上下向之无异辞。当此之时，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独以为不然，屡有奏论，其略曰；“安石居庙堂，天下必无安静之理。”又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诲坐是贬官于外，未几亡没。其后安石与其党变乱祖宗法度，专以聚敛为事，颠倒邪正，进退失其当，废民之所同欲，兴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间虽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权舆造端，实自安石始，四海困扰，皆如诲言。诲可谓有前知之明矣。诲名臣之后，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犹以直道大义为公论所高。诲之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而朝廷未尝有所赠恤。诲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临御以来，惠绥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显于世；而开奖言者，孜孜听纳。凡臣子在前日输忠献直，尝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诲不幸既亡，不见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叹惜而不能已。臣不胜愚虑，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言不获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节，特赐褒赠，及赐谥以表显之，录其诸孤，稍赐任使。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而愧人臣之为奸谀者，非小补也。（刘挚《宋朝诸臣奏议·上哲宗乞推褒吕诲》卷95）^[17]

吕诲是北宋著名的能言直谏大臣，以敢于弹劾执政宰相而广为人知，尤其是上书对任职宰相期间王安石的弹劾，成为当时谏官的楷模。但不幸的是，“诲坐是贬官于外，未几亡没”。吕诲的“未几亡没”对于王安石及其党人来说，未必会引起内心的哀痛。但对于诸多有同情感的朝廷官吏以及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手段持有不同看法的朝廷官吏来说，就不能完全以王安石及其同党的同样内心世界来衡量。吕诲弹劾王安石不是出于内心的私人嫉恨，而是出于对王安石“与其党变乱祖宗法度，专以聚敛为事，颠倒邪正，进退失其当，废民之所同欲，兴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所造成后果的关心。吕诲对王安石“误天下苍生必此人”的先见判断，与苏洵《辨奸论》对王安石“居庙堂，天下必无安静之理”与“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的判断完全一致。若干年之后北宋出现变乱的事实证明，吕诲与苏洵的预言绝对不是凭空臆造。由此可知，“诲可谓有前知之明矣”。吕诲这样一个“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犹以直道大义为公论所高”的大臣，朝廷给予特别嘉奖才对。但由于王安石执政期间的偏见，导致了“诲之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而朝廷未尝有所赠恤”的悲惨结果。吕诲的人生悲剧，是对北宋时期极力提倡广开言路虚伪政治的绝好讽刺。宋哲宗赵煦亲政以后，对王安石本人与其主持的变法进行了重新评估，这为给吕诲以重新评价带来了曙光。刘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当中，写了《上哲宗乞推褒吕诲》的奏章。这个奏章与其说是为了吕诲个人及其家人鸣叫不平，倒不如说是对北宋国家的前途命运加以关心更为合适一些。用刘挚自己的话说，就是“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而愧人臣之为奸谀者，非小补也。”这与“匪私于钱，唯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的出发点可以同日而语。刘挚出于这样的良好用心，所写成的《上哲宗乞推褒吕诲》，就是典型的政治文件，是刘挚本人与宋哲宗赵煦、在朝的诸多大臣、吕诲的家人以及广泛的社会成员，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从引用不太冗长的文字当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其中“忠”字出现4次，具体语例是：“褒遗忠而发潜德”“为人忠信刚正”“凡臣子在前日输忠献直”“劝天下之忠义”；“奸”字出现2次，具体语例是：“皆以击奸邪忤权势”“而愧人臣之为奸谀者”。这种“忠”与“奸”在一件奏章里面出现，形成比较均匀的分布格局，是二者对称表述的突出典型，尤其是“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而愧人臣之为奸谀者”一句话，是更为鲜明的“忠”“奸”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对称表述。毫无疑问的是，“忠”是“忠德”之意，是用于褒奖的词汇，“奸”是“奸德”之意，是用于批评的词汇，二者所寄寓的褒贬意味非常清晰。

经过分析可知，刘挚的《上哲宗乞推褒吕诲》，在褒奖吕诲的过程当中，明显地采取了“忠”“奸”对称表述的方式，进行了一次面对不同对象展开的政治务虚对话，由于有吕大防、范纯仁的共同协作，最终生成的效果是明显的。

分别来看，大臣的奏章，用于推荐官吏或者促成升迁、重用等的时候，对具体对象加以道德褒奖是确定无疑的。这样的奏章里面，以“忠”字的道德褒奖为主。与之相反，则以“奸”字的道德贬低为多。下面先从道德褒奖的奏章看起：

臣窃闻御史知杂吕诲等以论濮安懿王事得罪，并行谴逐。群臣渲然，皆以谓诲等能审议守职，国之忠臣，而切叹朝廷典刑遂至于此！臣伏以陛下自入继大统，士大夫莫不首论为人后之大义，以谓陛下素好经术，必能循用礼典，以副先帝顾托之意。自两制之议上闻，臣下更白交谏，务欲上广聪明，以正此事。而今者遂至斥逐宪官，以失天下之望，诚可痛也。台官之言，臣虽不尽闻，料其用心，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即如此者，乃是爱君之至，安所得罪而逐之也！近年以来，风俗颓敝，士大夫类皆贪固宠利，护惜人情，姑息苟且为自容之计，莫肯为国家悉心营职者。陛下厚赏以劝之，严罚以督之，犹恐此风不变，而复内牵邪说，贬斥正人，数以微过，放远善士。臣恐自此奸佞得志，忠良结舌，陛下耳目益壅蔽，缓急朝廷有事，上无由知。此时虽有悔恨，亦无及矣。方今法度隳废，百职不治；国用匮乏，民力凋困；外无良将，士卒骄墯，夷狄窥间而有轻中国之心；而天灾数见，地变复作，疾疫流行，饥馑荐至。由此观之，臣恐陛下之忧，不在濮王名号未崇，台官不畏威依命也。伏望圣慈思社稷安危之计，以人情去就为虑，亟追昨日诏书，还诲等职事，以救前失，以安人情。（韩维《宋朝诸臣奏议·上英宗乞追还诏书复吕诲等职事》卷90）^[18]

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言者虽多，而未有定议。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选自宗藩，入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弃万国，先帝入承大统，盖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备闻其事，臣而不言，是谓蔽贤掩善。《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光今虽在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既详知，不敢不奏。”（《欧阳修全集·荐司马光札子》卷114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19]

臣准御史台告报当臣转对者。臣闻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此至论也。陛下自即位以来，克己一心，忧勤庶政，未尝事宴游之好；擢任材能，修明法度，有黾勉不倦之心；内经货财，外名威武，有长辔远驭之略。观前世求治之主，规模宏廓，而励精如此者，不见一二。谓宜天下震动鼓舞，以趋太平。然为之累年，而人情未安，众论不一，其故何耶？岂非所以法，有未论于民心，而所任行法者，有不厌于物论耶？陛下亦盍反求所以然矣。盖治贵适宜，不必舍近而慕远；事蕲常理，不必尊古而狭今。祖宗法制，行逾百年，故有夷陵偏弊而不举者，陛下作而振起之，是当尔也。先王善政有可施于今者，祖宗未遑及焉，陛下举而推行之，是亦当尔也。然议者遂以为本朝之法，卑狭溃坏，必尽更其故，然后为治。臣恐好议论者过也。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言虽有善法，必得人而行之。窃见比年擢用之人，才惠有余而忠实不足。行法之吏，刻暴相胜，而仁厚无闻。群情惑而横议兴，未必不由于此。然则所谓行法适足以坏法也。臣恐浇薄相扇，寖以成风。今卿大夫聚于朝，论刑而不及德；士庶人交于下，言利而不及义。夫朝廷进人之贤否，风俗系之；风俗之厚薄，盛衰随之。仰惟陛下恢尧舜舍己从人之美，体仲尼察言观行之明，深抑巧佞险薄之风，崇用忠实仁厚之吏，使大宋之风俗淳厚于三代，陛下之德化隆比于二帝，岂不盛哉？臣愚不识忌讳，伏惟陛下幸赦而省察之，臣不胜拳拳。（王存《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乞崇用忠实仁厚之吏》卷116）^[20]

吕诲始终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这是因为吕诲怀着一颗赤诚的忠心，面对着有损于正义事业的事件，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在宋代号称广开言路，但毕竟是在所谓极其有限的空间广开言路而已。大臣的谏议一旦触怒了龙颜与权臣，就有随时被黜落贬谪的可能。吕诲有过不止一次的贬谪遭遇，完全都是因为在岗位上尽职尽责所导致。朝廷的一部分言官，没有行政的权力，但却有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出谏议的权力。这对于皇帝来说，通过言官的提醒，可以避免一些在官吏的管理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失误。吕诲“以论濮安懿王事得罪，并行谴逐”，并不是因为吕诲自己犯了错误，而是因为皇帝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主持公道所致。群臣面对着正义遭到践踏的情景，必然要出来为吕诲正名，直接证据就是大臣每每遇到应该提出谏议的时候，就要为此写下了不止一篇的上书材料，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所选韩维的《上英宗乞追还诏书复吕诲等职事》。“正名”是为了保住吕诲的政治地位所发表的谏议，所以要高度褒奖吕诲其人的道德。韩维在《上英宗乞追还诏书复吕诲等职事》当中最有分量的话是：“群臣渲然，皆以谓诲等能审议守职，国之忠臣”。这一句话将吕诲确认为“国之忠臣”，是对吕诲道德的最高定位。这个道德定位，成了说服宋英宗赵曙放弃“谴逐”吕诲的根本理由。“臣恐自此奸佞得志，忠良结舌，陛下耳目益壅蔽，缓急朝廷有事，上无由知”的话语表述，不是韩维作为言官，以过当的言辞来威胁，而是与宋英宗赵曙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韩维对话的根本宗旨是，国家需要忠臣，吕诲是尽职尽责的忠臣，却因为尽职尽责遭到了“典刑”，这样会造成对国家正义事业侵害的后果，应该立刻恢复吕诲的职务。韩维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在上演忠臣救主的正剧。与韩维《上英宗乞追还诏书复吕诲等职事》性质相同的奏章，还有司马光的《上英宗乞留吕诲等》。如上两件奏章不仅性质相同，而且其中的一些话语表述，都有非常近似之处。如司马光的《上英宗乞留吕诲等》中说：“臣闻人主患在不闻其过，人臣患在不能尽忠，国家之至宝也。”（司马光《宋朝诸臣奏议·上英宗乞留吕诲等》卷90）^[21]这是将吕诲等人确认为忠臣的开头语，与吕诲是“国之忠臣”的意思没有任何差别。“若使忠直日退，阿谀日进，则陛下何以复知臣下之善恶，政事之得失”与“臣恐自此奸佞得志，忠良结舌，陛下耳目益壅蔽，缓急朝廷有事，上无由知”所表述的意思，也基本上保持着相同的基调。(www.xing528.com)

韩维与司马光就吕诲等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件事情，直接发出了与宋英宗赵曙的政治务虚对话，在形式与内容上表现出来的高度一致性，是彼时人们话语表述的集体无意识之一，后人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甚至是在事实面前表现出漠视的态度。

欧阳修以政治元老的身份，向朝廷举荐人才产生过良好的效益，这也成为他在政坛上的著名事件。举荐人才所写成的文书，有时候可以直接通过相关部门的传递，到达皇帝的手中。如此一来，举荐人才实际上也是大臣与皇帝进行政治务虚对话，上述所选欧阳修的《荐司马光札子》即是其中一例。举荐人才必然要说明举荐的理由，在理由的表述当中，道德与才能以及个人经历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主要问题。在几项必须要交代清楚的问题当中，道德评价又需要放在首选位置之上。司马光以忠臣自认以及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是不被当时人们怀疑的事实。欧阳修在了解司马光的基础上，写出《荐司马光札子》，其内容是可想而知的。“德行淳正，学术通明”是第一句话，而且也是推荐札子当中的压轴之语。“德行淳正”与“学术通明”相比，又是重中之重。“德行淳正”又不能直接判定司马光就是一个具有忠臣德行的人，欧阳修的表述艺术可以在“光今虽在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既详知，不敢不奏”的话语当中得以体现。可以看得清楚，“忠国大节，隐而未彰”是对司马光未来必然会成为皇帝满意忠臣的肯定判断，其语气之坚定，是可以品味出来的。司马光在日后从政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出乎意料的人生灾难，也被一些人在落井下石的时候，给予过道德上的贬低评价，但就敢于在皇帝面前大义凛然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养成无私忠德，加上平日的综合行为与为文能力这些方面来看，“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苏轼文集·司马温公神道碑》卷17）^[22]与“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苏轼文集·司马温公行状》卷16）^[23]都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欧阳修在举荐王安石的时候，也将道德与才能放在一起加以考量。在《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这样说：“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欧阳修文集·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卷109）^[24]通过《荐司马光札子》与《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的对比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司马光“忠德”的认定是非常明确的，而对王安石则是含糊的，对吕公著的态度同样如此。欧阳修的上述表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在举荐人才的时候，将道德评价放在第一位，而对于具有“忠德”品质的人才，更是如此，而对于在道德的养成上，没有鲜明特点的人，也不会给予无原则的放大。欧阳修这种以“忠”字为主体表述内容，在与皇帝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时候，表现出了尊重事实的态度，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忠臣的体现。应该说，欧阳修在这个方面的表现，与其获得“文忠”谥号的追加，是完全相符的。

王存的《上神宗乞崇用忠实仁厚之吏》不是针对具体个体而发，但与皇帝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性质没有变。从字数的多少来看，王存的字数确实是多了一些。但王存的奏章，充分地表现出了以理服人与以事实作为依据发表观点的优点。在表现上述优点的时候，仅仅抓住“崇用忠实仁厚之吏”这个主旨进行说理，使奏章的品质得以全面提升。奏章文脉是按照如下逻辑思路展开的，以“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的至理名言作为引出话题的开头，进而做出当下出现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现象，关键之处在于选人用人上出现偏差的判断。这个关键的用人现象即“比年擢用之人，才惠有余而忠实不足”，过分看重“才惠”而忽视“忠实”道德的考核，所带来的恶略后果就是“行法之吏，刻暴相胜，而仁厚无闻”。在对判断加以充分剖析之后，提出的建议是，“深抑巧佞险薄之风，崇用忠实仁厚之吏”。在此基础上，对“崇用忠实仁厚之吏”所可以取得的社会治理结局，做出了明确的描述：“使大宋之风俗淳厚于三代，陛下之德化隆比于二帝”。王存始终将“忠实仁厚”作为对话的主体内容，是视“忠德”为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最为重要因素的政治观念表现。王存在《上神宗乞崇用忠实仁厚之吏》的奏章里面，以如上方式与内容说理，是典型的以“忠”字作为表述主体内容，与皇帝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

其次从大臣弹劾官吏以及上书皇帝历数占有重要岗位官吏所表现出的过错说起。

在古代现实政治生活当中，除了皇帝不能随便让大臣提出弹劾的建议外，其余任何一个占据着重要岗位的人，都允许大臣提出弹劾建议。而一些大臣在皇帝制度的鼓励之下，明明白白知道弹劾宰相这个级别的政客会给自身带来严重后果，但依然有人抱着胜的信念，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尝试。发出弹劾的建议当然是在发现对方存在过错的时候，才进行的政治务虚对话，纯粹以个人成见进行的弹劾建议，往往不会为全社会所原谅。对政治要人所给出的弹劾建议当中，历数政治错误固然是不能舍去的关键内容。但对被弹劾者在道德表现上的界定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在措辞的使用上，弹劾官吏的建议当中，有明显使用“奸”字来概括被弹劾者的过错。这个概括有些属于道德界定，有些则是对过错的笼统指称。合而言之，“奸”字的使用，表现出明显的贬低意味，并且形成较为一贯的倾向。

下面以弹劾王安石为例，看一下大臣在发表弹劾言论，与皇帝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表述习惯性倾向。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其用舍，系时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辩，行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宣父圣明，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邪，惟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除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适其用也。及进贰台席，佥论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轻重也。

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事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也。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鉴。一言近诬，万死无避。

安石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安石服满，托疾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及就除江宁府，于私计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一事也。

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

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一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而取名而已，其事三也。

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公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

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邢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未详，亦皆畏避。挟私抱怨，其事五也。

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奔走门下，惟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怙势招权，其事六也。

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抱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相避忌，遂专恣而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

凡奏对黼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任性陵轹同列，其事八也。

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听，意在离间，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

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摇于天下也。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黩高明，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图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横祸，期感动于聪明，庶判别于真伪。况陛下志在刚决，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吕诲《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卷109）^[25]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刚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据要津，摒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绝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预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苏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怒，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

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功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所不敢逃。（司马光《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论王安石》卷115）^[26]

臣闻事之急者无徐行，心之痛者无缓声。今天下事急，而臣已痛矣，尚忍徐行缓声以忽君亲之忧哉？臣为此书，唯恐人知，臣不盗名。今日之事，唯恐君父不知，臣不避祸。使陛下自无心于生灵，臣虽抱忠，姑亦已矣。盖潜德天下深识之士，相与而言曰：夫畋游之快心，声色之悦意，浮华之玩情，喜有溢赏，怒有过刑，虽古之艰难而老于为国者之所难免。而吾君以鼎盛之春秋，临无事之天下，乃能不快心于畋游，不悦意于声色，不玩情于浮华，赏不以喜，刑不以怒，忧勤恭俭，唯以治道未学于尧舜三代之隆为急，此可谓盛德矣。然而有人焉，有逆常理，蛊坏万事，以蠹陛下盛德，而使四方海内外不得睹日新之光辉，而同登于尧舜三代之域，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拊膺而切齿也。

臣谨按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欺世，谈高致以要君，可谓借凤羽翰以文枭音者矣。人以为凤，臣以为枭。天下皆知陛下所存则是求治之心，而安石所为乃为召乱之本。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党，据满要津。司农曰布，强悍而险刻；中丞曰绾，善柔而阴谗；曰向，剥下附上；曰起，很深；曰绛，苛佞；曰绎、曰琥，险回忮忌；曰定、曰秩，藏奸包慝；曰坰、曰确，狂诞轻狡；曰惇、曰将，阿谀巧辩；曰宦官昉，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虽持丧家居，而中外畏之犹若在朝。其下蜮狐山鬼，夜号窟居，以恐动人者，虚处皆是，不足一一为陛下道也。盖未尝公心求一吉士以为朝廷。故天下谓其不以其腹心事陛下者，非妄也。陛下知以权与之，而不知与之过；知以诚信之，而不知信之之弊。与之过，故难制；信之蔽，故易欺。三、四年来，天下不知有朝廷，而只知有安石。福随其喜，祸随其怒。四方之人，如瘖如哑，不敢吐气。以至青天白日，舞奸攘权，以斵王室，而曾不为人。此臣所以不能徐行缓声而告也。臣知王室作之甚苦，成之甚难。陛下岂不为祖宗爱惜之，而容他人坏之耶？臣请为陛下疏其大者，至于纷纷交举，以挠万类者，未暇种种而数也。

夫王室之所以重者，虽以人主之尊，不敢以名器轻授人也。而今也，涂巷之人，朝游私门，则暮纡金朱矣，取名器于万乘之旁，而曾不少顾。安石可谓陵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尊者，以老成在侧，忠鲠在庭也。而今也，离间老成，弃逐忠鲠，独为陛下引顽童，进柔佞。安石可谓卑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强者，以纲纪振，法度修，赏罚正也。而今也，纲纪则乱之，法度则毁之，赏罚则倒之。安石可谓弱王室矣。王室之所安者，以能使百姓有余力，而乐其生也。而今也，敛于民者烦，督于民者急，夺于民者尽，而人人救死恐不暇。安石可谓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明者，以人情不壅于上闻，而万里兼听也。而今也，朋邪壅之，或近在辇毂之下，国门之外，而君父不知。赤子嗷嗷，控告无路。安石可谓翳王室矣。忠臣义士，言之及此，往往声泪俱发。臣知陛下方倚望太平，必以臣言为非是。然愿陛下密择一二正人，以他事使于四方，使潜采公议；及遴选一二亲信，访于都城，使尽录众说：则必有甚于臣所陈者矣，臣犹恐未必其实告陛下也。其为忿嫉，亿兆所同。唯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臣每思奉天之变，卢杞养成，未尝不为陛下寒心。故人怨而不知，天下之深忌也。以危为安，天下之深祸也。惟陛下念之无忽。

臣尝读《易》，至于孔子《杂卦》曰“亲寡，旅也”，不觉为君父掩书而泣。夫惟天下之忠信为可亲。陛下试察今左右前后之臣，皆忠信耶？非耶？为权臣用耶？为陛下用耶？彼其唯相朋以逢迎陛下，以窥伺陛下，以蒙蔽陛下，为权臣地尓。而君父独立于群邪之中，可谓所亲者寡矣。奈何以南面之尊，天下之势，多士之盛，而自谓“旅人”也？陛下学备古今，独不见朱温之事乎？先使昭宗孤然寄身于汴人之间，而后为乱。唯天下之至明，为能见之于至微，而破之于未大。愿陛下少回天几以照之，社稷幸甚。陛下若惓惓于其贤，以为用之未尽，则何不用心潜思：自用之以来，四年于今，其益于陛下者何事？成于天下者何功？施于生民者何惠？可垂后来者何法？进于列位者何贤？投于四方者何佞？陛下心通目明，能不昭觉，岂待臣一一指其人而条其事也？意者陛下数年以来，力排天下之议，主张斯人，而赧于卒不效不果去之耶？此又臣以为固无伤陛下之明。而适足示陛下之圣也。前日闻天下誉之则用，今日见天下怨之则舍，是用以天下，舍以天下也。陛下何私哉？不出反掌之间，而取泰于否，转危为安，圣人之能，孰过此者？陛下幸思臣言，勿复以为疑。且历古以来，贤王英主，所与取天下守天下者，莫非中原伟人。今陛下坐中原，不与中原端厚之士共之，而独引远荒奇邪轻浅之人，与议大计。臣切恐中原豪杰有侮笑陛下于林间者矣。以陛下天资如此，自励又如此，真得忠贤而用之，尧舜三代不难到。天下何时无真贤，今日取之者，非其道尔。彼真贤不以辩给为能，不以文采为高，不以聚敛为智，独能平心正意，深思远谋，为社稷久计尔，顾肯屑图近利以误苍生哉？然其人谁不欲为君父用者，但只以其身出于权臣之门，故逡巡晦缩而不肯进，岂尝须臾忘陛下？陛下旷然奋英断，自收主权，诛大奸而窜群恶，以一清中外。而下半纸诏书以谢天下曰：“听任之偏，大事几去。天启朕明，洞扫疑弊。今愿复与士民相亲也。”则可以激忠义于己阑，消祸灾于欲起，尧舜之治，咫尺在前，可不为陛下贺也？如不留意于斯焉，后日之事，臣不忍言矣。惟陛下察之。（王岩叟《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论王安石》卷116）^[27]

王安石任宰相接近二十年，“之所以能成为北宋一代的杰出政治改革家，是因为他既有‘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的学术功底，又有多年宦游各地，考查、体察、积累而成的实际经验，融会贯通，遂使他具有了超越同代人（特别是上层社会那些腐儒俗儒们）的要求变风俗、立法度的一系列思想见解。”^[28]在担任宰相期间所进行的变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古代不可多得的政治佳话。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持有水火不容的分歧。上述所摘录的有吕诲、司马光、王岩叟三位大臣给宋神宗赵顼进上的奏章，是对王安石充满着敌意的弹劾上书。对如上三件上书给宋神宗赵顼的奏章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王安石道德评价的习惯表述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给王安石以“奸”的道德定性，是三件奏章当中集中使用的字眼，而且在奏章的全部表述过程当中，可以看得见较为明显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倾向，但在具体表述上，又各有自身的独特之处，需要加以认真关注。

吕诲是被司马光称之为有先见之明的谏官，所流传下来的弹劾他人的奏章，在同等级的大臣当中加以比较，为数确实不能算少。再具体一些说，对王安石进行弹劾的奏章， 在篇目的数量上可观，在篇幅内容的深刻与篇幅字数的冗长上，也是比较著名的。上选《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将“奸诈”作为给王安石道德定性的奏章，就是“篇幅内容的深刻与篇幅字数的冗长”的典型。这里所要进行的分析，即将“深刻”作为关注的重点对象。“深刻”的突出表现，是在全部奏章的表述过程当中，始终围绕“奸诈”的道德定性展开论述。通过十件具体事件的一一陈述，等于将王安石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奸诈”形象。因此，就“形象”这个方面来看，《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可以视为给王安石撰写的一份《奸臣传》。能够颇为引人瞩目的话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在中国古代忠奸之辨思想表述领域，尤其是在北宋时期，苏洵在《辨奸论》一文当中，将王安石称为“大奸慝”，这对“大奸”的表述，具有开启与助推作用。吕诲此处给王安石“大奸”的道德定性，更为出新之处是，以“大奸似忠”的独特话语表述出来，这是“大奸慝”永远不能比肩的大内涵表述。但荀子将周公旦视为“大忠”的典型时，出于对其人的正面褒奖精神，没有说出“大忠似奸”的话语，而吕诲对王安石其人持有贬低态度，因此可以给出“大奸似忠”的表述。由此可以知道，“大奸似忠”的说法一是给王安石的奸臣特征，做出了颇为符合实际的深刻描述，其次的价值也在于为人们认识“大忠”的突出表现，带来了非常有参考意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忠似奸”的命题，在“大奸似忠”面前，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命题。在这个事实面前，使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吕诲“大奸似忠”表述的高明之处。“大奸似忠”是将现象与本质合在一起，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察问题方法论，在给王安石的道德作定性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明之处。“忠”在王安石的道德表现上，仅仅是一种假象，“奸”才是王安石的本质。吕诲能够将现象当中的假象揭示出来，并且给予透彻表述，是以哲人的眼光观察问题的表现。王安石曾经以忠臣自许，在《上神宗乞戒耳目之欲而自强以赴功》的奏章当中说：“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王安石《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乞戒耳目之欲而自强以赴功》卷109）^[29]其中的“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就包括自己在内。吕诲抓住王安石自许忠臣的不实之词，给予了“大奸似忠”的揭示，是剥去画皮给宋神宗赵顼看的行动，与以“奸”字作为主体表述内容，跟皇帝进行政治务虚对话的主题，完全相符。“大奸似忠”同时又是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的全新话题，其出新之处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将奸臣给出大小之别，这个区别与忠臣有大、次、小的区别，恰好形成对应。《韩非子·八奸》所描述的“成奸之八术”，是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奸臣行为，那样的奸臣是“小奸”。“大奸”的说法不是吕诲的创新，但在“大奸”的后面，还隐藏着“小奸”，就不是忠奸之辨思想领域，众人皆知的广泛表述。其二，“大奸似忠”内涵的表述，为揭穿奸臣的实质提供了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的理论价值表现在，面对号称为忠臣的人，君主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通过对其言与其行的分析，发现真正具有道德价值，其中包含着实用价值的部分。吕诲经过充分调查与分析，认为王安石“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私抱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任性陵轹同列”“朋奸之迹象甚明”“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十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构成“大奸似忠”的总体特征，这充分说明识别“大奸”的复杂性。通过这样的政治务虚对话，对王安石是警示，对君主“知人”判断能力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之外，“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繇是生”“天下谓之奸邪”“朋奸之迹象甚明”与“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一起，构成了攻击性特别鲜明的话语表述链，成为政治务虚对话时，所使用词汇的关键。少正卯与卢杞两个人物，被引入到奏章的开头，给王安石的奸臣定性找到了非常鲜明的对应靶点。“大奸似忠”从语言外壳上看，又是“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典型语例。全部篇目在表述的过程当中，也呈现出“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格局，而且从词汇数量的分派上看，“奸”字出现的数量明显多于“忠”字（“奸”字出现4次，“忠”字出现2次）。从表述的重要性上看，“奸”字所承担的意义分量，毫无疑问占据着核心地位。

与司马光一起反对变法的言官，在表面上似乎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同党，时人将之称为“旧党”，这个称呼当中明显给带入了“因循守旧”的意味。围绕在王安石身边从事变法的一批人物，加上王安石开创的学术流派称为“新学”，所以时人将之称为“新党”，其中所包含的意味也是十分明显的。“新党”与“旧党”之间的矛盾，是政治见解与个人成见的综合体现，其中甚至存在着南北地域之间的成见。司马光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又以“迫于忠恳”（司马光《宋朝诸臣奏议·英宗论任守忠十罪》卷62，^[30]）的忠臣自命的责任意识出现在言官的队伍当中，上书弹劾王安石，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政治作为。相对比而言，王安石的政治见识，要超前于司马光。所以王安石论“义”与“利”的关系，不可能是司马光的观点，论日食地震与人事政治的关系，不可能与司马光相同，在对待“天道”“祖宗之法”的态度上，不可能与司马光相同。司马光掌握的而理论武器，完全是儒家的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的思想观念，体现在话语表述上，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创新。因此在表述政治见解的奏章当中，无疑要使用传统话语给王安石作道德定性。如上所选《上神宗论王安石》，上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当时的背景是，孔文仲参加科举考试，在对策论辩时，指陈时弊，以“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的策论主题，否定变法对“义”“利”关系的倒置处理，语最切直，最后考中第三等上。王安石得知以后，十分恼怒，私自开启试卷，将之报告给皇帝，“令流内铨告示发赴军州团练推官本任”，使孔文仲受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司马光出于对孔平仲事件的不平以及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向宋神宗赵顼进上了《上神宗论王安石》。虽然这个奏章没有被收集到《司马温公文集》与《家传集》当中，但在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的奏章当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这个奏章当中，首要的话语表述是通过借助“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的方式，来给王安石做出“奸邪”的道德定性，其次对王安石“引援亲党，盘据要津，摒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绝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等“奸邪”行为，给予了实事求是的揭露，初步表现出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的锋芒（司马光此时方在永兴军移知许州任上，在此之前，司马光向宋神宗赵顼上过《上神宗乞免永兴军路青苗免役钱》奏章），对“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功难安石者谓之谗慝”的倾向，表现出明显担忧。司马光在弹劾他人的奏章当中，给予“奸”的道德定性，是对传统话语的继承，这在早期《上英宗论任守忠十罪》的奏章当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具体表现是，一气出现5次“奸”字，而且有“奸心”“奸谋”字样。

王岩叟是山东临清人，为状元出身。由于王岩叟是北方人，所以能够说出“且历古以来，贤王英主，所与取天下守天下者，莫非中原伟人。今陛下坐中原，不与中原端厚之士共之，而独引远荒奇邪轻浅之人，与议大计。臣切恐中原豪杰有侮笑陛下于林间者矣”这样的话。这在北方人看来，无疑能够生出内心的愉快。发现变法当中存在着弊端，给予大胆揭露，是无可非议的。但因为王安石是出身于“远荒”之人，从而引发出对其人的贬评，当是偏见。从奏章的总体上看，王岩叟出于忠臣尽职尽责之心，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有人焉，有逆常理，蛊坏万事，以蠹陛下盛德，而使四方海内外不得睹日新之光辉，而同登于尧舜三代之域，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拊膺而切齿也”，是北宋言官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王岩叟是其中所云“忠臣义士”当中的一员，所以对王安石破坏祖尊法度的行为，必然要加以批判。“论王安石”的开头，即“臣谨按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欺世，谈高致以要君，可谓借凤羽翰以文枭音者矣”。如上以“性非忠良”作为核心的长句，即是“大奸”的同义语，是给王安石在道德定性上的判断。在王岩叟的奏章当中，“大奸”是“当诛”的对象，与“窜群恶”属于同等重要的行政举措。这个观点建立在“安石所为乃召乱之本”事实的基础上而发。王岩叟对“安石所为乃召乱之本”事实的揭露，不是出于凭空的杜撰，而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具体事实是：“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党，据满要津。司农曰布，强悍而险刻；中丞曰绾，善柔而阴谗；曰向，剥下附上；曰起，很深；曰绛，苛佞；曰绎、曰琥，险回忮忌；曰定、曰秩，藏奸包慝；曰坰、曰确，狂诞轻狡；曰惇、曰将，阿谀巧辩；曰宦官昉，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虽持丧家居，而中外畏之犹若在朝。其下蜮狐山鬼，夜号窟居，以恐动人者，虚处皆是，不足一一为陛下道也。盖未尝公心求一吉士以为朝廷。故天下谓其不以其腹心事陛下者，非妄也。陛下知以权与之，而不知与之过；知以诚信之，而不知信之之弊。与之过，故难制；信之蔽，故易欺。三、四年来，天下不知有朝廷，而只知有安石。福随其喜，祸随其怒。四方之人，如瘖如哑，不敢吐气。以至青天白日，舞奸攘权，以斵王室，而曾不为人。”王岩叟为此提出了防范的措施，首先“愿陛下密择一二正人，以他事使于四方，使潜采公议；及遴选一二亲信，访于都城，使尽录众说”，其次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望“陛下旷然奋英断，自收主权，诛大奸而窜群恶，以一清中外”。王岩叟在奏章当中，反复说明具有“忠德”大臣的重要作用，甚至将忠臣视为保持朝廷拥有尊严的压舱石：“王室之所以尊者，以老成在侧，忠鲠在庭也”。王安石为了达到施行“奸术”的目的，首先采取的手段就是设法毁掉这块“压舱石”，其具体方法是“离间老成，弃逐忠鲠，独为陛下引顽童，进柔佞”。王安石诸如“朋邪壅之，或近在辇毂之下，国门之外，而君父不知。赤子嗷嗷，控告无路”等一系列“陵王室”“卑王室”“弱王室”“危王室”“翳王室”的行为，在人们心目当中引起的反映，王岩叟将之总结为“忠臣义士，言之及此，往往声泪俱发”。王岩叟认为，王安石这样的“大奸”及其党羽，完全可以根除，其具体方法已经在上面有所表述，这里不必重说。需要说明的是，王岩叟认为，“大奸”被根除以后，面前出现的将是一片光明境界：“可以激忠义于已阑，消祸灾于欲起，尧舜之治，咫尺在前”。王岩叟在通篇奏章当中，对王安石的道德界定，虽然开头以“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欺世，谈高致以要君，可谓借凤羽翰以文枭音者矣”作为关键表述话语，没有出现类似于吕诲所云“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话，但“性非忠良”实际上就是“大奸”的同义语，更何况后面还出现过直接针对王安石所说“诛大奸而窜群恶”的“大奸”说。王岩叟在如上长篇奏章当中，共出现“忠”字8次，“奸”字4次，形成明显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格局。而且一部分“忠”字的出现，是为了衬托王安石的“大奸”所致。这就使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了，在弹劾王安石的奏章里面，以“奸德”的确认作为发起攻势的表述习惯，是彼时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述方式。这里并不是说，凡是有关于弹劾王安石或者上书给皇帝论及王安石的奏章，完全与上述所提及的奏章，采取了相同的大格局表述。可拿杨绘《上神宗论王安石》（《宋朝诸臣奏议·上神宗论王安石》卷115）^[31]来看，全篇没出现“奸”字，但不等于在奏章里面没有给王安石以道德定性。在“臣谓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为宰相”的表述当中，似乎是给予了道德上的肯定。其实不然，可以往下去看：“唯于知人之道，或恐不能无失焉。以臣之愚而观之，其失在于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而已。”以下一一列举出了王安石“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的事实，充分说明王安石是一个“其始徇我，则爱之荐之以为贤；其终违我，则憎之排之以为不贤”的宰相。这样的宰相长期在位，必然会导致“人知徇之者得路，则刻薄者望风而进矣；人知违者而得怒，则阿谀者必登门而附矣。以阿谀而被用者，唯富贵是图，必无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激是务，必无爱人之道。戾之者日去，顺之者日众。戾之者日去，则间或有守之君子也；顺之者日众，则其间或有诡随之小人也”的局面出现。这样陈述客观事实的出现，难道是对王安石道德的肯定？有常识性知识储备的人，都能看懂这些话当中包含的意蕴。杨绘后来受到贬黜的惩罚，不能说与对王安石的触犯无关。

面对诸多弹劾王安石的奏章，宋神宗赵顼没有改变对王安石的态度，除了坚持熙宁变法的正义性之外，与始终以王安石为忠臣的观念，也有极大关系。从后来司马光推荐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续资治通鉴》卷78）^[32]的奏章来看，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与君主认定其为具有忠臣的品质有很大关系。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安石本人在变法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为世人所公认。但最后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实在是极其复杂的。邓广铭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只是由于宋神宗不肯背离其乃祖乃宗所订立的家法之故。”^[33]对于邓广铭的如上结论，这里不敢随便加以评论。从如上几件弹劾王安石的奏章里面，多少可以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弹劾者一方看来，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政治愿景是“尧舜三代”，而不是在大敌当前，需要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上，进行一次巨大的双丰收获取。这就充分反映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人们的意识，普遍没有达到追求变法的高度。人们的话语表述，只是在旧有传统的“忠奸之辨”圈子里面打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大胆进行物质文明的推进，人们就会将这种行为视为见利忘义的“奸”，加上王安石在具体行事的过程当中，过分地看高了自我的能力，确实存在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方面，得罪了为数甚多的关键人物，而且动辄动用皇权打压异己，以至于在执政的环境当中，为自己画下了难以退出的圈子。这样一来，对方给予“大奸”的道德定性，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大奸”必诛是古人的“善治”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历史环境当中，进行富国强兵的变革，仅仅以前人的变法图强经验作为参考是不行的。变法需要执政权力，也需要舆论权力，更需要在全社会拥有各行各业人才的助力。舆论权力并不是简单地控制御史台等一些纠察机构以及控制向皇帝进谏的通道。需要在举国上下统一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对于前进的目标给予合理的规划，使国内的形势能够顺应变法的需求。“在全社会拥有各行各业人才的助力”，是指变法需要从综合层面进行，不能仅仅是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34]等十个方面，至为关键的一面当是，要培养出大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才与生产管理人才以及行政管理人才等，使国家走上以发展生产（不能仅仅追求发展农业生产，也不是仅仅发展军事工业）为主要建设目标的前进道路。这一点连王安石自己恐怕也办不到甚至是没有想到，所以当犹如潮水一般的弹劾奏章，而且是充满了传统话语的奏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新党”一伙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招架的。改变皇帝制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为主的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搜刮下层百姓的措施，是完全可以进行下去的变法措施，由此可以使全社会普遍受到变法的获得感，也是可行的措施。在全社会普遍得到赞誉的情况下，逐步整顿官吏管理制度，促使在满脑子里面装着只见“义”而不见“利”的言官，少出一些吹毛求疵的额外话语，以此来保证变法尽可能受到少一些的外在阻力，就不是遥望当中的海市蜃楼，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