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北宋忠奸之辨研究

“汤武革命”“汉唐开基”“革故鼎新”的治理目标，是全面的综合指标，是将人类带入新纪元的目标，除了物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文明，给予大幅度提升以外，精神文明建设（这里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指“狭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后不再提示，只以统一的“精神文明建设”称呼）也必须同步进行。宋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古代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判断与邓广铭所说的中国文化“在两宋期内居于全世界领先地位”^[123]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说是完全的同位语。可以这样说，对于如上诸多成就的取得，能够转换表述为，北宋几位皇帝如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等在施行统一的“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优待被征服者”^[124]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使国家政权得以高度巩固。在国家政权得以高度巩固的举措当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间接作用，也是必须要看清楚的重要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建设当中的双翼，缺少任何一翼，都会使新型王朝折戟沉沙。宋太祖赵匡胤作为深深谙熟治国之道的帝王，从黄袍加身的那一刻起，就承担起了走向“汤武革命”“汉唐开基”“革故鼎新”奋斗目标的重任。因此，一场前无古人、承先启后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战斗号角就此吹响了。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这里既不可能进行“微观”考索，也不可能是“中观”探究，更谈不上是“宏观”把握（“三观”说为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序言所说^[125]）。这里就特定范围的文化工程建设、学术工程建设、教育工程建设、科举取士工程建设、道德工程建设（指具体的在道德教育上所采取的措施）等合而为一最终形成以追求道德水准提升为总目标追求与总体综合效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问题，做出大致梳理，以便为本书的第一章所论问题寻找第二条得力证据。

“克明俊德”（《尚书·尧典》）^[126]“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原话为“致知在格物”）^[127]之所以成为后人追求君子人格的座右铭，并将出自于儒家两部不同经典的话放在一起，成为“克明俊德，格物致知”的表述方式，加以高度重视，就在于其中道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十足内涵。就像《圣经》所体现的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是每一个信众必须明白的一样，自从汉代以后，从事治国理政以及古代的读书人，没有谁不知道儒家经典当中有如上两句至理名言，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往往要当成具体行动的指南。与此同时，对于帝王而言，既是选人用人必须坚持的准则，也是个体修为的努力方向。对于士人来说，要想实现自身的价值，抛开“克明俊德，格物致知”的追求，在人才竞争的市场上，必然会处于劣势状态。无需解释的是，“克明俊德，格物致知”即是“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古训。“克明俊德”的施行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选人用人的主体，要坚持以德为先，需要具有任用贤德之人的胸怀。与此同时，作为选人用人的主体，又是一个鲜明的个体。作为个体来说，不论是帝王，还是士人，都要将道德修为作为人生的必修课加以高度注意。“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的涵义要看古人的解释：“‘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孔颖达《礼记正义》）^[128]其中所云的实质，就是一个人要具有分辨事物善恶的才能，这样便生成了在重视“道德”的同时，又突出了“才”重要性的衡量准则。合而言之，即有“德”有“才”是人生必须追求的两大目标，同时也是选人用人必须要看重的两个方面。宋太祖赵匡胤是集文韬武略于一身的帝王，对五代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王（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等人以及自身“被迫”黄袍加身的事实，记忆十分清晰，再加上对“克明俊德，格物致知”等诸多儒家经典的谙熟，势必要在新的时期，加强对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宋太祖赵匡胤重视道德建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请看一段史实记载：

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赵光义）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晋王赵光义）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续资治通鉴》写为‘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王（晋王赵光义）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晋王赵光义）出，上顾左右曰：“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29]

以上是宋太祖赵匡胤意欲迁都洛阳、长安，由于诸位大臣的极力劝谏而未能施行的事件。清人毕沅毕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里面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诸多大臣的劝谏当中，时为晋王的赵光义所敬上的劝谏起了关键作用。晋王赵光义的两次进谏当中，“在德不在险”的进谏又是打动宋太祖赵光义的根本观点。“在德不在险”的话，直接针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续资治通鉴》写为“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发，针对性非常明显，不知语境的听众，一定会感觉到其中存在呛人的意味颇为明显，但正是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表述，却切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晋王赵光义的忠谏，宋太祖赵匡胤没有给予当面直接回应，只是采取了“上不答”的方法。等到晋王赵光义出去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给予了“言固善”的评价，虽然充满了对不迁都将会带来“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担忧，但最终还是做出了“今姑从之”的决定。宋太祖赵匡胤做出如此决定的根本，并不是仅仅体现能够从谏如流的虚怀如谷姿态，而是为以“德政”为主来治理国家的进谏所打动。晋王赵光义所说的“德”，可以是“德政”的意思，可以是皇帝自身多方面加以道德修养的意思。但从“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续资治通鉴》写为“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的宏大愿望上看，无疑是将之理解为“德政”最为合适。宋太祖赵匡胤宁可放弃自己“欲据山河之胜（《续资治通鉴》写为“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的主张，反而听从“在德不在险”的谏议，确实是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信号。

宋太宗赵匡胤重视道德建设的事实不唯如上一例，还可以举出如下史书当中所记载的两个事例，录下以便观览：

朕奄有万国，于今四年。寅畏上元，忧勤庶政，非敢逸豫，期于底宁。而德教未孚，干戈未戢，赋调无减，刑罚尚繁。永言生民，讵臻富寿。一念至此，予心剔然。至于二叛诛夷，三湘欸附，皆宗庙垂庆，公侯协谋。集是大勋，顾予何有？囗思损益，以答天休。而中外同辞，猥加徽号。手诏避让，至于再三。所请益坚，情不可抑。噫！尊我以应天广运之号，加我以仁圣文武之名，复兼至德之称。深惟溢美之惧，群公卿士其将何道以弼予。无使名过于实也，勉从众议，良愧朕心。（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上尊号第三表允批答-百僚三上表上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

朕自临御万邦，躬亲庶政。惟小心而自励，虑大化之未凝。至于边境无虞，寰区甫定，复土疆西蜀，被声教于南荒，风雨应时，岁年屡稔，此皆乾坤垂祐，文武协谋。顾惟冲人，何力之有？将伸报谢，用展虔恭。大庆殊休，未洽以庶汇。鸿名懿号，先加于眇躬。三拜封章，过陈虚美。夙夜是念，岂能当之。徒嘉奉上之诚，难徇推尊之请。宜体朕意，即断来章。（宰相等上尊号囗表不允批答-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九月丙申）

今汾晋未平，燕薊未复。谓之一统，无乃过谈。仍曰太平，实多慙德，固难俞允。（晋王等上尊号第一表不允批答-开宝九年［公元976年］）^[130]

从上述三件诏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当中都有关于德政方面的确切词汇，如第一件当中的“德教未孚”，第二件当中的“被声教于南荒”（“声教”与“德教”是同义语），第三件当中的“实多慙德”，都将“德”置于突出位置。在上述几件诏令当中，所表现出的谦和态度，本身就是令德的表现，这是无需一一加以甄别的问题，故这里不去反复考索。

宋太祖赵匡胤对道德的重视，还表现在对晋王赵光义的评价上，请看宋太祖赵匡胤所颁发的《开宝遗制》，录全部内容如下：

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某，天钟睿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蕃，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祚。（《宋大诏令集·开宝遗制》卷7，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一月甲寅）^[131]

晋王赵光义所具有“愈彰厚德”的道德秉性与“天钟睿哲，神授英奇”的才能特质一并，成为被宋太祖赵匡胤看中可以即皇帝位的资本，这绝对不是随口说出的敷衍话语，或者是建立在同父母弟兄情感的基础上所发出的溢美之辞，而是完全出于心目当中评价人物的根本标准，这可以视为宋太祖赵匡胤努力践行“克明俊德”古训的良好证明。

宋太祖赵匡胤又是自身道德修为的模范，这从《太祖谥册》的全文当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为了说明问题，录出全文供观览：

维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6年）岁次丁丑，三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哀弟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上言曰：伏以膺图受命，千年肇启于洪基，表行称功。万世永扬于茂实，囗哲王之懿号。乃历代之通规，敢凭稽古之文，虔举易名之典。伏惟大行皇帝量包四海，道冠百王，顷事周朝，实当大任。貔虎内权于万旅，干戈外奉于四征。专战伐而立功勋，历艰难而创皇业。三灵睠命，兆庶乐推。既应天以顺人，乃变家而为国。自临大宝，光宅中区。端拱九重，留心万务。响明而治，唯道是求。公车征草泽之贤，束帛聘邱园之秀。勤恤民隐，澄清化源。秣马厉兵，陈师鞠旅。偏将南征而湘中定，灵旗西指而剑外降。岭表金陵，相继面缚。削平区宇，混一车书。万物于是由庚，二仪以之贞观。然乃无为而治，让德于天。四登圆坛，告类上帝。神功圣德，冠绝古今。方修检玉之仪，遽趣上仙之驾。诉穹旻而靡及，痛弓剑以俄遗。因山之陵寝既成，陟冈之孺慕何已。臣虔遵顾命，俾奉宗祧。徒知怀翼翼之心，何以继安安之化。爰征旧典，奉上尊称。谨遣摄太尉、皇弟、协谋同德守正保顺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开封尹、兼归德管内河隄等使、上柱国、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齐王廷美，奉宝册，上尊谥号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宗。伏惟俯鉴至诚，允膺盛礼，陵迁合变，长垂不朽之名，地久天长，永福无疆之祚。（《宋大诏令集·太祖谥册》卷9）^[132]

《太祖谥册》是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以后，以他的直接继位者宋太宗赵光义的名义发出的为死者盖棺论定功德的总体评价。就通常所能见到的“谥册”而言，其中往往不乏有溢美之辞，所以为人讥笑的“谥册”也不时可以见到。《太祖谥册》的施与对象是开国帝王宋太祖赵匡胤，人们对这位领袖的丰功伟绩知之甚熟，因此给出一些颂美之辞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相对于北宋几位皇帝的“谥册”来看，《太祖谥册》当中最为明显的，除了追述其人一生的丰功伟绩之外，则是对宋太祖赵匡胤道德品行的倍加突出。可以看到的是，在具体字眼的使用上，在“谥册”全文的400余字当中，就有3次直接针对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品性的“德”字出现，其具体表述是：“然乃无为而治，让德于天”“神功圣德，冠绝古今”“上尊谥号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尤其重要的是，给宋太祖赵匡胤的谥号加上“英武圣文神德皇帝”的真实道德评价内容，在北宋诸位皇帝当中实为少见（宋太宗赵光义为“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在“烛影斧声”中即位的皇帝，不配有“圣德”之称，这是明显的溢美之辞，宋真宗赵恒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宋仁宗赵祯为“神文圣舞明孝皇帝”，宋英宗赵曙为“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宋神宗赵顼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宋哲宗赵煦为“钦文睿舞昭孝皇帝”，宋徽宗赵佶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其中的“仁德”为溢美之辞，因为其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徽宗甚焉”，宋钦宗赵桓为“恭文顺德仁孝皇帝”——“顺德”与“神德”不是同一个档次的道德评价）。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一月，又给宋太祖赵匡胤加上了“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谥号。还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的时候，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一月，就被加上了“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尊号，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十一月再加“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尊号。从上述可以看出，不论如何变化，“德”的褒奖评价一直是居于关键位置的鉴定内容。

宋太祖赵匡胤对道德的强调，在选人用人上无疑有着突出表现。可以看到在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流传下来的“拜相制”诏令当中，具有明显强调道德重要性的实例，下面录出两例供观览：

财成天地者，元后之道。夑理阴阳者，冢宰之权。其有早践严廊，久参机务。既著弥纶之效，宜升辅相之资。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文作国华，才为人杰，夙推重望，久服大僚。朕自只膺宝图，茂建皇极，酌用旧制，简求辅臣。特命预大政于万机，下丞相之一等。顾惟全德，无忝明恩。于今历年，厥有成绩。畴庸之典，无所吝焉。是用擢正台司，仍兼史职。懋官进秩，真食增封。於戏！知臣者君。予虽惭于往圣，以道佐主。汝宜念于前贤，永保令图，以承休命。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兼修国史、兼提举淮南、湖南、岭南诸州水陆三司发运等使、仍进封河东郡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薛居正拜相制》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九月）

辅弼之臣，邦家是寄。缉熙庶政，必赖其嘉谋。镇抚四夷，实资于重德。睠机衡之近列，有霸府之旧僚。畴佐命之功，俾当爱立。委调元之任，允契具瞻。枢密副使、尚书户部侍郎沈义伦，儒行饬躬，贞规迈俗，保晏婴之俭德，富韦贤之经术。自首建兴运，历践通班，掌漕坤维，清风播于远俗。询谋密地，素履光于盛时。是宜擢副鼎司，倚为国相。正中枢之贵位，冠仙殿之群儒。式重元勋，且符公望。於戏！创业垂统，予方致于治平。当国秉钧，尔宜思于经制。务恢远略，以赞永图。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提举剑南、荆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仍进封吴兴郡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宋大诏令集·沈义伦拜相制》卷51，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九月）^[133]

薛居正、沈义伦与范质、王溥、魏仁浦、赵普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宰相，但唯有拜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宰相制保存下来，其余几位拜宰相制均不见。三篇拜宰相制当中，对赵普的评价高出一般的宰相，有“功参缔构，业茂经纶。禀象纬之淳精，契风云之良会，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沃心方伫于嘉猷，调鼎膺于大用，俾践台衡之位”（《赵普拜相制》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正月庚寅）的高度评价，已经到了没有必要用“德”字来推高其道德品行位置的程度。用如上话语评价赵普，不为过度的虚假溢美，这是因为赵普在缔造赵姓王朝的过程当中所充当的角色，宋太祖赵匡胤是最为清楚的人。日后在内忧外患一起袭来的环境当中，为巩固新型政权所付出的努力（包括“杯酒释兵权”等诸多建议的提出，其事迹可见于多种史书记载），也是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宋太祖赵匡胤在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正月拜赵普为宰相，实是知人善任的英明之举，赵普因此也就成了赵宋王朝非常有作为的开国宰相。薛居正、沈义伦与赵普相比，当是后来者，所建立功业的性质也不可与赵普相比，这就注定在宋太祖赵匡胤所下的拜宰相制里面，有着不同的内容表述。薛居正（公元912—981年）年长于赵普（公元922—992年），而拜相时间却远远迟于赵普。赵普是武人，读书不多，宋太祖赵匡胤不止一次叮嘱其多读书，成为上下左右人所共知的事情。薛居正在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就已经取得了进士资格，平生喜好读书，文思敏捷，落笔犹如风雨，往往不能自休，曾经任监修《旧五代史》之职，于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薛居正也有亲征作战能力，是文武集于一身的大臣，与宋太祖赵匡胤心目当中的人才标准，颇有一致之处，曾经得到过“忠正”的好评，因此早就被宋太祖赵匡胤所看重。在宋太祖赵匡胤的眼里，薛居正是“文作国华，才为人杰，夙推重望，久服大僚”的人中偶像，所以用“顾惟全德，无忝明恩”的更高道德标准来加以要求，可以看出宋太祖赵匡胤在用人的时候，突出强调道德追求的重要性。沈义伦（公元909—987年）与赵普同时投入宋太祖赵匡胤幕府，是长期主掌财政的大臣，但又以廉洁守正而著称，为人光明磊落，生平当中因不屑于参与迫害皇弟赵廷美的阴谋活动，而饱受众人称颂。《沈义伦拜相制》当中的“保晏婴之俭德”就是对其人廉洁守正道德的直接褒扬。“镇抚四夷，实资于重德”与“缉熙庶政，必赖其嘉谋”的表扬里面，包含着宋太祖赵匡胤对沈义伦有德有才发现的意味。而“镇抚四夷，实资于重德”与“缉熙庶政，必赖其嘉谋”句子先后次序的安排，与“保晏婴之俭德，富韦贤之经术”句子先后次序的安排一样，都将“德”置于前面，实是重视用人以德为先的观念体现，读者应该加以仔细体会方可识得其中的意蕴。宋太祖赵匡胤对人品道德的重视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形成了在为死者赠谥号的时候，往往要根据道德的表现来选择具有褒奖、贬损意味的谥号。这个现象也出现在给沈义伦追赠谥号的事件上。依据沈义伦生前的表现，应该得到褒奖意味的谥号，是无可辩驳的。但同样是受到褒奖意味的谥号，依然存在着所受褒奖程度的区别。就一般情况而言，得到“文”的谥号，要比得到“恭”“惠”等谥号的褒奖程度高。查沈义伦传可以知道，其人所得谥号为“恭惠”。彼时的当事者为此进行了一番争论，争论者的一方坚持将“恭惠”改为“文”，其目的明显在于提高褒奖程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请看《宋史·列传第二十三》有关记载：

初，有司议谥伦曰恭惠，继宗（沈义伦之妾田氏所生之子，田氏后来转为正室）上言曰：“亡父始从冠岁，即事儒业，未遑从贼，遽赴宾招，叨遇明时，陟于相位。伏见国朝诸相，薛居正谥文惠，王溥谥文献，此虽近制，实为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学，即尝历集贤、修史之职，伏请改谥曰文。”

判太常礼仪院赵昂、判考功张洎驳曰：“沈伦逮事两朝，早升台弼，有只畏谨守之美，有矜恤周济之心。案《谥法》：不懈于位，与夫谨事奉上、执事坚固、执礼御宾、率事以信、接下不骄、能远耻辱、贤而不伐、尊贤贵让、爱民长悌、不懈为德、既过能改，数者皆谓之恭。又云，慈民好与，与夫柔质慈民、爱民好柔、宽裕不苛、和质受谏，数者皆谓之惠。由汉以来，皆为美谥。如唐相温彦博之出纳明允，止谥曰恭；窦易直之公举无避，乃谥曰恭惠。而沈伦备位台衡，出于际会，徒能谨饬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忠信接礼曰文，宽不慢、廉不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张说之谥文正，杨绾之谥文简，人不谓然。盖行义有所未充，虽蒙特赐，诚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孙，许其为父陈请，则曲台、考功之司为虚器，而彰善瘅恶之义微矣。继宗以其父曾任集贤殿学士及监修国史之职，辄引薛居正、王溥为比，则彼皆奋迹辞场，历典诰命，以文为谥，允合国章。至于集贤、国史，皆宰相兼领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伦谥，伏望如故。”从之。（《宋史·沈伦传》卷264）^[134]

争论者另一方拒绝的理由，不管充分与否（“若夫大臣子孙，许其为父陈请，则曲台、考功之司为虚器”的说法，有强词夺理的官僚气息），总之还是抓住了“而沈伦备位台衡，出于际会，徒能谨饬以自保全”这个有关道德操守的问题出来给予了答复（还有其他理由，读者可以详细查看上述引文）。提出问题的一方，所依据的主要理由，也与道德操守密切相关（还有其他理由，读者可以仔细查看沈义伦之子提出改谥的理由）。

通过如上论述可以看出，宋太祖赵匡胤重视道德问题，所涉及到的面非常广泛。既有要求个体的道德提升，也有要求全体社会道德的提升；既有要求统治者的道德提升，也有要求被统治者的道德提升；既要求有选人用人重视道德的提升，也有要求被选中者的道德提升；既有要求在理论上说教的道德提升，也有要求在实践当中考核的道德提升；既有要求直接的道德建设档次提升，也有要求间接地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总体工程的方式来促进道德提升。诸如此类，不一一述来。

宋真宗赵恒对道德建设的重视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请看如下一段史实记载：“丙子，帝（宋真宗赵恒）谓辅臣曰：‘庶官中求才干则不乏，询德行则罕见其人。夫德为百行之本（道德是一切品行的根本），德行之门必有忠臣孝子（有品德的家庭必然会培养出忠臣孝子），岂无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务，多不修举（大多没有干好），而捃拾他局利害（却挑剔其他部门的利害得失），以图进身。若能自干本局（如果能够各自干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则百职不严而肃，又何患乎政事之挠渎哉（又担心什么政事的扰乱败坏呢）！’”（《续资治通鉴》卷20）^[135]皇帝要求大臣具有忠臣的道德情操，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也就自然会制定加强道德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培养出忠臣、孝子，从表面上看，是具体家庭的问题，但从根本上看，实际上是全社会的问题。因此在宋代这样一个新型王朝出现以后，有关忠臣、孝子的道德建设，必然要出现全新局面。

道德建设在总体上从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这里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将狭义的文化工程建设、狭义的教育工程建设、狭义的道德工程建设，作为论述的主要目标，以便发现在宋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全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水准全面提升的全新局面。

第一，狭义的文化工程建设。宋太祖赵匡胤为宋代社会开创了风气，其中之一就是全面重视文化工程建设。重视文化工程建设的由来，与宋初几位皇帝的个性有关。为世人明白如常识的问题是，宋太宗赵匡胤以“性好艺文”而著称，宋太宗赵光义更以“锐意文史”载于史册，宋真宗赵恒同样具有“道遵先志，肈振斯文”的美誉。加上对于武人跋扈的深刻记忆，从宋太祖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起，就形成了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理念，于是一系列有关右文的国策，就此开始逐步加以完善了。鉴于本书的性质，这里不可能对右文国策以及一些具体举措加以一一诠释。这里意欲讨论的问题，仅仅是如下几个方面：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且将这种做法入载官方文书，意欲成为永久规定。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又下令用一品礼仪祭祀孔子。之所以有这样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大力提高儒学的地位。儒学是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学问，或者可以称为帝王之学，也是教导臣下如何服从帝王的伦理道德学问。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是倡导以文德治理天下的首创者。提高孔子的政治地位，无疑为右文的提倡与尊敬儒学之士做出了示范。宋太祖赵匡胤对崇政殿说书制度的奠定，对右文国策的充实，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作宰相当须用儒者”等圣旨的发出，对谙熟于儒家经典思想精神的儒臣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信号，对于推动整个社会读书风气的形成，也具有强有力的号召作用。如果要论宋太祖赵匡胤对于狭义的文化工程建设所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只可以说是间接的措施，那就是除了上述之外，还通过科举考试的定期举行来促进全社会对文化、道德事业的重视。有据可查的事实是，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期间，共进行过15次进士考试，共录取进士近170人，^[136]虽然人数不算多，但几乎能够保证每年进行一次进士考试，却是北宋任何一位皇帝无法比拟的。进士考试的内容，无疑离不开儒家经典。根据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所下诏书“旧制，《九经》（唐代已经有了《九经》的说法）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137]来看，《九经》是进士考试的必须内容。除了进士考试之外，还有专门集中于一种科目的考试，如《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以及学究、明法等考试^[138]。不论哪一种考试，对于儒家经典来说，都是必考科目，这样就预示了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儒家经典在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必然要受到极大重视。宋太祖赵匡胤开了风气之先以后，宋代的各位皇帝，没有偏离已经规定下来的航线，在右文的国策执行与进一步弘扬上，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拿尊孔与崇儒来说，宋真宗赵恒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同一年间，前往泰山封禅的时候，结束之后亲自到曲阜孔子庙举行祭祀大礼，在孔子坟墓前拜谒。自己亲自祭拜孔子以外，还诏命翰林学士晁迥代替自己去祭奠孔子的父母。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赵恒赐孔子庙“九经”“三史”，诏立学舍，选儒生讲学，重振了孔子故乡学风，以便能够影响全国。在同一年里，宋真宗赵恒做出追封孔子七十二弟子的决定，诏令中书、门下两制馆阁分别撰写“赞文”，他自己则亲自撰写《文宣王赞》，高度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这说明在宋真宗赵恒执政时期，对孔子与儒家经典服务于治国理政的根本精神，有了更为精准的认识。宋真宗赵恒还更为别出心裁地撰写了《崇儒术论》，还以刻石的形式树立在国子监门前，成为不堪更改的不二学规与大臣行为的指导方针，其具体内容是：“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寖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至也。为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谓难哉？”（其中包括《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的内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139]宋真宗赵恒在继承“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这个方面，确实做到了“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而且使右文崇儒的风气得以进一步弘扬，成为得到“涣文明以施化，家兴礼让”“文以化成，明以临照，圣以广运，元以法天”（《宋大诏令集·真宗谥议》卷8）^[140]等政绩评价的根据之一。在儒家经典的颁行上，宋真宗赵恒早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时候，诏命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邢昺总领其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校订十二部儒家经典，并经过朝廷授命，在全国刊印颁行，从此之后，儒家的十二经有了政府法定的统一注疏。对儒家经典以文化工程建设的形式，加以大力推行的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前三位皇帝当中，迈出步伐最大的一位。其具体表现是，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诏命孔维等人分别校勘唐人孔颖达撰写的《五经正义》，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应国子监李至的请求，诏命其人总领其事，崔颐正、孙爽、崔偓佺、吴淑、舒雅、杜镐等人参与，开始校订《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尔雅》等七部儒家经典的往日旧疏，为以后宋真宗赵恒时期十二经的完整官方法定注疏的出现，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有了十三经，即除了已有的十二经以外，另外加上了《孟子》，这是南宋时期朱熹所做出的贡献）。宋太宗赵光义在狭义的文化工程建设上的另外举措是，继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之充实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以后不再提示），三年（公元965年）灭掉蜀国，又派孙逢吉去成都收取后蜀法物图籍一万三千卷充实三馆，四年（公元966年）下诏书面向全国征求民间珍藏图书，得到献上的书籍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平定江南，第二年（公元977年）派吕龟祥收金陵图籍二万余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一》卷174）^[141]，送交史馆等一系列收集图书典籍的举措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收集图书典籍的事例与实际数量可以参照吕夷简修撰的《三朝国史·艺文志》，见民国年间赵士炜所辑《宋国史艺文志辑本》，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刊《古佚书录丛辑》铅印本），开始了进一步注重图书典籍收集与编辑的文化工程建设工作。宋太宗赵光义首先从宏观政策的把握上做起，即在即位以后不久，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在这个高度关注图书典籍具有社会教化意义的宏观指导性质的圣旨发出以后，随即下诏书要求“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酧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在这个诏令的促动下，举国上下出现了献书的热潮，使所缺少的书目得以补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42]宋太祖赵光义的个性特征与宋太祖赵匡胤颇为相似，即同为武人出身，又都具有喜欢读书的文人气质。这就决定了宋太宗赵光义在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政治遗产当中，必然会对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的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虽然史书记载晋王在宋太祖赵匡胤病重期间，接受“后事”安排的时候，“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虽然这个记载引起人们对晋王的怀疑，但宋太宗赵光义在执政期间，依然能够全盘继承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基业，是为不假）。因为如此，宋太宗赵光义在即位伊始，就将图书典籍视为国家的“致治之先，无以如此”，于是把与图书典籍相关的事业当成了首选的文化工程建设加以高度关注。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亲自查看三馆房屋建设情况，“恶其湫隘，顾左右曰：‘此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邪！’”随即拨出资金下令扩大建筑面积，还亲自规划“别建三馆”，赐名崇文院，“尽迁旧馆书以实之，正副本凡八万卷。”（《续资治通鉴》卷9）^[143]崇文院的建设堪称彼时同类建筑之一流，形制上“轮焕壮丽，甲于内廷”，具体铺排可见“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取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144]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己未，上幸秘阁观书，赐从臣及直馆阁官饮。既罢，又命皇城使王继恩召马步兵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饮宴，纵观群书。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45]的记载来看，在崇文院当中，又新增加了供皇帝阅读的秘阁，是为“三馆秘阁，又称馆阁”^[146]，其中珍藏的书籍更为珍贵。诸如此类举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对促进右文风气的进一步形成，无疑具有无声的推动作用。上述仅仅是加强文化工程建设硬件动作的一个方面，而对已经缺失文献典籍的访求，依然是文化工程建设在硬件上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一点对于宋太宗赵光义来说，是早已心中有数的谋划。查《宋大诏令集》可以知道，宋太宗赵光义曾经两次正式以诏书的形式，下达命令征集遗失在外的图书典籍，为被保存下来同类诏令当中的最多者。下面录出两件诏令以便观览：

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访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据录所少书，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已（以）上者，与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宋大诏令集·诏求三馆阙书诏》卷158，太平兴国［公元976年］囗年正月壬戌）^[147]

“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虽及购求，尚多亡逸。特将恩制，用广搜延。应中外官及民庶家，有馆阁所少书籍，并令进纳。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已（以）上，当量材录用。”（《宋大诏令集·访遗书诏》卷158，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甲子）^[148]

《诏求三馆阙书诏》的大致内容在以上《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当中，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照录，虽然各种史书的记载有个别字眼的不同，但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可以不必在乎其中的个别字眼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诏书所发时间值得稍加甄别，因为《宋大诏令集》明显以“囗年”记载，说明具体时间不明。有些学术著作将此诏令发出的时间确定为“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149]明显与“太平兴国囗年正月壬戌”所记不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的时候，没有将诏书全文录下，只是以转述的方式概括了诏书的大致内容。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的内容来看，诏书所发时间在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正月壬戌，是否《宋大诏令集》将“雍熙元年”错写为“太平兴国囗年”？“正月壬戌”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大诏令集》所共有，因此错处只在诏书所出具体年代。按照如上逻辑与材料推定，诏书所发出的时间，当以《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为准，即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正月壬戌，将时间提前到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只是按“太平兴国囗年”的逻辑推定，有不合理之处。诏书里面将图书典籍的收藏，视为“致治之先，无以加此”给予高度重视，在开头的时候，已经做过引述，这里拿出文献出处，给予明确宣示，也是有必要的。

北宋前期几位皇帝当中，类似于宋太宗赵光义以皇帝诏书的性质，访求图书典籍的诏书，保存在《宋大诏令集》当中的，还可以看到有宋仁宗赵祯所颁发的一件内容最为详细，其具体内容是：

朕闻自昔致理之君，右文之世，曷尝不以经籍为意也。盖化民成俗，其由学乎！我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残阙，散落殆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才仅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购募所至，异本间出。补缉整比，部类渐多。朕继绍先志，罔敢失坠。景祐中尝诏儒臣，校定篇目，伪滥重复，并从删去。艺文之盛，粲然详备。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以今秘府之所藏，比唐开元旧录，年祀未远。遗逸何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应中外士庶之家，有收馆阁所阙书籍，许诣官送纳。如及五百卷，当议与文武资内安排，不及五百卷，每卷支绢一匹，令进奏院遍牒四京并逐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县镇，委自知州通判等，多方探访。如士庶之家，有收藏得上件书籍，及别有奇书，令具名件卷帙、所撰人姓名年代，逐旋缴连闻奏。内在京者，仰于崇文院投纳，仍令编定所看详。如部秩完全，的非伪滥，即仰开坐闻奏，当议依诏推恩。（《宋大诏令集·求遗书诏》卷158，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八月壬申）^[150](www.xing528.com)

宋仁宗赵祯所下如上诏书，比之于宋太宗赵光义所下诏书，除所出内容更加全面、丰富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对征集遗书意义的阐述以及对献书者待遇的详细规定，对所献书籍的真伪鉴定，对所收集遗书的送达路径等，都有了不厌其烦的说明，而且对具体经办部门的工作效率，均以“仰”（“切望”之意，旧时公文当中的惯用语，为上级对下级提出要求时使用）字作为规定，殷切希望的意味十分明显。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如上诏书当中，对于献书者的奖励规定，与宋太祖赵匡胤对献书者的奖励，在原则上没有丝毫区别。我们可以看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所下诏书：“凡进书者，先令史馆点捡，须是馆中所阙，即与收纳，仍送翰林学士院引试，验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得具名以闻。”（《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十五）^[151]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开了这个风气以后，献书者经过验定以后，可以得到不同待遇，即成了用人的定式之一，这对鼓励全社会形成广泛读书的氛围，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宋太宗赵光义对文化工程建设的重要作为，还表现在花费很大精力，以官修的方式去编辑书籍上。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期间官修的书籍有《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北宋共有四部大型官修书籍（如上三种之外，另加《册府元龟》——《历代君臣事迹》），其中三部即于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期间官修而成，可以想见所付出的努力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所收集的内容各不相同，作为常识性的问题，这里还是有必要稍事加强以介绍，以便为本书的主题服务。《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共1000卷,由李昉、宋白奉敕编选。此书所选诗文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共收这个时期近2200位作家的诗文两万篇、首左右。在这些诗文当中，唐代的诗文几乎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苑英华》虽然是萧统《昭明文选》之后有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但从实际情况看，说它是唐代的诗文总集，也是可以确立的命题。《文苑英华》的修纂，开始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参加的人主要是李昉、扈蒙、徐铉、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李穆等，后来李昉等人改任其他职务，又增加了苏易简、王祐、范杲、宋湜哦，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完成。全书共1000卷，文体分为赋（150卷）、诗（180卷）、歌行（20卷）、杂文（28卷）、中书制诰（30卷）、翰林制诰（49卷）、策问（7卷）、策（25卷）、制（73）、表（50卷）、笺（1卷）、状（16卷）、檄（2卷）、露布（2卷）、弹文（1卷）、移文（1卷）、启（15卷）、书（26卷）、疏（2卷）、序（43卷）、论（21卷）、议（9卷）、连珠、对喻（两者合为1卷）、颂（7卷）、赞（4卷）、铭（5卷）、箴（1卷）、传（4卷）、记（37卷）、谥哀册文（4卷）、谥议（2卷）、诔（2卷）、碑（90卷）、志（34卷）、墓表（1卷）、行状（6卷）、祭文（22卷），共38类。还有一些相关的常识性问题，因为与本书的主题关系不大，所以这里不去一一赘述。

《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是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同时下诏书编纂的两部类书，早于《文苑英华》的编纂。参与编辑两部书的人有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还有徐铉、张洎、李克勤、宋白、陈鄂、徐用宾、吴淑、舒雅、吕文仲、阮思道共计14人。《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1000卷。下面先看有关《太平广记》的常识。《太平广记》是收集汉代至宋初的一部古代小说集，此书共分为91大类，（有些书统计为92类，为错误统计，应当改正，如曾贻芬与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见其书253页）附150余小类，^[152]下面略看91类（附类不列出）的内容划分：神仙（55节）、女仙（15节）、道术（5节）、方士（5节）、异人（6节）、异僧（12节）、释证（3节）、报应（33节）、征应（11节）、定数（15节）、感应（2节）、谶应（1节）、明贤（1节）、廉俭（1节）、气异（2节）、知人（2节）、精察（2节）、俊辩（1节）、器量（2节）、贡举（7节）、铨选（2节）、职官（1节）、权倖（1节）、将帅（2节）、骁勇（2节）、豪侠（4节）、博物（1节）、文章（3节）、才名（1节）、儒行（1节）、乐（3节）、书（4节）、画（5节）、算术（1节）、卜筮（2节）、医（3节）、相（4节）、伎巧（3节）、博戏（1节）、器玩（4节）、酒（1节）、食（1节）、交友（1节）、奢侈（2节）、诡诈（1节）、谄佞（3节）、谬误（1节）、治生（1节）、褊急（1节）、诙谐（8节）、嘲诮（5节）、嗤鄙（5节）、无赖（2节）、轻薄（2节）、酷暴（3节）、妇人（4节）、情感（1节）、童仆奴婢（1节）、梦（7节）、巫厌（1节）、幻术（4节）、妖妄（3节）、神（25节）、鬼（40节）、夜叉（2节）、神魂（1节）、妖怪（9节）、精怪（6节）、灵异（1节）、再生（12节）、悟前生（2节）、塚墓（2节）、铭记（2节）、雷（3节）、雨（1节）、山（1节）、石（1节）、水（1节）、宝（6节）、草木（12节）、龙（8节）、虎（8节）、畜兽（13节）、狐（9节）、蛇（4节）、禽鸟（4节）、水族（9节）、昆虫（7节）、蛮夷（4节）、杂传记（9节）、杂录（8节）。《太平广记》的如上内容，决定了必然会引来受到广泛注意的后果，尤其是民间艺人投入了特别注意，出现了广泛“幼习《太平广记》”的热烈局面，可见在全社会受到的重视程度了。

其次来看《太平御览》的有关常识。全书总共1000卷，内容上分为55部，具体如下：

天部（15卷）、时序部（20卷）、地部（40卷）、皇王部（50卷）、扁霸部（7卷）、皇亲部（19卷）、州郡部（17卷）、居处部（34卷）、封建部（4卷）、职官部（66）、兵部（89卷）、人事部（140卷）、逸民部（90卷）、宗亲部（10卷）、礼仪部（40卷）、乐部（21卷）、文部（21卷）、学部（12卷）、治道部（4卷）、刑法部（52卷）、释部（5卷）、道部（20卷）、仪式部（3卷）、服章部（14卷）、服用部（20卷）、方术部（17卷）、疾病部（5卷）、工艺部（11卷）、器物部（9卷）、杂物部（9卷）、舟部（3卷）、车部（4卷）、奉使部（2卷）、四夷部（1卷）、珍宝部（11卷）、布帛部（6卷）、资产部（15卷）、百谷部（5卷）、饮食部（24卷）、火部（3卷）、休征部（1卷）、咎征部（6卷）、神鬼部（3卷）、妖异部（3卷）、兽部（14卷）、羽族部（14卷）、鳞介部（14卷）、虫豸部（7卷）、木部（9卷）、竹部（1卷）、果部（11卷）、菜部（4卷）、香部（2卷）、药部（9卷）、百卉部（6卷）。

《太平御览》起初的书名为《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4年）编成。编成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于是下诏书说：“史馆新编《太平总类》一千卷，包括群书，指掌千古，颇资乙夜之览，何止名山之藏？用赐嘉称，以传来裔，可改名《太平御览》。”（《玉海·艺文》卷五十四）^[153]从此以后，《太平御览》的书名被正式确定，成为与《太平广记》名声一样巨大与作用一样重要的类书。

《文苑英华》《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的编辑，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有诏书规定的前提下编纂的， 即“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154]。前者（1000卷者）即为《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后者（500卷者）即为《太平广记》。根据上述可以知道，两部类书的编纂，实际上是宋太祖赵光义思想胸怀与读书爱好的体现，同时是新型王朝精神气魄的体现，对于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从如上三部大型图书编纂的内容以及内容类型量的分布上，是否能够表现出宋太祖赵光义以切身的文化关注精神，来给全社会发出精神文明的走向呢？两宋人在文体上的锐意创新与不拘一格的精明，在使用文字编织成的文章内容所呈现出来的空前广泛性，公文写作与私文写作上出现的有为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庞绍远通知识含量，著述洋洋洒洒的为文气势；两宋人在个人爱好上形成的极为广泛的审美兴趣，为人上的自谦与上进行为，饱学内心世界的充分表现，发表言论时的旁征博引风度，上朝以及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的勤恳认真精神，忠君爱国与充分享受个体的健全人格培育，马上击狂胡与马下草兵书的出将入相能臣精神的练就，为学的善于思考与广泛接受多种思想、智慧以成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积极拯救天下使命的养成，临危不惧的担当意识，难道是在没有任何引导的环境当中，自我成长起来的结果？“以文化成天下”的右文国策，难道是与文章的风格形成与人格的形成，没有任何互动关系？如此重要的文化工程建设，起始于宋太宗赵光义即皇帝位的不久，即开始有声有色地启动，不是为了影响整个社会，那又是为了什么？在我们习惯于在文献当中找到确切的证据以后才可以发表观点的格套面前，难道进行合理的逻辑推论，永远是学术研究的忌讳吗？宋代有为的文士，大多有着极为广泛的爱好，即使是一些有为的官僚，也绝对不是孤陋寡闻的与世隔绝者。宋人这些特点的养成，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的个人风度影响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种不被后人忘记的美好记忆。宋太祖赵匡胤在日理万机的过程当中，能够将一个处于四面楚歌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太平盛世气象的帝国，就仓卒离开了美好的人间，所留下的未尽事业，只能由宋太宗赵光义来完成了。诸多文化工程建设，包括儒家经典的重新整理，宋太宗赵光义作为首倡的皇帝，面授机宜与不时亲自过问是必然的事情。这样一来，宋太祖赵光义就成了一个既具有守成精神，又富有创新精神的帝王。将儒家经典作为文化工程加以建设与《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作为文化工程加以建设，其中所赋予的特定指向，固然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从精神文明目标的追求上，在总体上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培养健全的人格，使每一个人都能走出粗鲁野蛮的低层次，成为知书达理的高层次文明之人，以便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上来看，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工程建设初衷，《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编纂，必然会超越《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的含量，所得到的最终回报，也不可能是同日而语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如上文化工程建设，所带来的影响，与宋太祖赵匡胤诏令雕刻《大藏经》（《开宝藏》，开始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共1076部，5048卷，雕版达13000片之多，一直延续到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完成）以完备右文国策，可以视为相同的文化建设业绩。

宋真宗赵恒“崇尚文儒，流行学术”的精神，下诏劝学的积极态度，加强右文国策的完善，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相比，没有丝毫改变，所以在促使“武毅之臣无不自化”的努力上，所用的功夫确实不在少处。在这些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是接受宋太宗赵光义的影响，宋真宗赵恒于执政期间，在文化工程建设上，也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努力。其具体表现可以见到如下几件事实。咸平元年（公元998年）九月下诏书命令吕端、钱若水再修太祖实录，并且在诏书当中，表现出了非常诚恳的态度。其诏书如此云：“昔我太祖诞膺丕命，肇启皇基，盛德丰功，焯于千古。恭惟实录，将示无穷。而笔削非工，多所漏略。先朝命史臣张洎重加刊修，其书未成。会洎沦谢，朕猥以寡昧，获守宗祧。近因披寻，备见疏简。是用奉先成志，申命有司。监修国史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端，早践周行，逮事皇祖，朝章国典，尤所谙详。修国史工部侍郎判集贤院钱若水，博涉艺文，服勤论撰。所宜共访闺台之士，精求良直之徒。采摭见闻，补辑遗逸。明其铨配之理，授以刊缀之方。勉共裁成，以扬芳烈。”（《宋大诏令集·命吕端钱若水再修太祖实录诏》卷150，咸平元年［公元998］九月已巳）^[155]宋真宗赵恒在即位不到大约一年半（宋太宗赵光义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三月即位）的时间之内，即诏令吕端、钱若水再修《太祖实录》，所出于的忠心即为“太祖时（丰功伟绩）多缼漏”（《续资治通鉴》卷20）^[156]。宋太祖赵匡胤的丰功伟绩，包括一系列右文国策的确立。对此，宋真宗赵恒于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十二月下诏颁行《颁编敕赦书德音》，诏书书如此云：“国家开创以来，诏令所下，年祀寖久，科条实繁。爰命有司，重定厥要。去其重复，分以部门。著为定规，允协中典。宜下颁诸路，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其雕造印板，委监馆阁书籍刘崇起管。”（《宋大诏令集·颁编敕赦书德音》卷150，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十二月）^[157]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上以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率多舛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同加编次，掇其精要，以类分之，为《乾坤宝典》四百一十七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158]《乾坤宝典》的编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工程建设，而且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文化工程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工程建设，本来就是封建社会时期进行统治的重头戏，宋真宗赵恒在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实践者，因此就有了另一个作为，即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参详，钦若又自撰集上进，诏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宫苑使、滕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其事，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馔，皆异于常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159]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下《颁校定切韵诏》：“四声成文，六书垂法。经籍资始，简册攸存。自吴楚辨音，隷多分体。年祀寖远，功习多闻。偏旁由是差讹，传写以之漏落。讨论未备，教授何从？爰命刊修，务从精当。俾永代而作则，庶后学之无疑。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国子监依九经书例施行。”（《宋大诏令集·颁校定切韵诏》卷150，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戊寅）^[160]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二月下《令编修官书逐人名手札》：“编修君臣事迹编修官，皆出慎选。朕于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阅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起自今后，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地酬奖，庶几勤惰。仍令刘承珪等专差人置历。”（《宋大诏令集·令编修官书逐人名手札》卷150，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二月乙未，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相比，稍有个别字词与句读上的出入）^[161]

从如上历史事实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景德年间（共持续四年，公元1004—1007年）是宋真宗赵恒在文化工程建设上比较繁忙的时间段。一是接连不断频出新诏，上马的文化工程多达四种之多（算上咸平年间的就多达五种），这在他以后的执政过程当中，也是无法比拟的。二是上马的文化工程覆盖面广泛，其中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文学、词章、政治、历史全部包括在内。三是在几种文化工程的对比当中，《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由于内容庞大，又是“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的重大工程，所以投入的关注程度最高。单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与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两次下诏书的内容看，既有编纂程序的安排，又有具体奖励办法的制定，还有编纂意义的说明等等，其关心的面非常广阔，确实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对《历代君臣事迹》的关注远不止上述，这就需要我们再往下看了。进入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宋真宗赵恒虽然由于王钦若“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以谓准（寇准）有社稷功，何也”（《宋史纪事本末》卷22）^[162]的挑拨离间，疏远了寇准，然后干出了一系列不为时人与后人好评的“天书封祀”事件，表现得有些云里雾里式的轻飘，但对《历代君臣事迹》这样一个反映君臣事迹的接地气文化工程，依然关心有加。其直接表现是，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一年的时间里，一连发出四件赐王钦若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编纂的手札，其内容详备，值得我们观览，下面录出：

编修君臣事迹。所进总录部节操事，有卢谌晋愍帝时为从事中郎，后为石季龙所得，以为中书监。季龙诛，遇害。虽显名于石氏，尝以为辱，谓诸子曰：“吾殁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且谌世受晋恩，在元帝时为散骑中书侍郎。既为季龙所得，不能笃守忠义，累受显官，又因季龙而诛，是非节操也。而殁后之言，欺罔简册。篇序云秉节无二，同夫介石，挺操而罔屈，处乱而靡汙，甚相违戾也。且与夫欧血称盲，破琴露发，同为一贯。谅有惭德，此书正欲鉴诫后人，尤须审度事理。又穷愁卷，晋刘琨与卢谌五言诗，盖切于破敌，忠于王室，为段匹?所忌，拘执幽愤，为此以露其志，而一篇都不录之。后魏韩显宗以矜伐失意，向洛与李彪五言诗，而一篇全录。似此因事立言，各有意指非常，所缉缀之文章，并当存之。（《赐王钦若手札》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

览所进内臣部恩宠门。观其作序之意，盖纪其宣密命。扶宸极，勤王事，守志节。如此之类，以篇恩奖。况且其部曰内臣，斯亦见其名矣。岂须别白尘迹，指示其身。况观《汉书宦者传》，或言给事太子家，或云给事宫掖，或云除小黄门。先儒撰述，非不讲求。今众官优游典坟，商榷去就。微婉之道，岂如是乎！朕为此书章示后人，质明素履，俾览卷忘倦，见善则迁。宜乎慎于稽古，无使涉于讥讽。《传》云山薮藏疾，仲尼不假。盖子夏有旨也。委同修官详正之。（《与王钦若手札》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三月辛卯）

咋览君臣事迹进草将帅部仁爱门。若以赎还俘略，振卹饥馑，暴骸必瘗，秋毫不犯，斯数事近乎仁爱矣。如张扬为大司马，性仁和无威刑，部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今众官品评谓之仁爱，斯则异矣。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杀。先之以号令，而下知惧。均之以甘苦，而众不携。今谋反发觉，辄原不问，而又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屡令邢昺讲习诸书，因记春秋息侯伐郑，大败而还，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其丧师也宜乎。今张扬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别淑慝，更商度之。（《手札赐王钦若》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二月）

览所进总录部废滞卷中事迹。述历代废滞不达之人，若乃思谦之触机无邪。仲方之驳谥无隐，陈咸之方正，刘向之精忠，马融勤于讽谏，杨雄恬于势利，斯盖笃志不回，为臣守正。或偶失于旌劝，而暂衄于徊翔。以兹废滞，可为慨叹。若乃用赀以谋进，求乐以为助，脯人以续食，著论以恃才，至于不慎言而忤物，每临事而背俗，坐事被谴，失行贻讥。此乃靡遵輗軏，自堕沟壑，又与夫大雅明哲君子进退之道不侔矣。此书欲炳焕往行，章寤阙疑，使忠佞殊途，妍丑不混。或傲时而踧踖，或躁进以觊觎。既昧否臧，自贻颠沛，又非国家废滞也。此卷中事迹芜杂，篇序雷同，不以其道辨之，何以为劝？宜更商榷而正之。（《宋大诏令集·谕王钦若新编君臣事迹废滞卷篇序雷同手札》卷150，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九月戊戌）^[163]

王钦若是编纂《历代君臣事迹》总领其事的监修官，故宋真宗赵恒发出有关事宜的诏令多以给王钦若的名义来命名。王钦若又是一个在宋真宗赵恒面前曾经一度受到宠爱有加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使相、学士、知制诰，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宠幸之臣。王钦若为人奸邪险伪，善于逢迎，在宋真宗赵恒执政时期，活得左右逢源，由于与一些人结交过深，做出过一些损人利己的勾当，被人们贬视为“五鬼”之一（“五鬼”指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王钦若）。从上述角度看，编纂过程当中所需要请示汇报的问题，王钦若是里所当然的承头者，得到表扬与批评的接受者，也非他莫属了。

在上述问题说清楚以后，下面要说明的问题是，从宋真宗赵恒所给出的几件诏书当中，能够反映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的高度重视。可以看得出来，出于“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的治理国家目的，宋真宗赵恒将此事当成了重要的文化工程加以对待。对待的具体表现，能够从上述诏令当中看得出来的蛛丝马迹是，做到了事必躬亲的深度关注，包括大政方针的确定、具体材料的甄别、事件性质的判断等，既有宏观的把握关注，也有具体微观事宜的把握关注。

其二，从编纂此书的目的看，宋真宗赵恒最为明显的观念表述，是对“笃守忠义”“忠于王室”（《赐王钦若手札》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精神的培养，这个观念是通过对卢谌与刘琨所坚守的不同情操的判断，进而表现出对如上二人所创文学作品所收多少的辨别展示出来的。对“笃守忠义”“忠于王室”精神的培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对正能量的弘扬，因而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的是，宋真宗赵恒通过对刘琨“一篇都不录之”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这说明宋真宗赵恒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有着自己清晰的逻辑性。同时也可以发现，宋真宗赵恒确实是一个“惟文史是乐”^[164]的饱学之士式帝王。这种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可轻易放过的执着与精细精神，对于其人执政时期的各领域都有一定影响。

其三，“朕为此书章示后人，质明素履，俾览卷忘倦，见善则迁”的出发点，是高标准，其中包含的意味是，除了坚持所编纂的书籍在内容上要具有弘扬正气的精神之外，对事实的准确把握、言辞的优美、描述的动人、校勘的讲究、书籍的名实相符等形式方面的要求，也是必须坚持的准则。这说明宋真宗赵恒在书籍的编纂方面，是一个颇有专业深度的内行，在为文的追求上，是一个“好文”的良好实践者。

其四，走出了不因人判断是非的昏庸怪圈。王钦若是颇得宋真宗赵恒宠幸的大臣，但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同样没有逃出主子对他的挑剔。如果发现问题，宋真宗赵恒会以一视同仁的态度，给予无情地揭示。“此卷中事迹芜杂，篇序雷同，不以其道辨之，何以为劝？宜更商榷而正之”（《谕王钦若新编君臣事迹废滞卷篇序雷同手札》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九月戊戌）是最为明显的表现。宋真宗赵恒这种能够秉公办事的作风，当是“推心置人腹中”的气度表现。

宋钦宗赵恒对于历史事件的正确把握从而生出的正确历史观，是《历代君臣事迹》能够产生影响的重要保证。由于方向把握没有出现偏差，所以在章节内容的编排上，显示出了自家风貌。为了与本书的宗旨相吻合，下面将《历代君臣事迹》的内容部类分别列出如下：

帝王部（181卷）、闰位部（36卷）、僭伪部（15卷）、列国君部（20卷）、储宫部（6卷）、宗室部（37卷）、外戚部（7卷）、宰辅部（31卷）、将帅部（116卷）、台省部（25卷）、邦计部（28卷）、宪官（10卷）、诤谏部（26卷）、词臣部（3卷）、国史部（8卷）、掌礼部（33卷）、学校部（11卷）、刑法部（10卷）、卿监部（5卷）、环卫部（2卷）、铨选部（9卷）、贡举部（12卷）、奉使部（12卷）、内臣部（5卷）、牧守部（29卷）、令长部（6卷）、宫臣部（7卷）、幕府部（14卷）、陪臣（19卷）、总录部（4卷）、外臣部（44卷），总共31部。每部之下又分出小类，称作“门”，全书共分出1127门。另外有“纂彤管懿范70卷”“陈文僖公搜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25卷”^[165]。从上面的内容排列可以看出，“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刑”（《册府元龟考据》）^[166]。其内容的专注性与广阔性，堪称为大型专题性质的类书，而且是对类书编纂的巨大发展。

相比较而言，宋真宗赵恒对王旦所献上的《两朝国史》（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编修）重视程度，从所下诏书的次数来看，明显少于《历代君臣事迹》，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所下诏书之一如下：

唐虞以降，文籍具存。盖所以垂法作程，显善章恶。是为国典，用示方来。鸿惟祖宗，再造区夏。燀扬威器，则肆暴者毕诛。宣畅湛思，则怀生者咸遂。修起废坠，亿宁神祇。奉珍之邦，重译而至。膺图之瑞，继日而云臻。茂功格于皇天，盛业隆于往代。焕然徽烈，宜著信书。朕仰奉庆灵，恭思纪述。载惟良直之笔，故资深懿之才。卿等衡轴元臣，文儒上列。英词可润金石，奥学咸洞于缣缃。聿副眷怀，克成大典。继宣尼著明之义，有班彪述作之精。表二圣之鸿猷，为万世之成宪。披览之际，感慰良深。至于嘉称，岂忘寤寝。以其书付史馆。”（《宋大诏令集·王旦等上新修国史付史馆诏》卷150，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丁亥）^[167]

从“所以垂法作程，显善章恶。是为国典，用示方来。鸿惟祖宗，再造区夏”的宗旨来看，在理论的宣传上，没有多少差异，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历代君臣事迹》直至现在都是畅销书之一，而《两朝国史》虽然没有经过崇文院失火（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的劫难，依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除了为后来史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的材料以外，没有放出其余值得大喝的异彩。

大宋这样一个新型王朝，经过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时间持续达60余年之久，其余不说，单就文化工程建设而言，已经形成了盛世华章的规模，使右文国策进一步深入人心，全社会重视文化事业的心理也完全形成。由于官方对文化工程的重视，对文臣的高度重视，引来了私人著述的积极性，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热潮也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学术流派的出现也呈现出了蓬勃欲出的来头，文献整理的工作也成了比较热门的追求，全社会的读书兴趣越来越浓厚，所读书籍的内容空前广泛，不限于一经一典，书籍成了朝野人士（武人在社会的激励之下也开始读书）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藏书活动在不少家庭成为时尚，印刷事业随着读书高潮的到来，成了蓬勃发展的产业，造纸与书写工具的制造作为右文国策的下游产业，发展势头同样呈现出良好局面。如上一些新气象的出现，之前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时期，都是不可比拟的。

第二，狭义的教育工程建设。从广义上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无时不在接受教育与无时不在进行教育工作。任意举出两例都可以视为广义教育的例证，如同样是宋真宗赵恒所发《诫约上疏者诏》与《文臣七条并序》即是。录如下供观览：

昨命有司，奉行中诏。广询谋议，不问刍荛。冀沃虚怀，以资阙政。洎成封疏，特用详观。其言合古今，事关利病。寻加听采，亦命旌酬。而不逞之徒，迩来甚众。驾肩诣阙，接踵叫阍。述闾阎猥近之谈，希朝廷褒进之泽。至有倩人作奏，借术陈词。匿在己之罪名，兴有位之诬谤。朕心不惑，而谗说可惩。虑长浇浮，宜伸警诫。令登闻检院，自今此类，不得收接。（《宋大诏令集·诫约上疏者诏》卷191，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四月辛未）^[168]

列辟任人，治民为要。群臣授命，奉法居先。朕勤则循良，抚绥黎献。虑万方之未泰，每终夕而疚怀。示以诏条，仰惟旧典。守而勿失，政则有成。无旷庶官，期善修于职业。慎乃出令，爰亲述于训词。勉副予心，各扬尔事。今赐诸道牧守及知州知军通判监知县七条如左：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兢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勤课，谓勤谕下民，勤于孝弟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釐革之。（《宋大诏令集·文臣七条并序》卷191，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一月丙辰）^[169]

类似于如上诏令随手可以录出，这里以点到为止。只要稍微仔细阅读诏书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诏书既是以皇帝的身份在布置任务，或者是做工作安排，强调必须按照规定办事，也是在教育从事工作的人，要学会开展工作的方法，这同时可以纳入广义教育的范畴之内。如《诫约上疏者诏》当中所云“其言合古今，事关利病”即是教育上疏者在上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既是方法论的教育，也是针对“不逞之徒”的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因而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育意义非常明显。《文臣七条》几乎每一条都密切关涉道德教育问题，“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就是纯粹的道德教育宣传，对文臣如此任务的布置，简直就是代替国家履行以文德治国的使命。对于文臣自身来说，是方法论教育，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则是接受感化教育的良好恩赐。宋真宗赵恒对武臣亦颁发过同样性质的诏书，发出的任务规定也有七条，同时也具有教育武臣自身的意味，这里不再拿出《武臣七条》加以逐一诠释。其余还可以说到的是，文化工程建设、刑罚制度的建立、军事管理制度的改革、道德规范的确立等，都具有广义教育的成分在内，这也是不必要一一分析的常识性问题。

根据如上广义教育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发现，与广义教育相对应的狭义教育工程建设，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当中都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狭义教育工程建设，指从上而下的学校教育。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是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与才学得以双丰收的重要工程。求得社会进步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不在做大做强教育工程上，加大投入力度。宋代是一个面目全新的封建王朝，在学校教育上依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全新局面。其具体表现为，在宋代有两大学校教育体系，即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与私立学校教育体系。公立学校教育体系，又有中央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与州县公立学校教育体系的区别。从单个规模上看，中央学校的规模大于具体的单个州县学校规模，这注定了学科的设立也比州县全面的必然性。北宋时期中央公立学校有一个由不全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下面列出来的中央公立学校的结构或学科分布模式，是发展到了全面程度的图示。中央的公立学校管理机构称为国子监（国子监除了管理学校教育的职能外，还有管理和出版图书事业的职能），在国子监的管理之下，下面分出不同明目的学校：太学、国子学、小学、医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道学。州立的公办学校有大学、武学、小学。县立的公办学校有大学、小学。州与县还有将书院确立为官办的实例（有些书院为私立）^[170]还有些人认为，“宋初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武学、医学六所；宋徽宗赵佶时，一度设置算学、书学和画学；此外，还有广文馆、宫学和宗学。所有学校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171]。以上两家的说法差异不大，这里不去判别。能够看出的问题是，上述不同明目的学校，有不同的授课内容，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各不相同，这里也不去一一追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宋代的公办学校规模，是在“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侍郎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见《居士集》卷22）^[172]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想而知的是，在学校建设断档几十年之后，建设学校等于在平地上起风雷，其艰难程度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更为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是，宋代公立学校的学科分布，突破了旧式学校主要以培养道德，或专门从事国家政治治理为主要方向的文科，作为授课中心的办学模式。由于授课范围的扩大，必然要吸收更多的生源，这样一来，只有贵胄子弟才可以得到教育的教育垄断，必然会受到极大冲击。虽然宋代依然存在着“国学教胄子”（西晋时期形成的专门招收士族地主子弟的学校教育专利）与“太学招贤良”（西晋时期专门招收庶族地主子弟的学校教育专利）的成分，但在宋代确实进行了学校教育的重大改革。那就是在北宋初年，已经出现了国子学不完全是仅仅局限于贵胄子弟接受教育的现象，其具体表现是，在国子学里面，允许有肄业、附读的学生，这等于突破了入学资格的限制。这种突破是对国子学独家垄断，只为贵胄子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改革的初步尝试。这种初步尝试，使低级官吏子弟与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子学听读，从而享受到与贵胄子弟同样优质教育的福利。就是这样一个在现在人的眼里看来并非是十分重要的变化，里面却蕴藏着十分重要的巨大变化。其中带来变化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宋太祖赵匡胤带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意识，对公立学校教育进行的重大改革。这个改革即在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根据国子学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既有“系籍（已经注册了的学籍）而不至”虚挂学籍名而实际上不来就读的生员（这些生员往往是贵胄子弟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人），又有虽然无法得到学籍即“系籍（已经注册了的学籍）”但实际上在旁听的实际生员（这些生员往往是智商很高的下级官吏或寒门子弟）的实际状况，中央政府做出了特别准许，“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旁听生员），或有冠裳之族（有官职地位的品位不高者）不居乡里（居住在京城），令补监生之阙（弥补因虚挂学籍名造成的学生数量不足）”。这一项改革既使一些有学习潜力的下层人，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福利，更主要的是打开了中央举办的高水平学府向下层人开放的大门，为全人类公平享受教育权利迈出了坚实的一个重要步伐。这个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不仅仅是有学习潜能的每一个个体得到了一份厚实的回报，更为主要的还是，促使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前进了一大步。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启发，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再进行深入改革，明确规定国子学可以补收一切低级官员的子弟入学，“不必附监听读”。宋真宗赵恒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进一步放开招生限制，只要是文臣、武臣升为朝官的嫡亲子弟，可以进入国子学就读，而“远乡久寓京师”的一般举人，只要“文艺可称”者，“本乡命官保任”，经过国子监长官验实，也准许“附学充贡”。国子学扩大生源招收范围，是教育走向公平的改革，其重要性与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相比，恐怕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宋代的太学大兴以后，同样使士庶子弟混杂招收的普通学校，远远不是带着浓厚贵族垄断气息的学校，这对于培养人才与上下之间可以平等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空间。北宋时期公立学校的名目比较多，这在上述已经有过展示。必须清楚的是，任何一个学校都有名额的限制，这是不用说来的常理。并不是说凡是官办学校都是混杂招生，如宗学和宫学的皇族子弟学校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学校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官办高等学校制度的改革，这也是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有关宋代学校改革的问题，在《宋会要辑稿》《玉海》《宋史》《文献通考》等文献里面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从今人的研究成果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材料。这里能够说清楚北宋时期出现的教育制度重大改革，为全人类带来了重要红利的实际事实，就可以为本书的主题服务了。

北宋时期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为了将问题表述得更清楚一些，这里将加强道德建设问题，当作一个专门的话题拿出来进行讨论，这就是“加强道德建设的新时代”单另设计成一节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