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歌德说，我有一个朋友想把拜伦的剧本《浮斯卡里父子俩》安排上演。歌德对它能否成功表示怀疑。
他说：“那确实是一件有引诱力的事。一部剧本读起来对我们产生巨大效果，我们就认为可以拿它上演，不费什么力量就可以成功。但这是另一回事。一部剧本如果本来不是作者本着自己的意图和才力为上演而写出的，上演就不会成功，不管你怎么演，它还是有些别扭甚至引起反感。我费过多少力量写出《葛兹·封·伯利欣根》！可是作为上演的剧本，它就不对头。它太长了，我不得不把它分成两部分，后一部分倒是可以产生戏剧效果的，可是前一部分只能看作一种说明性的情节介绍。如果把前一部分只作为情节介绍先来一次演出，以后连场复演时只演后一部分，那也许会行。席勒的《华伦斯坦》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中皮柯乐米尼部分经不住复演，后来华伦斯坦之死部分却是人们常看不厌的。”
我问，一部剧本要怎样写才会产生戏剧效果。
歌德说：“那必须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从这个观点看，莫里哀的《伪君子》是个极好的模范。想一想其中第一景是个多么好的情节介绍啊！一开始一切都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导向某种更大的意义。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的情节介绍也很高明，但是《伪君子》的情节介绍在世间只能见到一次，它在同类体裁中要算是最好的。”
接着我们谈到卡尔德隆的剧本。
歌德说：“在卡尔德隆的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同样完美的戏剧效果。他的剧本全都便于上演，其中没有哪一笔不是针对所要产生的效果而着意写出来的。他是一个同时具有最高理解力的天才。”(www.xing528.com)
我说：“很奇怪，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都是为着上演而写出的，可是按严格的意义来说，却不能算是便于上演的剧本。”
歌德回答说：“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全是吐自衷曲，而且他的时代以及当时舞台的布置对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人们满足于莎士比亚拿给他们的东西。假如他是为马德里宫廷或是路易十四的剧院而写作的，他也许要适应一种较严格的戏剧形式。但是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莎士比亚作为戏剧体诗人，就我们看虽有所损失，而作为一般诗体诗人却得了好处。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类的思想感情。”
接着我们谈到剧院管理方面的困难。
歌德说：“困难在于懂得如何移植偶然性的东西而不致背离我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包括优秀的悲剧、歌剧和喜剧的很好的备演戏目，把它看作固定的、经常演出的，至于我所称为偶然性东西的是指听众想看的新剧本、客串演出之类。我们不能让这类东西打乱我们的步调，要经常回到我们的备演戏目。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优秀剧本，对于一个行家来说，制定出一套很好的备演戏目是件极容易的事，而坚持按照备演戏目演出却是件极难的事。
过去席勒和我掌管魏玛剧院时，我们有一个便利，整个夏季都在洛希斯塔特演出。那里有一批优选的听众，非好戏不看，所以回到魏玛时已把一批好戏排练得很熟，可以在冬季复演夏季演过的节目。魏玛听众信任我们的领导，即使上演了他们不能欣赏的东西，他们也相信我们的表演是根据一种较高的宗旨的。
到了90年代，我关心戏剧的真正时期已过去，不再写戏上演了，我想完全转到史诗方面。席勒使我已抛弃的戏剧兴趣复活了，我又参加了剧院，为了演出他写的剧本。在我的剧本《克拉维哥》写成的时期，我要写一打剧本也不难，有的是题材，写作对我也是驾轻就熟的。我可以每周写出一个剧本来，可惜我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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