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担当

义务观念在中国伦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义”字同样含有义务之意。根据梁漱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社会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重要性，伦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义务关系。

中国古人对义务的强调体现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中，关系双方都有既定的义务。简单说来，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妻情笃，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在这五伦中，后面四种人伦关系揭示出日常生活中的人生责任。而君臣关系，尤其是中国士大夫们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责任感的体现。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孟子的名言。忧患意识，在中国思想传统上被看作是激励人生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忧患是伴随我们民族成长、发展的一种情感。

“人生愁恨何能免”，人世间的种种忧患，就主体的态度而言，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我出发，又回归到自我。个人受到环境的压迫，天灾人祸带来了忧虑不安、焦灼痛苦，为了使痛苦的心灵得到抚慰。这种人或寻求感官的刺激，沉湎于醇酒美色之中，以麻痹自己的神经，求得暂时的解脱；或徜徉于山水，寄情于诗画，以求精神上的超脱，得到心灵的慰藉。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忧患，典型的表现时期就是魏晋。

另一种忧患则是从自我走向社会。主体所感到的忧患，既有外界环境对个体压迫造成的个人忧患，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忧患。具有这种忧患的人，是一批具有丰富的知识修养、锐利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敏感的气质的士人。他们的忧患，是对国家、民族、社会命运的担忧，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凭感觉，而且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士大夫们素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无论国家动荡危乱之时，抑或国泰民安和平时期，皆有忧国忧民之士。“是故智者多忧患，天下国家之杖也。”

公元前684年，齐攻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曹刿这种忧国忧民表现在国家有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我，为国分忧。当然曹刿战胜了，成了好汉，他的忧患精神成了世人学习的楷模。(www.xing528.com)

屈原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他贞正干练，本受信用，却遭到靳尚、子兰等奸小的谗陷而一再被贬。最后，屈原披发来到江滨，颜色憔悴，形言枯槁。渔父问，“何以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屈原的忧患是在国运衰微时，“哀民生之多艰”，“恐皇舆之败绩”。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在国势垂危之际，南宋朝廷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爱国诗人陆游对国家命运不胜忧虑。早年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就因不忘国耻，“喜论恢复”而被除名。后来曾在西北抗金前线度过一段军旅生活。在其留下的近万首诗中，绝大多数诗和词都集中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危局的忧虑和至死不移的战斗精神。86岁临终前，陆游还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在《示儿》诗中他激昂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被称之为近代中国思想先驱的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嘉、道年间，就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度的政治敏感，认识到当时社会已是“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并从各个方面揭示了这个衰世的征兆。他的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专制制度下所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的不满和改变这种局面的希望。他渴望“变通”，“更法”，预言如不变更，“乱亦竟不远矣”，甚至危言“尊隐”，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亲眼看到了中国被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可悲现实。他死后第九年，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于金田，“山中之民”真的起来了。内忧外患一起袭来，验证了龚自珍的预言。

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由于能见微知著，超越时代，因此往往不被时人所认同。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他们往往牺牲个人的利益，对个人的进退出处无所萦怀，甚至置生死于度外。忧患和痛苦，不但没有使他们沉沦和颓丧，反而成为激励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强大的精神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周易》），“知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都是生于忧患的精神力量。赖有这些宝贵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繁衍，历经曲折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