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目的的义与利：道德与物质的关系

在确立人生目的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生目的的义与利问题。是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是义利对立还是义利统一，是见利忘义还是见利思义，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所谓“义”是指正义、应当，是指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有时还被理解为一种道德境界、道德情感以及义无反顾的高尚行为。所谓“利”是指利益、好处，是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私利指个人利益，公利指集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义”即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国家、民族和人民之大义；“利”即物质利益，也就是个人的正当利益，国家、民族和人民之大利。前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后者属于经济范畴。

人们对义利的看法形成了义利观。义利观就是关于如何对待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根本观点。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和利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孔子是重义轻利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义对利的制约作用，义决定利，利必须服从义，把义看作人立身之根本，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人的精神需要超出物质需要。他尤其重视提供精神与道德的追求和完善，强调重义贱利，舍生取义。孟轲继承了孔子这一观点，并把义和利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讲利，必然危害了义；利是引起社会混乱的总根源。他见到梁惠王时，梁惠王问他怎么帮助他提出一些有利于魏国的建议，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劝告梁惠王说，如果提倡利，那么将会引起人们利己的欲望，结果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他还认为，当时天下混乱的战争，都是因为上上下下都讲利，而不讲义所造成的弊端所致。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思想，认为应该“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重利轻义的主要代表为法家学派，他们主张重视物质利益，强调道德要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甚至否认道德的作用，主张功利主义。韩非子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私利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杠杆，是人与人相处的唯一原则。(www.xing528.com)

义利并重的主要代表为墨子。墨家对义利的理解与儒家不同，以“利”为义之标准，这里的“利”指的是社会公利（儒家指的是私利）。因此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希望通过“兼爱”来建立一种“交相利”的人际关系，最终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

义利关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和道德观念上的深刻矛盾。统治者总是用自己的阶级私利冒充公利，把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当成全社会的道德，这样，重义轻利、公利为上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压制劳动人民利益的性质。而且随着社会对抗的加深，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深化，它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崇义贬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愿望。尽管如此，在传统的义利观中还是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性、真理性因素的内容，义以为上，公利为重，应该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倡导了一种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能使人们关心他人和社会的集体利益，使人们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体贴的温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涌现了许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舍己为人的高尚人物。

我国古代义利观中的优秀思想，曾经培育了世世代代中国人民尊德重义、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保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至今也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它启示我们，即使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大潮中，也必须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既要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道义原则去引导、调节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保障和促进各种正当利益的发展；又要以经济发展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为手段，保证社会上道义原则的实施和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的义和利、道德和物质利益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辨证统一关系。我们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见利忘义，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