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探索经历了及时而鲜明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体制”调整为“社会治理体制”，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并明确指出，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了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上升为中国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归纳来看，近年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呈现两大改革趋势：第一，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的“结构”形态；第二，不断强化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导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体现上述两大趋势的集成。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结构，重建市域社会稳定与活力并存的治理秩序，这关乎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路径。从“公共性”导向来看，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回应市场化、城镇化机制对传统城市社会联结机制的消解，化解城市日益原子化与失范（Anomie）危机并重新实现社会整合，这关乎社会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当然这两种改革趋势是互相联系的，两者的沟通点就是作为一系列权利和责任之承担者的公民。政府改善民生和实施社会服务的对象是作为国家之主体的公民，公民作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也决定着社会最终能否真正有活力可持续地运转起来。因此，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这也是马克思在社会结构理论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必将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1]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8日。

[2]陈一新：《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2018年第8期。

[3]习近平：《推进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06/c64094-24541425.html。

[4]周庆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制度》，《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第12期。

[5]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8]杜玉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1996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构想，后调整为“两级政府（市、区县）、三级管理（市、区县和街道或乡镇）、四级网络（市、区县、街道或乡镇、居或村委会）”，成为“上海模式”的主要内涵，后在全国推广，是传统城市管理体制的典型模式。

[10]徐汉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理论探索》2020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1]杜玉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8页。

[13]数据来源：杭州网杭州新闻中心，https://hznews.hangzhou.com.cn/chengshi/content/2020-02/15/content_7676600.htm？from=singlemessage。

[14]王小章：《以社会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

[15]党国英：《论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关于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期。

[16]陈国权、皇甫鑫：《在线协作、数据共享于整体性政府——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7]彭锦鹏：《全观型治理：理论与制度化策略》，《政治科学论丛》2005年第23期。

[18]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现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整体实现全面的控制。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