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塑造：新媒体环境下的共产党话语优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通过权力的制度化建设与话语技能的改善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话语主体的权威，强化了理想信念话语表达“说了可信”“言之有众”的有利局面。

话语主体一旦丧失良好权威，实践中不仅会出现表达无力无效，甚至会出现说什么都是负向结果的“塔西佗陷阱”。话语权威可以解释为话语权力与话语威信的结合，其中话语权力来自话语主体在话语硬件资源上的合法占有，使得权威的产生有着坚实的制度支撑。话语威信则是来自于话语策略、话语手段、话语艺术的有效运用，从而使得话语权威“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左右人们‘想什么’或‘怎么想’”[10]。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权力的制度化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标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方面的发展要求日益受到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全球经济下行、治理格局变动的约束，从而对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方向把握、战略决策、力量整合、改革推进、社会组织的高标准领导要求。为了匹配这种对政党领导的高标准要求，党的领导需要在范围上拓展为包括党内领导和党外领导的全面领导，在内涵上由传统执政能力发展为现代治理能力。[1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效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良好前提。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暗流涌动的舆论角力和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的巨大考验，原有意识形态工作模式越发需要通过增强党的领导进行整合和转换。从2013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党媒建设、文化生产、网络治理方面的工作，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再仅仅停留在党内工作以及依靠经验惯性推进，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成为一项国家制度。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保持话语的连贯性、突出议程设置、建设新的话语媒介提高了党的话语权威。话语表达是具有内在规律可遵循的，发现并主动使用规律有利于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进而获得人们情感上、心理上的自觉内化和自愿服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连贯性。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连贯性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追求上以及历届领导人对上述政治承诺的自觉兑现上，具体而言，这种政治承诺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定型为以“两个一百年”为长期目标，十五年到二十年发展为中期目标，五年规划为短期目标的模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十三五”规划短期目标的落实，是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小康建设中期目标的落实，是对十三大以来“三步走”的长期目标的落实，关系着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这种兑现政治承诺的方式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和实力，也说明了其自身奋斗目标的前后一致，有效地避免了话语前后不一致带来的负向影响。(www.xing528.com)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重视程度则起了增强议程设置的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党内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从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个人修养、共产党长期执政、加强党的建设、干部评价等角度来论述，将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之钙”，思想行动“总开关”，“压舱石”，指出“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是从理想信念的丧失与缺失开始”，要求在日常表现中考验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并把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这一系列做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立场、目标愿景、政党宗旨，唤起了全党全社会对理想信念问题的再次对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积极建设新的话语媒介的八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媒介技术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移动互联技术基础上新媒体的兴起，集中表现为包含微视频在内的“三微一端”。这些新媒体短期就可以累计相当规模的用户，成为信息传播、民意传递、舆论生产的重要场域。因此，“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2]。面对技术革新，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流媒体新布局实现话语媒介的更新。一方面是传统媒体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建设拥有多种载体的新型全媒体、融媒体集团。其中，《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传统中央媒体已经成长为新型全媒体、融媒体的领先者。另一方面，大量政务新媒体也迅速发展，截止到2019年12月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达到179932个[13]，到2019年平均每个微信用户关注2.3个政务号[14]，截至2018年6月入驻抖音的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数量超过了500家。上述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铺设了全新的话语媒介，可以在“众声喧哗”、去中心化的网络舆论中重新发出权威专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