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历程看道路自信的必要性

早在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就成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主要方针的新民学会，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1920年8、9月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建党通信”中，蔡和森写道，“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于此”。[6]即需要敢为人先，开创一条新路来解决问题，而这条新路需要新的主义来指引，换句话说，道路的选择，基于文化的自信。

选择正确的道路，只是为实现理想指明了方向，要到达理想的彼岸，还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作为动力与支撑。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13位一大代表的群像来看，他们起初有着共同的道路选择、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政治起点”，但在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人生轨迹是迥异的。有为最初的梦想不懈奋斗后壮烈牺牲的，更有迷失航向、忘记初心使命、走到革命对立面的。相同的起点，不同的终点，更是印证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一条新路的开辟，需要引领者、掌舵者、统筹者，但道路的成功却取决于执行者（人民群众），这就决定了这条新路必须是契合群众核心利益的、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同时也要求引路者立党为公、忠诚为民。(www.xing528.com)

总之，从实践历程上看，红船精神从最初的“社会意识”到后来的“理论形态”，其生成基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实践，同时也与文化传播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紧密相关，契合了“实践—认识—实践”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