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行政权的论述多以官僚政治的面目在场。行政事务被定义为是一项处于从属地位的工作,包含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的权力成分在内。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排除在所谓的国家普遍利益之外,将行政权解释为君主主权的客观方面,也即行政权是君权的附属物。行政权用以执行和实施君王做出的决定,以维护君主利益和专制制度。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孤立地将行政权视作维护所谓国家普遍利益的工具。行政权的职能及其内在规定的生成与市民社会内在耦合,行政权代表的首要利益对象是市民社会成员。他揭示了官僚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同业公会式的本质,“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19]在市民社会领域,同业公会代表不同行业、不同集团的共同利益,这种同业公会属性应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所以,官僚政治代表的普遍利益,应是基于市民社会成员特殊利益之上的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国家的“警察”“法庭”“行政机关”,是市民社会“法定的”“固有的”利益代表,应是人民利益的全权代表;以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为主体组成的中间等级,应是人民的中间等级。“与立法权相比,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20]在笃信以人民普遍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行政权才具有价值合理性后,马克思深刻批判了黑格尔该理论的伪善面相。
首先,马克思戳穿了官僚政治窃取国家目的的阴谋。黑格尔将官僚政治描述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将其看作是国家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力量。这种属形式的特质渗透在其内容中,也表现在其目的上。官僚政治以泛化的形式逻辑绑架了国家内容及国家意图,将自身所在集团的形式目的夸大为国家的终极旨趣,或将国家最高追求替换为官僚集团形式主义的表象追求。“既然官僚政治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21]这种形式主义的官僚政治与本真的国家政治相对立,当前者占领国家目的的话语高地时,真正现实的国家意图即人民意志被歪曲为“反国家的目的”。(www.xing528.com)
其次,马克思掀开了官僚政治私自占有国家的真相。黑格尔对官僚政治的“哲学美化”,使得“官僚政治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本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22]。国家的现实内容到处被官僚政治的内容填充、侵占,官僚政治名正言顺地上升为国家的理想主义状态。官僚群体狂热地崇拜物质利益,形成封闭自守、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或利益阶层。国家沦为了官僚阶层的占有物,沦为了官僚群体争夺私利的“战场”。在马克思看来,将国家据为己有的官僚政治只是一种象征“虚构的国家”,而代表公民的现实的自我意识、代表人民的公共意志的国家才是“实在的国家”。
再次,马克思揭露了官僚政治的“粗陋唯物论”本质。由于行政权受君权统摄和决定,遵从等级、神化权威成为官僚政治内部运作的指导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一味地服从指令安排,漠视国家现状与人民处境。对官僚群体而言,行政系统内部严苛的等级制和机械的事务工作,不断地消解该群体本应具有的和善宽厚的人道精神;对官僚个体而言,追名逐利实际成为官僚从事行政活动的优先价值。他们将行政当作满足物欲、谋求高位的工具或跳板。“粗陋的唯物主义”主宰着官僚阶层,侵蚀着行政权的公共性。马克思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唯有奉行以全体人民普遍利益为内核的国家利益原则,方可剔除“粗陋唯物论”贻害,使行政权真正归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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