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的《国内法》部分浸透着黑格尔惯用的逻辑式、泛神化的神秘主义色彩。在论及“国家机体”出场问题时，黑格尔提出，国家机体（政治制度）是观念使自身向自己差别化发展的产物。即在黑格尔神秘“圣宫”中，国家机体内部承载不同权力的职能及活动呈现着国家机体的差别性方面，但这些差异是由“概念的本性”即抽象观念决定的，且是被预先设定好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黑格尔抽象范式的逻辑学本质：国家在黑格尔的“哲学大厦”中属逻辑学范畴，黑格尔“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2]。马克思判定黑格尔的哲学工作已偏离真正的法哲学，忽视了“现实的规定”，导致“完全抽象的形式规定则成了具体的内容”[3]。马克思强调“现实的关系”的本体价值，他认为“现实的关系”是本身存在的客观现实性，而非观念主导下的虚幻现实性。苏联学者尼·伊·拉宾说道：“在《1843年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摸索出一条引路线——哲学唯物主义，使他较顺利地转向科学世界观。”[4]一旦马克思在他的哲学论证中达到这一点，他对黑格尔的探讨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它不再是一种纯粹哲学的探讨，而是变成了社会批判。[5]即马克思以人民的社会生活为立足点，以现存国家的非理性批判理性国家的虚假性，力图从现实地平还原真实的国家生活。该逻辑在《批判》开篇处马克思厘定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过渡关系时尤为鲜明。
黑格尔拔高了理性国家地位，贬低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地位，更漠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价值。何以消解“二律背反”？马克思走向人民生活的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求解。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实体性东西均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这些社会存在场域，归根结底是人的类存在、人的类形式，是所有人共有的存在场域，它们天然地内蕴着人的现实本质。家庭和市民社会真实、必然、自在自为、无条件地合理存在着，它们现实地构成了国家，成为政治国家的现实存在方式。政治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个群体中产生的”[6]。与启蒙思想家强调“个人主义”的逻辑截然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类群体的社会现实性，他倾向于一种现实的人民理性。即现实的人在经由类形式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性，是理性的真正尺度；以“作为群体的各个人”的现实性考察和解释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过渡关系才是真正合乎理性的逻辑范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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