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制度化中的形态演进及转变

党从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当务之急的工作来抓，如1923年11月颁布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5年颁布的《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1926年颁布的《职工运动中之宣传问题草案》等一系列比较重要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的主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使得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更是把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为重要原则，对红四军做好政治工作做了大量细节性、操作性的规定和指导。[14]党在延安时期开展党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如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中央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成立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学习组。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决定将党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党校学习，并改组了党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习制度。[1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总结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丰富经验，逐步建立了党内意识形态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但限于战争环境，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社会化、制度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把党和军队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制度推向全国创造了条件。在各行各业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化建设，如1961年3月颁布的《农业六十条》、9月颁布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中分别有部分内容规定了农村领域意识形态教育制度、企业领域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和高等学校领域意识形态教育制度等。这一时期，军队领域的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建设成效明显，其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6]不得不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和中断了这一良好的态势，出现了意识形态泛化的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教育起指导作用的若干原则，优化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方法，加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教育的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并逐渐优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政治功能，凸显了经济功能，发展了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原则性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www.xing528.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全方位制度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队、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力，探索意识形态责任制，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从总体上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逐渐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