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起点与黑格尔原则的耦合: 优化与解析

从思想史上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最初在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特拉西手中作为“观念的科学”降生，以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思维对象和对对象的思维二者的统一[3]，归属近代认识论谱系。然而，由于在主观性理解上的片面性——主观性仍被理解为某种被决定的和既存的东西，思存统一原则的实现禁锢于认识论范围。正是黑格尔在费希特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虽然是在理念层面），开启了意识形态研究的存在论之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主观能动性原则引入认识论，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但在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之间留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费希特通过将理性解释成一种能动的、形塑客体的力量，建立了客体与自我思想的融合，“为黑格尔提供了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逻辑支撑”[4]。黑格尔坚信“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5]，否认理性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辩证法推动思维与存在实现了绝对同一——个人主观头脑中的绝对同一，毋宁说是“思维和存在的最尖锐的对立”[6]，标志着西方近代哲学走到了在自身范围内解答思存统一问题的边界。

马克思在思想起点上与黑格尔原则的耦合，表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实现具有实在的可能性。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通常被视为马克思思想的起点。常被学界忽略的是，在此之前，马克思经历过一个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阶段，直至倚靠费希特法哲学构造法的形而上学体系时遭遇“现有”与“应有”的截然对立，向黑格尔哲学求助成为解惑释疑的必然。与费希特法哲学在解释现实时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生动内容并未展开不同，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在于从事物的发展中研究事物本身，事物本身的理性“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7]。马克思在柏林郊区休养期间从头到尾研读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撰写了对话体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以澄清自己的思想，从理想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带着明确的目的——“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8]。(www.xing528.com)

基于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思想阶段的存在，在柏林大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是马克思在后黑格尔哲学时代的必然选择。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毋宁说正是对黑格尔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因素的发展。《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公开宣称持有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9]。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派精神领袖鲍威尔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博士论文》对意识形态的首次探讨沿袭了鲍威尔的意识形态理解范式。如同鲍威尔称宗教是“歪曲的方式”的解释，“拙劣的、恶毒的欺骗”“对现实的虚幻反映”，马克思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语，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虽然沟通意识形态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关键环节尚未被意识到，但马克思已经对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有所保留，并未赋予自我意识因素以绝对意义，而是隐含了与鲍威尔之异、与黑格尔之同的关键点——一个缺失概念形式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统一原则。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于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坚持，更多考虑的是历史合理性。在当时那个“反对精神和真理的时代”，哲学首先需要批判的启蒙原则，因此，“尽管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在科学理论方面是不彻底的、有缺陷的，但它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它能够无情地拒斥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10]。但随着青年黑格尔派退化为柏林“自由人”，马克思日益接触并介入社会现实，与鲍威尔思想细微却本质的差别扩大化，回归黑格尔哲学成为现实要求。黑格尔哲学为马克思在社会现实层面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提供了“磨刀石”——黑格尔的国家观、精神异化观及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