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怪为主角的行动元素优化方案

图5-21　格雷马斯“六元模式”

在神怪故事中，人物是某种性质的代表，性质是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作为行动体的人物承载着某种功能，正是这些功能使他成为某类角色。格雷马斯依据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建立起行动元结构的“六元模式”^[56]，提出了三组对立的行动元范畴，用于标明故事中人物行动的普遍结构关系，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图5-21）。他认为仅仅用“人物”的称谓进行描写和分类是远远不够的，不应该根据人物“是什么”，而应该根据人物“做什么”，采取了何种行动或具备哪些功能对角色进行描写和刻画。本书以格雷马斯的“六元模式”作为框架来分析传统神怪故事的行动元结构，由此建构一个以“神怪”为主体的行动元模式（图5-22）。“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三组行动元范畴最重要的一组。在一个叙事文本中，主要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行为主体，神怪通常在故事文本中以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存在，因此成为行动元结构中的欲望主体，具体而言，就是“主体”追求“客体”的关系，是行为功能的主动者。例如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同属取经人（主体）这一行动元主体，他们受如来这一发送者的委托去西天取得经书（客体），在取经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邪恶的妖魔鬼怪（反对者）进行阻挠，同时又获得观音、天将等（辅助者）的帮助，最终成功取得真经，为众生（接受者）造福。在这个以“神怪”为主体的结构模式中，可能会由于欲望客体的不同，在位置上发生某些变化，但无论位置如何变动，神怪、英雄、反派、指引者都是神怪故事中最主要的行动元。

图5-22中国魔幻电影行动元(www.xing528.com)

作为欲望主体的“神怪”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人物，它们虽然属于异类，但却与十恶不赦的反派妖魔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类角色多具人情，它们或是温柔可人，或是古灵精怪，又或是性情多变，让人捉摸不透，甚至还常常使人们忘记非人的属性，正如鲁迅先生评价《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仙时所言：“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57]此外，这些神怪角色多数还具有强烈的反主流文化的倾向，它们身上的异质文化素质使其表达情感的方式通常是直率而热烈的，常常作为人们生活秩序的扰乱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在叙事文本中创作者利用神怪这个特点，创作出许多富有吸引力的作品。例如对天庭秩序蔑视的孙悟空，后来历经西行最终皈依佛法，修成正果。又如，在《太平广记》中敢于打破、背离封建礼教的花妖、狐女们。^[58]

对于英雄角色来说，道德英雄是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59]中国古代神话塑造了大量的具有进取品格的英雄人物，诸如补天的女娲、治水的鲧、填海的精卫、射日的后裔，他们都是上古时期人类中征服自然、大智大勇的英雄。在后世的神怪艺术作品里，英雄也常作为代表真善美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他们或是具有超常能力的勇者，或是趋向平民化与真实化的小人物，但无论其身份怎样变化，这些英雄人物的行动，都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如《封神演义》中的哪吒、雷震子，《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燕赤霞，他们本性坚定、纯洁、乐于奉献，且充满正义感，这些英雄通常能够在逆境中坚定信念，保持昂扬斗志的乐观精神，带领众人走出困境。

英雄人物的成长一般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指引者作为辅助人的角色承担着点拨、唤醒、教育的向导功能，他们通常以智者自居，以自己的经验、能力帮助当事人摆脱危险的境地。在神怪文本中，指引者可以是德高望重的智慧老者，也可以是菩萨、佛祖等具有“高智慧”的异类，甚至可以是一种幻象。此类角色通常充满智慧、拥有善心，并且甘愿抛弃权力与地位，带有浓厚的出世的“隐士”意味。

反派是故事中假、恶、丑的代表，在神怪文本中是具有障碍、扰乱、破坏、夺命等义的“魔”，他的作用在于使角色陷入一种绝境，具有“试人”的一面。这种“魔”的形象可以是异类，也可以是人类，还可以是蕴藏在生命体内的一种危险、邪恶的“魔性”观念。具有人形的“魔”内心扭曲、邪恶凶残，是与正义人物相对的黑暗势力，是众人驱除和镇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