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的藏书画珍品及购买观

一、宋云彬生平简档

宋云彬先生（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浙江海宁人。著名的文史学家、编辑家，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生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后均遭国民党通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中学生》杂志。一九三八年四月，应郭沫若邀请，到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一九五一年底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任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作右派，次年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与编辑工作，被誉为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七九年二月右派得到改正，同年四月逝世。

宋云彬先生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欢字画、端砚、围棋、昆曲、中医，喜欢种花、植草、养鱼，喜欢饮酒、美食、叼烟斗，喜欢与朋友畅谈。而他所从事的工作，使得他与现当代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或诗词唱和，或流连书画，鸿雁往还，寄情笔墨，最是相宜。其间经历解放前的东西奔走，以及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能够保存下来之书画作品与友朋书札，就显得弥足珍贵。劫馀什袭，云烟旧事，其意义也更为特殊了。

二、书画之来源

此批书画之来源，一则为他人赠送，一则为自己购买。

其中保存最早的一件获赠品是黄起凤的《王维诗意图》，题识曰：“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庚申十二月，写赠行彬仁兄有道教之。晓汀黄起凤，时客鹃湖。”按，庚申年十一月廿三为公元一九二一年元旦，则十二月已入一九二一年矣。又按，“行彬”即“云彬”，吴语云、行音近。其次为经亨颐的《寿桃竹石图》，题识曰：“云彬先生三十寿。十五年十月，颐渊画桃，时同在广州。”按，一九二六年十月，宋氏任职黄埔军校，经氏任中山大学校长。再其次是同里姻戚张宗祥先生《草书陶渊明饮酒诗》，题识曰：“云彬姻叔以墨相赠，出纸索书。因为录陶诗数章。戊辰六月大暑后三日，张宗祥。”按，戊辰为一九二八年。

除上述三件，以及一九四四年何香凝《劲松寒菊图》与柳亚子《纪事诗卷》、一九五一年何遂《留云厂图》、一九五九年陈半丁《黄花故人图》、一九六一年张宗祥《深柳读书堂图》、一九六二年沈尹默对联立轴等数件外，其馀获赠书画，大都是任职浙江时期所得（其中一九五六年适逢六十大寿，获赠不少。宋云彬十月十七日日记：“钱镜塘赠予扇面一，陆小曼画、沈玉还字，皆题双款，精极。沈玉还，沈淇泉之女，所谓沈七小姐者也。又为予求得吴湖帆画扇面，上题‘云彬先生六十寿’。”俞振飞五月二十三日与宋云彬函有“尊箑稍缓当有报命”语，丰子恺八月十七日致函中亦有“扇面草就，送上乞正”句，惜二者今未见），如黄宾虹、马一浮、任铭善、吴湖帆、俞平伯、陆小曼、钱镜塘等所赠作品，皆甚精善。

自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的二十馀年间，今留存有系年之书画仅两件。一为一九五九年深秋，陈半丁所赠《黄花故人图》扇面，上题“莫言满眼无知己，惟有黄花是故人”，寓意深远。按，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宋氏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参加学习会，会间休息之际，“陈半丁殷勤问余近来身体何如”（是日日记），故有是作。另一件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张宗祥绘赠《深柳读书堂图》（详见下文）。其他未署年月者，据日记可知，有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得溥雪斋所写扇面，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得丁裕长所赠马一浮字（今存节录《行书沈约郊居赋》立轴，无上款，丁氏所赠者当是此件）。沈尹默作品两件，宋氏之初见沈氏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丰子恺是年六月五日致宋云彬函有“弟已函告尹默先生，并代为敦促墨宝，想不日有复寄上”云，似是宋云彬请丰子恺出面为自己所求者。所存两件，一对联，一立轴，皆署上款，其对联尤精，实为沈氏不可多得之佳构。

除得友朋赠送之外，宋云彬也偶尔购藏清代与民国间人物的书画作品。只因其妻一向反对其购买金石书画，认为是“无用之物”，故宋氏极少买大件。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晚邀张惠衣来看程姓送来之书画，大都赝品，仅张子祥画及翁同龢书扇面是真迹，然亦不值钱也。”今翁同龢所书扇面尚存。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宋云彬在张宗祥鼓动之下，以二百元巨资购金农《冬心墨妙册页》、施养浩《橅黄鹤山樵村舍图卷》、奚冈《石湖记游图》三件，应该算是“豪举”了。八日日记：

看张阆声。先是章劲宇出其所藏奚铁生《石湖记游图》立轴、金冬心真迹册页、施茗柯《橅黄鹤山樵村舍卷》求售，共索价二百元，阆声怂恿余买之。余以迁葬先父先母墓费七百馀金，一时无此馀款，且妻向不以余购买金石书画为然，勉强为之，必闹无谓之闲气，遂商之阆声，请其暂为垫付二百金，待余得有稿费时陆续偿付，陆续取件。

今日新文艺出版社汇来发表费（余所撰《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收入该社出版之《古典文学论文集》），一百四十八元五角，拟以一百元付阆声，先取回奚铁生《石湖记游图》及施茗柯《橅黄鹤山樵村舍卷》，阆声欣然允诺。

九日日记：

将新文艺出版社之邮政汇票签名盖章，嘱文管会工友向邮局取款，即以一百元付阆声。……余以新文艺出版社汇来发表费之馀款四十八元五角交妻，伪言原数为六十八元五角，二十已交张阆声作买字画之用，妻大笑，谓“汝又费钱买无用之物矣”。余计大善，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十日日记：

奚铁生《石湖记游图》题乾隆甲午作。按铁生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卒于嘉庆八年癸亥，乾隆甲午铁生二十九岁，此图为铁生早期作品也。

从九日日记中“伪言”，到“妻大笑”，再到“余计大善”，宋氏当时因计谋得逞而兴奋之状跃然纸上。

日记记载购买字画的，还有两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日记：

饭后赴李劼人宅看字画。有人送字画来卖，我买了一张立幅，是郭尚先写的字，价二元五角。

三十一日日记：

上午任心叔来，同到小扬州那里去看书画，买了一幅陈奕禧写的字，价四元（加裱工六元，共十元）。王竹斋家里卖出来的一批字画，可惜都是残缺不全的，有三条屏条，是钱献之（坫）写的隶书，缺第一条。第三条第二行和第四条拼起来，刚好一首诗，我出价二元买下来，叫小扬州给拼成一幅立轴。

今郭尚先、钱坫两件尚存。通过三十一日日记，我们知道钱坫的《隶书杨万里人日出游湖上诗》，实际是根据钱坫残存的屏条剪贴而成，因为此件作品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其馀如吕焕成、蒋宝龄、王杰、张廷济、王懿荣、金恭仁、任熊、任预、任伯年、王礼、胡义赞、顾澐、吴昌硕、郑文焯、朱偁、蒲华、贺良朴、顾鹤逸、汪诒书、吕多保、陈曾寿等的作品，估计也是这段时间所购的。

三、书画之内容与价值

此批书画内容丰富，名家云集，其清代诸件，流传有序，又经藏家赏鉴，颇多可观；友朋所赠者，大都精美，且多故事，足资考索。兹选取数件，稍作勾勒。

金农《冬心墨妙册页》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与施养浩《橅黄鹤山樵村舍图卷》、奚冈《石湖记游图》同购。此册页计四帧，水墨绢本，楠木夹板。阮性山题“冬心先生墨妙。馀杭章氏劲㝢珍藏”，赵叔孺题“冬心墨妙。鸣鹤草堂主人珍藏”，曾经赵宧光、金传声、章劲宇递藏。

第一帧春笋，题识曰：“夜打春雷第一声，满山新笋玉棱棱。买来配煮花猪肉，不问厨娘问老僧。百二砚田富翁画并题。”钤印：金吉金印、稽留山民。鉴藏印：赵宧光之印、叔孺审定、砚水生春、松蘅室、章劲宇所得杭郡名人书画印。

金农《冬心墨妙》册页之菖蒲

第二帧棕榈，题识曰：“宝树具妙相，香界围一林。大叶若坏衲，纷披何萧森。林中僧未归，谁向石坞寻。负此念佛鸟，清昼连夕阴。寿门金吉金画并题。”钤印：生于丁卯、冬心先生。

第三帧菖蒲，题识一曰：“四月十六，菖蒲生日也，余屑古墨一螺，乃为写真，并作难老之诗称其寿云。蒲郎蒲郎须发古，四月楚天青可数。红兰遮户尚吐花，紫桐翻阶正垂乳。写真特为祝长生，一盏清泉当清醑。行年七十老未娶，南山之下石家女，与郎作合好眉妩。百二砚田富翁金农画。”二曰：“越夕又成二十八字，戏代菖蒲作答，亦解嘲之意也。此生不爱结新婚，乱发蓬头老瓦盆。莫道无人充供养，眼前香草是儿孙。农。”钤印：冬心先生、金吉金印。

第四帧松树，题识曰：“松风泠泠洒面凉，十丈不已青盖张，针如灵鼠尾更长。松花黄，松卵香，下有茯苓夜有光，目明耳聪采作粮。山中之人百岁强，前村往往闻石羊。曲江外史金农画并题。”钤印：古杭金由、冬心先生。鉴藏印：秀水金兰坡搜索金石书画、金传声。

按，金农（一六八七—一七六三），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等，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荐举博学鸿词科，应试未中，郁郁不得志，遂周游四方，走齐鲁燕赵，历秦晋吴粤，终无所遇。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布衣终身。年至五十，始学画，因学识渊博，浏览名迹众多，加之书法功底深厚，终成一代名家，为扬州八怪之首。善画竹、梅、鞍马、佛像、人物、山水，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古雅拙朴，凝练厚重。

世传金农画作，其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所绘册页（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多此类花卉，如绘于三月上巳后二日之《杂画册》有“棕榈”一帧，题识与此件相同，落款“稽留山民金农画于昔邪之庐并题而书”，钤“金氏寿门”印。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二十三著录《金冬心花卉册》十二帧（有“棕榈”一帧），其于“葡萄”后署时间为“甲戌三月上巳后二日”，“木犀”后署时间为“甲戌三月清明后二日”。是年之夏，又为卢见曾绘《画吾自画图册》（浙江省博物馆藏），有“棕榈”、“菖蒲”二帧，其题识亦皆与此件相同，惟“棕榈”之落款为“十九松长者画并题其上，仿唐顾司户诗体也”，钤“金吉金印”印；“菖蒲”小序“余屑古墨一螺”作“余屑元时林松泉代郡鹿胶墨一螺”（这与贝墉辑《冬心先生甲戌近诗》所录一致），落款“寿门又书”。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六月，作《金冬心书画册》，有“菖蒲”一帧，题识亦与此件相同；另作《墨笔花卉册》，有“菖蒲”三帧，题诗却皆与此异。

金农是非常喜欢菖蒲的，且亦喜以菖蒲与石作喻，有诗曰：

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

曾享尧年千万寿，一生绿发无秋霜。

又曰：

五年十年种法夸，白石清泉自一家。

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

金农另有《乞橙里主人茅山菖蒲诗》漆书扇面（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二〇〇五秋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录绝句二首：

句曲第三白云涧，涧底香蒲不轻见。

仙郎作供读仙书，绿骨如飞丹九转。

引年何处觅琼英，卑视灵茅与杜蘅。

乞来岂但〔洗〕烦恼，令我道眼增双明。

其跋曰：

右诗为余去年乞橙里主人茅山菖蒲之作也。书录便面，颇不见丑。惜“但”字下失写“洗”字。七十老夫乃至于此，再加十年又当何如耳！昔邪居士金农记。

此二首又著录于《冬心先生杂画题记补遗》（载黄宾虹、邓实辑《美术丛书》三集第一辑），署款“稽留山民画茅山菖蒲并题”，惟“轻”作“经”、“绿”作“轻”、“琼”作“芝”。金农晚年有斋曰九节菖蒲憩馆，足见其对菖蒲之好深且

远也。

又，金农于乾隆二十年乙亥六月作赠卢见曾《花果册》（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二〇〇六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图录，又见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日作《花卉蔬果画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花果册》（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二〇一四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二十七年壬午作《花卉图果册》（上海博物馆藏），都有“春笋”一帧，所题之诗，俱与此同。

清代藏书家贝墉所辑《冬心先生甲戌近诗》一卷，内收金农诗作十一首，其跋曰：

此冬心先生书近作于小册赠杭堇浦太史者，鲍丈渌饮曾见真迹云。贝墉志。

杭堇浦即杭世骏，鲍渌饮即鲍廷博，可见其来源有自。所录《松》《菖蒲》二诗（《菖蒲》诗仅有第一首，无代答之作），与宋氏所藏同。《冬心先生甲戌近诗》为赠杭世骏册页上所题者，其《菖蒲》《松间曲》《梅》三诗与赠卢见曾者全同，且皆作于乾隆十九年甲戌。

由此可知，自乾隆十九年甲戌以后，金农常将“春笋”、“棕榈”、“菖蒲”、“松树”、“葡萄”诸物入之画册，且以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册页，其题诗虽多数相同，但落款与所钤之印却随时变换，据此或可推定《冬心墨妙册页》之创作时间。

又按，金农赠杭世骏之《菖蒲》，仅录第一首，无代答诗；而绘赠卢见曾者，虽有代答诗，然代答诗之字体、墨色却与第一首迥异。而此本《冬心墨妙册页》上之二诗，字体与墨色全然一致。诗前小序曰：

四月十六，菖蒲生日也，余屑古墨一螺，乃为写真，并作难老之诗称其寿云。

据此，颇疑赠杭世骏者，即作于乾隆十九年甲戌四月十六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嘉德四季第二十八期拍卖会图录有金农款《花卉小品册页》，其“棕榈”之落款即为“甲戌四月”）；未几，又应德州卢见曾请，为绘《画吾自画图册》，并以同题材诸作相赠，答诗所谓“越夕又成二十八字，戏代菖蒲作答，亦解嘲之意也”，则出现此答诗，想必是在赠杭世骏之后了。待后来再绘菖蒲时，两首诗同时题上，则又在情理之中矣。

金农一生坎坷，尝尽人间艰辛，其《冬心先生集自序》曰：

孤露以后，旧业随废，旅食益困，因念玉溪生有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誓愿，因亦誓愿，五十之年，便将衣裓入林，得句呈佛，以送馀生。

诗有“除非前生此山僧”、“天生佛性人得知”句，别号则有冬心居士、昔邪居士、莲身居士、金吉金、苏伐罗吉苏伐罗（“苏伐罗”即“金”之梵典译音）、心出家庵粥饭僧等，都是与佛缘有关，而其交往圈中亦多释子、居士，且出行时常寄居僧舍，题诗作画。

乾隆十六年辛未除夕（一七五二年二月十四日），金农在扬州，有《辛未除夕独酌苦吟忆老妻曲江江上》三体诗：

作客身千转，忆家肠九回。扬州好厨娘，可惜是孤杯。

春碓纺车人老，芦帘纸阁灯深。定设香花供养，一躯长带观音。

岁去堂堂挽莫追，最难忘事是霜帷。四婆裙子新浆洗，今夜捣声生别离。

据此可知，金农妻子之卒当在乾隆十七年壬申以后。又《画佛题记》曰：

上世慧业文人奉佛者，若何点、周颙之流，然未能断荤血而节情欲，当时故有周妻何肉之诮。予自先室捐逝，洁身独处，旧畜一痖婢，又复遣去。今客游广陵，寄食僧厨，积岁清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觉不薄。写经之暇，画佛为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禔。但愿享此太平，饱有江南诸寺门前山色耳。

此段文字收入《冬心先生画佛题记》，又见诸广东省博物馆所藏金农《题画佛题册》，惟赵叔孺“橅冬心老人古佛像”（载香港九雅堂《中国近代绘画》）于文末复有“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杭郡金农”之署款。金农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七十四岁，根据上文中“予自先室捐逝，洁身独处，旧畜一痖婢，又复遣去”，再结合《冬心墨妙册页》第三帧菖蒲题识“行年七十老未娶”、“此生不爱结新婚”二句，则其妻盖卒于乾隆十七年壬申至十九年甲戌（即金农六十六至六十八岁）三年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冬心墨妙册页》当作于乾隆十九年甲戌或稍后。

施养浩《橅黄鹤山樵村舍图卷》

施养浩（一七一八—？），字静波，号茗柯，又号西髯，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三月，乾隆帝南巡，曾往浙省敷文书院，命在院诸生和韵，施养浩和曰：“峰回路转葛芳园，玉辂晨临讲院门。地叶卷阿多吉士，韵赓天藻溯词源。读书夙凛儒修重，向日端由物性成。拜手郊原瞻盛典，吟成只是愧清敦。”因此得“杭州府拔贡生，钦取一等四名”（《杭州三书院纪略》卷三），十八年癸酉举人，十九年甲戌会试下第，补翰林院功臣馆誊录。至二十八年癸未正月二十七日，施养浩递呈奏折曰：“臣施养浩，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年四十六岁。乾隆十八年举人，考补翰林院功臣馆誊录。议叙以知县用，今掣得四川雅州府荥经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施氏“既得官，甫抵任，坐前在郡王府中敎书，听从人代为求书，发巴里坤效力赎罪，开渠筑堡。三年之中，具有劳绩，邀恩回籍”（朱文藻《碧溪诗话》）。工书，能山水。著有《友梅阁诗》《涵晖集》《出塞入塞诗》等。

此幅《橅黄鹤山樵村舍图卷》，据题识“乾隆乙亥长夏寓燕台之颖园”，则作于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卷头有刘戌厂一九五〇年所题签条。此件曾经朱潜（字穉臣）收藏，前有朱麐书一九二六年所题“黄鹤真谛”引首。

卷末有梁同书、潘飞声跋，前者将此卷之创作与流传，以及施氏之情况交代较为清楚。录如下：

茗柯同年甲戌下第后，馆于京师范氏之颖园，与余寓舍较近，时相过从。一日家乡寄至黄鹤山樵卷一，邀其同赏，叹为精绝，乞依样橅一本，欣然许诺。越数日，挟卷来曰：“动笔方知古人真不可及，貌虽似，而神则非矣。”茗柯固自道，亦个中人见到语也。即付名手徐翁装之，藏箧中，自北而南，久不记省。盖不觉忽忽垂五十年，不知何时失去，辗转归于小年十兄处。小年亦不知也，会属余跋数语于尾，一展卷，如见我故人，掀髯落笔时，而锦褾犹新，宰木已拱，不能无今昔之感焉。小年固请还璧，余不谓然。茗柯科名蹭蹬，中年才得一官，遽见颠蹶，及归来塞上，已迫桑榆。翰墨流传绝少，此卷为鉴家所得，不至零落它所，幸也！况小年与茗柯至戚，而余复衰老，不堪把玩，又安知不为蛛丝煤尾所辱，存此一重公案，为村舍图增一胜赏，岂不媺欤？余故为识其款末而归之。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十二日雪后微冻，山舟梁同书书，时年七十有六。

施氏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下第后，客游京师，入郡王府幕，供职翰林院功臣馆，且“议叙以知县用”，以善书画，“为群公所重”（朱文藻《碧溪诗话》），因得荥经知县一职，故梁氏称为“中年才得一官”云。梁氏又谓“及归来塞上，已迫桑榆”，此与朱文藻《碧溪诗话》所记“余馆汪氏振绮堂，适逢茗柯塞外归，把臂剧谈，须眉皓然”一致，其自塞外归来盖在乾隆三十一左右。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十二日已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一月十七日，距作画时间相去四十四年；“宰木已拱”，则施氏之卒当亦数年矣。

梁同书（一七二三—一八一五），字符颖，号山舟、不翁、石翁，钱塘（今杭州）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举人，乾隆十七年壬申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顺天乡试监考官、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年四十乞归，嘉庆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赐加侍讲学士衔，旋复辞官归里。梁同书此跋，作于家居时期，后收入《频罗庵书画跋》卷十二，且于“小年十兄”下注曰“汪日永”。

按，汪日永，字观成，号静庵、小年、筱岩，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举人，候选太常寺博士。因家藏毛奇龄诗文板片，四十六年辛丑三月初十日为闽浙总督陈辉祖奏请查收。日永兄弟十人，登科目者五（见《杭郡诗三辑》汪日章小传），周骏发《卧陶轩诗集》有《汪荻江（日菼）小山（日桂）筱岩（日永）太完（日全）》诗：

归愚群从在，予季独先灵。为政崇文史，藏书守石经。尽人夸笔墨，续隶见精英。寂寞归兴晚，愁过绘雪庭。归愚轩四壁皆绘雪景，往予读课其中。今荻江宰滇南，引疾告归；小山钞书恬守；小年游情翰墨；太完刻《隶释》《隶续》，早下世，良可叹也。

其谓“小年游情翰墨”，与梁同书跋所言“此卷为鉴家所得，不至零落它所，幸也”，适可对读。施、汪二人生同地，且又同时，梁同书跋谓“小年与茗柯至戚”，良有以也。

卷末另有潘飞声跋，谓“此卷书画精绝”，故“为赋长句题尾”，诗曰：

谁仿山樵村居图，空中黄鹤犹翔舒。铜盘炽炭添榾柮，煮茶温酒寒可胠。四山草木尽坚瘦，村翁觅句行徐徐。门前翠竹每自洗，屋背青山时可呼。图画通灵夜濯出，世人争怪顾氏厨。延津神剑偶一见，赵璧返椟光夺矑。山舟老子懒成癖，停云话旧增叹吁。画里沧桑刹那耳，展卷如过黄公垆。苍虹贯月倍生色，我欲携登江上舻。

潘飞声（一八五八—一九三四），字兰史，号剑士、心兰、老剑、剑道人等，室名有水晶庵、崇兰精舍、禅定室，广东番禺人。南社成员，曾任香港《华字日报》《实报》主笔，晚年潜心金石书画之鉴藏与研究。署款“庚午三月将往松江看桃花，收语及游意，一时兴到耳。水晶道人潘飞声，年七十又三”，庚午为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

钱杜《墨梅图》

钱杜（一七六四—一八四五），字叔美，号松壶小隐、松壶、壶公，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五年庚申（一八〇〇）进士，官主事。好游，一生遍历云南、四川、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嘉庆九年癸亥居嘉定（今属上海），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英军攻略浙江，避地扬州，后客死他乡。

此件卷头有石园居士张克和所题“钱叔美墨梅真迹精品”签条。四边有应时良、沈傅洙、孙元培、醒迷禅山人题诗。系钱杜为崇德蔡锡琳所绘，据其题识曰：“虚斋净无尘，寂历如太古。支起读书窗，静玩寒梅吐。　旭日暖烘门，香到乌皮几。数点着横枝，春风吹不已。此道光戊戌春为笑拈主人题数点梅花室图句也。辛丑秋八月，书来属余写墨梅一帧，并索书旧作于画左。秋雨中在小裴回楼，钱杜题记。”钤印：履无咎斋、壶公、松壶先生、钱杜印信。辛丑为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

应时良题诗曰：“画手西泠孰老成，金冬心后此齐名。分明自写诗人照，通体玲珑彻骨清。壬寅冬日题松壶墨梅，书请笑拈仁六兄大人教之。笠湖应时良。”钤印：时良、笠湖。

沈傅洙题诗曰：“脂红粉白总相宜，正是春风绚烂时。不似倪迂深惜墨，拈毫只写两三枝。画梅自宋以来皆着繁枝，惟倪独简。同治甲子暮春中澣，白门逸民漫题。”钤印：文川。

孙元培题诗曰：“钱郎作画今无敌（频迦赠壶公句），记得灵芬七字诗。此幅只应供逋老，疏花淡墨两三枝。壬寅十一月朔日，笑拈主人以松壶墨梅属题即正。宾华孙元培。”钤印：孙元培印。

醒迷禅山人题诗曰：“窗前月落影参横，数点香闻雪后清。知是诗人参墨妙，一枝春已扫凡情。　昔年逋客住西湖，种遍梅花入画图。雪里暗香闻竹外，月来瘦影鹤相扶。癸卯冬日，奉题松壶居士墨梅，录请笑拈先生教正。醒迷禅山人。”钤印：松禅、醒迷。

按，上款“笑拈主人”、“笑拈仁兄”、“笑拈先生”即蔡锡琳，字笑拈，号小砚，浙江崇德人。交游广泛，与海宁画家应时良、嘉兴金石考订家张廷济订忘年交；与孙宾华相善。白门逸民即沈傅洙，字文川，号鲁村，浙江嘉兴人，善隶楷，其舅张廷济常令捉刀而自署名，人莫能辨。

此件曾经潘博山、钱镜塘递藏，鉴藏印有：杨凤冈博山鉴定书画、博山心赏、海昌钱镜塘藏。

何香凝《劲松寒菊图》

此件何香凝先生一九四四年春作于桂林。

先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宋云彬随政治部三厅五处撤退到桂林。桂林是抗战时期我国西南的文化城，一九三九年七月，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策，胡愈之和沈钧儒等在重庆筹划，在桂林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出版进步书刊，宋云彬担任专任编辑。一九四〇年八月，宋云彬与夏衍、孟超、聂绀弩、秦似创刊《野草》半月刊。在桂林六年，宋云彬编刊物，写杂文，参加座谈会和讲座等社会活动，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在舆论界颇有影响。

一九四二年一月，何香凝与柳亚子等一行离开香港，经广东海丰，赴广西桂林，五月到韶关。月底，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国民党绑架入狱。何香凝为设法营救，羁留近一年，未果。一九四三年四月，何香凝抵达桂林，二十三日即携儿媳、孙子、孙女拜访柳亚子。柳亚子有《廖夫人偕其儿媳经普椿女士挈孙女廖坚孙男廖恺孙自曲江来桂林赋呈一首》诗：

同舟亡命涉秋春，失笑温黁握手辰。遗爱两家门第迥（谓仲恺先烈暨颐渊老友），弥天一老瓣香频。鲁公正气留箕尾，勾践雄图炼胆薪。漫说狂生狂逾昔，头颅无恙醉江滣。

其年秋，何香凝有《感怀》诗曰：“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道是无因却有因。”一九四四年六月有《日祸移居广西舟中》：“战云弥漫遍神州，国破家亡恨怎休。但得军民同御敌，烂船漂泊也风流。”“国仇”“国破”，指日寇之入侵；“家恨”“家亡”指儿子之系狱也，可见当时心境。

今何香凝《劲松寒菊图》上有柳亚子题诗一首，收入《磨剑室诗词集》题作《廖夫人绘松菊为云彬题》，时间是二月二十八日，据此也可知《劲松寒菊图》所作之大概时间。诗曰：

石室儿郎炼胆薪，周嫠恤纬费吟呻。

劲松寒菊依然好，历尽风霜便早春。

第一句用越王勾践故事，以喻励志图强之意。“石室”指监狱，“儿郎”指廖承志，“炼胆薪”即卧薪尝胆。第二句用“嫠不恤纬”典故，语本《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宋国之陨，为将及焉。”意谓寡妇不怕纬纱稀少，织不成布，只怕亡国，祸及于己。何香凝丈夫廖仲恺卒于一九二五年。二句用事颇为贴切。

及至一九五五年五一节，宋云彬自题边跋曰：

余避寇桂林，得与廖夫人何香凝先生相过从。一九四四年春，夫人以所写《劲松寒菊图》见贻。相喻以所怀，相勖以所尚，固异于寻常酬应之作也。时寇势方张，而廖公子系狱未释。夫人忧时心切，念子情深，故亚子题诗有“石室儿郎炼胆薪，周嫠恤纬费吟呻”之句。一九五五年五一节，云彬识于杭州。

“相喻以所怀，相勖以所尚”，亦可为柳亚子题诗后两句之注脚。

宋云彬《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

俞平伯曾将章太炎、戴望、孙诒让致曲园老人手札十六通，裱成册页，称《三经师手札》。宋云彬曾将章太炎九通摹录一份，我们称之为《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其首为太炎民国二十一年题识，次手札九通，次吴承仕民国十八年跋，次俞平伯民国十三年跋，次俞平伯节抄民国十八年太炎复吴承仕手札，末为1951年王伯祥为宋云彬摹本所作跋语。

通过以上题跋，并结合其他文献之比对，我们基本可以梳理《三经师手札》之流传以及宋云彬摹录之相关情况。

俞平伯跋曰：

三君并近世经师，学人宗仰。戴、孙早归道山，章君则及见之。今春在吴下旧居，检得昔年寄与先曾祖之书札，凡三家一十六通。就中仲容先生之三月望笺、太炎先生之附姓名居址笺，似俱为初通音问之品，弥觉可珍矣。十三年除日，平伯谨跋于京师。

吴承仕跋曰：

章君撰《左传读》三十万言，其说“季兰”为“娈”，在第一卷中；说“轨度”为“究”，在第五卷中。是书属稿早就，醵资刊布，盖在胜清光绪丙申之岁，时曲园先生七十五，章君则二十有八也（时承仕年十三）。章君自言，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作《客帝篇》，迄辛丑而《訄书》始成，明攘夷之志，盖确立乎庚辛之际也。又案曲园先生尝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几为俗说所染（章君今年来书，犹道及此事），而章君则斥之不遗馀力（谓斥皮锡瑞也），亦由改制之说为尊清者所假借，足以堕光复之业，故深恶而痛绝之。纠合义旅、犁庭扫闾之言（此二言见册中第九通书），一何壮也。今遂屏居海隅，见侮于后生小子。大勋不报，谅哉！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吴承仕。

俞平伯节录章太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吴承仕函曰：

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盖长素于甲午前已谒曲园，出其《新学伪经考》相示。当时鄙人尚未见其书，甲午后乃得见之也。鄙人三十以前，说经或多细碎，至于今古文之辨，则胸中颇有准绳，至今未变。孙仲容亦为古文之学者，戴子高则原出宋于庭，实今文学中人，然亦精揅训故，非如后来者之夸诬也。

章太炎题记曰：

俞子平伯，先师曲园先生之曾孙也。以余昔时上先师书并戴子高、孙仲容二君手札，都装一册，称以“三经师”。戴、孙，乡邑先进，望实卓然，余何敢比肩。独念自侍先师以来，今四十馀岁，虽数遭颠沛，未尝废经。间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耳。余治经尊古文，与仲容合，而与子高绝相远。令二君至今尚在，辩论相发，庶几贾景伯、李元春之事。惜乎，不得其会也。民国二十一年季春，章炳麟识。

通过上述诸文时间，我们可以知道，1924年俞平伯在苏州旧居发现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人致曲园信札，称《三经师手札》，并于除夕日跋之（1925年1月23日）。1929年，又请太炎弟子吴承仕题跋，吴跋据信札所涉内容与太炎所撰《左传读》对照，似欲说明其通信时间。其间必有上太炎书以询问此事者，故太炎答书，有“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诸语。俞平伯见之，即将该信相关内容节录于后。

太炎之题记，自谓“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可见在学术上，太炎对曲园之敬重，则章门之弟子，即曲园之再传也。

《三经师手札》一直由俞平伯保存，此前曾有钱玄同提及，其1925年5月30日日记曰：“俞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君致曲园信一册。”周作人1931年1月20日致俞平伯札云：“昨日上午匆匆去上课，戴君手札尚在兼士手中，及下课来不见他，想必已将该札交还足下了吧。”可知俞平伯又出示于周作人，1月19日周作人传阅给沈兼士，后当交还俞平伯。

章太炎题记作于“民国二十一年季春”，按1932年2月29日（农历正月二十四）太炎因“一·二八”事变仓促避难北平，顺便讲学，章门弟子纷纷宴请。时俞平伯任教清华大学，钱玄同乘便安排他拜见章太炎，钱玄同4月7日日记称：

五时，雇汽车请幼渔代接老夫子到东兴楼，因今日我赏饭也，因拉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也。宾主共六人，章、俞、马、马、朱、钱也。(www.xing528.com)

其中二马指马裕藻与马衡，朱指朱希祖，从“拉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可知，此次盖为章太炎与俞平伯之首次见面。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两人见诸记载的交往还有两次。一次是4月18日（农历三月十三）马裕藻宴请章太炎，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半农、魏建功、胡适、蒋梦麟作陪（分别见钱玄同与周作人日记）。另一次是5月15日（农历四月初十），周作人设家宴款待章太炎。周作人是日日记：

下午天行来，共磨墨，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晚饭，玄同、逷先、兼士、平伯亦来，共八人。用日本料理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车与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

钱玄同是日日记：

我下午四时至周宅，今日启明赏饭于其家，日本与绍兴合璧，日本菜极佳。同座为朱、马、沈三、俞、魏也。大家均请老夫子写字，他称平伯为“世大兄”。

从时间上来说，俞平伯是在与太炎会面之后持《三经师手札》请作题记，落款曰“季春”，则完成于5月6日（阴历四月初一）之前。在周作人的家宴上，太炎还应众人之请，各写字一件，其为俞平伯写《论语》条幅（今存德清县博物馆），称之为“世大兄”，礼敬而又亲切。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与宋云彬等一行抵北平（2月28日自香港出发）。28日俞平伯即致信柳亚子，有“日前重接光仪”句，则前此数日二人当已见过一面。

柳亚子4月6日日记曰：

赴华北文艺界协会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谈话会，五时聚餐，与陈学昭女士第一次见面，并坐同席者圣陶、平伯、云彬、卞之琳、臧克家，共七人。

仅从称呼而言，柳亚子与俞平伯应该是熟悉的。15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奉手教，敬悉明日社团盛会，荷宠邀，自当移侍，并以得拜识南社诸君子为幸也。”从之后俞平伯呈柳亚子诗“东城偶集簪裾秀，南社曾瞻齿德尊”二句来看，俞平伯当是参加了此次诗社盛会的。24日，许宝驹、许宝骙兄弟宴请宾客，俞平伯与柳亚子、朱蕴山、谭平山等三十馀人参加，柳亚子有诗纪之。

据柳亚子自述（参见下文引题三经师手札诗其二自注），其十七岁时读书上海爱国学社，曾入章太炎之门，与邹容相稔，并与友好集资刊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得到章、邹器重。宋云彬在《章太炎二三事》里说到章太炎曾送给柳亚子扇面，所录是太炎自己的诗：

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

此诗为太炎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题《名学会摄影书后》，曾刊登在是年《选报》第十二期上。次年，太炎有致陶亚魂、柳亚子书，历数自己思想之转变，后亦将前诗书扇赠柳亚子。如此，柳亚子则为太炎之弟子，而曲园之再传弟子也。

5月2日，柳亚子寄《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诗给俞平伯，有询问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三传事。诗下自注曰：

曲园翁一传而为太炎章先生，再传而为检斋吴先生，皆以学术家而兼思想家，且并致力革命，非琐琐经生，岂刘申叔、黄季刚辈所能望其项背？此友人齐燕铭同志告余，燕铭则检斋门下士也。宋云彬兄谓太炎《谢本师》一文，实为爱护曲园翁，虑其株连受祸而作，非真有所不满于师门。此言亦良是。

按，关于章太炎《谢本师》事，宋云彬先后有两篇文章分析过，其在《章太炎的〈谢本师〉》中写道：

章太炎受业于德清俞曲园。太炎加入革命党，反对清廷，曾受俞氏呵斥，他撰《谢本师》一文，起而抗辩。我想他写《谢本师》这篇文章，还有别的原因。当时清廷的专制淫威，可以使人遭灭门之祸，他既加入革命党，公开声讨清廷，深恐因此而连累到他的本师，特地写这篇文章，替他的本师预作开脱地步，当时他们师徒之间，一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

5月12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

先曾祖与太炎先生之离合始末，诚有如来诗跋语所云。盖太炎晚年犹惓惓师门，于行文时仍称先师云。自吾曾祖三传而至检斋先生，于政治意识之前进上真有积薪居上之感，盖亦时命使之然耳。

16日又致函曰：

鲁、吴二君，诚馀杭门下龙象，如惠赐诗篇所云。黄季刚师晚节虽蹉跎，终胜申叔甚多。至前书之“三传”，确是“再传”之讹。承指误，并感。

鲁、吴二君指鲁迅、吴承仕。

基于俞平伯与柳亚子关于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等探讨之深入，且柳亚子亦为太炎弟子，俞平伯遂有请柳亚子为其所藏《三经师手札》题跋之议。5月22日，柳亚子设宴颐和园万寿宫，为自己六十三岁生日“暖寿”，俞平伯、宋云彬等受邀参加。俞平伯即持《三经师手札》往之，路上，示诸同行众人。宋云彬当日日记称：

途中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致其先曾祖曲园先生函如干通，裱成册页，颇堪重视也。

次日，柳亚子即赋诗五首。其是日日记曰：“晨起为平伯题浙江三经师致曲园翁手札册页，成诗五首之多，颇得意。”此五首诗收入《磨剑室诗词集》题作《平伯先生长环夫人出所藏馀杭师暨戴子高孙仲容两先生上曲园翁笺札册页见示属为题诗敬赋》，分咏俞曲园、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俞平伯五人。诗曰：

吴门流寓曲园翁，身世随园有异同。籍著两家称弟子，先妣费太君讳漱芳，晚号德园老人，髫年时受业于同邑禊湖徐丸如女士，而女士母吴琼仙，则随园《湖楼请业图》中人也，故先妣于随园，可称三传弟子。余少游馀杭师之门，又实为曲园翁再传弟子云。缘悭一昔坐春风。颇闻谬论神狐祟，倘与微言伯定通。世传曲园翁典试某闱，为妖狐所祟，出题“君夫人阳货欲”，以是免职，余颇疑翁见清政不纲，不欲侧足焦原，故以微罪作归计耳。此与龚自珍答友人问“正大光明殿赋”官韵，谓是“长林丰草，禽兽居之”者，殆有相同之点云。更喜曾孙传慧业，刘樊仙侣酒边逢。

馀杭门下负传薪，敢与周吴竞德邻。谓周树人、吴检斋两先生也。贱子髫年惭受莂，本师晚节定完人。邹容墓草华泾宿，马叟书楼歇浦新。电稿沉沦征未得，不应天遣丧斯文。余年十七，读书上海爱国学社，始及馀杭师之门，与巴县先烈邹蔚丹讳容者相稔。馀杭著《驳康有为政见书》，巴县著《革命军》，余偕同邑蔡冶民姑丈、陶亚魂挚友，醵金付大同书局印行，二公以是重余。《苏报》案起，老贼吴敬恒告密，两公牵连入狱，犹以书勉励余，馀杭书有“庶使朱长孺、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积薪居上”云云，朱、陈并吾邑之明遗民也。馀杭判苦役三年，巴县两年，而巴县竟瘐死提篮桥西牢中。有言清虏实贿狱吏，以鸩毒毙之者，疑莫能详已！馀杭狱期满，孙先生在日本东京，遣同志龚炼百诣上海迓之，遂主《民报》社。辛亥革命以还，踪迹疏阔，芦沟桥抗战前后，闻与丹徒马相伯先生通电宣言，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余为拍案叫绝。惜求此电文十年，尚未入手，为遗憾耳！巴县殉后，亡友刘三为营葬华泾，今刘三亦久逝矣！

梦隐吾留第二图，戴君遗迹未模糊。此才合继杨秋室，家祭宁忘陆鉴湖。榷史南明应不朽，校书白下似追逋。思量温李徐钱傅，册载终怜旧业芜。子高有《梦隐图》。四十年前，顺德蔡寒琼为余缋《梦隐第二图》，余自题《金缕曲》一阕，颇沉痛，盖有天荒地老之感，不虞今日之翻身也！南明遗事，用正史体裁写订者，首为乌程温哂园之《南疆逸史》，而吴郡李瑶、六合徐鼒继之。李书名《南疆绎史》，盖得哂园残本，而窜改增补，实为点金成铁之作；徐书名《小腆纪传》，其命名颇恶劣，而书则后来居上也。其后元和钱绮、大兴傅以礼两人，一撰《南明书》，一撰《后明书》，似均未脱稿云。归安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若干首，存《秋室集》中。盖终胡清之世，温氏书只有传钞，绝无刻本。子高客南京官书局时，始得一钞本，加以校勘，丹黄狼藉，藏上海涵芬楼中，安阳谢刚主［国桢］撰《晚明史籍考》时，犹及见之，惜毁于倭寇“一·二八”淞沪之役矣！幸子高别录一副本，附以杨跋，寄赠傅节子［以礼］，后归吾友顺德邓秋枚［实］，始由国光书局铅印行世云。余少喜史学，颇以撰述《南明史》自任，蹉跎卌载，一事无成，弥深遗憾。曩在桂林，与挚友朱琴可［荫龙］，有修史之约，极盼琴可能早日北来，共襄盛业也！

大吕黄钟孙仲容，天图地碣辟鸿蒙。郑玄经术非吾恋，剧孟雄心喜汝同。未见柳车藏季布，早令海曲窜梁鸿。华夷大义春秋笔，皕稔留传在浙东。传馀杭出狱时，仲容曾与通问，署名荀羕，拟招馀杭居温州，以北海孙宾石自命，会馀杭已东渡，乃不果云。

生惭赐也善方人，羞说薰莸共一尘。胡广中庸能劝晋，延陵抗节抵成仁。目无馀子狂奴老，学有渊源家法新。感激温柔敦厚意，不辞着粪佛头频。昔贤言：“与公瑾对，如饮醇醪。”余见平伯先生，亦有此感，恒以温柔敦厚四字品目之，盖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矣！于长环夫人亦云。

5月28日，柳亚子生日，在萃华楼设宴庆贺。宋云彬是日日记：“傍晚赴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亚老今日生辰，至友七八人在萃华楼设宴庆贺，余亦参加。”次日，柳亚子复在中山公园设宴，答谢昨日前来祝贺之友朋。宋云彬是日日记曰：

中午，亚老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设宴答谢，偕同伯宁、剑行往……平伯所藏太炎手札已自亚老处取来，今日开始以打字纸复写，俾供参考也。

宋云彬治学论文，雅近太炎，且喜谈经，有“太炎迷”之称。所以当他看到太炎早年上曲园手札后，其心情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心生摹录之意。

宋云彬向柳亚子提出借阅此册页，估计是1949年5月28日在“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时，得允（宋云彬之所以未直接向俞平伯借阅，一则可能两人不甚熟稔，再者俞平伯对此极为珍视）。遂于29日“自亚老处取来”，始得“以打字纸覆写”也。据宋云彬日记，5月30日“覆写太炎手札两通”，6月5日“早起，覆写太炎手札数通”，6日“钞太炎手札三通”，7日“钞太炎手札数通”，10日“摹写太炎手札毕”。

俞平伯5月22日将《三经师手札》交给柳亚子，请题诗。十一天后即去信催问。此时该册页犹在宋云彬摹录之中。直至6月21日，该册页才通过叶圣陶还给俞平伯（至于宋云彬何时交还柳亚子，柳亚子何时送叶圣陶，或者宋云彬直接交给叶圣陶，皆因相关资料残缺或日记失载，无从考得）。俞平伯读了柳亚子题诗后，致函谢，函中称“于跋语结尾，并谂前日欣逢丈揽揆之辰”，知柳亚子落款处，必有提及生日云者。而此《三经师手札》之原件，之后便如空中黄鹤，杳无音讯矣。

宋云彬摹本仅摹录章太炎手札九通及其题识，并誊录吴承仕、俞平伯跋语等，于7月14日托汪君将之送琉璃厂裱画店裱成册页。

1950年5月5日，宋云彬好友王伯祥到北京出差。7日即来过访，宋氏出此册页示之。王伯祥“挟归寓所”，后有跋曰：

云彬治学论文，雅近馀杭章先生，而喜谈经方，亦时复玄契。二十年前，余与君接砚齐辉堂，共事丹铅，辄以“太炎迷”目之，相引为笑，不迕也。丁丑倭难作，君远走湘桂黔蜀之郊，所至宣力文教，阴为人民地，颇中当事之忌，违难香港者有年。迨北平解放，君又从海道间关入都，协赞新治乃退。然仍理故业，在出版总署任编审。余滞迹沪滨，与君暌离十馀载，不获一面，每涉昔游，时形梦寐而已。庚寅春杪，余以事北来，亟过访其京邸，欢然道故，见君舂容雅度，不减当年，而鬓毛异色矣。谈次，出斯册视余，君初入都时假诸平伯，手摹自存者。余挟归寓所，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未几，余以屏当移家，匆匆南旋，斯册留扃行笥，未及检还。秋深重来，复以尘事劳扰，遂尔寝阁。今理笥得之，顿触曩绪，不胜愧汗，爰志颠末归之。一弹指顷，岁逾一周矣，君不笑其疏慵犹昔乎？辛卯夏至后一日，巽斋王伯祥谨识。

所谓“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足见宋氏临摹时之敬畏，一丝不苟，无愧太炎粉丝之雅号。

王伯祥跋宋云彬摹本

由于太炎此九通书札、一篇题记暨俞平伯节录致吴承仕之函，并吴、俞跋语，皆未见刊载，亦未见他书征引，益不知经历各种运动后其原件是否尚存天壤。若原件无考，则此册页之价值，直可以“下真迹一等”视之。

黄宾虹《白沙诗意图》《湖山春晓图》

宋云彬与黄宾虹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三日两人共乘火车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之际，黄宾虹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在火车中，宋云彬与黄宾虹对坐，谈考古，谈历史，颇为愉快。宋云彬日记记曰：

余耳宾老名久，初未谋面，以意度之，必老态龙钟矣，而孰知竟不然。宾老为余言，平生不与人争名位，争权利，虽处逆境亦欣然自得。又谓望长寿必须胸襟扩大，即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也。余平生常以心胸阔大自诩，然不能忘名位，闻宾老言，不禁爽然自失矣。

黄宾虹平生心胸开阔，不与人争名夺利，为人也如此，作画也如此。其致族人黄树滋函曰：“张大千来此售画，每张定价法币二十万元；齐白石每尺方四万元，皆甚忙碌。鄙人只择人而与，非经知交介绍不动一笔，各纸铺包括荣宝斋来索者皆谢绝之，意留传精作，不与人争名利耳。”又《黄宾虹传艺录》记曰：“书画可贵，非决定于得名与获利之有无，而在于书画作者本身功力之强弱高下。所以得名与获利，非书画之目的，而急于求名与利，实为书画之害。”宋云彬之所以“爽然自失”，盖无法摆脱“名位”二字，此在日记中也偶有流露。

宋云彬所藏黄宾虹作品两件，一为《白沙诗意图》，水墨纸本，题识曰：“西风吹冷峡山云，红叶清溪点缀新。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陈白沙诗，黄宾虹画。”钤印：宾虹、黄宾公。

章太炎行书七言联

另一件为《湖山春晓图》，设色纸本，题识曰：“湖山春晓。以范华原笔意漫兴写之。云彬先生教正。黄山宾虹，甲午年九十又一。”钤印：黄宾虹、肖形印。甲午为一九五四年，据宋云彬十一月十日日记：“赴栖霞岭访黄宾虹，并索得山水一小幅。”又二十一日日记：“偕妻赴栖霞岭看黄宾虹，长谈，吃包角酪，味甚可口，京奕同去，乐不可支。”则其“索得”之小幅山水，当即为此件无疑。

章太炎《行书七言联》

藏品中有章太炎行书七言联一幅，联语曰：“腹中贮书一万卷，阶上行僮千户侯。”落款仅“章炳麟”三字，钤“章炳麟印”、“太炎”二印。上款“云彬属书”四字，实为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补题，且其书写风格亦模拟落款字迹。这其中必有故事。

我们知道，宋云彬对章太炎之崇拜，其来有自，据前《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所述可见大略。其在桂林时曾写过一篇《读〈訄书〉》：

我是喜欢翻翻旧书的，尤其喜欢读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言之有物，而文笔简练，起讫自在，不象一般写古文的，搭起了空架子，起承转合，而内容却空空如也。但在桂林，想买或者借一部《章氏丛书》是没有的；最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訄书》，慰情聊胜于无，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

比较难读的《訄书》，“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可见“太炎迷”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宋云彬在政论文章里，大都会评述太炎之革命功绩；在学术文章里，也大都会引用太炎的学说与观点来立论。

一九三六年六月，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因生前敬慕张苍水，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遗嘱葬西湖南屏山张苍水墓侧。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并发布国葬令：“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但因抗战爆发，国葬搁置，家人在南下逃难前，暂将其浮葬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一九三九年五月，宋云彬写了一篇《章太炎逝世三周年》：“太炎先生的故乡虽还被敌人占领着，太炎先生的灵柩还在苏州，没有正式举行国葬，但在持久抗战的政略下，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只要待失地收复，太炎先生的国葬，一定会在民众热烈欢腾的情绪下来举行的。”待到抗战胜利，内战又起，纷扰世界，无刻安宁，以致太炎灵柩迁葬南屏山一事，迄未有果。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夫人汤国梨为太炎先生安葬事，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访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宋云彬，不遇，“留条而去”；同时又数次相商于时任民进中央主席、教育部部长的太炎弟子马叙伦先生。

一九五四年九月，宋云彬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三日抵京，住华北招待所，十一时到北京饭店报到。宋云彬当日日记：

乘便看包达老，适沙文汉亦在座，与沙谈及章太炎安葬问题，沙谓可再与齐燕铭商谈，请齐向周总理请示，如周总理有所指示，则此事易办矣。

齐燕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也即在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称国务院，齐燕铭被任命为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且未及两月，又担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所以沙文汉有“请齐向周总理请示”语。

十日，宋云彬“致函马叙伦，为章太炎安葬问题”

（日记）。

十三日，宋云彬得马叙伦覆信。覆信曰：

云彬同志：

手示奉悉。敝躯自杭归后反复数四，近得小痊。承注感甚，谢谢。章太炎先生葬事，往年章夫人一再相商，得中央许拨张苍水墓近之地，惟章夫人期期于国葬名义，蹉跎迄今。现据教示，知仅在经费一节，并欲伦为进商，自当努力。弟恐近月总理无此暇日相晤，倘有机会，仍当请命。先此肃复，馀面不一。顺祝

健康。

马叙伦。一九五四年九月一二日。

宋云彬日记记曰：“马叙伦有覆信。……字如胡桃大，以日本白棉写成横幅，其意盖欲余付之裱装，留作纪念也。”此件今存，且已裱成横披。

在此之后的数月间，为章太炎改葬事，宋云彬颇为用力，其日记中亦多有记载。

十一月三十日：

前为章太炎葬事，致函齐燕铭，请中央电浙省人民政府，从速协助办理。今接二十七日齐燕铭复函，谓“来函敬悉。关于章太炎先生移葬杭州事，国务院秘书厅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华东行政委员会并浙江省人民政府，请即协助办理。望在杭就近查询”。

十二月二日：

赴图书馆，与阆声商谈章太炎改葬事。

三日：

上午写长信致沙文汉，言三事：……（二）章太炎改葬西湖，沙曾谓西湖为风景区，不宜造新坟，特为之解说。……下午赴图书馆，看阆声，示以致沙文汉信，阆声同意，遂付信差送去。

六日：

下午二时，赴文史馆，商讨章太炎葬事及文史馆新聘馆员、造报预算等事，张阆声、邵裴子均出席。

此事至此基本议定。期间，或亦有请陈叔通、沈钧儒二人助力者，陈叔通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致宋云彬函曰：

太炎先生安葬，除由全国委员会电杭送花圈外，并代夷初、衡山、弟三人送花圈。夷初又另电请公代致祭。弟顷与衡老商，我们两人亦请一并代理。至托至托。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先生举行了安葬仪式。并按照太炎先生生前遗愿，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

宋云彬当日的日记简略地记录了整个过程：

连日雨且寒，昨始放晴。

上午八时，同月涓及两小孩并携相机赴蒋庄，摄影四幅，即偕同马一浮、张阆声等赴章太炎墓地。

九时半，安葬典礼开始。马一浮主祭，余与田桓、汪东等六人陪祭。余代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致词。

下午，章夫人汤国梨来谢。

晚，省人民委员会宴请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同人及章夫人。

太炎先生安葬西湖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右侧，促成其事者以余之力为多，余别有记。

章夫人所谢者，可能就是这件补题上款之对联。汤国梨之所以要补题上款，可能也含有代表太炎先生之意。这对于“太炎迷”的宋云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礼物。而宋云彬所言“别有记”的文字，可惜未能发现。

两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宋云彬写了一篇《鲁迅和章太炎》，文中说道：

章太炎的遗体于前年迁葬西湖南屏山麓。今年春天，据说有人准备把他的遗体从坟里挖起来，迁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虽然被及时地制止了，但到现在还没栽上一枝树，以后能不能遂他生前的志愿，永远葬在民族英雄张苍水墓的旁边，还是一个问题。

此事盖针对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发费孝通《为西湖鸣不平》一文而作。宋云彬当日日记曰：

上午看《人民日报》，见第八版登了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为西湖鸣不平》。他讨厌西湖上的坟墓，说像个馒头，非常讨厌；又讨厌岳飞的塑像，说是个泥菩萨。他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但看问题不全面，而且经他这样一说，一般蓄意破坏西湖古迹风景的妄人如余森文之流倒振振有词了。想写篇短文来纠正他，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写不出。

打电话给振铎，问他看过费孝通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来得及看。……六点钟郑振铎来，同赴大同酒家吃饭。振铎刚刚陪周总理看了全国国画展览，周说：“今天费孝通那篇文章还不错，我也有同感。”又说：“此次杭州掘坟，我去电报叫他们恢复，但是忘记补充一句话，就是不一定要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就是著名的西湖挖墓掘坟风波。迁章太炎墓出西湖风景区的意见“虽然被及时地制止了”，但最终还是在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底，不幸而被言中，红卫兵将太炎先生墓夷为平地，且将遗体曝于荒野，棺木亦被劫走。直到一九八一年十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始捡回骨殖重新葬于原处，墓形亦如旧观。

张宗祥《深柳读书堂图》

宋云彬所藏书画中，有张宗祥作品五件，第一件是作于一九二八年的《草书陶渊明饮酒诗》，第二件是作于一九五四年的《行书八言联》，第三件是作于一九五五年的《孤山探梅图》，第四件是作于一九五六年的《行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扇面，最后一件是作于一九六一年的《深柳读书堂图》。

宋云彬与张宗祥都是海宁硖石镇人，通家姻好，虽然张宗祥年长宋云彬十五岁，但张宗祥称宋云彬为“姻丈”、“姻叔”，自称“姻晚”。自从宋云彬回浙江任职后，二人过从频繁。一九五八年九月，宋云彬到中华书局任职，二人之间则多以书信往还矣。

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华书局自东总布胡同十号院搬至西郊翠微路二号院办公，宋云彬随迁而往。十月十四日日记：“分配给我们住的是一幢小洋房，是从前东洋人盖的，我看了非常满意。”小楼旁有垂柳五株。十八日日记：“寄张阆声函。”想来是告以乔迁新居，并请作画以记之。十一月十三日日记：“张阆声寄来《深柳读书堂图》一幅。”

此画颇具雅致，高柳五株，环绕屋宇，有人端坐，读书其中，门前湖面悠悠，远山隐隐。画面右侧题识曰：

数枝杨柳弄春阳，小拟当年万柳堂。借问主人读何物，酒经花谱不寻常。辛丑秋，云彬姻丈来书，新居有柳五株，索拙画。作此应命，即请正之。冷僧，时年八十。

又曰：

书味浓于酒味，吟声间有棋声。谁种门前五柳，春明住个渊明。又题六言一章，酒与棋皆云丈所嗜，必当笑纳此诗。

按，宋云彬是喜欢陶渊明的，曾写过很多篇关于陶渊明的文章。且集陶句成联，并请人书之。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日记：

余尝集句索徐生翁书联，早已书就，在施伯侯处。今日携回。联句为“学非称师，文取指达”（颜延之《陶徵士诔》），“勤靡馀劳，心有常闲”（陶渊明《自祭文》）。

今徐生翁所书之对联未见，却另有张宗祥书于是年夏五内容相同的一件。宋云彬一九六三年的日记名为《深柳读书堂日记》，盖亦有本焉。其元旦读《陶渊明集》，且集得“地为罕人远，时还读我书”一联。

张宗祥为作书画五件，两件录陶诗，一件集陶句，一件绘五柳，多少可见宋云彬心中之仰慕与追求了。

四、保存之曲折历程

根据宋云彬日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华书局内部开始陆续有小字报出现。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登载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下午才有动员报告，“说大字报也可以贴”。十六日，工作队入住。八月六日，革委会成立，工作队撤销。九日，广播听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十日，出现题为《我们要造反》的大字报，金灿然、马宗霍、陈乃乾即被戴帽游行。自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八月十八日晚间，中华书局红卫兵一伙到宋云彬住处批斗、抄家，命宋云彬夫妇跪搓衣板，并剃阴阳头。同时将宋云彬所藏字画、折扇、书籍等撕扯，遍地抛掷、践踏（今存奚冈《石湖记游图》上有许多脚印，即当时所为）。劫后，宋云彬将残存的，还有保留价值的字画—即本《图录》所收录的各项—重新收拾，另为珍藏。

一九七九年四月，宋云彬逝世后，此批书画由其孙宋京其保存。一九八〇年三联书店为出版《宋云彬杂文集》，范用先生听闻此批书画犹在，特意叮嘱宋京其要妥善保存。同年九月，宋京其离京赴合肥求学，翠微路家里便无人居住。临行前，宋京其将这批字画取出，寄存到朋友家中，留下的只是画册、木板水印画等。而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便有盗贼光顾，专门撬开存放字画的箱子，盗走画册与木板水印画。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经此之后，宋京其更是不敢将字画存放在自己家，而是辗转存放在三个朋友和亲属处，直到二〇〇〇年搬入安保措施较好的新居，才将之取回。

宋云彬日记里记载过的有些字画，可能已经毁于被抄家的那个夜晚（如有黄宾虹题“敦皇隋大业高僧智果功德画”签条一件，但原画已不知去向）；而现存中有些扇面被撕裂，有些字画被踩踏，也都成为了那个疯狂的年代最好的见证。

五、附友朋书札

据宋云彬日记统计，其一生所收友朋书札，如果不损失，其量必颇为可观。“文革”期间，书札在抄家时被抄走，按照抄家者在书札上留下的编号，抄走的应该在四百通以上，“文革”后归还的只有近一百通而已，也只是劫后残馀了，其时间大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一九六六年六月之间。今选取陈叔通三通、叶熙春一通、张宗祥九通、邵力子二通、马一浮一通、马叙伦一通、柳亚子一通、王伯祥一通、叶圣陶十八通、陈乃乾一通、胡愈之一通、丰子恺八通、张惠衣一通、徐调孚一通、俞振飞一通、沈从文一通、许志行四通、聂绀弩一通、廖梦醒一通等十九人五十通，附于《图录》之末。

这些书札，其所涉人物众多，内容广泛，如柳亚子自曝情感事、胡愈之约请编辑华侨教科书、叶圣陶约请编审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邵力子提倡之吞蝌蚪避孕事、汉字简化问题之讨论、俞振飞因剧本改写要突出“主题思想”之焦虑、沈从文以服饰形制论《南齐书》“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句中“析”字、张宗祥点校《国榷》之稿酬标准问题，以及若干人事请托与工作安排等，不一而足，蕴藏史料，极为丰富。

兹将这批字画、信札汇编成《宋云彬旧藏书画图录》，分书画、扇面、信札三部分，每一部分下大致依作者生年先后编次。相信读者在欣赏其艺术造境之同时，必能读出隐藏在其身后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所承载的时代命运与历史沧桑。

此文起草于乙未年中元节，时客吉林通化。阅兵日归，复得兆虎、庆江二君为觅资料，考索过程遂如鱼获水。虽每日整理俱至午夜，然心情舒畅，为近年作文所未有也。八月朔，个厂识于仰顾山房。

原载《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