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送给郑天挺先生一面题着“北大舵手”四个大字的锦旗，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受到如此殊荣的北大人。当时向达等教授也致函郑先生，希望郑先生“以北大为重”，“仍秉七七事变之精神，一切以保全学校为先”。所谓“七七事变之精神”，即郑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坚守岗位，苦撑危城，保全学校，保护师生之精神。后来北大与清华、南开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复迁昆明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三校师生践行刚毅坚卓之校训，秉持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弦歌不辍。郑天挺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所见所闻，内容充实，巨细靡遗，为我们铺展了长篇画卷，把读者带入到真实的历史现场。
一、“辞却了五朝宫阙”
郑先生父亲郑叔忱，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奉天府丞兼学政；1903年回京，任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相当于教务长）。郑先生于1917—1920年，就读于北大国学门。1924—1927年，北大教书。1930年重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1933年12月出任北大秘书长，负责校务行政与总务。
1937年七七事变之际，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开会，次日文学院长胡适离平南下。未几，学校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学生也陆续返乡，郑先生后来回忆说：“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1940年8月31日日记）至于在校学生，郑先生决定每人发给二十元做盘缠，使南下或返乡，确保安全离校。至7月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直到10月底，郑先生始收到南下专款，即亲自登门，将之分送到还在北平的每一位教授家中，告以天津接头地址，敦促南下。
11月17日，郑先生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周濯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赴天津。当天，钱稻孙从北平赶来，力劝郑先生留下，谓郑先生一走，北大要垮，郑先生当即严词拒绝。郑先生从天津乘轮船到香港，再经广西辗转到长沙。而钱稻孙，后来则作了伪北大校长。时湖南《力报》载《沦陷后之平津》一文，详述当时各校情形，谓郑先生“支柱艰危，如孤臣孽子，忍辱负重”云云，对郑先生不畏艰险、苦撑危局且富于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赞赏。
二、筹办蒙自分校事务
郑先生于1937年12月24日抵长沙，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惜时局变化太快，1938年1月10日顾毓琇告之，临时大学决定再迁昆明。不久，北大校务会议报告迁滇并设驻滇办事处，又以郑先生司总务，郑先生本想借“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任常委，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郑先生2月15日离长沙，3月1日抵昆明。由于校舍不足，联大文法学院要暂设蒙自，由郑先生与清华王明之、南开杨石先负责筹办。
3月17日，郑先生抵达蒙自。之后即拜谒蒙自县长、商会会长，商校舍、保安诸事宜；又为教职员及家眷寻住处；还要与包饭商人、理发商人商议包饭、理发之标准与价格，一时未能商定，因“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抑或“商人欺我辈乎”？至于校舍，租借蒙自海关与东方汇理银行地面，加盖或改建。4月1日校舍竣工，11日、15日学生分两批到蒙自，即为布置床位，不意16日一早即有二十多个学生来见，“陈宿舍事”。而教职员宿舍，采取抽签法，但郑先生“弃权，俟与后来者到齐同抽。此事纷纭三日矣，惟一己私利是视，吾深耻之”。直到5月2日，才与最后几位教授抽签分宿舍，郑先生得歌胪士洋行五号房。同住楼上还有闻一多等十几位先生，其中闻先生埋首学问，据说除了上课、吃饭，从不轻易下楼，饭后教授们时常相约外出散步，闻先生总是不去，郑先生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起来，即以“何妨一下楼主人”作为闻先生的雅号。
文法学院设在蒙自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肯定是郑先生联大时期比较幸福的一段岁月。学院进入正轨后，郑先生除了读书、备课、讲授、作文外，时常得与陈寅恪、钱穆、罗常培、陈岱孙、魏建功、朱自清、汤用彤、陈雪屏、邱大年、罗庸、姚从吾、邵循正等远足郊游，探讨学问，常去的地方是菘岛，如5月22日日记：“九时冒大雨至菘岛，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画图中人也。近岛，见从吾张伞、宾四戴笠在前，择路而趣，余又为看画图者矣。”此一节文字，让人读来有一种莫名的惬意。
三、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
北大文科研究所是北京大学所设文史哲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机构，其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历史与考古、文学与语言、哲学等领域，较重要的学术活动有参加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工作并整理所获居延汉简，成绩卓著，影响很大。
七七事变后，文科研究所中断业务。据郑先生1939年5月27日日记，傅斯年到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自任所长，并请郑先生出任副所长。之所以设副所长，是因为傅斯年主要工作是在史语所，郑先生之副所长，即今日所谓之常务副所长是也。31日，郑先生与傅斯年、杨振声、汤用彤、叶公超、罗常培、姚从吾同到校长蒋梦麟家，商谈恢复事宜，郑先生日记：“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6月12日，北大召开教务会议，郑先生“报告研究所恢复事宜”。次日，《申报》即刊发《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研究生七八月两次举行》消息；同时公布《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该办法对招生名额、考生资格、考试方式、修业待遇、考期时间等都作了详细说明。
任继愈后来在回忆这段学习时，曾说：“当时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师生们共同租用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三号。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的副所长，罗莘田先生戏称，我们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当时同学周法高是罗先生的研究生，周戏编了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不大工稳，在同学中流传。”足见当时风气。
为研究生之培养，郑先生等倾其全力，如1940年11月27日，“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迁李庄的目的是依托史语所的研究条件，为研究生能够有更多的图书资料可以利用；12月20日，又拟以祝胡适五十寿辰之名，“请在美诸友向国外捐款五万至十万美金，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设专任导师”，对于“不愿任课之学者，如寅恪、宾四、觉明诸公，皆延主指导”。1941年，郑先生与罗常培还专程到四川李庄，了解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的学习情况。
就在联大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王明、杨志玖、任继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高华年、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魏明经、王达津、胡庆钩、阎文儒、李荣、殷焕先、方龄贵等，成为后来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或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四、“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郑先生身为北大秘书长，在蒙自又与杨石先、王明之共同筹办文法学院，其出色的才干，先人后己的精神，为人称道，定然也传到梅贻琦耳中。
1939年年底，时任联大总务长为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沈履（茀斋），因接受四川大学教务长之聘，将辞职。郑先生12月9日日记：“遇沈茀斋，茀斋应四川大学教务长之聘，请辞联大总务长，谓继任之选无逾于余，力辞之。茀斋去，再向孟邻师陈其不可。呜呼！吾日夜继晷，读犹不足，安有馀暇事此哉？”但是此后，校内多有传出郑先生将任总务长之呼声。1940年1月8日，汤用彤劝之勿就，理由是“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郑先生以为“此语确有远见”。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便条
不意次日，联大召开第一三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出席者：蒋梦麟、梅贻琦、沈履、查良钊、吴有训、王明之、杨振声、黄钰生、陈序经、施嘉炀、冯友兰、樊际昌。其“决议事项”第八条曰：“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之后数日，郑先生力辞不就，多方联络，及至1月15日与梅贻琦一函，谓“余之不就并未谦让，亦非规避，尤非鸣高”，同时将总务长聘书璧还。16日，联大召开第一三三次常务委员会，其“决议事项”第五条曰：“郑天挺先生函请收回总务长成命，应由本会同人一致前往敦劝，务请郑先生勿再推辞，即日就职，共荷艰巨。”是日晚间，梅贻琦还专门与郑先生一函，曰：“毅生吾兄：……联大总务长非兄莫属。昨日一函，想已送达，万祈勿更推却。昨与石先约于明日十时到校，由弟陪至教处，与诸同人会晤。足下如亦能于明日上午来校，则同人之振奋更当何如！拜恳拜恳。顺颂晚安！弟贻琦，十六晚。”且杨振声也告之，谓常委会诸人“定明日下午四时来寓敦劝”云。
17日上午，郑先生先行入校，拟先与梅贻琦商量，可惜梅贻琦未来，遇见潘光旦，“请其转达余下午来晤，不烦枉驾之意”。下午两点，郑先生复入校，本以为潘光旦已转述给诸人矣，不意等到五点后，查良钊、沈履才找到郑先生，且谓诸人都在他的住处等了一个多小时。待到郑先生回到住处，发现有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所留一条，上书“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八字。
18日，北大同事傅斯年、杨振声、汤用彤、罗常培、陈雪屏、吴大猷、江泽涵、饶毓泰等皆以私人情谊，劝郑先生以不就为宜。但到20日，傅斯年、杨振声以三校合作为由，又劝之出任，盖“恐余若不就总务长，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21日，周炳琳、查良钊、杨振声又劝之就任总务长，“以免引起校际间之磨擦，影响合作局面”，周炳琳还说，“止好牺牲个人，维持合作”。
其时正遇春节期间，诸人皆有时间探讨。而梅贻琦屡向蒋梦麟催促郑先生任职，为维持三校合作之局面，蒋梦麟也只好允之。2月9日，蒋梦麟命郑先生“任至本年夏，以免发生误会”，郑先生“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为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能不作一牺牲”。是晚，郑先生与汤用彤聊天，汤用彤建议：“就职之先应先定政策，或全不管，或则雷厉风行，万不可依违两可。”及至2月24日，郑先生与梅贻琦商定“后日就职”。就职后即面临买米、发薪诸杂事，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1942年9月30日，吴有训在一次联大会议上说，“自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长莫不为众矢之的”，而“联大独为例外”，因郑先生“以德称也”。郑先生感慨道：“余待罪此职忽将三年，幸赖全校之优容，得免陨越，乌足以言以德胜哉！”本来说好只做半年的总务长，却做到了联大的结束。
五、“警报”声里的教学与生活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城遭遇的空袭，其次数与惨状，是我们后人所无法想象的。郑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记录下每一次警报的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实为抗战史研究的珍贵资料。(www.xing528.com)
凡遇空袭，一般先有警报，听到空袭警报后迅速躲避，俗称“跑警报”。民谣曰：“预行警报，穿衣戴帽。空袭警报，出门就跑。紧急警报，心惊肉跳。解除警报，哈哈大笑。”空袭警报一响，全城人民基本都往城外跑去，一般都是躲在有坟堆的山岗间，因那些地方有树荫遮蔽，适合藏身。郑先生1940年10月13日记下了联大遭到日寇飞机轰炸事，最为详细：“询知新舍无恙，师范学院被炸，月涵寓亦毁。遂入城，岔至师范学院，见雪屏所居之楼尚存，登之，已洞见星宿。遇啸咸，知其室未毁。转至前院，办公室全毁，惟馀椽柱。男生宿舍及勉仲所居，虽椽柱亦倾折不存，惟瓦砾一堆而已。”而26日日记：“勉强越公路线，喘甚，乃缓步行。忽闻枪声，余谓试枪耳，既而续作，知敌机至，急仰卧于田中。稻已割而馀梗犹在，污且湿，不暇顾。见一机冒白烟向东遁，四五机自北来俯而逐之，一时枪声杂作，但无炸弹声。约五分钟而远而微，乃起，偻伛而行，复闻复卧，如是者四。知其声息远去，始沿田塍北行。自逃避警报以来，无如今日之狼狈者，亦无如今日之仓迫者。”除了投弹，还有机枪扫射。呜呼！路人皆成活靶子矣。以至于出现“连日阴雨，今忽开朗，莫不惴惴于敌机来袭”（1941年3月6日）之心态。
郑先生日记里也记载了自己两次未跑的经历，一次是1939年12月17日：“忽传外间揭预行警报白旗，全所皇皇。余十一时须入校授课，或劝余勿往，婉谢之。入校，遇霖之于途，亦邀同出北门，复谢之。至校，诸生均在，述松山战后之明清和议，迄下课而警报未鸣。归所途中白旗已撤，幸未他避，否则何以对诸生哉？”“全所皇皇”四字，可谓人之常情，被折磨的不只是肉体，更是精神。学生都不顾安危，坚守在教师，若教师先“他避”了，则真“何以对诸生哉”？还有一次是1941年12月25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空袭警报，余不能起避，莘田遂亦不走，相伴而谈。此真舍生命以维交情者也，古人生死交情不过是也。”这次是因为郑先生病倒了，无力走避，也看出了朋友之间的交情（莘田即罗常培，与郑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
六、物价飞涨下的清贫与坚守
郑先生自任联大总务长以来，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层出不穷，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诸端，均须参与。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如何正常的发放工资，如何合理的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如1941年1月21日某次米贴之核算：“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
知也。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记录，对当时教授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1943年3月17日，郑先生为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将棉袍一件，托罗庸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5月18日：“近来本市物价上涨，情形异常险恶，六年以来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现状已近崩溃，前途更难设想。”以至于9月1日到校发现工资犹未发放，郑先生勃然大怒：“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
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给报纸写应景文字，郑先生1944年1月7日：“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是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士人操守。
七、“维持全校，弥缝三校”
西南联大曾编辑过《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对郑先生的描述：“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由于郑先生为人谦逊，生前从未谈过自己对北大和西南联大之贡献，而他人的回忆文章也很少具体叙及。任继愈《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说：“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我们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他八年来的函件、文件时，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但这份回忆也只是结论，没有具体的事件。
通过日记，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有时因触及一些教授利益而被误解，但郑先生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如1941年2月21日，拟将北大靛花巷宿舍迁移到才盛街，多人反对，郑先生说：“余又何能以三数人便利之故，而虚耗校款，况以三数人者余亦在内乎？……故自学校立场言之，余不能不力劝同人迁居于校，实为未忠于友，亦不能诤也。”如1942年9月9日，联大校务会议决议“自十月起教职员每人发房贴一百元，以后宿舍用费由住宿同人自理”，之所以如此处理，因为住宿舍的情况非常复杂，“雪屏以为总务处必大挨骂；岱孙以为凡识大体者必同情，挨骂可不顾；召亭谓数字如此之惊人，值得考虑。上星期常委会原则上已通过，今日更在校务会议讨论。三日来此事已遍传学校，住宿舍诸同人多表反对。然余自谓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终获大家之赞成。
有些事虽不属于总务处职责，郑先生也敢于担当，如1940年9月2日，因梅贻琦不在学校，“今日公文财务，余虽未奉命，皆代行，恐其停顿也”。10月14日师范学院被炸，“余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将学生衣物设法移之郊外图书馆，书箱即刻装车，送之龙头村”。1941年3月18日，“昨日为学生贷金事不能入梦。此事本无预总务处，然勉仲入渝，逵羽新归，雪屏代理，若不代筹善策，一旦溃决，恐难收拾”，提出两条处理方案，得陈雪屏、梅贻琦同意，即“电部请示”。1942年9月16日，公米储销处通知停止供给公米，“此事本属训导处，而勉仲三日未入校，与子坚访求附属学校校舍，不得已越而代命”。诸事皆站在联大全局立场上考虑，其间个人所承受之压力，可想而知。
至于调解教授之间、职员之间的误会纠纷，劝阻教授辞职，消除一些教授不利于学校团结的言行，日记中也多有记载，如1941年3月30日，蒋梦麟校长司机老徐与邻家女仆发生口角，引发出了的众教授与蒋太太之间矛盾（实际是对蒋梦麟不满所致）的逐渐升级，郑先生日记：“若以数教授之力而不能去一车夫，则成何体统。”但是蒋太太坚决不同意辞退，曰：“苟学校必斥革之者，私家当仍用之，不复支学校工资。”郑先生以为，“若学校去之，而私人用之，将益生纷隙”，又谓“近来北大多事极矣，余每事弥缝”，此事前后数月，终得平息。1942年3月6日，郑先生与梅贻琦收罗常培来信，拟在喜洲多留两周，调查语言，请校中补助。但此事非校方安排，稽留两周之课业，委之他人，造成矛盾。最后以郑先生代罗常培正式请假，属个人行为，目的是“一以弥缝此事，俾后来选课者可由今甫签字；二以稍息外间烦言，表示与上次入川不同；三以示尊重职责”。对于此两人事，郑先生亦绝不徇私。
1940年5月24日，汤用彤与郑先生谈及北大之前途，不胜忧虑，“言间颇以公正相奖许，谓此或许尚是一点维系力”。郑先生则说：“但得常以公正事学校，以事师长，以事同人，吾意足矣。”正因为郑先生凡事出于公心，处处调停，“维持全校，弥缝三校”，所以得到了北大教授和联大教授的认可与赞许。应该说，西南联大能够维持运转，团结合作，郑先生作出了极大贡献。
八、“不敢以怨”之痛
读罢郑先生日记，再联系到其前后的人生境遇，让人感受到郑先生这个人，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悲苦中度过的，实在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不过郑先生性格坚毅，胸怀广阔，能在坚忍中度过一切苦厄。
郑先生七岁父丧；八岁母亡，同年其姐、二弟夭折，遂与三弟寄养到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1921年8月，在北京与周稚眉结婚。在之后九年间，于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较为稳定的生活。可惜1937年2月27日，周稚眉因手术失败辞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三岁）。未几而卢沟桥衅起，11月17日郑先生强忍悲痛，抛家别子，离平赴长沙。
郑天挺1946年7月14日日记
1938年7月26日，对郑先生成长最为重要的表兄张耀曾不幸病逝。8月23日，郑先生自昆明出发，借道海防、香港返上海，亲自为料理后事。当时从昆明与郑先生一起赴上海的，也有回北平看望家人的；而郑先生处理好表兄之丧事后，径回昆明，并未回北平看望一下一年多未见的五个幼小子女，必有不得已之处，令人唏嘘！
在日记里，郑先生对于父、母、妻子的生日、祭日，每次都登记。其对妻子的思念，可谓触处皆是。看到梅花，会想起，因为郑夫人另字䒕梅；吃到扬州风味，会想起夫人之手艺；喝酒打牌过了头，会想起夫人之告诫；听闻其他女眷吵架，就忆及夫人之处世原则……1942年2月21日：“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这种思念，似已内化为一种精神，一种执念。
除了对妻子的思念外，对五个孩子的挂念，那更是随处可见。遇到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有记录。其有两句诗，“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先后提到三次。1946年7月7日：“余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1943年8月14日，郑先生长女郑雯经过千辛万苦，只身一人自北平抵达昆明。郑先生对她的关心与照顾，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人看着都感到非常的温暖。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
郑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截止于1946年7月14日：“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每每读到此处，其中“两次登榻，三次倚枕”、“弥增悔痛”、“天乎！命乎！”、“余固不敢以怨也”、“大风雷雨，灯灭就寝”数语，都不禁动容。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写道：“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1946年7月6日：“雯、晏两儿生日，上供。雯在沪，未及还，殊念之。”回家，回家。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这种锥心之痛，比起九年前的丧妻之痛，更是绝望！
郑先生此后的日子如何，心境如何，我们很难知道。郑先生性格中有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之意志，故其内心之痛苦，更是他人无从感觉得到的。但长女郑雯之丧，对郑先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五年后的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所谓“新生”，就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写照了。
郑先生曾说：“大抵君子立身，禀之天性者半，得之于圣哲遗训者亦半，尤要者在师友之砥砺。”此种认识，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互相搭台，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尤为重要。而其学问人品、办事才干与负责精神，亦足以当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所记录下的，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往事，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原载《光明日报》2019年1月19日，题作“郑天挺：为民族保存文化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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